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三本书的宏大篇幅探究世界各地的民族与文化，其中最让人吃惊的发现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文化格局可以多么与众不同又历久弥坚。然而，种族或民族并不是区别人们的唯一标志。不管以哪种方式划分人群，例如宗教、国籍、地理环境等，群体间总会有各种显著的不同，比如收入、酗酒习惯、生育率、犯罪率等随便什么指标。其实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种族或民族，而是文化的差异，这可能取决于是何民族或来自哪里，但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或保有的“人力资本”往往比现存物质财富、自然资源和个体才能更能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
人们在解释某一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别时，更喜欢关注社会对待不同群体的方式，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是常态，而不是特例，在世界各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不同群体掌握着不同的具体技能，可能是制作眼镜、酿酒、工程建造、行医或是其他三百六十行，他们对工作、教育、暴力等的态度以及整体的人生观也都不同。即使是比邻而居、经济状况相当的人，在面临同一套选择时也会基于文化背景做出不同的应对，并且会随着历史和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例如，在巴西历史上的开拓时期，有大量闲置土地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耕作，有些大地主就提出拿出自己名下的部分土地转让给他人，只要受让方同意在这些土地上免费劳动4年并将收成与原土地主分成即可。但当时的巴西农民很少有人接受这样的方案，不愿意放弃眼前即时可得的工资而成为未来的地主。而万里之遥的日本人却趋之若鹜地迁往巴西，靠这种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
与此类似，几百年前生活在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本地人没有积极利用本地区的经商机遇，而让外地人来到自己家门口经商并取得成功。后来，这些人移民美国并成为南北战争前南方白人的主体，在新的社会中经商的仍然主要是外来人口，多是纽约人及其后裔，还有犹太人以及来自英格兰、德国和苏格兰低地的移民。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机遇并不能决定他们以何为业，取得多大的成就，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在环境中的文化。
在这一系列书中，我们考察了华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移民族群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与成就，还回顾了英格兰、苏格兰、东欧等地的历史。可以说我们重走了人力资本的发展史，从罗马帝国灭亡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讲起，着重探讨了不列颠群岛的情况，展现了欧洲各地文化灾难的一个缩影。
发生这种情形的关键不在于哪些政治统治者下台了，或是哪些具体的政治制度被摧毁了，而是因为击垮罗马帝国的外族只打破了旧的传统，却没能发展起新的文化，更没有保护好原来的文化成果，于是传承复杂文明体系所需的完善机制崩解了，支持这个机制的国家机器也不复存在了。与之相比，中国满族入主中原地区的历史就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继承了中华文化并代代相传。
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大肆破坏，造成了史所罕见的全民族的灾难性倒退。建筑、道路、水渠等设施遭到损坏，律例和秩序也瓦解了，国家分裂，教化不彰……人的种族并没有改变，是文化资本的丧失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直到很多个世纪以后那里才恢复到罗马时代的水平。
总之，人力资本对个人、国家、文明各层面的重要性都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证明。19世纪中期，约翰·穆勒就研究过各国从战争的破坏中奇迹般恢复的现象，后来的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废墟中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复苏，其实不是个例。穆勒认为，战争摧毁的只是设施和设备，这些实物迟早都会老化，需要更换。而加速淘汰有重大意义，穆勒的核心观点是，掌握如何制造新器物来替换旧的，要比拥有器物本身更重要，因为器物只是知识在一时的固化表现。只要人力资本没有被摧毁，器物的破坏总是可以被修复或更换的。
反过来，公元5世纪罗马人主动撤出不列颠群岛时，设在岛上用于防御欧洲大陆敌人的设施全部原样保留。时间久了这些设施老化衰败了，几百年都没有再修复更换，因为不列颠人不具备维护和翻新所需的人力资本。他们也缺乏人力资本去维系罗马人建立的政治制度，很快曾经统一的罗马不列颠就分裂为若干部落。数百年后，不列颠人才重新用上了砖块，从罗马人离开后不列颠就再没有生产过砖，只能靠从佛兰德进口。
到了现代，二战后西方帝国殖民者从第三世界国家撤出，留下的工业设备多被放任老化，直至无法使用。有些殖民地国家分裂解体了，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外国援助了大量实物和资金，但没能推动经济发展，因为当地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或者人力资本主要是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独立后仍然允许外国人在经济中充当重要的角色，而独立之初尚较富裕的加纳、尼日利亚等国则不然，两者后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差别很大，这也彰显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有人提出给第三世界国家也制订一个“马歇尔计划”，或者给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聚居区搞一个类似的计划，这种空想其实是没看到战后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质，即帮助欧洲利用原有的人力资本重建经济。马歇尔计划拨付的资金并不产生人力资本，只是让欧洲人能发挥出他们本已具备的发展所需的技能和经验，避免社会上出现饥荒和绝望，防止社会动荡和政治乱局，为发展营造有利环境。
