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是，一部文艺片卖了2亿多的票房。
坏消息是，大家都没看懂。
这部叫做《河边的错误》的电影看上去太冷峻了，探案、凶杀、癫狂。但它仍然吸引了关注度，大概是因为主演有朱一龙，路演的过程中有“网红”作家余华。
很多人甚至是因为“余华原著改编”几个字被吸引进入了影院，但他们也因此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作家——
“潦草小狗讲段子那么逗，电影怎么拍得这么吓人。”
对于《河边的错误》来说，改编电影和原著本身，就像一次微妙的错位。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九五年，南方小镇的河边，一个名叫幺四婆婆的养鹅老妇被柴刀砍断了脖子，刑警马哲进入这场凶杀案的调查，案发现场的线索指向了幺四婆婆收养的一个疯子。
电影“反类型”的时刻出现了。
在马哲查案的过程中，四个路过案发现场的路人被牵扯进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被这场案件改写了命运。
一个小男孩最先发现了尸体，可惜没人相信他说的话，爸爸还给了他一个大逼兜。
紧接着，马哲在现场捡到了一个女士皮包，包里装着一盒磁带。
磁带里的女声对一个名叫“宏”的男人诉说着什么，跟着这个声音，马哲找到了住在火车铁道旁的会计钱玲。“宏”是钱玲的地下情人、一位诗人王宏（有趣的是，诗人是莫西子诗扮演的），他们在搞婚外恋，约好了在河边私会。
王宏在案发当天的河边，见到了一个留着“大波浪”发型的女人。
拿着“大波浪”的线索，马哲又找到了厂里的理发师许亮。这个许亮面色很古怪，一上来就如释重负般地说道：你们终于找我了。似乎很想被捉拿归案似的。
许亮是个异装癖男人，八年前因为“流氓罪”坐过牢。马哲的调查再一次曝光了他的边缘身份，间接导致他社会性死亡。
在自杀未遂被马哲抢救之后，许亮送给马哲一面“救死扶伤”的锦旗，走之前还强调了一句“挂着，不许摘啊”。几分钟后，许亮从楼顶一跃而下，以一种无间道经典镜头的方式死在了马哲的车顶——看似道谢，实则是用死亡表达自己悲壮的愤怒。
王宏也离奇死在河边，最后，连最早目击过凶杀现场的小男孩也被疯子一砖头拍死了。
于是马哲的理性彻底垮掉。
在他的癫狂的幻觉中，他拼凑出了杀人案的原貌：幺四婆婆和收养的疯子维持着性虐待的关系，婆婆教疯子如何用鞭子打在自己的身上。疯子对伤害和杀人的界限逐渐模糊，在河边杀掉了前来和钱玲诀别的王宏，又杀掉了目击现场的小男孩。马哲在幻想中，用四颗子弹杀死了法律无法制裁的疯子。
就当马哲打算自首的时候，局长告诉马哲，他并没有杀任何人。马哲反而还因为捉拿疯子拿了魂牵梦绕的“三等功”。马哲怀孕的妻子也生下了孩子，但那是一个有10%智力缺陷可能的孩子。在影片的结尾，这个婴儿做出了和疯子在河边一模一样的动作。
命运的衔尾蛇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人。
看完电影的观众，电影院的灯还没亮就开始在网上找答案了。
马哲到底有没有三等功？疯子到底有没有被打死？马哲的孩子到底是诞生了还是流产了？孩子到底是不是智力缺陷？马哲的孩子是疯子吗？幺四婆婆影射的是马哲妻子的老年吗？......
