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4日，彭佳的爸爸在宝宝相册里写了一句话给5岁的女儿：彭佳，万万不能走你妈的路。
这句话对彭佳的影响，可能比想像中更大。2013年，彭佳大学毕业一年后，她回到了家乡，进入某大型国企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
这家国企，是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工作过的地方。对于彭佳来说，这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她不敢辞职，潜意识里，她不想复制李爱军的“失败”人生。
李爱军只活了短短47年，人生前半段有过得意的时光，有钱的时候喜欢买鞋，鞋盒子能从墙角堆到房顶；人生后半段落魄时，需要靠吃低保生活，照片里的袜子底都是污黑的。
她放弃过很多普通人难以割舍的东西，包括体面的国企工作，包括完整的家庭，包括4岁的女儿彭佳——李爱军到底爱不爱自己？这个问题折磨了彭佳20多年。
这本名为《mama》的摄影集，创作开始于2020年。它是彭佳走出近十年抑郁内耗的开始，也是她渐渐理解生母的开始。2022年，在《人物》杂志的采访中，李爱军与彭佳的故事，被定义为：这是一个理解母亲的故事，也是一个女孩自我修复的故事。
其实，对于彭佳来说，这个作品的诞生，还是一个促进改变的故事。2023年2月，《mama》的纸质版作为独立刊物发行。2023年9月，它又获得第四届中国青年摄影推广计划鲲鹏奖。这意味着，彭佳有了新的职业选择：从一名工程师转型做摄影师。
什么样的领悟，能让一个人恢复选择人生的勇气？上一代人度过一生的方式，会对下一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每一代年轻人都想过与父辈不同的人生，他们如何才能互相理解？
通过这本《mama》中两代人的拉扯，我们想试着找找可能的解释。
一个时代的耗材，还是一个女人的诗歌
在母亲李爱军的人生里，彭佳曾经是不被选择的那个选项，之一。
李爱军跟着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离开时，彭佳只有4岁。在她记忆里有一个场面：她跟着摩托车后面，追呀追，一直喊，但李爱军一次都没有回头。
这段不一定真实的记忆，是彭佳在李爱军活着的时候最后一次追逐她的影子。第二次追逐，发生在李爱军去世之后，彭佳一张又一张地扫瞄李爱军留下的照片，并一次又一次地自问：照片里的人是谁？她跟我有什么关系？
彭佳试着复盘李爱军的人生，想找到她坠落和下滑的关键点。
影集里的第一张照片，是李爱军人生第一个婚礼。红色的西服里露出一点白衬衣上的领结，扎起的头发上插了一圈红色的花，耳环上都缀着红色的珠子——这是1980年代时髦青年的结婚标准打扮。微笑的新娘明眸皓齿，有着任何世俗标准都得承认的美丽。
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是眼看着美丽被岁月侵蚀消磨。
生于1965年的李爱军，也曾经是那个年代光荣的“大厂子弟”。她的父辈，是从东北来到西安支援三线的老工人。支援三线这个词，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从1964到1978年，东北向三线内迁事业单位200个，人员100万，援建项目300个，对三线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爱军成年后的1980年代后期，迪斯科、摇滚乐等新潮的生活方式渐渐成为年轻人的日常。李爱军与彭佳的父亲就是在迪厅里相识相爱并结婚。因为结婚年龄没有达到国企内部的要求（离规定的适婚年龄还差半年），李爱军放弃了国企的工作，并通过男方的家庭关系，进入了国企附属的食品机械厂。
关于这次转职的理由，彭佳的父母双方长辈有不同的解释。彭佳的姥姥说，李爱军是为了爱情扔掉了铁饭碗。但彭佳的奶奶说，李爱军只是因为身体不好，不想在原单位当工人。但无论哪个理由，这个选择都显得缺乏远见——1993年1月份，食品机械厂就倒闭了。
李爱军放弃第一段婚姻的时间，是1993年9月。坚持离婚的理由，可能是在婚姻里找不到幸福。彭佳的父亲是个摄影爱好者，一到双休就不着家，有时候甚至会请十天半个月的假出去拍东西。但从彭佳的父亲角度，他觉得李爱军只是嫌弃他没钱。
此后，李爱军谈过几场恋爱，大约在1995年左右才进入第二段婚姻，对象是一名“在当地有钱有势”的男人。但这个男人也没有给李爱军带来安稳与幸福。李爱军怀孕了，但在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孩子属于超生。为了留下孩子，她一个人去了新疆生产，回到西安之后，假装这个孩子是抱养的，但终归没有瞒住。于是，为了保住男方的工作，1998年，她又一次离婚。
