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发现，最近朋友圈里去巴厘岛、泰国、日本的人数呈指数式增长？ 


内循环三年你我都累了，尽管今年整个消费大降级，但报复式旅游还是要的，不管是度假模式，还是特种兵模式。


跟许多把疫情后第一个国外目的地定在海边的人一样，我在年初就迫不及待买好机票、办好签证，准备时隔四年，再次前往斯里兰卡冲浪。 


作者拍摄（后文未标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说到出国冲浪，我实在对早已沦为白人集散地的巴厘岛无感，倒是斯里兰卡这个印度洋小国，从我十年前第一次作为国际义工前往，到四年前为了学冲浪再次踏足，这里一直是穷游和避世的理想之地。关于这里的风景人文为何如此吸引国际游客，一位在斯里兰卡生活了十八年的伊朗摄影师用一种浪漫的说法解释：因为这里有着地球上最小的地心引力，所以这里的一切都轻飘飘的、慵懒的（人和流浪狗都是）、没有压力的。 


跟世界上不少岛国一样，几百年来，斯里兰卡一直国命多舛。几百年的殖民统治结束后，一场持续了 26 年的内战到 2009 年才结束。和平维持到第十个年头，2019 年复活节当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斯里兰卡境内策划了一连串炸弹袭击，重创当时刚进入上升期的当地旅游业。紧接着，新冠疫情开始，直接引发 2022 年的经济危机，国家宣布破产。 


但我知道，斯里兰卡的悲情，和这片土地的诗意，是不矛盾的。我忐忑地攥着“这个地方变了吗？这里的人变了吗？他们现在该如何继续生活”的疑问，回到这片南亚土地上寻找答案。


一、处在七彩泡泡里的冲浪胜地


在离开首都科伦坡前往东部冲浪胜地 Arugam Bay 当天，我的 Airbnb 房东、一位从业三十多年的斯里兰卡资深记者向我形容：“那里的人都活在一个七彩泡泡里。” 


在到达 Arugam Bay 的第三天，每每想起她的这个比喻，都感叹太过准确—— 


满街上身赤膊的男子和身穿比基尼的女子；路上的白人数量远超过当地人；每家餐厅都在放着难以名状的百大 DJ 音乐；轻食店一碗水果 smoothie 可以卖 50 人民币，咖啡 35 人民币，相当于发达国家超一线城市消费水平；没有一辆打表计价的 tuk tuk 车（当地一种交通工具），游客区只有一套相较于其他城市溢价四到五倍的打车收费标准；由于正值旺季，每个当地人都恨不得把自己家作为旅馆出租，最便宜的无空调房也要 120 人民币一晚...... 


tuk tuk车是当地浪人出行标配交通工具


发生在我身上最离谱的一次，上车前说好 3000 卢比的车程，下车时被要价 13000 卢比。在争论时，司机说：“你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对吧，那这钱就值了。” 


在这个一向以“微笑”作为宣传名片的旅游胜地，“快乐”已成一种商品——你来旅游，为快乐花钱是应该的。但该以什么标准给“快乐”定价呢？ 


根据《镜报》2022 年的数据，斯里兰卡四成贫困家庭（一个家庭平均 3.7 名成员）的月收入只有 26431 卢比（约合人民币 500 元），两成家庭只有 17572 卢比（约合人民币 327 元）。中产约六成家庭月入56079卢比（约合人民币 1261 元）。 


10 年前第一次来，一盒酸奶 20 卢比，以当时的汇率是人民币 1 元。10 年后，一盒酸奶 70 卢比，以现在的汇率是人民币 1.5 元。这只是一盒酸奶，当地人越来越吃不起饭是无比真实且当下的事，而对于游客来说几乎没感觉。 


70卢比一盒的酸奶，在Arugam Bay还得多付10卢比“游客税” 


斯里兰卡不大，全国有东部 Arugam Bay 和南部 Weligama 两处冲浪胜地，由于海岛气候，两个浪点的浪季正好错开，夏天到东海岸冲浪，冬天浪人和商家集体迁徙到南海岸。今年是经济危机爆发后的第一个夏天，游人如梭的 Arugam Bay，就是那块人人抢夺的香饽饽。 


游客像奶牛般被挤，与之对应的是为了减少开支每天少吃一顿的本地人。看着各种溢价的账目单，我第一次在旅途上感到一种沉甸甸的无力感。用记者房东的话说就是：“作为游客，哪怕你知道自己被宰了，但你还是会选择给他们钱，因为来这里的游客对当地人的生活现状感到难过，施舍能让心里好过一点。” 


