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再回首”，敲下这行字时耳畔便响起姜育恒的那首老歌——《再回首》，“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我心依旧……”
一直以来，我们寻觅的都是一些轻而微小的日常，保持着脉动栏目组的初衷，关注大背景下那些不易被人发觉的小人物的故事，发现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并试图在普通人的朴实中挖掘真实。
我们探索世间冷暖，观察人生百态，在这场关乎人性温度的问答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没有特定的答案。跌宕起伏的人生是回答，烟火与诗意并存的生活也是回答，最为重要的是对流逝的岁月的问候，对平凡生活里的人情味的收藏。
“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
新年伊始，不觉旬日已去。沿着农民日报脉动栏目组记者的足迹回望2023年所经途中遇到的“风景”，或欣喜、或遗憾、或感慨、或反思。
2024年，我们依旧在路上，不曾停歇。
一、即使有人不再执着于理想
2023年冬天，我去了陕西省丹凤县，去见矿工诗人陈年喜。
因为村庄整体搬迁，陈年喜一家从村里搬到了县城居住。县城沿丹江而建，在重重叠叠的大山中，江边的平地格外珍贵。于是，县城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建在一条主干道两边，整个县城细长地绵延。
我和陈年喜沿着丹江散步。在来之前，我读陈年喜的诗歌，发现他很喜欢白色的意象，霜白、雪白、月白、杏花白……陈年喜说，老家山村叫峡河，河边有大片芦苇。说不准，这喜欢就根源于故乡的一片芦花白。陈年喜说：“渺小、茫茫、洁白，乃生命真色，如头上华发。”
199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为了挣钱，陈年喜匆匆告别一岁半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去秦岭深处的金矿做架子车工，开始了矿工生涯。几经努力，陈年喜成为一名收入高，但也非常危险的巷道爆破工。具体工作是在矿山深处用钻机和炸药不断炸开山体，从碎裂的岩石中判断继续爆破的可能和潜在危险——“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银锡铁镍铜”。2020年春天，陈年喜确诊为尘肺病。
他曾写了一个四川人杨在，“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他认识的人中，前后有十多个死于矿难。
在生活的重压下，写诗，是陈年喜的一个出口。
往前追溯，在2023年的夏天，我去了石家庄，去见陈直，一个爱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
为了专心读哲学，陈直辍学，然后辗转各地打工。为了争取更多的读书时间，他甚至只打零工，挣够租房、吃饭的钱就行。生活过得极度贫穷，周围人嘲笑他、亲朋好友不理解他。
我好奇他为什么喜欢读哲学，他说因为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真理性的知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即便不读哲学了，也应该读点别的书。如果单纯就是打工赚钱的话，我的个体本身就太缺乏价值了。”
后工业化时代，很多人困顿于个体价值的虚无，读哲学，是陈直的一种挣扎。
再往前，在万物复苏的早春，我采访了著名作家范稳，这位作家说他的偶像是海明威。他之所以远走云南、西藏，多次经历生死险情，是因为作家梦让他坚信，他这样少不更事、经历苍白的“愣头青”必须行万里路，饱尝风霜雪雨，阅尽天下风情，才可有笔下的锦绣文章。
还有一心要与石头对话的汉白玉雕大师刘鹏、在乡村寻找另一种可能的当代艺术策展人左靖、让乡村老人洗上热水澡的隆全明……
2023年，我采访了很多“陌生人”，人海茫茫，生活中，这些人大概不会与我有交集。与这些人交谈，我常常意识到，虽然很多人已不谈理想，但支撑他们的，分明还是心底有那么一道光。
最近在看蔡崇达的《皮囊》，其中《母亲的房子》读完不能释怀。作者的父亲在结婚时承诺给妻子的房子一直没有建完，在父亲瘫痪期间以及去世后，母亲固执地建完了这座半年后可能就要拆掉的房子。分明还欠着外债、瘫痪的父亲还等着医药费、得让孩子们吃“不明来路”的菜叶……为什么要“乱花钱”？母亲说：“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
希望我们心中都有那么一道光、建一座那样的房子，让自己开心，更让自己这辈子都有家可回。
二、上路就有奇遇
读书的时候，因为没有正当和频繁的理由去认识陌生人，只能通过图书馆去了解那些过去的人和事，所以我特别信奉一句话：“如果有足够的好奇心，就可以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但慢慢地，我开始有一些审美上的疲劳，想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产生一点关联。后来我做了记者，以结识陌生人和挖掘故事为主业。
但好的故事是自动等在那里的吗？我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找到它呢？