历史上有很多移民族群以赤贫状态到达新的国家，之后却渐渐过上了比当地原住民更富足的生活，这也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正像一些国家虽经战火破坏，但保全了必要的人力资本所以能重新繁荣。这些移民族群虽然没有物质财富，但掌握了创造财富的本领，例如犹太人带着制衣、珠宝加工、零售商贸等各项专门技能移民很多国家。比这些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深处对技能的尊重，这促使他们的后代也积极学习医生、律师等专门技能。印度的古吉拉特人和耆那教徒、亚美尼亚人、黎巴嫩人等也是如此。
每个族群都会沿着其文化历史的影子前行，文化虽然不像基因那样与生俱来，但其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有人将文化特征与基因特征联系在一起，因此否认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归结为优势族群的某些恶行。因为在文化与基因捆绑的前提下，如果不这样解读，就免不了要去面对一种可怕的可能，即基因造就了人力资本的差异，虽然没有太多事实证据能支持这个推论。
另一个没有这么骇人但也让人望而生畏的想法是，如果认同是文化的不同造成了人力资本的差异，那就意味着落后者的追赶会非常困难。相比之下，谴责其他民族的行径，让他们为自己或祖先做过的坏事付出代价，是情感上和政治上更容易接受的思路。人类没有哪个族群完全没有过罪愆，更何况有些是欲加之罪。如此一来，这些不是根本原因的罪愆反而给了人开脱的借口，让人们不必去努力拼搏培育自力更生的人力资本。
这里我们必须把历史上的不道义行为和其当下的影响明确地区分开。一个显然的情形是，残暴的征服往往与广泛的技能传播相伴。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中，来自普鲁士者普遍掌握各类手艺技能，因为几百年前日耳曼人征服了普鲁士，这些人一直生活在普鲁士文化中。相比之下，来自波兰本土的波兰人就较少掌握这些技能。
中世纪，摩尔人征服西班牙并带去了伊斯兰文化，刺激了生活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在思想智识上的精进，这对后世犹太人钻研世俗学问、取得科学成就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次穆斯林征服却没能对西班牙的主体民族产生类似的影响。同样，历史上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征服没能产生像对苏格兰人一样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和豪萨-富拉尼人对外来文化的不同反应，殖民时期锡兰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对外来文化的迥异态度等，都是世界各地族群差异的缩影。
负面人力资本
还有一种人力资本或可称为“负面人力资本”，是指有些负面态度会阻碍人们在现实或思想层面开展本来有能力进行的经济活动。例如，在原始的狩猎战斗部落，男人可能认为种粮食和做衣服是“女人的事”而不屑于做。与此类似，蒙古人、西班牙人等征服民族会认为从事工商业有损自己的高贵地位。在奴隶承担了大量工作的社会中，自由人就不愿意做手工和体力劳动，奴隶后代中的自由人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劳动会让他们想起祖辈的低下地位。
还有一种负面人力资本影响了很多社会中的高阶层人群，即不接受工商业成功人士进入社会顶层，而只接纳大地主或高官等贵族。为了让家族跻身顶层，成功的企业家常常把财富拿来置办田产，从而退出商界或者教育后代不再从商，改谋更容易进入顶层的职业。这样的社会相当于自己放弃了培育工商业世家的可能，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人人企望跻身的贵族阶层，因此工商业世家能发展起来并传承下去。那些扼杀了本土创业者的社会不仅坐失了创业精神，也得不到资本的投入，因为掌握资本的人强烈热爱储蓄和购买田产，效仿贵族豪掷千金的生活习惯。
现代西欧的福利社会，有很多低等工作都留给外国人来做，因为本地人宁可靠政府福利生活，也不愿做那些让人看不起的工作。在一些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负向人力资本反而越高，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觉得很多工作都不是自己应该做的。至于学校教育给他们的正向人力资本是否能抵消前述的负向资本，答案并不唯一，这部分取决于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在实用领域还是在比较轻松且主观的学科上。
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过教育但没有就业的人群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为了避免在这群人中出现政治动乱，政府会扩大官僚体系吸纳这些人。这进而造成其他问题，比如过多的官僚程序会牺牲真正有技术专长和创业能力者的工作效率。
负面人力资本还可以体现为其他形式。在有些地方，传统风气不鼓励放贷和信贷消费，把向亲族乡党收取利息视作不光彩的行为，甚至连严格要求按时偿还本金也被斥为不近人情。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传统，例如西非、巴尔干、美拉尼西亚等。过去塞尔维亚人把向本民族佃农收取利息的人蔑称为“希腊人”，反映出塞尔维亚人对希腊放贷人的反感。
无论这种风气的起源如何，也无论它在过去的艰难时节对鼓励民间互助有多少积极意义，在现代社会中，都只能造成两种结果，要么干脆不要信贷给市场经济日常运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要么让不受这种传统约束的其他种族或民族充当借贷出资方。如此一来，外地放贷者就比本地人更具优势。在有这种风气的地方，外地客商也比本地商人有优势，因为本地商人对本地人总要讲亲族人情，而不能像陌生人那样在商言商。