一百个影评人有一百种阅读理解的答案，观众拿着答案看都看不明白真相到底是什么。
找不到答案是正常的，这部电影强调的就是反逻辑、反类型、反常识，就像所有的阅读理解都没有标准答案。
在视听语言和作者表达上，这部电影达到了中国文艺片的优秀水平。16mm的胶片粗颗粒拉满，精准的90年代布景，连朱一龙身上那件皮夹克，都是道具师买来收藏的90年代日本古着。坐在影院里，几乎都能嗅到南方水汽，以及老刑警连续失眠后身上的烟油味和头油味。
其实最简单的线索似乎就藏在开头——
一个带着刑警帽子的小男孩在一栋老房子里捉迷藏，他拿着玩具枪在走廊里寻找，接连打开了三扇门，门后都是空空荡荡。打开走廊尽头的那扇门之后，是烂尾楼的断壁，再往前一步就会踏空摔死。
这个小男孩指代的就是马哲。在探案的过程中，连续找到三个证人都不是凶手，反而让自己的道德与理性一点点坍塌，他发现了世界唯一的真相：人类无法与荒谬无常的命运作抵抗。
在这部电影的扉页就是加缪的一段话：
“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
这样一部诘屈聱牙的电影，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只会有三个字的评价：看不懂。
那么，这是一次成功的改编吗？
至少在余华官方的回答中，这部电影是成功的，他甚至称赞朱一龙是一位艺术家，称赞导演魏书钧跨越了当年张艺谋都差点掉进去的陷阱（张艺谋当年改编《河边的错误》未遂，于是转手拍了《活着》）。
但如果大家非要过分解读这部电影，那么余华一定会这样回答：海明威说过，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他们不象征任何东西。
毕竟改编电影不是翻译一本书。导演魏书钧说，余华的原著小说是一个足够成熟的苹果，“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学小说，已经可以阅读、可以观赏，有它的结构，包括它的哲思都已经完整了。”而改编电影的过程，更像是这个苹果再次掉到地上，人们再种出一个新的苹果。
那么原著长什么样子？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在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彼时他还不是那个写出《活着》的余华，他是“先锋五虎”（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中的余华。
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文学”，指的是一小群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家，创作一系列边缘的禁忌题材，反叛背离传统。先锋派作家通过破坏传统认知秩序，建立自身的主体性，擅长玩的就是支离破碎的叙事游戏。他们总是受到加缪、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的影响。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阅读《河边的错误》，你会惊喜地发现，《活着》之前的余华是一个冷酷前卫的文字杀手。这种感觉就像隔壁和蔼慈祥的二大爷，20多岁时其实是朋克乐队主唱。
肖华摄影集《我们那一代》
朱一龙表演马哲的参照物就是余华的这张照片
在原著中，所有人物都处在一种怪异游离的状态之中，就像AI假装扮演的地球人。
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小男孩，见到马哲便开始装模作样地叹气，抱怨大人们不相信他说河边有一个人头，然后再学着大人的样子发现自己并没有手表。
幺四婆婆与疯子之间的母子SM关系也更加露骨诡异。
她还说：“他这么大了，还要吃奶。我不愿意他就打我，后来没办法就让他吸几下，可他把我的奶头咬了下来。”说起这些，她脸上居然没有痛苦之色。
后来幺四婆婆告诉他们：“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钱玲的原型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她在河边丢失了一个发夹，当马哲按照流程问询她时，她竟慌张地开始哭泣。
王宏的原型是一个常去河边的男人，目击者小男孩说他经常去河边走路。当马哲找到他之后，他没来由地开始愤怒。接下来又承认自己确实在河边看到了一颗人头，马哲问他为何不早点和公安说，他的理由是：“我不怕，但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
许亮的原型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他面色苍白，马哲一找到他，他便幽怨地如泣如诉：“我等了你们半个月”“我天天都在盼着你们来”。