失去了家庭和工作的李爱军，在前夫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桑拿浴室。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是李爱军和两个小姐妹站在挂着“芙蓉浴”牌子的一处平房前亲密合影。虽然房子看上去简陋，院墙斑驳，招牌也有点敷衍不显档次，但她笑得如此灿烂。
在那个时代，桑拿浴，属于公务消费和私人消遣的热门场所，据说，1996年，全国桑拿浴多达一万家，每年要“洗”去100亿元人民币。李爱军的桑拿浴应该有过一段时间的红火时光，彭佳记得奶奶曾对她说起：你妈可有钱了，“穿的凉鞋都是皮的”。
桑拿浴的关停是在千禧年前后。在全国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的大背景下，为数众多的歌舞厅、桑拿浴、电子游戏厅、发廊等场所遭遇严打。
做不成女老板的李爱军，选择了南下广东，接一天20块的发传单工作，睡大通铺，寻找一切能赚到钱的零工机会。没过两年，她又回到家乡，想从母亲那里拿钱开商铺，被拒绝了——母亲怕她骗钱。商店开不了，就又开麻将馆，还在乡下包了一片地，种小米，养鸡，养兔子。
图：彭佳很在意这张李爱军抱着羊的照片，她从中能读到快乐的情绪
李爱军的后半生，没有体面的工作，也没了能长久做下来的事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桑拿浴生意最赚钱的阶段，她买了一处房子，这成了她贫困半生最后的兜底。到了2007年，她又申请了低保，一个月能领300多块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发现儿子可以靠打游戏卖装备赚点钱，40多岁的她也打起了游戏。
她留给女儿彭佳最后的礼物，是亲手打的一幅小女孩图案的十字绣。
在影集结语部分，彭佳写道：如果去世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希望她在那边能有钱且快乐。
“万万不要走她的路”，就能幸福吗？
彭佳把李爱军的人生概括为“时代的耗材”，在各种选择之后节节败退，越过越糟。
但同时，她活得有劲，敢爱敢恨，说走就走，不被任何一个角色定义或束缚，包括作为母亲。她不是那种会因为爱孩子而忍受不如意婚姻的母亲，她选择了做自己。就像80年代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但不得不说，时代的耗材这个词，精准地击中了现代人的切肤之痛。从李爱军的1980年代，到彭佳的2020年代，时代的列车速度越来越快，谁不曾担心过自己被甩下？
作为一个准“90后”，彭佳人生的前三十年从来没有偏离“正确”的轨道。她努力考上大学，选择了跟父辈工厂业务对口的专业，毕业之后，先是去了一家贵州的国企，过了一年后，又回到了西安，进入了父辈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企业，这一待就是十年。
现在回想起来，彭佳会觉得，从离家上大学算起，一直到现在，她最快乐的日子还是在贵州的那一年。虽然本可以一毕业就回家乡工作，但她还是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自己选择了去遥远的贵州安顺，工资也不算高，实习期月薪只有2000元。
但是，在贵州上班的日子里，彭佳喜欢上了和朋友们一起骑车出游，骑行很远的路，去海边扎帐篷，看白鹭成群掠过水面，听雨点打在帐篷顶上的乐声，感受大家一起烧烤聚会的乐趣。那是一种纯粹的快乐，也让她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
图：在贵州生活时，彭佳拍过的照片
其实，在大学期间，彭佳就会经常追问自己：我每天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在学校里，在书本里，她都找不到答案。
她就读的那所大学，坐落于一座小城郊区的山坡上，环境恶劣，经常有蛇虫出没，冬天没有暖气时，她和同学们需要靠出门跑步来“取暖”，而到了夏天，彭佳的“招蚊体质”也让她吃尽苦头，至今对毒蚊子咬出来的巨包心有余悸。但比起身体上的折磨，她更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迷茫和无助。学校在地理上的偏远闭塞，让她的大学四年就像是高中的延续。
大四的时候，彭佳曾经短暂地作为一家教育机构的志愿者，去四川的乡村里给孩子们讲过几次课。她喜欢诗歌，就把自己读过的诗讲给孩子们听。隔了几个月再去，发现很多孩子都记得她的名字。她特别感动，觉得自己的付出是有价值的。那段时间，她甚至想过，要不要毕业后干脆成为这家机构的正式员工？但来自家庭的强烈反对，还是让她退缩了：没有编制、没有稳定收入，也看不到上升途径……意义？毕竟不能当饭吃。从小到大，她耳濡目染的工作价值，与个人理想无关，就是赚钱吃饭的手段。