在一线采访时，有时会寻求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但这又让我们在感受到便利的同时，有些许不自由。总是担心会不会看到的是对方想让我看到的，听到的是对方想让我听到的。在去云南会泽采访县中教育的选题前，我通过做功课发现，一方面会泽均衡教育的模式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与之相伴的，是网络上大量对会泽教育不过是翻版衡水中学的指责。成功的经验当然值得大书特书，但我对天然“圆满”的故事本能地抱有一种警惕，我想去回应争议，想去了解争议背后的真实样貌。
到了会泽，当地行政部门人员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没和我谈及太深。我非常理解，毕竟作为一个曾经的贫困县，他们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是一种小心翼翼呵护的态度，而且当地的教育模式正处于成长期，经受不起任何风雨。我看到了这个筚路蓝缕的过程，并决定用一种昂扬的色调去书写。但是稿子里还是得有真实的人，高中三年的真实经历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永远希望自己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和完整人格的青年，而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必定要经历热血、磨砺、挣扎与重生。
采访的最后一天，我和陪同的工作人员简单吃过晚饭互相道别后，我迅速跃上一辆出租车，跟师傅说，“我要去会泽一中”。我要自己去学校的门口看看——就算不能进去，但周围的小商小贩也会对这所中学有所了解吧，我要赌一把试试，我要自己去发现人！
但到了之后有点失望——门卫不让进，周围的小商小贩也很警惕，不愿意跟我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多说什么。我不死心，继续在学校门口溜达，后来看到一个女生在校门口拍照，便上去跟她搭讪。皇天不负有心人，她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而且有着可遇不可求的坦诚，还时不时脱口而出一些“金句”：“虽然学校管得很严，但我们就是在规则的缝隙里晒太阳的人。”
她让我了解到在会泽中学度过高中三年到底是怎样一种感受，她们自己对母校就是翻版衡水中学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们聊得很投机，我都忘记或者说不忍心拿出录音笔，因为任何微小的，游离于这个交谈本身的动作都是对这场对话的亵渎，我们就这么在夜色中站着聊了三个小时。
回到宾馆后，我兴奋地睡不着。有人说，做新闻的人是赌徒，通常赌完身上最后一分钱离场。甚至有时要把外衣脱了押在桌上，赤膊再来一局。而我，这次赌赢了。如果不是这次上路，就不会有这次不期而遇，如果不是这次上路，就不会得到一个这么好的故事。当我对上路这件事着迷后，我很难不像一个饥渴而又天真的人类学家那样，拿着录音笔不停地奔向田野。
三、再见，还会再见
上学时有老师曾说，对于要研究的群体，没有同理心就很难进入，但只有共情则难有学问。当记者以后，我发现写论文时的同情、理解，进而研究，使我单向地选择和走近研究对象。当我真正面对农民时，我和他们之间是一种“双向奔赴”，而且多数时候是他们在成全我。
过去的一年，采访和生活一样，都是急匆匆的。有时是出于采访主题的新闻性而急匆匆地找落点，有时则因为时间关系而急匆匆地采访。因为急匆匆，所以有些农民是以前接触过的，或者是可以集中“输出”的。不论是哪一种，善良的他们都会极力配合我。尤其是当我说需要拍几张照片时，尽管他们面对镜头时有些羞涩，甚至有些无所适从，但还是会在我的引导下，积极地配合着。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事的话：“采访这件事，本就是仰仗着陌生人的慈悲。”
“多去看看农民，多替农民吆喝吆喝，有些牲口没受过的累他们都受了。”出差前，家里人除了叮嘱，还有寄托。可是我深知绝大多数稿子并不能给农民带来什么，直接受益者是又完成了一项工作的我，我们的见面甚至还会耽误他们干活。
采访记了四十几年账本的沈怀德时，为了不误农活不负我，他天不亮就起来认真手写前一天我随意提出的几个问题；在黄瓜大棚里采访瑞霞的时候，她嘴里说着“没事”“不耽误”，但还是不经意间就去掐几下瓜秧上的须子；在同心实验学校采访已被拆除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负责人王德志时，我说了句报社曾为这所学校捐助过爱心宣传栏，他饭没吃完就满校园找……
采访时我时不时会为他们说出符合主题的“金句”而暗自窃喜，也会在结束采访后饱食一顿然后看点综艺犒劳一下自己，当然也曾因为采访不顺利而焦虑不已。不论怎么样，完成一篇稿件后，他们便成为过去式，至少短时间内不会在通讯录中被翻到。在进入下一篇稿件后，我又要去“打扰”新的农民。我一篇又一篇地写，主题在变，采访对象也在变，但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沈怀德在我走后要喂鸡喂鸭喂鸽子；瑞霞目送我走远时拔腿就跑回去盖大棚；王德志要清点一下送到学校里的大包，那些大包，他在酷暑中、在暴雨前扛了一下午。
