2014年,周华诚发起“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之后,创作出版了一系列与农耕、江南生活美学主题相关的书籍。


“父亲的水稻田”,原本这是一件为父母、为村庄而做的事。从第一年开始,邀请生活在城市的人和我一起,走进家乡的农田,感受春种秋收,记录农耕生活。到现在,这件事已经做了十年了。


因为这片田,很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浙江西部的小山村,我们互称为稻友,因一株株水稻而结缘。曾经安静的村庄热闹起来。


因为这片田,连接起了曾经断裂的城市和农村,也让我更理解以土地为生的父亲;让更多人在体验传统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在感知土地的意义。


一、消失的犁耙


这个叫五联的村庄,是浙江与江西交界的常山县天马街道的一个行政村,也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我就在村小学读书。每天清晨,我们穿过稻田,过一条河,爬一道山岭,走三四里路去上学。后来我去了离村子三十里路远的镇子上读初中。再后来,我到了离家六百里的杭州读书。


我从这里走出去,从村庄到镇子再到城市。我长大的过程,就是离村庄越来越远的过程。


我的父亲,周全仔是一个农民,他种了一辈子的田。五联的田埂规模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辽远阔大,但是一丘丘水田高低错落,简杂有致,是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样貌。我们这里的农民,像我父亲那样,历来是以种田为业。


记得小时候,每个暑假,我都要帮家里人下田、干农活,那对小孩子来说,简直是苦不堪言。当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几乎快吃不消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下田!


咬咬牙,继续干。但心里知道了,一定要努力读书。所以,我们读书的目的也只有一个:离开稻田。


村庄里的少年,学习成绩好的,考上了大学,成了城里人,再也不回来了;学习成绩不好的,没考上好大学,就进城打工去。


自从我在杭州工作,居住在村庄的父母便成为我与乡村唯一的纽带。


2013年回村看望父母时,我发现自己熟悉的乡村正在飞快逝去:老家的田地大多数都抛荒了,长草了;人们的脸上也渐渐没有了往日的恬静。为了挣钱,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力,都进城市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村民劳作。


能种田的人少了,会种田的人也少了。那年冬天,父亲带我去寻找村中的犁田佬。


应中良,从十八岁开始扶犁耕田,在2013年的冬天,放弃了他操持一辈子的手艺。我去他家中,才知道这个65岁的犁田佬,刚刚卖掉了他的四头耕牛。留下的几件家什,犁、耙、耖,被堆弃在空置的牛栏里,已经积上了一层灰。


从分田到户开始,一年又一年,应中良是村庄里种田农户最缺不得的人:从每年3月尾巴上,准备打秧田开始,他就要赶着他的牛,在一丘又一丘水田里来来往往。犁田,耙田,耖田,人牛密切合作,共同把一百多亩稻田深翻细耕、耙碎整平。人和牛的日子总是排得满满的。一直要到农历六月,才能有稍事喘息的时间。


像应中良这样的犁田佬,那时有四五十人。最辉煌的时候,应中良养了六头牛,上过我们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找到马岳云的时候,他正在田里做事。这是一个中年汉子,有一张因长年劳作而被晒黑的面孔。他脸上的皱纹也已很深。马岳云说,现如今,只要有点本事、有点力气,人都情愿进城去打工,就算是做粗工,也比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强。


一年又一年,马岳云没有离开村庄,因为他有个智障的儿子,他没办法离开家和别人一样进城去打工。他只能依靠犁田这一门手艺过日子,以便闲暇时能更多地照顾到家里。


犁田的价格,从最早的一亩八元钱开始,一路涨到七十元、一百元,2013年的价格是二百四十元。一年中,马岳云最多能耕一百二十亩田。算下来,耕田的年收入,不到三万元。


而养牛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除了耕田,还要放牛。对牛的照料,一天都不能落下。


在我家边上,还有一个外号叫“老虎”的村民,曾经也是一个犁田佬。他头戴斗笠,身着蓑衣,肩负犁铧,与大牛小牛一起行走在烟雨朦胧的田间小道上。这是我记忆中诗词的意境。可惜,这样的场景,现在已经从这个村庄消失了。