独自去贵州，是她唯一一次小小的“叛逆”，但没能坚持太久。入职不到一年，彭佳生了一场重病，上吐下泻了半个多月。虽然正规单位的医保福利卸掉了看病的经济负担，但独自面对一切无人照顾的痛苦，让她终于松了口，打电话给父亲说：我要回家。
回到家庭的羽翼下，回到熟悉的社会关系里，走上父辈曾经走过的路，看上去就是彭佳逃不脱的宿命。
图：彭佳的爱猫“贝贝山”。
回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开始回家上班的日子里，彭佳住在家里，跟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后来终归还是不适应，就自己搬出来住。
继母来到这个家的时候，彭佳上小学五年级，经常生病，继母就得经常放下工作带她去看病，事情多了，就会不耐烦地催彭佳的爸爸“你带着你姑娘去看病”。后来，继母自己也生了孩子，彭佳就会在一些日常小事上感受到微妙的不同。她曾经试过表达自己的委屈，对继母说，你太偏心了，只对弟弟好，对我不好。但继母说：不是亲生的，我没办法。
直到今天，彭佳还没有完全消化这句话给她带来的冲击。她又一次没能成为首选。
彭佳和继母之间，关系其实并不差。长大以后，她也能理解，为人继母，也是一种人生课题，谁也很难坚持做到满分。在李爱军离开以后，她曾经对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过期待，觉得有些空缺可以靠填补，但后来发现得不到，便告诉自己：不要强求。
因为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彭佳与父亲之间，也有着一道无形的界限，也许亲近，但未必亲密。她亲眼见到过，父亲因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而陷入长期抑郁，一度靠天天喝中药和吃有糖心的水晶饼来缓解情绪。她也一直记着小时候，父亲经常把她带到操场上，让她自己玩，然后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她很害怕，怕自己会被永远抛弃在那里，又一次成为不被选的那个。
在彭佳的生母那边，目前还在世的亲人里，是姥姥、舅舅，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但生母去世后，围绕着后事操办事宜，即使是至亲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彭佳夹在两家之间的尴尬身份，让她对长辈的态度无奈且无力，只能和弟弟感慨一下家庭关系的复杂，并在《mama》这部作品里隐晦地表达一下心绪。
熟悉的环境，并不意味着精神的舒适区。所有在世的亲人都在一个城市里，触手可及，并不意味着如鱼得水。而国企稳定的工作，在当地体面的薪水，以及各种隐形福利待遇，都无法缓解一个人无处安放的焦虑。在她所在的环境里，一个人的成功标准或幸福依据，都是用物质条件来衡量的：钱，权力，配偶，子女数量……
从2017年到2019年，接近而立之年的彭佳，却陷入了精神上的低谷，需要不断地做心理咨询，来缓解自己抑郁和失眠的症状。心理咨询费并不便宜，每小时要500元，一周做四次就是2000元。虽然代价昂贵，但这是彭佳唯一能抓住的出口。
她对心理咨询师说：“我的人生底色是灰色的，这是我的真实感受，不是比喻。浮在最上面的是痛苦，拨开痛苦表层之后就是焦虑，在焦虑的下面就是一片灰暗。我待在那个地方，干什么都不会有热情，也没有爱好和价值观相近的人。”
通过做咨询，不停地回答问题，做表格分析，彭佳把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彻底的解剖。生母在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造成的影响，在这些分析中一点点地显现出来。这时，距离李爱军的去世已经过去了5年多。
图：孤独图书馆出品的《mama》封面，属于“幻像phantom zine”系列之一。创作这部作品，让彭佳对生母的称呼，从“李爱军”过渡到了“mama”。
这本《mama》摄影作品，源起于2020年。这也是彭佳走出漫长抑郁的一个契机。一张照片，又一张照片，一份日记残页，一件廉价的毛衣，一幅十字绣，一包扔在抽屉里十几年的番茄酱，一张张住院费用单据，她拼贴着李爱军的人生，在玻璃渣里寻找着自己曾经被爱过的证据。
一个在不被选择的阴影下过了20多年的女孩，想知道自己生而为人的价值。
想飞的心，从未停跳
在创作《mama》的过程中，彭佳是瞒着父亲的。作品完成以后，她才拿给父亲看，父亲没有明显的情感波动，只给了句专业评语：“文字还行，图片差点意思。”
彭佳的父亲，在端稳了国企饭碗的同时，从没放弃摄影爱好。他喜欢拍黑白片，把镜头对准各种底层人、边缘人群，为了拍一些题材，他现在还会坐绿皮火车，住最便宜的旅馆，跟着拍摄对象一起吃盒饭。他出过摄影集，还在意大利办过个人摄影展。用彭佳的话说，“如果他不是我爸，我肯定得尊称他一声老师。”