面对农民，除了完成工作上的采访，于我而言，我还要更多地思考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会沿着读书时的习惯，不能只做抒情者，尤其是只有悲悯的抒情者。但我也要时不时回过头来，用最基本的情感去记得善良的他们。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为不同的主题又联系他们，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又要再见了。”
四、要“看见”
电影《一代宗师》里曾提到武学有三个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2023年，一次次带着选题任务上路，感受到做好这种报道的难度，并不比练就一个绝世高手容易很多。就像武者要经过千锤百炼，一名记者的成长也要经历百转千回的“困”与“悟”。所以看到这句台词时，我的震撼正来源于过去一年这一路上的思考与感悟。
在遇到的困境中，“见自己”是我感受到的第一层。以往我们常会讨论，在一篇优秀的深度报道作品中，记者应该将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好像表达的观点多了，新闻稿件就会有失客观，参与少了，又会变得流于表面。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篇稿子注定要与记者本人产生某种相关，那么我们该向读者传达什么。
行走乡土大地，三农记者的立场和天然属性是“为农民说话”。在我们笔下的这方“天地”里，“农民”是绝对的主角。我们询问他们的境遇，书写他们的故事，但很多时候，我们未必真的“看见”了他们。
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一次采访。那次的主题是“艺术家与手工制衣者”，我约到了曾经帮助西海固妇女，把西北刺绣鞋垫做成艺术品卖到国际展览上的独立艺术家文芳。艺术家与农村妇女，听上去并不搭界，但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常和她们聊天，会讲起城市里的婚恋现象、两性关系，甚至聊到了很多女性主义的话题。
“那她们听得懂吗？”我很自然地问了一句，但文芳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刻睁大了眼睛很兴奋地纠正了我。她说，她们不仅听得懂，能理解，还能信手拈来地开玩笑，这些没上过几天学，一生围着锅台转的女性们，“她们的语言是你想不到的生动鲜活。”后来，她对我说，“你有分别心。”
也许是因为佛教徒的身份，文芳的话总像偈语一样令人回味。但这件事也打开了我心里的另一层启示，那就是要“见天地”——作为记者，要看到自我之外更大的世界，看见自己的局限与渺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带着固有思维和有色眼镜，发现人物、事物真实的一面。
在参禅这件事情上，我想起《红楼梦》里曾有一回，林黛玉问贾宝玉，“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我想，如果有人这样问作为记者的我，那么我一定会回答，记者的至贵至坚之处就在于，在冷峻的制度与道理间，他们总要保留一份温度，在诡谲多变的人性里，他们总能释放一份热情。而这份纯粹又温热的心境，让我们最终可以无限接近真相，“看见”众生。
“世间的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在赴约下一个采访对象时，我想这样提醒自己：要“看见”眼前这个人，因为他的命运，也与你有关。
五、奔赴第一现场
有朋友开玩笑地说“似乎哪里受灾，哪里就有你。”整理去年的采访照片时，我发现朋友说得并没有错。洪水过境后的泥泞，地震后倒塌的房屋以及灾难中的小农，当我划过一张张照片，我的思绪又回到那一次次奔赴现场的采访中。
去年，台风“杜苏芮”席卷京津冀地区。我从微博上看到一个博主的分享，内容是“中国农大在涿州有个实验农场，有朋友在那边做葡萄育苗工作；朋友说农场也遭灾了，周边交通全部中断，有些项目研究成果毁于一旦。现在顾不上别的，农场所有人都组织起来救人……”
我认为有必要去涿州实验场，呈现出较为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全景视角报道所在现场的城市、村庄、救援工作、灾民心理等情况。
开车从村里去涿州实验场，我看到路上残留着不少树枝和泥浆，村里大部分还有积水。车往前开，我也不知道路况如何，前面是否有洼地、水到底多深。只能等着大车经过，跟在他们后面才驶出村庄。
在村里，我看到穿着雨鞋的村民正在整理家里被淹物品。准备下车采访时，车门刚一打开，那从泥浆中泛起的臭味扑面而来，让我忍不住想吐。但看看村民，他们一边忍受着臭味，一边默默地收拾着家里的物品、冲洗着泥浆。
因涉水过村，泥浆粘在车上，伴随了我一周的采访。返程时，河北下起了暴雨，仍没有冲刷掉车上粘的泥土和难闻的味道。这些是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的。
在现场，我的采访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再是以往的座谈会、一对一的交流。我住在涿州实验场这个临时安置点，每天和转移而来的受灾群众一起排队用餐，一日三餐都吃着一个菜：土豆炖豆角。因为饮用水受到污染，有时候我们还出现了水土不服拉肚子的情况。