与场景同时消失的还有村里的牛。


种田的人日渐减少,我们这个村庄的犁田佬也变得资源过剩。于是,很多原先的犁田佬开始放弃这一行当。


他们把一头耕牛卖给牛贩子,能换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牛贩子把牛杀了,卖肉。村子里的几十头耕牛,绝大多数都卖到了牛贩子手中。


应中良原本想让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回村,把耕田这门手艺传给他,同时,也把自己的四头耕牛交给儿子,但是儿子不答应。最后,他只好把牛卖给了牛贩子。最小的牛崽不到一岁也只得交给牛贩子宰杀、卖肉。


马岳云的这头耕牛,跟了他十几年,他舍不得卖。


“下一代再没有人会犁田了!”


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全村就再也没有耕牛了,也不会再有人耕田了,沉重的犁、耙、耖再也没有人拿得起了。



二、父亲的水稻田


于是,我决定回家种田,发起了一个名叫“父亲的水稻田”项目:花一年时间来全程记录父亲在老家用古法种植生态水稻的过程,并邀请城市人和他一起到父亲的水稻田里体验插秧、耘田、收割。


让我没想到的是,居然反响很大。我把“父亲的水稻田”的大米价格,定在三十元一斤。我一直认为,正是农耕劳作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估,才会让农民离开土地。


三十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报,还有一些别的“附加值”:比如,通过网络分享稻田全程种植记录,一起见证从一粒种子到一捧大米的过程;分享水稻和农具的相关知识;还有一张父亲亲笔签名的“我们的水稻田”明信片。


对于预订十斤以上的支持者,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水稻田感受插秧、收割,二十斤以上则还能分享粮食烧酒。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种田项目上线两个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大家订完了。那些支持者来自全国各地,南到海南海口,北到东北三省,西到贵州遵义,东到东海之滨,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


种田,就这样开始了。早春时候,我带上女儿,和父亲一起去田里用锄头翻地。这块田是“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实施地,面积不大,只有不到四亩。我也跟在耕田佬后面,拍他怎么犁、耙、耖,采访记录写了十几页。


我想跟父亲一起种田,去重新体验身为农人的劳作,想把父亲怎么种水稻的这个过程细细记录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得上对即将消逝的农耕的挽留。


在种田的同时,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我陪父亲一起种田,想让更多的城市人关注我们的土地,也想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水稻是怎么生长的,大米是怎么来的。


这个公众号里推送的东西,都得跟稻田、农村、植物、土地和我们的生活有关。这里有一份都市人对于农村的情怀与守望,也是对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达。


▲周全仔。


一年又一年,我们的水稻生长得很好,几百位参与者和支持者都能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获知水稻的生长和农事的劳作情况。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召集过一次次插秧、收割活动。年幼的孩子跟随大人一起,来到我们的稻田,与土地亲密接触,体验劳作的价值与美好。


现在,人们捧着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有时间从手机里抽身出来,去与土地来一次亲密的接触,与大地发生更多的联结。


“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我个人的一项村庄记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重要的一点,还能让大家重新认识到劳动的价值。


像我父亲这样的农民,他可以把田种得非常好,但是耕作的价值却得不到体现。


父亲曾经也有过跳出农门的想法,但是一辈子,终究没有跳出去,农事和生活的界限是难以分清的。


所以到我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让我走出村子,扔掉锄头棒。他靠着种田将我们培养出来送到城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农民而骄傲。


我觉得这是农民的普遍心理状态。没人会认为农民是匠人,哪怕各行各业都有,做手工艺的人都变成非遗传承人,但种田却很少有人认可。


我希望通过“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去重新看待劳动,重新看待乡村,重新看待农业价值。



三、农耕里的哲学


从耕田、备种、催芽、播种,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扬花,再到成熟、收割,父亲遵循着一辈一辈农民传下来的古法,种着水稻。自己用温暖的大缸给种子催芽,春天里来播种,秧苗长好了去插秧,田里有了杂草人工耘田,有了虫害用最少量、无残留的药水治虫,夏天去灌溉,等水稻成熟了用镰刀去收割,用打稻筒脱粒……