唯一活得轻松的，大概只有这边的流浪狗


在 Arugam Bay，不管在旅馆、餐厅，还是冲浪俱乐部，极少能看见女性员工。斯里兰卡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很少有机会能在进入婚姻生活后继续工作，一是由于工作技能缺失，二是生活和育儿的需要，她们长时间待在家里，依靠丈夫出外工作挣钱养家。 


经济危机下女性就业更成问题。最近旅游业复苏，国际游客增加，选择到游客区当 tuk tuk 司机的当地人越来越多，但由于缺乏外汇，斯里兰卡在今年五月停止从印度等国家进口 tuk tuk 车，申请车和牌照的费用远远超出普通居民可承受的范围，令这个原本就被男性主导的工种，在女性面前门槛变高。 


正当我心灰意冷之时，此时却有一群当地女性，正高举旗帜进入另一个原本被男性主导的工种：冲浪教练。


二、从浪外到浪里的当地女性


一项全球数据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只有 15% 的女性能够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游泳。斯里兰卡虽然四面环海，但却是世界上溺水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海是危险的”，这种被内化的恐惧更是在 2004 年印度洋大地震后升级，地震引发的海啸在斯里兰卡境内造成三万多人死亡，我认识的不少当地朋友儿时因此失去双亲，成为孤儿。 



对许多女性来说，冲浪并不是一种属于她们的选择，摆在她们面前的，是种族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甚至宗教各层面的阻碍，这些阻碍往往由于潜在的权力结构不平衡而造成的。父权制从斯里兰卡的社会延伸至家庭，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使其并不具有重要事务的决策权。从童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成为人母，女性的每个生命阶段都面临不同的社会期望、性别规训和传统约束，被其他人决定自己的生命大事。 


女性的身份和阻碍在其一生都在变化。斯里兰卡的农村女性在月经初潮后成为“大姑娘”，在青春期，被期望待在家里照顾家人，而不是参与公共场合的娱乐活动，跟男性的交往也会受限。冲浪往往跟派对、性、酒精，还有所谓的“beach boy”文化绑定。在农村地区，人们认为冲浪会让女性皮肤变得黑黝、身材变得壮实，不仅影响婚姻，还可能败坏名声，更别提费用高昂的冲浪课程和装备使人难以负担。成为母亲后，花在家人身上的时间更是变多，除了有偿的社会工作，还需要做大量无偿的家务劳动，无暇外出冲浪。出于安全和名声，斯里兰卡家庭往往会为了保护妻女，不允许她们冲浪。 


根据资料记载，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陆续有来自西方的冲浪爱好者前往斯里兰卡，开发浪点并且把冲浪这项运动教授给当地人。从 60 年代后期，慢慢有当地男性开始在斯里兰卡南部冲浪。而当地女性进入冲浪运动，一直到近十年才慢慢发生。 


来自 Arugam Bay 周边渔村的 Shamali Sanjaya 从 2011 年开始冲浪，是当地其中一个最早冲浪的女性，也是斯里兰卡第一个女子冲浪俱乐部 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下文简称ABGSC）的现任主席兼创始人之一。 


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成员，中间为Shamali Sanjaya。摄影师：Max Gifted（受访者提供）


尽管有一个当冲浪教练的父亲和一个拿过全国冲浪冠军的哥哥，Shamali 并没有从小被鼓励成为一名冲浪爱好者。2011 年，来自美国加州的 Tiffany Carothers 跟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搬到了 Arugam Bay，成为 Shamali 的邻居。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把板子借给了 Shamali 并带她去冲浪。自此之后，冲浪成为了 Shamali 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她在 2020 年参加了斯里兰卡首个女子冲浪比赛，在怀孕四个月时依然每周参加比赛。经济危机爆发后的 2022 年 10 月，她和俱乐部里的另外 8 名成员，在 S4IG 计划（计划旨在通过旅游业价值链的技能发展创新，为边缘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残疾人，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业务）的资助下，集体取得 ISA 一级教练资格证和海洋救援（国际认可的、最权威的冲浪资格证书之一）。这意味着她们可以作为冲浪教练，为自己在当地创造谋生条件。 


