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又起，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双方超2300人死亡，逾8100人受伤，冲突仍在不断升级。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不断升级的战火、双方军士残忍的行为细节、一些不忍直视的受难图片，还有诸多从历史、宗教、军事等宏观角度予以讨论的评论文章。
今天这一篇想从细微的角度来讨论巴以冲突，那就是共情。在下文中，你将看到一对来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父亲拥抱，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各自的儿子。这并不是虚构的抒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而此时重提的“共情”，也并不是令人反感的道德号召，而是神经科学实证分析。
文章来自《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作者西蒙·巴伦-科恩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这本书被视为神经科学版的《平庸之恶》，作者借助调查、实验和分析，试图以“共情腐蚀”还原“恶”的概念：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这一替换看似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
关闭共情：当恐怖分子开始恶行
如果你要别人举出最明显的“恶”的例子，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说出恐怖分子——那些人为了主张政治立场，会“冷血”地杀死无辜平民。如果我的理论正确，那么那些恐怖分子都应该是“零度共情”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尼克·伯格，26岁的美国青年，他先被劫作人质，后又在一段录像中遭到公开斩首，行刑者是一名自称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的男子，是本·拉登在伊拉克的副官之一。男子在录像中说，斩杀伯格是为了报复美国在巴格达西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行为。我们也许会说，恐怖分子因为感到自己的领土受到侵占而杀人，和精神病态者杀人的理由是很不一样的。同样是杀人的行为，我们能不能说两者都是关闭了共情回路所致？
如果有一名自杀爆炸者从加沙越过边境到耶路撒冷炸掉一间咖啡馆、害死了满室无辜的青少年，我们的第一反应兴许是谴责 ；但如果沿用同样的逻辑，我们就还应该谴责纳尔逊·曼德拉，因为他在领导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期间，也曾安排了对南非军事和政府建筑的爆炸袭击，他确实希望没有人会因此受伤， 但他也知道爆炸可能会牵连无辜群众。
同理，我们还要谴责梅纳赫姆·贝京，因为他做过“伊尔贡”的领袖，那是犹太复国团体“哈加纳”的一个军事分支，曾在1946年7月22日炸毁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46人受伤，这次袭击是为了劝说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最终的目的则是犹太复国、重建家园。后来曼德拉成了南非总统，赢得诺贝尔和平奖，贝京也成了以色列总理，并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恐怖分子在实施无共情的行为时，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信念（比如他们的自由和身份认同正受到威胁）选择目标的，因此这类行为未必是共情缺失的结果。个人的信念或者实际的政治环境都可能是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在实施行动的当时，的确是关闭了共情的。
当劫机者在2001年9月11日驾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他（受到信念的驱使）已经不再关心受害者的福祉和感受。托尼·布莱尔在下令进军伊拉克时说过一句名言：“历史会宽恕我们。”然而我们在评价一个行为时不能只看它的历史成果而忽视它的近期效应。无论目的能否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行为本身都可能是缺乏共情的。
巴以父亲的拥抱：共情是万能溶剂
在我看来，对于共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乃至有所忽略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无视了它一个世纪。教育者只关注识字和数学，也很少会想到它。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无论如何，共情都会在每个孩子身上自然产生。我们很少投入时间、精力或钱财来培养它。我们的政客几乎从不提它，虽然事实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它。
为防止对共情力量的讨论与现实脱节，我们这就来看看两个民族之间是如何反目的，那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它们的仇恨始终激烈，到现在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要是这两个群体都能看见对方的观点并产生共情，那该多好。
早期的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是逃避反犹浪潮的难民，他们许多人的家庭都在19世纪的俄国大屠杀和20世纪的纳粹屠杀中遭到迫害。我的外祖父迈克尔·格林布拉特就是这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一员，他在 6岁时逃过了立陶宛大屠杀，并在1906年坐船抵达蒙特利尔。我每次见到外祖父时，他都在忙着为犹太人建立新家园筹款。他还积极参加了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建立一座世界级的希伯来语大学。
到今天，以色列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那里的城市有世界一流的医院、管弦乐队和研究中心，然而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卷入了一连串悲惨的军事冲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以色列刚刚建国一天，它就与阿拉伯邻居们发生冲突。这是为什么？
部分原因，也许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而感到流离失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也是联合国在批准以色列建国时没有充分考虑的。无论冲突的起因是什么，结果是巴勒斯坦持续6年的炸弹袭击，以及以色列针锋相对的坦克反击，冤冤相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间苦难。
到今天，双方的许多人都只能看见自己一方的观点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丧失了对另外一方的共情。回顾历史，军事方案显然没有奏效，我认为共情才是前进的唯一道路。所幸有证据表明，中东的那些人民并没有长久而持续地丧失共情。
就在去年（编注：指2010年），我到伦敦北部格德斯绿地的艾利斯花园会堂听讲了一回。有两个男人走到讲台上，第一个说道：“我叫艾哈迈德，是一个巴勒斯坦人。我的儿子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infifada），他是给以色列士兵的子弹打死的。我到这里，是想对你们说一声安息日平安（Shabbat Shalom，希伯来语）。”
接着另一个男人说道：“我叫莫伊舍，是一个以色列人。我的儿子同样死于巴勒斯坦大起义，他是被一个巴勒斯坦少年扔出的自制汽油弹炸死的。我来这里，也想祝你们平安（Salaam Alaikem，阿拉伯语）。”
我震惊了：这是两位父亲，来自政治分歧中的不同阵营，他们因为悲伤团结在一起，并且拥抱了对方的语言。他俩是怎么认识的？原来是莫伊舍接受了一个名叫“巴以父母团”的慈善团体提供的机会，给铁丝网另一边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打去了免费电话。
艾哈迈德描述了有一天他在加沙的家中接到电话的情景。来电的正是莫伊舍，当时他还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陌生人，是他走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两个男人都在电话里哭了出来。他们之前都没有见过对方阵营的人，甚至没有和对方的人说过话，但他们都在电话里说，自己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
莫伊舍告诉艾哈迈德：“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失去了儿子。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艾哈迈德回答：“这样的悲剧必须结束，不然就会有更多像你我这样的父亲体会失去爱子的可怕痛苦。”
现在，两位父亲一起到全世界的清真寺和会堂中演讲，呼吁人们发起共情，并为慈善事业募款。这当然只是微小的一步，但是每一滴共情之水都能浇灌和平之花。
共情是一款万能溶剂。任何问题只要浸泡在共情中都能解决。它是预测和解决人际纠纷的有效手段，无论那是婚姻不睦、国际矛盾、工作冲突，还是友情中的磨难或政治中的僵局，是家人间的矛盾还是邻里间的纷争。
希望读过本书，你已经明白了这项资源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要胜过其他（比如枪炮、法律或宗教）。而且，不像靠数万亿美元维系的军需工业，或者靠数百万美元运转的监狱和司法系统，共情是免费的。和宗教不同，共情的本质也决定了它不会压迫任何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西蒙·巴伦-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