所以凶手是他吗？当然不是。
只是即便他说自己不是，在那个年代也没人会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人们只希望审判，所以还不如早早认罪节省时间。但可惜所有证据都能证明，案发当天他就在家里，余华早期反逻辑的黑色幽默就这么诞生了。
当疯子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许亮竟然吓得服药自杀，因为“我知道你们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我的怀疑”“我从来都不相信别人会相信我”。
当疯子给小镇献上第三颗人头（目击者小男孩）时，整座小镇的群众陷入了对疯子的巨大恐慌。一个人在街上喊了一声“疯子回来了”，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熄灯闭户。
马哲崩溃了，于是他一枪杀了这个法律无法制裁的疯子，公安局长责骂他疯了。于是局长和马哲妻子想了个办法：只要证明马哲也是个疯子，马哲就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了。
最后，马哲在精神医生一遍一遍的询问中，终于也开始答非所问了。局长和马哲妻子终于欣慰地松了口气。
所以电影和原著之间的区别，既幽微又巨大。故事的外壳是相似的，内里却黑白分明。
电影更像是一场指向社会边缘人（性虐待者、婚外恋者、异装癖）的大清算，他们怀揣着不同的秘密而死，他们被当作异端清除，疯子就是那把刀。
而原著没有如此明确的因果逻辑。受害者的死亡是命运天马行空的点兵点将，它带你去向哪里，你就飘到哪里。小镇荒谬怪诞，人人自危的氛围，是某种特定的时代创伤痕迹。
我们无法谈论这次改编是否成功，只能说对余华早期的先锋短篇而言，这次改编远不够先锋，也愿不够疯。
大多数人对余华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中国最会写苦难的人”的标签上。
《活着》《兄弟》《许三观卖血记》算得上是余华作品在民间最普及的三座大山，但余华之所以和其他作家不同，在于他从未正面铺陈过苦难。血肉、贫穷、饥饿，总会狡黠地会心一笑，当你来不及闪躲的时候，苦难毫无预期地砸到脸上。
就像许三观和村民们一直相信着，只要肚子里喝饱了八碗水，那自己卖掉的两碗血就被水“稀释”了，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占到血头的便宜。只要卖完血吃一盘炒猪肝、喝一壶黄酒，血液在身体里就会像井水一样再冒出来。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家五口人饿得只能躺在炕上用睡觉捱饿，许三观用嘴给妻子和儿子们“炒菜”，在米汤都喝不到的日子里，他用语言给全家人“炒”出了红烧肉。
在文革时期，妻子许玉兰作为“陪斗”被挂上了妓女的牌子，被剃了阴阳头，许三观给她送饭时，悄悄把菜藏在白米饭下面。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余华，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活着。
活着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着”，是这片土地的生存哲学，是四平八稳地苟下去，迎接命运的大耳刮子。
但比起伟大的90年代余华，我更喜欢怪诞的80年代余华。
那是一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变态杀手，他的文字不带任何温度，却能让人被巨大寒冷的压抑感牢牢攥住咽喉。这就是余华早期的“零度写作”风格：抽离了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以极度的冷静克制，描写社会的混沌和人性的暴力。
和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苦难叙事不同，早期的先锋作家余华长着另一张冷峻的脸，像一个拿着手术刀的优美刽子手，无差别解剖每一个角色。
他的语句锋利，比喻荒诞前卫，对人体、器官、血液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有人曾经统计过，在余华早期的8部短篇小说里，非自然死亡的人数高达29人。
这是作家年轻时留下的短暂眩目的怪奇物语。
在《现实一种》中，一家人像带着面具的尸体，动物般互相撕咬后相继死去。
有一对名叫山岗和山峰的兄弟，他们衰老的母亲每天散发着尸体腐烂的气味，“胃里好像要长出青苔”。
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学着父亲平时家暴母亲的样子虐待自己的堂弟，也就是山峰的幼子。随后皮皮把堂弟在院子里活生生摔死了，地上留下了一大滩明晃晃的鲜血。
