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似乎开始感受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它并不源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城市。这些城市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更是为这一现象加上了科学的标签，预测未来的世界将更趋于“非国家化”。
在这个新的时代，国家的边界似乎变得模糊，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高度连通的全球城市。
一、全球超级城市的崛起
当我们提到“全球城市”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像纽约、伦敦或东京这样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然实际上，全球城市的网络远不止这些。
数据显示，全球四十个大都市圈，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这样的都市圈，占据着世界经济产出GDP的约三分之二，并主导着超过85%的全球创新。
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任何国界的地图，上面只有40个点，这些点几乎构成了全球的经济网络。
图上的40个点，几乎组成了全球的经济网络
夸张的数据背后折射的现实是：城市正在超越国家，成为新的全球力量中心——它们的创新力量、金融能量和文化影响力，重新定义着全球经济的版图。
对，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城市”的时代。
在互联网出现的“史前”时代，城市的标志之一就是——发达的传统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使得人、货物和信息能够高效流动，正如《规模》里说到的：
城市中基础设施之间都形成了一张网络，网络上的节点彼此连接相互依赖。城市规模越大，密度更高，对基础设施使用强度也更大，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加油站数量、城市的道路总长度、水电和煤气管道总长度和人口数的0.85次方成正比。
如果其规模是邻近城市的10倍，其创新能力就不只是后者的10倍，而是17倍；一个规模是小镇的50倍的城市，其创新能力是后者的130倍。
城市大有大的好处。
而互联网更加强化了这一特点——它把全球城市都放在了一张巨网里：城市不再受到地理限制，自由地与世界各地的城市形成紧密的网络，特别是金融资本、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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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力量的相互渗透互联也为全球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比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正在加速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全球城市不仅仅是货物流动、信息流动的关键节点，它们还是资本流动的中心。这种流动性使得全球城市成为了吸引全球精英、顶级企业和创新资源的磁铁，从而真正推动全球城市崛起。
二、高端工种消灭了中产阶级
要更进一步理解全球城市的崛起，我们不能不提及Saskia Sassen，这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早在1991年就提出了“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并在她的著作《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中详细分析了城市及其网络在当今世界的意义。
书中，Sassen构建了一个理解城市系统及其全球网络的概念架构，她提出了关于现代全球城市的七个基本假设，这些假设现在看来仍然适用。
Saskia Sassen关于现代全球城市的七个基本假设是：
1. 经济活动的地理分散与整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活动在地理上分散，但为了实现有效的整合并促进核心企业的业务增长，需要某些城市起到连接和整合的功能，这就是全球城市的角色。
2. 大型跨国公司的外包：随着业务功能变得愈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会选择将某一部分核心业务进行外包，通常是外包给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公司。这种外包和专业化推动了全球城市中专业服务行业的发展。
3. 集聚经济的影响：专业化的服务公司，特别是那些服务于全球化市场的，往往会选择在某些城市集中，形成所谓的集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城市能够吸引大量的金融、法律和咨询公司。
4. 大公司的选址自由度：当大型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越来越外包，特别是在高度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市场，这些公司在选择其办公地点或总部地点时，会有更大的自由度，而这通常意味着选择全球城市。
5. 全球服务网络：专业服务公司不仅提供本地服务，还需要建立全球分支机构网络，实现跨境城市间的紧密交易和网络。
6. 全球城市与国家经济的脱钩：随着少数全球城市的经济影响力增强，这些城市的经济命运与其所在国家的其他城市，甚至与整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脱钩。
7. 经济活动的非正规化：在全球城市的崛起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集中，形成了高端工作和低薪工种并存的局面，这种经济活动的非正规化现象表现为某些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的并存。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端中介服务与高端知识经济的崛起造就了许多高端工种。
高端工种不仅仅是普通的办公室工作，它们更多地依赖于高技术和专业知识，包括IT、金融、法律和咨询服务等领域。这些行业通常提供高薪职位，吸引了大量的高技能工人涌入城市，而且互联网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速了这些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
比如在纽约曼哈顿里，48%的人是超高收入群体，他们有能力负担越来越贵的房价与租金，并且聚集在高度安全的封闭式社区和购物区中；而音乐家、艺术家和创意人才被挤出去；普通上班族看到自己的钱被城市的高房价“吃掉”，害怕孩子无法负担进入超级城市所需要的代价；蓝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穷人正在被赶出超级城市，并且被剥夺了经济机会、良好的服务和便利设施，以及超级城市所提供的向上流动性。
其结果就是全球城市中心地区房价的上升，中产阶级比例锐减直至消失殆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城乡结合区”则成为低收入家庭的“新家”，还有随着富人数量不断增加的流浪汉数量。
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城市的繁荣的A面是高楼大厦和光鲜亮丽的企业园区，城市中的专业精英，这是城市在全球竞争中的武器，是逐渐提高全体人口收入和福利的经济引擎；而B面是庞大而多元的低薪工种网络，他们则是这座城市运营的基石，支撑着整个城市生态的平稳运行。他们负责清理我们的街道，送货到我们的家门口，为我们提供基本的服务，他们是支撑城市生活的无名英雄。