其他文化上的阻碍因素还包括容易诉诸暴力等社会效益为负的态度和行为。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博物馆里展出的器物，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方式。因此对文化不能做静态的比较，而是要考察在实现不同目的上的效用，具体效用就体现为人们根据自身经验如何选择和扬弃。在过去的环境中曾经效用良好的文化到了新环境中往往要重新评价，要基于新环境中的紧要考量选择保留哪些内容。
一般认为，民族或群体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是推动发展进步的积极因素，甚至是核心因素。然而，也有不少例子恰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落后，痛定思痛、知耻后勇才有了迅速的发展。
18世纪苏格兰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推动进步的这些人正是“痛苦地认识到自身的落后贫穷、缺少礼仪和见识短浅”。一个世纪后，这一幕又在地球的另一边上演了，日本能从闭关锁国中崛起，正是因为国内广泛流露出落后于西方的自卑情绪，哀叹民族“觉醒迟缓”，羡慕美国。乃至日本教科书都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伯拉罕·林肯作为楷模，地位甚至高于日本自己的英雄，还一度严肃探讨过将英语作为日本的国语。
与之相反，对古代成就的沾沾自喜可能会让一个民族囿于过时的技术，不愿接受改变，迎头赶上。有辉煌的过去足以沉浸自豪的，比如中国，其技术和文化成就曾在千百年间独领世界风骚。但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面对西方和日本以现代兵器和现代方式组织的武装侵略，中国仍然抱残守缺，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此可以说，认为增强民族或群体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是发展进步的必要基础虽然是普遍的想法，但是必须以史为鉴去思考。如果这种自豪感和身份认同助长了文化封闭，那么也会构成负向人力资本。
文化制度体系
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文化借鉴在更大的背景下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历史意义。一个民族的人力资本不仅包括其掌握的专门技能和工作习惯，还包括推动财富生产的制度机制、社会和政治传统等。其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可靠的法律。一个政府如果动辄没收财产，时间久了就根本不会有那么多财产供其罚没。同样的道理，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能认识并尊重工商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就很可能搞随意征税、严苛限制等等，造成工商业生产力低下。
如果没有这些文化制度体系，即便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有开发资源所需的技能本领，也不一定会发展繁荣。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盛产石油、铀矿、铁矿石、黄金、锰等，还培养出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完全有能力开发这些资源。但它缺少激励和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转所需的法制、政治和金融体系。如果能保障私人产权的安全，已投入的资本能得到保护，利润可以转移出国，就能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到来。然而，苏联人虽然坐拥实现富裕的所有有形要素，却因为缺少无形的机制而必须承受经济不振的代价。我们谈人力资本，必须包括政治和法制传统。
还有一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了政治和法制等无形要素对有形财富的影响有多大：20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里海下面蕴藏着巨大的油田，价值或可达4万亿美元，这还没算上在这里发现的巨量天然气。本来这些资源可以大大改善周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因为两国在政治和法律上纠缠不清，真正实现开发利用的资源极少。举例来说，要从这两个内陆国经周边国家修建管线出口资源，就遭遇了很大的政治阻力。
英国能崛起为称霸一时的头号工业强国并在后来数代人的时间里维持世界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稳定的政府和可靠的法制体系，英国人和外国人能够共享市场经济。英国商事法律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知识，凭借这个优势，英国在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领跑者之前先成了商业强国。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这样描述英国的发展：
……到18世纪后半叶，伦敦的皇家法院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以裁断保险争端、交易票据、船舶租赁、销售合同、合作机制、专利、仲裁和其他商事交易，英国的法庭与法律从而成为对商贸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因素。英国法庭允许外国商人起诉，并谨慎公平地对待外国的原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样受英国法律管辖的商业交易、保险委托、信贷工具等就让人感到更可靠，结果更可预期，更不易受权力任性妄为或参与方随意变更的影响。这样的优势推动了英国保险行业的增长，也使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让英国贸易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国内利率也相对更低。