彭佳决定走摄影的道路，也许有过父亲的影响，比如小时候跟着父亲去拍过外景，但实际上并没有父亲的推动或助力。甚至有一段时间，她会痛恨自己在摄影方面的兴趣。她不敢像李爱军一样活，但也从一开始就抗拒成为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在摄影圈子里被认可，但在小城主流价值观下，一个没有钱，也没有干部头衔的中年男人，很容易被打上失败的标签。
彭佳还是选择了走摄影这条路，在经历过长期的精神内耗之后，她终归需要一个表达自己的载体，而文字和影像，是最容易接触到的，是伸出手就可以拿起来的。
跟彭佳父亲同辈的摄影圈老友里，有人抛弃铁饭碗出来创业，做工作室，风声水起。对方曾经向彭佳父亲发过邀请，让他出来一起干，但彭佳父亲拒绝了——他没有把爱好变成工作，而他的本职工作是企业宣传，既不妨碍他搞创作，还能提供不少到处拍素材的便利。
现在，轮到彭佳做选择题了。只是，她没有办法像父亲一样兼顾工作与热爱。
在她所在的国企，与她工龄相近的同侪里，不少已经升到管理级别，而且完成了买车、买房、成家、立业一条龙操作。但彭佳入职十年，还停留在基层技术员的岗位上。她缺少对工作本身的热情，也没有向上攀爬的动力，更学不会看人眼色巴结领导，连逢年过节送礼这种面子工程都做不来，在饭桌上给领导打圈敬酒时都会有“耻感”。
用彭佳的话说，“我觉得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奇葩。”但是，她又补了一句，“但在摄影圈，我属于超级正常的那种人。”
某种意义上，《mama》的问世，给了彭佳一个新的选择机会。她获得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更多愿意倾听和理解她的人，一群新的朋友，新的圈子，新的可能性。她发现，有那么多人已经不再仅仅把工作视为“饭碗”，他们可以通过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顺便把钱赚了。
这种她从前不敢想的可能性，已经有人实现了。她已经很难安稳待在原地。
好作品都是一面镜子，照出百样人生
本来，彭佳在创作之初，觉得这只是一部个人化的作品，“我的经历太特殊了”。但是，当作品被印刷、被报道、被展览甚至获奖之后，她发现，这个世上居然有许多人与她深切共鸣。在书展上，她亲眼看到过：一个女孩把她的作品从头到尾翻完，一抬头满脸都是泪；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看完书后特地过来握她的手。
图：在2023平遥摄影大展上，《mama》成为获奖作品
所有对别人故事的阅读，都是一个重新审视自我的体验。
客观地看，通过《mama》，彭佳与去世的李爱军，互相成为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对于被书写者李爱军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生命能获得的特殊幸运：她47年的短暂人生，无论美丽、决绝、牺牲，挣扎、贫穷、衰老、病痛，死亡，都有了最好的承载容器，可以让她的生存不会埋没，不会随风而逝。
对于书写者彭佳来说，她一直处在不被选择中、一直在追问的生命意义，通过这部作品得到了部分的答案，这也许能帮助她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只是，当一个故事进入公共领域，任人评说是一种必然结果。人们也许会把李爱军的人生当做选择失败的样本，总结经验或教训。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一点，任何选择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比如，放弃国企的工作，确实是李爱军人生下降线的开始。但是，如果她保住了第二次婚姻，或者作为女老板创业成功，或者通过南下广东赶上了时代的风口，那么，“离开体制，勇敢下海”之类的词句，是不是会写进她的“成功经验”？
彭佳现在可以不再被别人的人生所绑缚，不再纠结于被谁放弃。所有的人生都是选择题，被选择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被放弃的也不一定就不值得。现在的她，可以主动去选择一个新目标——在35岁之前，完成与过去的切割，去上学，潜心进修摄影这门学问。同时，她已经开始着手积累新的作品素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ID：bosszhipin），作者：恒山搓澡尼，图片：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