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地时间10月23日，以色列已派遣地面部队对加沙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有限袭击”，全面地面战一触即发。战争势必会给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联合国在12日曾表示，加沙地带有大约5万名孕妇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甚至无法获得干净的水，其中5500名孕妇将在下月分娩。
数据显示，长期被封锁的加沙地带，人口密度却与伦敦相当。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50年时间内，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已增加6倍以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约旦河西岸及其他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
战乱之地为何会展现出惊人的人口爆炸？ 巴勒斯坦女性在人口增长中的真实角色是什么？ 巴以冲突的阴影之下，巴勒斯坦女性所面临的生育困境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难，更体现出各方势力对女性权益忽视和侵犯的事实。凤凰网《凤凰大参考》节译E-IR网站文章《被占巴勒斯坦的生育正义: 生命政治政策和经验》 (Reproductive Justice in Occupied Palestine: Biopolitical Policies and Experience by Sanchita Aggarwal ) ，结合时事，以飨读者。
核心提要
1. 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妇女的子宫被严重政治化。以色列着力限制巴勒斯坦人口增长，将巴勒斯坦妇女的子宫视作“潜在的威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也试图利用本国妇女的子宫，将其作为生产战士的“军事武器”，甚至围绕“是否积极生育” 人为制造出“好巴勒斯坦妇女”与“坏巴勒斯坦妇女”的二分法。
3. 以色列还用军事暴力手段干扰巴勒斯坦妇女分娩，从而达到限制巴勒斯坦人口增长的目标。许多巴妇女在被迫穿过检查站的途中承受遭遇军事暴力的风险。相当一部分女性在穿越途中被迫在军事检查站分娩，其中有一半的婴儿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而死亡。 此外，一些以色列政治家还公开呼吁杀死巴勒斯坦妇女，以防止她们生育人口。
4. 另一方面，为了抵抗犹太复国主义，防止巴勒斯坦人口减少，巴勒斯坦人进行“亲生育主义”（pro-natalist）运动，将“生育”作为抵抗侵略的策略，强制规定其为巴妇女的“职责”，而“拒绝生育”则被视为反民族主义的标志。 因此，尽管医疗资源短缺、缺少安全的分娩环境，巴勒斯坦妇女仍然被迫做出分娩的决策，将自身需求放在次要位置。
作者丨 Sanchita Aggarwal
翻译、编辑丨李卓凡、刘锦恩
▎加沙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每一个醒来的清晨都意味着必须开始为生存而奋斗。
这里的暴力是多重的 ，除武装袭击之外，还包括严格的军事监视、萧条的经济状况、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所承受的心理折磨等等。这里的斗争是复杂的，残酷的封锁、压迫性的治理和生存环境的动荡使得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不公被忽视。
巴勒斯坦女性在巴以冲突中遭受着双重压迫 。一方面，以色列的长期占领破坏了巴勒斯坦妇女的医疗保健渠道、带来动荡和恐慌，剥夺了她们的身体自主和生育自治权。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中，巴勒斯坦妇女往往被迫做出“亲生育主义”（pro-natalist）的选择，以符合民族主义的计划生育期待。在巴勒斯坦甚至围绕“是否积极生育” 形成了“好巴勒斯坦妇女”与“坏巴勒斯坦妇女”的二分法——妇女被简化为她们的子宫。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9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拉法，在以色列轰炸后，一名妇女站在一所严重受损的房子里
巴勒斯坦孕妇：士兵故意朝我扔了三颗催泪弹
以色列的统治基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旨在创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犹太国家，并将该族群利益置于其他所有人之上。这种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是视任何其他族群为威胁，认为他们需要被消灭。
