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养育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在这些特殊的时刻，她们往往最为脆弱、需要帮助。来自他人的经验指引、情感抚慰和生活照料就变得格外珍贵，而母亲则是这一切的最佳提供者。
为了实现这些支持，很多处在孕期或育儿期的成年女儿和母亲住得很近。比如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有了小宝宝后由姥姥帮忙照管。有些母亲虽然不和成年女儿住在同一户中，但却住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小区，方便随时来家里帮忙做家务或带孩子。
不过，成年女儿和母亲的近居乃至同住，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更多情况下是一方或双方发生迁移、搬到对方身边后的结果。那么在此过程中，是成年女儿搬到母亲身边，还是母亲搬到成年女儿身边？双方的迁移决策分别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Rutigliano等在一项基于比利时的研究中，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母亲和成年女儿在居住安排上的“双向奔赴”。
如何观察生育养育驱动的母女迁移？
这项研究综合使用了比利时微观人口登记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从中选出在1991年时 16岁、和母亲同住且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的女性（对于双胞胎或多胞胎的情况，从中随机选择一个女儿作为研究对象），追踪她们从16岁到39岁（即2001～2015年）之间的生育养育史，以及她们和自己母亲的居住距离及其变化。排除十五年间一直住在一起的母女后，分析的总样本量为16742个（对母女）。
研究使用的方法是事件史分析。一旦母亲和女儿中不再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她们就进入了风险集，直到双方再次居住在同一个城市时离开风险集（见下图）。研究将成年女儿的生育养育期划分为无子女时期、首次怀孕前一年间、首次怀孕期间、首孩0～2.49岁期间、再次怀孕期间（higher order pregnancy）、非首孩0～2.49岁期间（higher order child aged 0～2.49 years）、最小的孩子2.5～6岁期间、最小的孩子7岁以上等八个子时期，以首孩0～2.49岁期间为参照组，观察不同时期母亲和成年女儿迁移至对方所在城市的可能性有何差异。
母亲和女儿的迁移原因有何不同？
研究发现，随着生育养育情况的变化，成年女儿和母亲的居住安排既存在单方变动，也不乏双向奔赴。
首先，成年女儿的单方居住变动，往往是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的预期驱动的。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结果显示，相比于参照组（第一个孩子0～2.49岁期间），成年女儿在第一次怀孕期间搬到母亲所在城市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而母亲并不会在此阶段发生迁移。这反映了成年女儿在向母亲身份转变的过程中，格外需要母亲的情感与照料支持，并会因此主动搬到母亲身边。而同时期母亲可能还在上班、尚未退休，不方便搬家。
其次，母亲的单方居住变动，更多受到外孙数量和年龄的影响。当成年女儿非首次怀孕，或者最小的孩子不到两岁半时，母亲搬到女儿所在城市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女儿并不会在此时期发生迁移。这可能是因为，此时成年女儿不仅要照顾年龄稍大一些的老大，还处在孕期或需要照顾幼小的其他孩子，搬家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因此，母亲会主动离开自己原先的生活环境，搬到女儿和外孙身边来照顾他们。
最后，当最小孩子长到两岁半以后，成年女儿和母亲最可能发生“双向奔赴”。此时，随着孩子们年龄增长，成年女儿一方面搬家更加方便了，另一方面也依然需要母亲帮忙照料孩子们；母亲在这一时期也希望增加和外孙（女）们的联系，因而双方发生迁移的可能性都很高。
在我国，有哪些相同及特殊之处？
以上结论为观察我国社会中家庭联系如何塑造家庭成员的空间流动提供了参考。在我国，隔代抚养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祖辈在育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年女儿的生育养育历程也因此深刻牵动着其本人和母亲的迁移流动。
不过，我国的具体情况可能也有特殊之处。比利时的国土面积略小于我国的海南岛，每个城市的平均面积大致和我国城市的一个区相当，因而各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差异很小，市与市之间的迁移难度也不大。
而在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等都不尽相同，不论是成年女儿还是母亲发生迁移流动，成本都要更高一些，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和收入、住房等资源的限制。一部分女性可能选择先在某地成家立业，母亲再追随而来，为小家庭乃至新的小生命提供帮助；而对于那些难以留在大城市的女性而言，由于流入地生活成本太高、没有足够的住房和收入等原因，她们可能会在怀孕后返回老家，生育完再次外出。
不论是哪种情况，女儿和母亲之间的联结，就是这样不因距离淡化，反而能牵引着双方跨越空间区隔相聚相依，共同应对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
参考文献：
Rutigliano， R.， Schnor， C.， & Zilincikova， Z. (2023). Moving Closer for the Grandchild? Fertil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f a Mother and Her Adult Daughter in a Dynamic Perspective. Demography， 60(3)， 785–80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唐语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本科生）、吕利丹（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