山峰回家之后，要给自己的儿子报仇。兄弟二人大打一架之后，山峰的要求是“让皮皮把地上的血舔干净”。正在皮皮舔血的时候，山峰一脚将皮皮踹到空中去，皮皮也死了。于是又轮到了山岗向山峰复仇。
山岗把山峰绑在了树桩上，在他的脚底板抹上了炖烂的猪肉泥，又找来了一条饥饿的小狗，来舔舐山峰脚底的肉泥——山峰爆破出两张铝片刮在一起的尖锐笑声，竟然活生生笑断了脖子。
一个月后，杀人偿命，山岗被执行死刑。山峰的妻子为了报复山岗，签了一份器官捐献协议书，盼望着仇人的尸体被医生们瓜分的情景。
果然，医生们把山岗像一扇猪一样切割开来。“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分布着小红点”。
胸外科医生打开胸膛，取走了肺、胃、肾脏；眼科医生取走了一颗眼球；口腔科医生锯掉了下颌骨；泌尿科医生取走了睾丸。
黑色幽默的时刻到来了：泌尿科医生取走的睾丸，被移植在了一个年轻人的下体，后来他的妻子很快便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山峰的妻子万万没有想到，她成全了山岗，他后继有人了。
在《古典爱情》中，才子佳人变成了电锯惊魂。
柳生第一次赶考的路上遇到了小姐惠，对佳人念念不忘，等到再一年赶考，重回小姐的深宅大院时，却发现只剩下废墟。等到三年后再赶考的时候，城里已经变成了阴间的样子：人们撅着屁股，像羊一样在地上啃食青草和树根。
来到客栈，柳生才发现饭桌上的荤腥都是“菜人”，也就是现宰的人肉。柳生来到后厨，案板上躺着的竟然就是自己惦念的小姐惠，她的一条大腿已经被厨子的斧头剁掉了，碎肉在大腿连接处异常刺眼。
“柳生行至屋内，见一女子仰躺在地，头发散乱，一条腿劫后余生，微微弯曲，另一条腿已消失，断处血肉模糊......柳生站立起来，走出屋门，走入酒店的厨房。此刻一个人正在割小姐断腿上的肉。那条腿已被割得支离破碎。”
于是柳生掏出了小姐当年送给自己的盘缠，赎回了小姐的那条断腿，又用一把利刃，快速地刺死了小姐，帮助她痛快地结束生命。
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主人公是一个不记得自己的名字的傻子，不管别人叫他什么，他都会答应。只有药店的陈先生教导他：你有名字，叫来发。
村子里的孩子们都欺负他，作弄他，当他的爹。直到有一天，傻子在街上看到一只流浪狗实在可怜，给了它半块馒头，从此这只狗便一直跟在傻子身后，只要傻子叫它，它便会出现。
村里的孩子依然不放过傻子，他们说狗是傻子的媳妇，一人一狗是夫妻。
直到有一天，村里的许阿三想吃掉傻子的狗。陈先生安慰傻子，现在是夏天，到了冬天下雪，人们才会吃狗肉。
狗也知道有人要杀了它吃肉，于是躲在许阿三的床下怎么也不出来，任由他们拿棍棒死命戳它。
于是许阿三搂着傻子逗他：来发，去把狗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傻子第一次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心里咚咚地跳起来。于是他蹲下来，趴在床边，轻声叫了一声自己的狗。
“它一听到我的声音，忽地一下蹿了出来，扑到我身上来，用头用身体来撞我，它身上的血都擦到我脸上了，它呜呜地叫着，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它这样呜呜地叫过，叫得我心里很难受。我伸手去抱住它，我刚抱住它，他们就把绳套套到它脖子上了。他们一使劲，把它从我怀里拉了出去。我还没觉察到，我抱着狗的手就空了。我听到它汪地叫了半声，它只叫了半声。我看到它四条腿蹬了几下，就蹬了几下，它就不动了。他们把它从地上拖了出去，我对他们说：还没有下雪呢。他们回头看看我，哈哈哈哈笑着走出屋去了。”
傻子就这样看着狗被勒死了。
后来傻子一个人想了很久，摇了很久的头，他告诉自己，以后谁叫自己来发，他都不会答应了。
年轻的余华并非后来我们见到的那么亲切，甚至有一点狂傲在身上。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说过，余华是鲁迅的接班人，他们都能在现实主义写作之外，漏出两分怪诞不经的马脚。
在阅读他的80年代短篇小说时，时常会浮现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笔锋——《铸剑》中的眉间尺，一刀砍下自己和大王的头，油锅中的两颗头颅互相撕咬，乌云蔽日。
有趣的是，年轻时的余华一直把鲁迅当作一个政治化的符号，一个永远正确永远革命的词汇，所以鲁迅当时是他唯一厌恶的作家。
小时候和同学争论太阳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余华直接搬出了“鲁迅先生说过”，吓得对面再不敢多一句质疑。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