古法种植水稻,也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种田方式。这些劳作的方式里连接着一种传统农耕文化,它可以是精耕细作,可以是应时而耕,也可以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生活美学。


藏在农耕里的哲学需要一些仪式来展现,比如插秧的时候,弯着腰,跟土地连接,你才能体会到脚踩在泥土里的感觉,体会到充满劳累的劳作会给人身体上带来什么。


耘田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它担负着扶苗、除草、松泥、拔稗、均匀肥料等诸多任务。通过耘田的工作,促使水稻苗茁壮生长。


耘田也是父亲教给我的诸多活计里的一样。父亲说,两腿叉开,我把两腿叉开,踩在禾苗的间隔里。在我的两脚之间有两行禾苗,父亲弯下腰,让我学着做:他把手掌弯成耙状,把每一棵禾苗四周的田土耙一遍。我照做了。


俯身向禾苗,这是对水稻一种恭敬的态度。当我偶尔抬头,每每发现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远远的绿色的稻田中间,只有父亲和母亲俯身的背影,那么低,一直隐到禾苗的绿色中去。后来我居然看到,有的地方耘田还有跪着的。双膝跪在禾苗中间,一边耘田,一边前行。


每到插秧时节,我都会召唤稻友参与劳作。借着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见识一下水稻。这样,孩子们也就知道,水稻在土地上是什么样子。


▲周华诚和孩子们插秧。


从来没下过田的小女孩,因为感到“脚踩泥浆不舒服”不肯下田,然而不一会儿就在大人的带领下慢慢探下脚去。也有小朋友感到插秧又累又热,所以发出“农民伯伯很辛苦”的感慨。虽然秧苗插得“差强人意”,但活动的目的达到了,年轻人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美好,并明白了“饭是怎么来的”。


如果不是到田里,我们是不能理解脍炙人口的《插秧偈》中“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哲学。如果不是到田里,我们也不能理解传统文化中“一日不作,百日不食”的道理。


等到收获季节时,稻友们又如期而至。他们扛出沉重的打稻机,在父亲讲授收割注意事项和安全事宜后,一起用镰刀割稻。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父亲教到:大概要七八株稻子合为一个稻把,这样稻把的大小,宜于脱粒;一个稻把割好,在田里放平时,用稻叶顺势卷一卷,这样方便搂稻把操作;一个稻把与另一个稻把,交叉相叠,形成稻堆,这样也方便打稻机拉到稻堆跟前……


真要说起来,这里头学问就太多了,每一处细节,都值得讲究。即便是割稻时一个手势,稻穗向上举或向下垂,一个稻把摊平落地的轻或重,都可以显出你对于这稻谷的态度。稻穗向上举,稻把容易弄乱,而向下垂,一根根稻穗可以井井有条;稻把落地时,若力量太大,很可能把成熟的谷粒震落田中,无谓浪费,轻轻放下,则可避免这样的损失……


不过,我也发现来参与收割的朋友们,因为技术不过关经常是割一把,就落下好几穗在田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父亲等大家散了,在田间细心地拾稻穗。只有农人才真正知道——粒粒皆辛苦。


父亲俯身拾稻穗的身影,一下打动我。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收割过后的田间,在打过稻谷的稻草堆里,细细搜寻一株一株被遗落的稻穗。我相信拾穗的人其实是在弯腰向土地致谢。


“秧、稻、谷、米”的演绎,在大地上年复一年,漫漫无尽。从插秧到收获,这几个月的劳作历程,让我们看到一粒稻谷的生命历程。对农耕文化敬仰的种子,希望能在孩子们的心中落地发芽。


在参加项目前,稻友们对下雨这件事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有一年,我将稻田被淹的照片发到微信上,每天都有十多位朋友留言,问雨停了吗,问水退去了吗,问秧苗还有救吗,问如果真的被淹坏了要怎么挽救。


如果真的被淹坏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挽救的。只有拔了,重插。花费了人力不说,还耽误了时节。