从中我们看到，诚信可靠等无形因素对促进商业交易、推动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这些因素的实际情况，往往在不同的社会中差别很大。1997年的一项国际腐败调查发现，世界上腐败程度最高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俄罗斯、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委内瑞拉、越南等，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存在经济困境，而且其中很多其实自然物产丰富；而诚信廉洁度最高的国家大多是西欧国家或西欧的海外移民社会，此外还有新加坡和以色列。
除了诚信廉洁，另一个对经济有重要意义的无形因素是一国对商业的政治态度，是将其视为国家的财富还是经济的剥削。在民主或专政的形形色色的政府中，这两种态度都很常见。
例如，奥斯曼帝国给外国企业以各类法规和惯例上的豁免，妨碍了本国企业的繁荣。中国在民国早期为吸引海外华侨的资金和人才回流也有过类似的举措。然而，政府总面临一种政治诱惑，就是罗织理由证明政府应该从企业处索取更多资金，并对其实施更多控制。是否具有能与这种诱惑相制衡的传统和思维，决定了政府受此诱惑的影响有多大，以及这将对企业界和整个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在民众中，合作的精神有助于集中整合资源做事，小到本地街区的修缮，大到合伙兴办企业和产业。如果人们更容易自发组织合作，很多事情就不需要通过机构臃肿的正式组织费钱耗力地去完成，不用劳动政府或国家教会。例如，美国有很多由民间资本自发设立的私立中小学和大学，这在全世界都少见。与之相对，法国人一直出了名地不愿意跟人搞经济合作或共同创业，因为其文化鼓励个人的荣耀和攀比。此外，意大利南部文化也有类似对民众自发合作的障碍。
不管上述这些概括有几分道理，重要的都是合作精神是经济财富也是社会财富，它是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官方的法制和政府治理机制越不健全或越腐败，经济交易的风险越高，合作精神的价值也就越大，因为族群内部如果有信任合作的传统，就能比同一社会中的其他人更高效地开展经济和各项活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南亚的华裔少数族群，他们不靠书面合同就可以交易，因为其文化传统比当地法律更能保障相应安排的履行。纽约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也有一套类似的传统，不需要合同和昂贵的繁文缛节的法务就可以彼此委托。合作精神作为一种“资本”，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的分布既不平均，也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例如，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这样非常在意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很多细分的社会阶层使得一些很基本的跨阶层合作也很难达成。
文化借鉴
各个国家和文明对彼此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的借鉴也能显示出其人力资本的实力。日本人有较深的岛国思维，因此千百年来日本人的基因极少有变化，却在近代从19世纪初的贫弱落后国一举成为20世纪世界上的经济技术强国。今天可以清晰地追溯西方的纺织、铁路、造船、电力、化工、电报、照相等行业的技术如何像日本那样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而当时如此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只发生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并非因为日本比其他技术落后的国家有更多的财富或物产，而是因为国家出现了近乎狂热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社会心态和政治态度。
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方文明曾大规模地向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学习科技，为自己从跟随者向领跑者的赶超奠定了基础。西欧的文盲率很低，因此学习的进程较快。在改造拉丁和希腊字母而创立斯拉夫文字之前，东欧的文盲率较高，学习过程也受到阻碍。当然，识字率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在文化扫盲很久之后，东欧才逐渐学习了别国的科学、技术和商业经验。在东欧的日耳曼人、犹太人、希腊人和其他国家的飞地引进这些先进经验之后很久，东欧的主体人群才开始学习。
在19世纪的布科维纳，少数族裔日耳曼人从事了大部分手工艺工作。而在波兰人占一半的波兹南，也是居少数的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手工艺工作，还掌握着三分之二的贸易和土地。1910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罗马尼亚地区，罗马尼亚族的手工艺匠人还不到800人，而犹太匠人却有5 000多人。
世界的另一边也有类似的情况，在19世纪的泰国，华裔是曼谷各类手工艺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世纪西班牙的摩尔人、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同样是当地主要的手艺匠人。本地人如果无法与少数族裔竞争而取得做这些低微行当的技能，就常常没有能力学习更高级的技能去从事科学或工程。
我们又一次看到，对外来文化接受度的差别至少跟与外界文化的接触渠道同等重要。不过，脱离了接触渠道，空有接受能力也没有用。很多闭塞的地区既无接触渠道，也无接受能力，自然难有经济进步。
