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ID：renkou8gua），作者：郑叶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责编：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社会关于单身青年的讨论越来越多，彰显了人们对于这一新兴人口现象的好奇。但与此同时，不解、误解甚至是“单身歧视”也甚嚣尘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单身青年？其特征和生存状况如何？本次推文基于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多项追踪调查数据，从单身青年的人口规模、特征及其演进态势着手，提供了我国单身群体的人物画像，并试图对“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单身社会”这一有意思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单身社会”的定义取自美国纽约大学艾里·克里南伯格在其著作里的介绍，“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其产生的背后，是世界范围内青年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去标准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崛起，及其所打造的都市生活支持体系的形成。综合国际标准与我国法律设定，我们以20~49岁的青年人群为研究对象，并重点关注35~49岁有晚婚及不婚趋势的实践者，他们为理解我国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单身青年的群体画像
在传统东亚文化中，单身常常被污名化，并与孤独空虚、偏离社会规范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文化下沉重的家族期许和婚姻规范与青年的社会经济现实产生了张力，单身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平衡自我需求的选择，其性质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简要而言，我国单身青年呈现出以下4方面的人口特征与变化趋势：
1. 20~49岁单身人口达1.34亿
2010~2020年间，20~49岁单身青年在同年龄组的青年人口规模下降6.31%的背景下逆趋势上涨，达到1.34亿人，这是婚姻不断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结果。35~49岁女性涨幅高达122.42%，人口规模突破360万；同年龄组男性人口规模则突破1000万，晚婚趋势已渐凸显。
利用生命表技术所计算的20岁青年在20~49岁区间单身预期寿命（青年在该年龄段内处于单身状态的平均年数）可以定量地展现自1990年起单身时长岁时期增长的路径。可以发现，男女两性的预期单身寿命在2020年已达到9.18与6.55岁，对比于1990年的4.93与2.28岁，增长较大，且近10年增速加快。
2. 单身青年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显著优于青年总体
青年人口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且较全年龄段的人口有着更高的城镇化。但在这样的背景下，单身青年的教育程度仍长期优于青年总体，且城镇化率也更高。2020年，大专及以上的单身青年占比为51.96%，相较于青年总体的30.56%；20~49岁单身青年的城镇化率为72.25%，高于青年总体的69.33%。
3. 单身青年的内部分化同步加深
然而，单身青年内部的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展示了故事的另一面。同样以教育与城镇化率为例，35~49岁单身人口占同龄青年人口的比重在男性小学及以下学历、女性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达到峰值，且较10年前均有所增长。与此相对，在35~49岁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城镇化率对比中出现了性别的分野。单身男性的城镇化率为58.49%，低于青年男性总体的67.12%；单身女性的城镇化率则始终高于同龄青年总体。
4. 单身青年所面临的双重情景
“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被用以概括单身青年群体所面临的差异化情境。就前者而言，最严重的婚姻挤压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单身群体中，且相较2010年整体有所恶化。与此同时，高中及以下学历单身青年婚配竞争提前，20~34岁的性别比较10年前进一步提升。婚姻挤压在农村的形势更为严峻。
与之相对，城镇35~49岁本科以上学历与农村20~34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均出现了单身青年性别比低于青年总体的情况。考虑到大量研究所指出的，女性婚姻推迟背后两难的工作-家庭平衡，以及受教育水平提升之下高企的职业发展期望，她们的晚婚可能是个体面对难以改变的系统性风险而主动做出的适应。
5. 单身青年呈现西部地区与“北上广”大都市地区的两极分布
单身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也表现在了地区分布的差异化上。由婚姻梯度与迁移共同导致的“区域挤压”，以及都市生活的高竞争、高成本及对个体主义生活方式的包容，从不同侧面推迟了青年生命历程的转变。单身青年的比重在北上广等发达地区以及西藏、广西、青海等欠发达地区均较高，呈现出两极分化。
二、结婚/谈恋爱不如搞钱？单身青年社会经济生活大探底
1. 经济状况对婚姻的筛选作用有所弱化