我的采访经常发生在排队打饭时，发生在洗漱间，发生在受灾第一现场的试验田里。很多时候，在现场是一种态度。村民知道我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后，他们的问题会变得多一些：被淹的玉米地怎么办？还能补种吗？他们会觉得你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不一样，问题很细致。
离开涿州的时候，国道两边的村庄还在排水，田里的积水还未退去。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村民孟祥青说的“6亩地全淹了，今年收成肯定不行。但房子没问题、人没事儿，其他的，可以从头再来。”
从第一篇《水困涿州农业实验场时》到《五常大水后》再到《震后重建的“团结村”》，我跑去现场，完全及时、深度的报道，为的是将第一现场的内容带给读者，在众声喧嚣中发出理性的声音。
六、藏在角落里的故事
小时候有个习惯，喜欢蹲在墙角，后背抵在墙上，用自己的体温将凉凉的墙面一点点捂热。蹲累了就坐着，坐累了就贴着墙面站着，前仰后合，不管自己怎么折腾，后背的墙面总会是纹丝不动的，总能带给我一丝安全感。
蹲在墙角干什么呢？看书、吃零食、发呆，这些都是常规性的操作，最有意思的是在角落里我总能发现一些稀奇的事儿。比如窗外的树，小区的物业管理员把它的轮廓修剪成一簇火焰的样子，可蹲在墙角向外看去，那团火焰却分明变成一条嘴巴向上的金鱼；比如我在家中从未看到过蜘蛛，可在角落里却能发现薄薄一层的蛛网，以此证明我与其他生物共存于相同的空间；比如我把房间翻个底儿掉都没能找到的发卡，不经意间一瞥发现它好好地躺在角落里。
角落总会带给我惊喜，慢慢地我也习惯主动去观察那些站在角落里的人或物，去发现并挖掘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故事。
2023年4月，天气慢慢变暖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吉林。此次前去主要是为了完成对东北地区春耕情况的采访，在村书记的带领以及帮助下，采访开展得十分顺利。任务完成准备打道回府的那天，我在村子里闲逛，目光越过一排矮矮的土墙看到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老人，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她却好似不怕晒一样埋着头专注着自己手里的活。
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她，她看到我倒也不惊讶，笑眯眯地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不等我先询问，她自顾自地打开了“话匣子”。从去年村里谁家地里的庄稼遭了灾，到今年谁家洒的玉米种子最多，再到村里年轻人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她们这些“老家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人听她讲话了，她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我也由最初的站着听变成了蹲在角落里听。
没有丝毫不耐烦，相反我很享受听老人讲她自己的故事。准确的说，每一次采访我都更想听听这些站在角落里的人的想法，他们的故事朴实无华，但恰恰是这份朴实里面藏着难能可贵的真实。
9月，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我来到湖北，去了解黄冈市浠水县成立首个村级义务消防队的故事。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因果，这支义务消防队之所以能够成立，要从村中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五保户老人家中意外失火说起。两天时间里，我从七八个受访对象那里了解到很多信息，采访接近尾声时，我提出想去当年的失火点看看的想法。
坐上村干部的车，沿着乡间狭窄且崎岖不平的路走了好一会儿，我终于看到那间远离村委会、坐落在胡同一角的房子。家中失火后，老人被安排进镇上的养老院，这间曾经历过大火的房子被村干部们简单的翻新了一下，可即使这样仍难掩火灾掠过的痕迹。
待在角落里的房子不会说话，可主动接近之后才发现它也有声响。眼见为实之前我想象不出当年火灾的场景，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支义务消防队迎难而上，直到触摸到藏在角落里的房子，我才做到了感同身受。
儿时蹲在角落，让我发现未知、找回所失，让我明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事物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而如今我依然蹲在角落，找寻那些藏在其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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