低薪工种代表着一种“具有战略保障意义的基础设施”。他们确保了城市中的高端人才可以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他们的工作，不必担心日常琐事。
在疫情期间，他们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许多低薪工种的工作者，如医护人员、快递员、超市员工等，成为了“一线工作者”，承担着最大的风险，为所有人提供服务。
在这个AB两面相互交织过程中，只剩下高端工种与低薪工种；城市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低薪工种的工作者的存在是脆弱的——对低薪工种从业者来说，他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可替代性，工资被压低，通常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恶化，同时在一个高度竞争和动态的市场中，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短时间内就被替代或失业，处于一个容易被“驱逐”的城市环境中。
前几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了一本书《城市新危机》（The New Urban Crisis）。
在这本书中，佛罗里达举了旧金山的例子：在过去十年里，该城市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了数十个百分点，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小块地，每年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汇聚了世界各地100多名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报告显示，自1980年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变大。占据世界人口0.1%的顶级富豪获得的财富增长数值与底层50%的人口相同。
也就是说，自全球化以来，经济增长创造了极大的财富，然而在这极大的财富中，仅有少量被分配给占比极高的穷人们，极少数富人却得到了数量惊人的财富份额，而对于庞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分配到的财富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为零。
在世界上许多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城市化与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已经失效，人们涌进城市，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和提高，也没有向上跃迁的机会通道。
而“赢家通吃的城市主义”更加深了城市中的不平等、隔离和贫穷。这也就是为什么Florida称当代资本主义称为知识资本主义（urbanized knowledge capitalism）而不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knowledge-based capitalism）。
他心痛地说：这些成功的城市成功得有点过头了。
三、未来的全球城市，会是平等、包容、多元的吗？
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写道：“任何城市，无论多么小，实际上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属于穷人，另一个属于富人。”（Any city， however small， is in fact divided into two， one the city of the poor， the other of the rich; these are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而“全球城市”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实体，它包含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层面元素。我们不能将全球城市简化为仅仅满足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它是一个生动的、多元的生态体系。这种多元化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它深深植根于城市的结构中，创造出一个新的政治认同和实践。这不仅仅将是个体的改变，而是一个社群的变革。
这时，我们需要思考：全球城市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何在？
是效率吗？是竞争吗？是GDP吗？是创新吗？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感——人的发展、福祉和快乐是一个成功社会的关键因素。而一系列广泛因素都有助于实现这些社会福利：一种民族精神或气质，教育和人才，秩序和安全，还有——社会公正与包容。
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当经济增长的时候，一切丑陋会被繁荣所掩盖掉；但是当经济找不到新增长点而开始衰退，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的所有矛盾将浮出水面。
富人将会死守自己已有财富，利用技术将各个阶层物理分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极低，资源稀缺，城市也将慢慢地失去生命力，变成一个充满憎恨，歧视的地方，富人也随即转移财富，撤离出该地。
其实最近几年，我们都领悟到一个事实，就是高房价会驱赶产业。
城市高昂的房价，会带动整个行业成本的上升，无论是从业者定居的成本，还是产业的落地成本，包括整个行业的隐形成本都会上升。
一个正面的典范就是岛国新加坡，面积只相当于一个上海市区那么大，却能平抑房价，做到高住房自有率，即“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80%的人住在政府开发的组屋里。这个组屋，就相当于国内的“经济适用房”。房价如此便宜，这首先在于新加坡国有为主的土地制度下，政府以低价转让土地给“组屋”项目，既保证组屋建设用地充足，又保障了组屋成本低廉。
2019年，在新加坡成熟市镇区域也就是比较靠近市中心的如宏茂桥、淡滨尼一套3房式组屋也就是两室一厅的单位实用面积约60至70平方米新房售价在28万~33万新币左右（汇率对比大概是1新币兑5.2人民币）。
当然，组屋仅针对新加坡国民。辅之以诸多的限制条件，扼杀炒房客于摇篮当中。
此外，公积金主导的住房金融制度，交易保有并重的税收制度等配合组屋主导的住房供应体系，使得新加坡人民得以安居，安居者乐业。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城市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产出或创新水平，而在于其能够拥抱多元化的包容能力。
全球城市应该允许来自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们共同生活和工作，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社会，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角色和责任，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尊敬和认可。
归根结底，多元化有利于培养天才，吸引人才；而资金会跟着人走，技术也是人创造的。
一个伟大的城市，不仅仅是因为那里富足，机会多、环境好，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文社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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