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新加坡上映了一部关于当地出租车司机的电影 ——「德士当家」。
「德士」在新加坡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电影记录了两名出租车司机的「爱恨情仇」，以及主人公在失业后经历大起大落，通过驾驶出租车重燃起对生活的热情的故事。
《德士当家》，图片来源：豆瓣尽管看过电影的人不多，可还是在豆瓣上获得了七分的评分，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成绩。
当然，电影的创作水平并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
我们这次要讲的，是电影主人公原型，蔡明杰的故事。
从中国到斯坦福
1952 年，蔡明杰出生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在动荡的年代中，蔡明杰抓住了 73 年短暂恢复高考的唯一一次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
8 年后，蔡明杰从上海生化所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回到南京大学担任讲师。
1985 年，在南京大学已经工作四年的蔡明杰，得到了当时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那就是通过著名的 CUSBEA 项目出国深造，而且目的地是诞生过八十多名诺奖得主的顶级名校 ——「斯坦福大学」。
蔡明杰的 Cell 论文，图片来源：Cell
于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蔡明杰与导师 Ronald W. Davis 针对酵母的着丝粒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其获得博士学位的 1990 年，他们的发现刊登在顶级期刊 Cell 之上。蔡明杰是除了通讯作者之外的唯一作者。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路名校加上顶刊文章这样万中无一的人生轨迹，不仅需要极高的天赋与个人奋斗，还需要命运女神的眷顾。
即便是放在三十多年后的现在，蔡明杰的求学经历，也足够成为众多生命科学研究人员艳羡的对象。
凭借着出色的学术表现，蔡明杰得到了华盛顿大学遗传学系著名的博士后奖项，并在两年后，全职加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类似于我国中科院）下属的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 (Principal Investigator)。
新加坡的野心与错位的生物学家
二十世纪末期，生命科学的崛起使得欧美诞生出数个巨无霸级别的生物医药企业，并通过研发创新从全球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此时的新加坡，尽管处在一个周边国家视华人为「异端」的不利地位，但还是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与港口资源，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迅速崛起，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
可新加坡的管理者很快认识到，当地的经济对港口以及衍生出来的石油加工产业过于依赖，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急需寻找其他支柱产业的新加坡政府，对「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深信不疑。高附加值的生物医药行业，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没有自然资源的新加坡新的发展方向。
新加坡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图片来源：IMCB 官网
为了打通产业上下游，新加坡政府斥巨资建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并请来诺奖得主 Sydney Brenner 领导科技研究局的建立。分子生物学背景的 Sydney Brenner，也帮助新加坡建立了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IMCB）。
名校，顶刊。每一个看起来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优秀的蔡明杰也符合这所新建研究所对首席研究员的一切期待。加入 IMCB 之后的他，一直有着不俗的表现。
由于酵母领域较小，蔡明杰发表的期刊影响力并不太高。但 PubMed 等平台的检索结果显示，蔡明杰作为通讯作者，平均每年依旧能稳定产出 1～2 篇 JBC 级别的论文，也担任了学术期刊的编委。
同时，蔡明杰成功升任了副教授，及兼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附属教授，也作为博士生导师培养出了数名优秀的博士生。
通过这些成绩，我们不难看出，蔡明杰是一位合格的学者与导师，但新加坡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一些领导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在新加坡工作的老人，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作为一个曾经艰难求生的小国，新加坡是一个实用性非常强的国家。在餐饮产所，随处都是上了年纪还在工作的老人，因为整个国家都是一种「不养闲人」的心态，这一点与现在国内流行的「非升即走模式」极其相似。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尽管 2008 年的蔡明杰已经拥有了教授的头衔，而且工作时间长达 16 年，但已经 56 岁的他在产出上已经跟不上年轻学者，自己四五分的文章，也比不过其他实验室的 CNS 了。
更加致命的是所内的「政治斗争」，让这位学者失去了一个安心做科研的环境。
正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位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以及十多年独立领导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被其所在的单位没有任何补偿地炒了鱿鱼。
学历最高的出租车司机
已经处在知天命之年的蔡明杰，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迎接自己的下半生。
在经历了崩溃之后，做了一辈子科研的他重新开始投递简历。但由于年龄偏大与非学术界经验的匮乏，加上 2008 年的经济危机，没有合适的学术机构与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迫于生活的压力，这位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诧异的决定，那就是「开出租车」。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09 年 2 月，可能是史上学历最高的出租车司机开始营业。
蔡明杰每天需要为出租车支付大约为人民币 330 元的租金，扣除掉这部分成本和其他支出后，这位斯坦福博士的日收入仅为 150～250 元人民币。在每月全勤的情况下，他的收入也不超过一万人民币，可能不到现在新加坡一名新晋助理教授的五分之一。
当然，这位出租车司机在营业的同时，也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打量着这个世界。并在博客上分享在载客时的所见、所闻与所思。
都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并不是每一个出租车司机像蔡明杰一样受过最好的教育，教授过很多学生。就像蔡明杰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去观察那些看不见的酵母一样，他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高学历加上深入的剖析，让蔡明杰的博客很快获得了大量的关注，蔡明杰也先后受到了新加坡主流媒体的多次报道。
出租车司机日记
2013 年，蔡明杰将自己在开出租车期间的经历，整理成「出租车司机日记」，并得以出版。同年，由他的经历改变的电影「德士当家」上映。
博士何去何从？
虽然蔡明杰的故事是一个特例，其选择出租车行业部分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原工作单位的不满，但还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不得不说，对学者的考核要求，有时会使研究向着「短平快」的方向改变。在现行的晋升压力之下，人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要放弃需要「十年磨一剑」来沉淀的方向，追求容易发高分论文的领域？想沉下心来做小众研究，更是难上加难。
其次，每当有高学历人从事类似「出租车司机」，「快递小哥」与「外卖员」这样大众认知中不需要学历背景的工作时，都会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在大众的认知中，博士从事这样的工作似乎是对资源的浪费，浪费了国家和家庭对博士长期的投入与培养。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对于以生命科学为例的某些专业，是否有足够的产业规模去吸纳每年产出的博士学位，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同样，正如我们此前介绍过的，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生物学家离开学术界之后去开大巴车一样，有人在离开学术界之后依旧能够获得幸福。
博士学位，终究只是一个学位，并不是从事科研就能通往幸福的「通行证」。
如果一个博士能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找到内心的安宁，那么无论选择何种职业，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追寻自己的内心，往往比随波逐流更加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