在犹太复国主义浪潮下，巴勒斯坦妇女不仅因其族群身份而受到苛待，还因其生育能力被视为潜在的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努力增加犹太人口，希望巴勒斯坦人的血脉消失。因此，以色列政府区别对待以色列犹太妇女和巴勒斯坦妇女，在预算分配、医疗保障、资源供给和健康保险等国家政策方面排斥巴勒斯坦妇女，从而限制巴勒斯坦人口的增长。同时，一些以色列政治家还公开呼吁杀死巴勒斯坦妇女，以防止她们生育巴勒斯坦人口。
▎以色列士兵和巴勒斯坦妇女。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妇女的子宫政治化，最终导致以血脉和生育能力为标准区隔不同族群的妇女，并危害巴勒斯坦妇女的生育健康和生命。
在约旦河西岸，妇女在分娩时遭受军事暴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许多巴勒斯坦妇女选择在耶路撒冷生孩子，这样孩子就能享受医疗保健、许可证和公民身份证的权利（总之，拥有更安全的生活）。
但这个过程并非毫无风险 ：怀孕的妇女必须穿越检查站，并可能被迫在那里分娩。在前往医院的途中遭受暴力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据报道，超过25%的巴勒斯坦妇女在怀孕期间曾经吸入催泪瓦斯。一位妇女报告称，尽管她恳求士兵不要在街上投掷催泪弹，因为她怀孕了，但士兵故意朝她扔了三颗催泪弹。2000年至2005年间，约旦河西岸有将近70名妇女被迫在军事检查站分娩，其中有一半的婴儿由于医疗资源不足而死亡。
▎一名女性裹上头巾以防止吸入以色列军队投放的催泪弹气体
除了分娩期间的干扰之外，巴勒斯坦妇女通常也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包括生育保健和堕胎服务。 巴勒斯坦妇女越来越不信任以色列的医护人员，她们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需求或进行安全的检查。以色列医院通常会鼓励妇女堕胎，甚至常常谎称胎儿有残疾或异常，最终操纵妇女接受堕胎手术。一些妇女声称她们不相信以色列的医学，因为“以色列机构不是我们的，他们只是告诉巴勒斯坦人要堕胎，因为他们想摆脱我们”。以色列政府还被指控进行强制绝育。此外，在犹太复国主义框架下，拒绝为前往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妇女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也被作为阻止妇女迁居的手段。这种拒绝导致妇女只能进行自我用药和手术，如分娩和堕胎，可能会危及自身和胎儿的生命。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9日，加沙城，一个正在扩建的墓地正在用推土机和新坟墓进行准备
这些政策与举措无疑是一种生育压迫。它们将妇女仅仅视为人口统计数字，并对她们造成伤害。只要巴勒斯坦妇女的孩子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她们就被剥夺了生殖权利。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可以对孕妇进行暴力侵害而不受惩罚，并破坏妇女安全获得医疗保健的渠道。
被迫跨越隔离墙产子
“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影响生育权利的唯一因素。有限的生育保健服务同样影响着妇女决定是否分娩、在哪里分娩、以及如何分娩。
2002年，一项研究显示，以色列的占领大大减少了妇女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产前和产后护理减少了五倍，不安全分娩（家庭分娩，诱导分娩，在军事检查站分娩等）增加了十倍。这些限制包括许可证、围墙、宵禁，以及加沙地带的封锁。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9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在以色列轰炸拉法省后，城市冒出浓烟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后 （编者注：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政治家沙龙（Ariel Sharon）前往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东区并登上圣殿山，此举被巴勒斯坦方面看作是一种挑衅，从而引发了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 ，生育保健服务的获取变得更加困难。联合国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不再被允许在宵禁期间进入巴勒斯坦被统治区域。许多公共卫生中心由于医生因宵禁无法前来而不得不关闭，这进一步增加了家庭分娩的数量，使妇女和儿童面临更大风险。许多女性分享了她们的经历：即使是在分娩后，她们的噩梦仍在继续，因为她们因被拒绝入境而在检查站失去了孩子。