巴尔干半岛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地方就是这样，东南亚的落后地区和大洋中与世隔绝的小岛屿也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共性不在于种族，而是其文化体系太小且太闭塞。如果能终结闭塞状态，向现代文明的影响开放，一般都会随之产生技术和其他进步，虽然仍可能在物质和文化发展上落后于此前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社会，但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在不列颠、斯拉夫、非洲和西半球印第安人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广义的地理要素，包括气候、动植物、疾病环境等。英国的铁矿石和煤炭两大工业原料产地相近，构成了工业革命在那里发生的极有利条件。虽然德国也拥有煤田和铁矿，但两者相距较远，当时昂贵的陆路运输成本使其无法与英国匹敌。相比之下，巴尔干地区既没有这些矿产资源，也没有从其他地方廉价进口工业物资所需的水运河道，因此当时完全不具备工业化发展的条件。
非洲没有能够通行大型船舶的河道连通内陆，因此内地无法发展大规模的远洋商贸，沿海地区很多水域非常浅，缺少天然良港，也没有发展远洋贸易的条件。而在北美，能通行大船的河道众多，从沿海一直通达大陆深处，但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西半球没有驮运牲畜能搬运大量的货物，所以大船贸易也达不到经济可行的程度。就连本地贸易，不管是通过陆运还是水运，也都受到缺少畜力的影响，只得像撒哈拉以南非洲那样采用人工搬运，这大大限制了运输货物的种类和距离。
此外，除了经济上的限制因素，还有一些影响深刻的文化限制。非洲和西半球的文化体系都不像欧洲和亚洲那样覆盖广泛，没有欧亚那样远航万里经商的文化圈。
疫病是塑造非洲和西半球帝国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地理因素。虽然欧洲人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很久就知道非洲的存在，但他们的对外大规模征服却不是从非洲而是从美洲开始的，因为在美洲，疫病对欧洲人有利，而在非洲则有害。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疫病有较强的免疫力，而印第安人对欧洲疫病的抵抗力很差。这是一个偶然情况，却注定了欧洲人占领西半球的结局，因为疫病对印第安人的破坏力比欧洲的武器还要厉害。而非洲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疫病对欧洲人影响很大，因此虽然从军力上讲，早几百年欧洲人就具备了侵略非洲的实力，却无法成行，直到欧洲的医药进步到能保障白人在热带病盛行的地区生命无虞方才可以。
总之，人类可能对不同民族有区别对待，但自然对生活在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大洲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且，截然不同的地理条件具有的优劣势甚至在人们离开当地、迁往别处之后仍然有长期的作用，因为地理条件影响了久居一地的人群的文化发展，特别是地理因素对人们接触外界是有利还是不利，影响尤其深远。由此产生的文化发展或培育的人力资本对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这三本书探讨的正是这个主题。
在一些国家的历史和经济发展中，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地理因素，例如富产石油的中东和金矿众多的南非。然而，也有一些国家虽然矿藏丰富却很贫穷（例如墨西哥和尼日利亚），还有一些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却达到了世界最富裕的生活水平（如日本和瑞士）。与此类似，有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白手起家，经过一段时间却能发展得比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更富裕。
由此可见，不管是民族、群体还是个人，决定其财富创造和富裕水平的是人力资本，其作用常常远大于自然资源储藏或其他财富基础。像移民美国的犹太人那样身无分文却有手艺的移民，恰似没有矿藏却有技能人才和创业精神的国家，能从其他国家进口矿产并加工成高价值的产品。日本能崛起为工业强国，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
知识精英
人力资本与正式教育是两个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方面，而知识精英群体的壮大又只是这个方面的一部分。知识精英众多，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取决于他们掌握何种技能，以及对推动一国生产力发展持何种态度。
西方的现代工商业在起飞之时，知识精英群体规模尚小、力量尚弱。而20世纪当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时，很多领导者是接受过正式教育、具有政治魅力的人物，他们对经济事务知之甚少，却对自洽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较高的少数族裔怀有偏见。
一国之民众接受什么教育，不仅会影响该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也会决定其社会与政治发展方向。理工科教育显然会带来经济效益，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族群都喜欢这样的教育。
例如，马来西亚的华裔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400多个工学学位，而作为主体民族的马来人只获得了4个。类似的教育科别和质量的差异在很多人群中都普遍存在，例如，阿尔斯特省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印度的高种姓阶层和贱民之间、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之间、以色列的中东人和欧美犹太人之间、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美国的白人和黑人或拉美裔之间都是如此。
居于弱势的人群和民族常常学习偏简单的科目，而不是数学、理科、工科、医科这些较难的学科。这种差别不仅影响他们的经济生产力，还影响了他们对那些拥有技能、能提升社会生产力的人的政治态度。