后来，文艺批评界将余华评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余华一度非常不悦，认为评论家在贬低他的创作。
到了1996年，一个契机让余华不得不重新翻开《鲁迅全集》，他吓了一跳：原来鲁迅这么会写。原来鲁迅在中国是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作家。
《狂人日记》里的那句“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只用了十三个字，就能写出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物。余华感慨：“其他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于是余华被那颗迟来的子弹正中眉心。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
余华等到了他的闭环：“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
在三十岁的一个夜晚，余华在我这里，也从苦难的制造机回到了一个真正的作家。
先锋作家今何在？
大约是都变老了，或不再写作那样疯狂的文字了。
先锋派强调的是“对一切意义的消解”，但从90年代开始，他们又开始重新寻找意义，接连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余华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曾经刻画血肉脑浆不眨眼，但大多数人记住的是《活着》里的福贵和老黄牛。
不止是余华一个人如此。格非说“年轻时对超越生活有兴趣，对现实生活没兴趣，专注于小说外在的形式和文笔，我现在也觉得，那时候的写作做作得有些过分”，苏童也说：“其实从《妻妾成群》开始，我就不先锋了，后来有了明确的观念，不写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到现在，他们偶尔还会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但不一定都保持着完美的姿态了。
马原因为一篇关于儿子的报道“翻车”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也被大众批判“抹黑中国”“迎合西方中心主义”，他变成了阿根廷电影《杰出公民》的现实返照——当作家荣归故里，面对的是故乡巨大的恶意。
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室友余华，反而是这一群作家里“最吃得开的人”，他变成了年轻人捧在手心里的“潦草小狗”，甚至还有人用追星的方式追这个一头凌乱短发的老头，余华签售会像爱豆见面会一样大排长龙。
人和书，各火各的。
他的金句、段子、笑话在互联网平台被制作成拼图争相传阅，他接连上了几次微博热搜，原因是“余华笑死我了”。人们惊诧地发现，一个中国式苦难文本的缔造者，平时竟然是个嬉皮笑脸的脱口秀老头。
余华变成了真正的网红。
年轻时推着史铁生去沈阳踢足球，并且让史铁生负责当守门员的故事传遍了互联网；他成为作家的原因，是因为做牙医时看到了文化馆的人在大街上闲逛，心生羡慕；去文化馆报到那天迟到了两小时，发现自己竟然是全单位第一个上班的，发现“这地方来对了”；看到莫言花了40天就写出了《丰乳肥臀》，心里很嫉妒，还说了句脏话：妈的，写得这么牛逼，卧槽。
成为网红之前，人们惊讶“那个写了《活着》的作者竟然还活着”。成为网红之后，余华的段子就连小学生都略有耳闻。
余华自己也清楚，那些喜爱“潦草小狗”的年轻人，可能从没看过他的书。而年轻人大概率也不知道，40年前的余华是大啖人肉的汉尼拔，老了之后假扮成蜡笔小新的样子和你套近乎。
他把你们都骗了。
那个一口气写死过29个人的余华，是成长在医院和手术室的作家。死亡滋养他长大。
他的童年回忆是医院的来苏水味道，是手术室里父亲的血迹斑斑的口罩，护士们提出装满血肉的大桶，再把它们倒入厕所，太平间里亲属们的哭声伴着他入睡。他闻惯了血的气味，和尸体和平共处。
夏日炎日的午后，他会钻进没人的太平间，那里的水泥床幸福而美好。
后来，我读到了海涅的诗句，他说：“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这句美妙的比喻，后续出现在许多介绍余华生平的文章里。众人感慨“是矛盾塑造了作家”，但可能忘记了，我们生活在愈加扁平的世界里，再也不会有，也不会允许有这样的怪人。
人们总是追问，这个国家为什么再没有出现下一个莫言和余华，为什么再没有出现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问题应该再前置一步：
如今的世界，还会允许一个写性爱、生死、血肉、伦理、饥饿的先锋作家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