庄稼,是耽误不得几天的。种田这件事,跟老天总是关系紧密。


父亲每天都会听天气预报,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关注着天气变化。阴晴雨雪,牵动着每一个农人的心。


有一年,天气预报说会有一场大的阵雨。他担心大雨把秧地冲毁,傍晚,天色都黑了,他又去田里,用薄膜在秧上覆了一层,弄到很晚才回家。


与天气的战争,要这样一直延续。直到稻谷收割,晒干,收进仓库。雨多了,要涝;晴久了,太晒;持续阴雨,不利于水稻的生长;哪怕是丰收了,即将收割,连日阴雨,也会让稻子来不及收获,在地里发芽。


以前,我在乡下生活,常听到农人把一句话挂在嘴上,“谢天谢地”。种了田,才真正知道“天”和“地”对农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四、三十回乡


在经营“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一年后,我从工作多年的《杭州日报》离职。这出乎许多人意料,尤其是我的父亲。


他很不理解,一开始我跟他说我要回家种田。他说好不容易出去了,怎么还回来种田,一点钱都没有。他会说,我最好不要跟村里人说没有工作,不然他们会觉得你在城里待不下去。


一开始,父亲不理解我的回乡,就像我之前不理解父亲的进城一样。


刚到杭州的两三年,我要把父母接到城市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住了两三天就不习惯了。他住不惯高楼,也不喜欢城市里的平淡人情。他无事可做,整天发呆,他说这样下去人都要变傻了。


尤其是我母亲,她会对着窗户、门口发呆。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们为什么待不住?他们说家里几只鸡或者家里还有点儿田,或者还有种下的番薯要挖了等等,总之是有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我们离开了乡村,父母也没必要再继续留在乡村,那时,我觉得乡村是可以被抛弃的。更何况,大米、蔬菜,在城市里花一点儿钱都能买到。


等到我回乡后,我才知道,种了一辈子田的父亲,是离不开他的土地。父亲是有土地情结的。他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现在退休了,还有两千元的退休工资可以领。可是,他的身份终究还是农民,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看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荒了,长草了,比谁都着急。


种田之后,我回老家的频率大大增多。从杭州开车回老家,路上要三个小时。原先两个月左右才回一趟老家,种上水稻以后,我几乎每半个月就要回家一趟,有时一个多星期就回去,向父亲了解农事的要点。

▲田间。


我也逐渐明白乡村生活可能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我在田里的时候,开始感受到那种宁静、那种自在状态。那是与城市里快节奏工作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与城市所强调的高效快速不同,作物的生长有其时节,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也不行,具有一种缓慢的力量。


因为开始种田,抛却城市的浮躁,我在简单的劳作中体会到久违的宁静。在田里干活,拿着锄头一下一下去锄地,然后出一身汗,哪怕很累,晚上回到家里,也很舒服。因为这是农民一天的劳动,就像我自己写作一样,你认真地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内心也很充实。我觉得这个是父亲劳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会让一个人感受到很幸福。


我开始理解父亲,父亲也开始理解了我。


当我慢慢带领很多人回到乡村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请教他开始叫他校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价值感被激发出来。他会在三四十个人面前,教他们犁田、耙田、插秧、收割。


“父亲的水稻田”已经十年了,一些城市稻友开始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缓慢的力量,有的人开始画画,很多人开始写作,有十几位稻友出了自己的书。


“父亲的水稻田”不仅滋养了一些漂泊城市的心灵,也吸引着对农村有同样情怀的人回来。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当初“不切实际”又带着“天真”的想法,加上许许多多天遥地远的朋友们的精神鼓励与实际支持,使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来。当然,我很庆幸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了。我为此感到自豪。


我常和参加劳作的稻友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两块水稻田,一块在地上,一块在人的心里;我们在土地上种的是粮食,在心里种的是文化。这种文化是来自传统农耕文化的重新表达和重新传播。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 (ID:farmercomcn),总策划:何兰生,总监制:王一民,监制:施维、冯克、张凤云,统筹:周涵维,口述:周华诚,整理:刘自艰、张震宇,编辑:刘自艰,美编:刘念,出品:农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