▎以色列轰炸后，巴勒斯坦民防部队的成员在建筑物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在巴勒斯坦，许多家庭的生育决策也受到占 领 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 在经济困难的重压下，更多家庭选择减少或不再生育子女。 这既是由于无法承担生育所需费用，也是为了确保已经出生的孩子拥有更多教育、食物等资源。
▎一名妇女走过加沙被摧毁的建筑物废墟
加沙的封锁带来获取资源的困难。 基本必需品如水、食物和医疗用品被封锁。再加上战争带来的恐惧，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变得极度受限。2014年“保护边疆行动”期间，六家产科诊所关闭，许多加沙医院遭到损坏，医生在手术期间通常会被以色列国防军射击，分娩死亡率和怀孕并发症率增加了8％。 “无法安全分娩”，这不仅将一个人置于危险之中，而且经常迫使女性做出不再分娩的决定——害怕自己或孩子被杀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女性要么没有孩子，要么很少生孩子，或者经常由于其他孩子被杀而生更多的孩子。
由于此类限制，堕胎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 女性只能在以色列医院进行堕胎手术，但由于隔离墙、检查站和其他军事机制的存在，只有那些拥有进入耶路撒冷的许可证或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妇女才能接受这些医院的服务。这意味着大多数巴勒斯坦西岸的女性没有安全的堕胎设施。在加沙，情况甚至更加糟糕。由于缺乏服务和封锁，几乎不可能进行堕胎手术。妇女不得不采取危险的自我/家庭堕胎手术，经常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一位巴勒斯坦妇女在加沙城的医院抱着自己新出生的孩子
艾达（Aida）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巴勒斯坦女性，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谈到了在以色列占领下妇女所不得不忍受的心理创伤：“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生孩子，需要赶公交车，同时又经历剧烈宫缩的疼痛，知道我可能会在公交车上生孩子；我处于害怕、疼痛和真正的恐惧之中，默默地哭泣着。我想回家生孩子，但是，孩子将没有身份证明且不安全，一生都将是无根之人。只有在那里出生，她才能在他们的恐怖主义中生存。否则，她将像所有无法到达家园的人一样死亡，像你的身体死亡时一样。我正在生产，但同时也在经历死亡。我停止了生产，承诺未出生的孩子到医院，并在耶路撒冷生下她。”
她的经历显示了生育自由如何受到政治氛围的支配 ，并迫使巴勒斯坦妇女将自身需求放在次要位置。生育正义将生殖权利定义为保持身体自主、自主选择是否要孩子以及在安全可持续的环境中抚养子女的权利。然而，在占领状态下，这些权利都无法得到实现。
生育政治化：子宫是生产战士的“军事武器”
巴勒斯坦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抵抗，而其中一种抵抗形式就是生育。为了抵抗犹太复国主义，防止巴勒斯坦人口减少，巴勒斯坦人进行“亲生育主义”（pro-natalist）民族主义运动。
▎巴以隔离墙上画满了巴勒斯坦人和世界和平分子用于宣泄情绪的涂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生育运动之间的区别在于， 后者是以色列统治的结果。巴勒斯坦人的生育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在人口上确保以色列不能建立一个多数派国家 ，否则以色列的控制将更加牢固。
在“亲生育主义”的影响下，巴勒斯坦妇女被期望“为民族生孩子”，她们被称为“民族之母”。巴勒斯坦妇女被认为是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之一，她们通常会生育10个以上孩子，她们的子宫常被称为 “batin askari”——生产战士的军事武器。巴勒斯坦境内的抗议艺术也常常以怀孕的巴勒斯坦妇女为主要形象，象征着对以色列的抵抗。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9日，加沙城，以色列空袭后，一名女孩走在住宅楼的废墟中
因此，巴勒斯坦政府的倡议、社区的期望和家庭规划倾向于将妇女的子宫政治化，并期望大量出生的民族主义者。这被视为她们的“职责”，而未能完成则被视为反民族主义的标志。许多妇女本人也将生育视为一种抗议的标志和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抵抗需求，巴勒斯坦的生育率会是多少？绘画、抗议歌曲和选举活动都在美化巴勒斯坦妇女大量生育的形象。但理解女性需要承担的责任、对自身生殖决策缺乏自由的代价——这个概念是否真的浪漫而美好？
妇女们被人们简单地定义为生育工具。而生育是一项情感、经济和终身的事业，无人应该因非生育原因而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