单身青年就业状况与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体现了经济保障对于婚姻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中。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极化与家庭福利政策的缺乏，越来越多青年人推迟婚姻。就35岁以上的青年而言，无论是就业情况还是工作质量，单身青年与青年总体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尤其对于大专及以上者而言。
2. 单身青年财富状况整体不如青年总体，对应其较弱势的社会心态
对于房屋、存款与耐用品此类稳定性较高且需要大额投资的财富而言，单身青年相较青年总体依然差异明显。婚姻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双方的生活成本，同时在情感与制度上促进了夫妻双方长期的计划与投资，这是单身生活暂时无法提供的。这也对应了单身青年较青年人更低的未来预期，彰显了其相对脆弱的主观感知。
三、亲密有间：单身青年的家庭生活与情感报告
1. 青年单人立户水平显著上升
在居住方式上，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20~34岁涨幅较高，达到3187.77万户。同时，存在性别与城乡的分化：城乡女性单人立户水平小幅上升，展现出女性独居实践的兴起；在35~49岁晚婚及不婚实践者中，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
2. 单身青年：我们都是“乐子人”
单身青年在生活态度上呈现“弱家庭、强自我”的特征，更加关注“生活有乐趣”。与此同时，单身青年在步入婚姻这件事上表现得比较佛系，不断延迟着向成人期的过渡。如果将同居视为婚姻的前奏，相较于青年总体21.97%的同居率，单身青年的同居率仅为10.15%。同时，不足一半（43.81%）的单身青年在近两年有恋爱经历。在闲暇生活中，他们依靠充实的日常生活安排和更加丰富的情感支持体系实现自我平衡。
3. 单身青年与朋友绑定密切，但也存在着潜在脆弱性
朋友是单身青年的重要支柱。但在个体最为脆弱的时候（如生病卧床或无法独立完成家务事项时），家人依然是87.64%与74.95%的单身青年最可能得到帮助的来源。因此也存在随父母年龄渐长，家庭支持功能有所弱化时，单身青年生活的潜在脆弱性。
四、那么，中国进入“单身社会”了吗？
就标题所涉的问题，如果从时间的维度进行纵向对比，可以从前文发现一些支持性证据，如单身青年规模增长、单人立户水平不断提高等。但如果从国别的维度进行横向对比，则可以发现我国2020年45~49岁女性未婚率依然较低（1.26%），远低于韩国的9.8%，日本的17.0%，以及以瑞典为例欧洲国家的28.78%。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如果以日韩2020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参考（分别为29.4岁、30.8岁），我国初婚推迟或将持续，并继续推高单身青年的比例。
图片源自：澎湃新闻《图解｜结婚人数屡创新低，中日韩婚姻都有什么变化？》
不可否认，婚姻观念在青年群体中正在发生渐进式的变化，青年开始更多审视婚姻对个体的意义，强调对婚姻精神价值的追求，但婚姻在中国仍然没有从整体上去制度化，即结婚还是绝大多数青年重要的人生选择。因此，尽管我国青年个体化趋势增强，但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的距离。
1. 我们不一样——“单身”一词下的人群异质性
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即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他们并没有刻意改变对婚姻的预期，但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各类婚恋的困境。
例如，婚姻中的理性计算与对情感价值的追求并存，而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与高竞争性，加大了个体婚姻准备的成本与难度，挤占了可投入于情感私人空间的时间与精力。婚姻缔结的困难就在于无法平衡上述多对矛盾，个体在追求婚姻所带来的情感价值的同时，又力争排除可预估的束缚和对个体利益的潜在威胁。在多重矛盾下，个体依据所拥有的资源形成了不同的应对方式。针对日本的研究发现，真正的不婚主义者仍是少数，越来越多的青年因对婚姻的低欲望而“无计划地导入单身”。
2. 单身青年规模的不断增长将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与异质性的单身群体相对应，对“单身社会”发展的担忧主要有三：
一是如何减少性别、年龄与单身歧视，帮助有意愿进入婚姻但不能的单身青年。这类人群不仅包含了因婚姻挤压或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进入婚姻的弱势群体，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职场竞争的女性；
二是如何培育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以避免单身状况青年人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内部孤立；
三是如何避免“单身社会”进程下社会分化的拉大。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对应着强化的财富不平等，同时不断抬高婚姻缔结成本。弱势群体或将不均等地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并加剧社会阶层的固化。
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为潜在的变革做出准备，可能是当前更重要也更为务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