新接受教育的阶层尤其倾向于学习软科学，而且在仇视富裕群体方面起带头作用，发起“民族身份认同”的运动，所针对的或是其他族裔，或是既有政权，或是其他对象。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知识精英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新受教育阶层都煽动过族群的对立，在不少国家造成了人群的分裂、政策的歧视，甚至实质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匈牙利、印度、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塞拉利昂、斯里兰卡、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等。
一个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倡导者可能是少数的活跃分子，也可能是反对外部势力的民族革命领导者，他们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而且专业背景限于少数几个科目。一位研究民族主义的学生谈及从殖民时期向独立民族国家转型中的非洲各国领袖时说：“很少有哪个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是读的工科、经济或管理专业的。”
克瓦米·恩克鲁玛在英国学的是法律，乔莫·肯雅塔学的是人类学，而列奥波尔德·桑戈尔是个诗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规律。西班牙的巴斯克独立运动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都有软科学背景。在欧洲相对落后的东部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具有软科学而不是理工科背景，因此主要进入政府机构从政，而不是投身工商业。50年后的斯里兰卡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这在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典型，即出现“大批无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均来自人文社科专业。
到20世纪末，造成南斯拉夫解体和随之而来的惨烈战争的民族运动领袖，有人文社科专业的教授，还有小说家和精神科医生。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的大屠杀也主要由教师和学者等“知识分子”发起。历史学家泰勒认为，民族主义运动“上半场由大学教授领衔，等到这些教授的学生被培养出来就进入下半场”。无论实际顺序是否确实如此，知识精英对造成族群和国家间的对立与暴力冲突的局面都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他们还鼓吹保护、复兴，乃至人为编造过去的荣光。
新接受教育的阶层和半受教育阶层常常进入政府机构供职，而不会到工商界打拼，因为他们的所学所能在市场上基本派不上用场。政府机构接纳这些人以免他们成为政治问题，这势必让政府机构越来越臃肿，并阻碍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拥有大学学位却不具备实用技能的人所催生的社会政治思维，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重阻碍。有人这样评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的高等教育体制：“规模臃肿、学术懈怠、政治狂热。”还说这个体制是“如假包换的官僚、政客和煽动者的培养皿”。其实当时东欧和东南欧各国，乃至后来亚、非、拉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都是如此。
养活这些对经济发展没有贡献的知识精英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但这还不是他们对穷困社会中其他人造成的最大的经济代价。他们所宣扬的政策和态度，以及在社会内部制造并推动的紧张态势才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最大障碍。若干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历史尤其清楚地揭示出：西方世界以及后来日本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出了行之有效的路子，一味追求否定对立的政策，会酿成糟糕的恶果。
在多民族社会，有些民族为了短时得利摆脱贫困，选择了没收生产力水平较高族群的财产，而不是发展自己的生产力，遭此对待的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日耳曼人和犹太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印巴人等等。长期来看，这样做最后吃亏的是贫困且无傍身之技的大众，因为他们终究无法替代被自己压制和驱逐的高生产力族群。
不管在国内还是国际，几百年来，很多地方的人都把西方知识分子描绘成“体面的野蛮人”，这些人觉得在西方现代文明闯入之前自己住在伊甸园般的净土里。有些人对这些社会中原本就有的残杀、压迫、暴力轻描淡写、视而不见或断然否认，营造出一种理想图景，并把这个图景通过文学作品、教学引导、动画片等各种形式传播开来，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不同于现实的“虚拟现实”，使公共政策被误导转向，从而失效甚至起反作用。
有些人还会通过意识形态定义一种奇异的理想国，例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十年间，这样优美的“虚拟现实”的营造掩盖了很多社会现实，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遭到戕害。通过种种方式，知识精英会蒙蔽甚至误导政策，没有他们反而更好。
作者: [美] 托马斯·索威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 Conquests and Cultures: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译者: 蒋林
出版年: 2023-10
本文整理摘编自《征服与文化》，作者：托马斯·索威尔，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