九位获取ISA一级教练资格证的ABGSC成员。图片来源：abay_girls_surf_club Instagram （受访者提供）


2015 年，Tiffany Carothers 在东海岸针对当地女性开始进行每周一次的 “Girls Make Waves（下文简称GMW）”冲浪教学。2018 年 10 月，一群当地女性在 Tiffany 和另外两名国际冲浪爱好者 Martina Burtscher 和 Amanda Prifti 的帮助下，成立了斯里兰卡首个女子冲浪俱乐部 “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为了把影响力扩至南海岸，2018 年 11 月，Martina Burtscher 和 Amanda Prifti继而创立了 “SeaSisters”。这场由冲浪带起、被《卫报》誉为“一场由斯里兰卡女性带领的安静变革”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当地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四年前的一个浪人派对上，冲浪的朋友说：“你一定要见见 Martina。”于是这次我联系上了这位 SeaSisters 的联合创始人，希望了解更多关于她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经历。 


Martina Burtscher进行冲浪教学。摄影师：Amanda Prifti （受访者提供）


BIE：哈啰 Martina，可以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Martina：我叫 Martina Burtscher，来自奥地利，是 SeaSisters 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位于斯里兰卡南海岸，专注于妇女赋能、海洋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社会企业，将游泳和冲浪作为一项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为斯里兰卡本地的女孩和妇女创造一个能让她们享受海洋的安全空间。 


BIE：作为一个白人女性，你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发现斯里兰卡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呢？为什么你会觉得冲浪可以成为一种能够造成改变的工具？ 


Martina：2017 年我第一次来到斯里兰卡。当时我正为硕士论文进行一项全球范围的、题为“女性造浪（Women Making Waves）”的学术研究，这是一项关于全球南部地区冲浪和女性赋能之间关系的研究，斯里兰卡的女性冲浪者是这项研究的关注重点。


在那一次的旅程，我认识了一群在 Arugam Bay 的女性冲浪先锋，她们通过 GMW 的项目学习冲浪。我进行了三个月的在地调查，去了解当地女性的生活，也意识到她们在冲浪运动中所面临的多重阻碍。2018 年我回到了这里，相继帮助她们成立了 ABGSC 和 SeaSisters。这两个组织目前都由当地女性运营，为当地女性服务，并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前来了解和担任志愿者。 


SeaSisters的游泳教学课。摄影师：Susan Nitzsche （受访者提供）


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作为一名女性意味着什么”。在冲浪前，我们需要让女性知道，冲浪是她们的一个选择。通过冲浪，把海洋这个原本令人抗拒和恐惧的不安全空间，转变为能够包容、疗愈和赋能的安全空间。在这个安全空间里，她们可以学习新的生活技能，结交新的朋友和社交网络，享受表达和行动的自由，建立新的关系和社会规则，并且相互作用，让女性领导力自然地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冲浪不管是从个人、集体还是社会结构层面，都能成为推动变革的工具。 


SeaSisters的冲浪教学课。摄影师：Lizzie Goldsack （受访者提供）


BIE：斯里兰卡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你作为外来者，有着不同的肤色和背景，这一路以来你是怎么取得这些当地女性和她们家人的信任的呢？ 


Martina：我到 Arugam Bay 的时候，在 Tiffany 和她家人多年的努力下，GMW 项目已经在当地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础。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女性冲浪者，女性之间总有一种通过热情形成的联系。我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白人学者，很清楚我在这里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局外人。进行研究时，为了避免“他者化”，我也会不断反思自己所处的立场和阶级。 


从参与者的自身来看，许多成员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由于受到朋友、家人等外部推动的鼓励，尝试接触冲浪，正是这些外部的推动者，为她们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例如，成员 Ayomi 对冲浪很感兴趣，但觉得自己一个人无法独立冲浪。在 GMW 课程开始后，她终于有机会和另一个女孩一起学习。另一位成员 Susanthika 表示：“当我看到大家都在冲浪时，我觉得我也应该去。”


在 SeaSisters 启动之后，消息很快就在小小的渔村里传开来，非常多女孩和妇女都来问怎么才能学习游泳和冲浪，以致于我们需要制定等候名单。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她们都在等待一种“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出现了，人们就会这样事物感兴趣，并且参与进来。反过来看，这其实是女性赋能过程中的“意识转变”，女性通过这种意识重塑对“自己可能成为什么人和做什么事”的想象。 


信任感的建立也需要当地女性的努力，一个成功的地方榜样，能够成为这场变革的“催化剂”。Shamali Sanjaya 的故事在当地早已家喻户晓。刚开始她的家人也不支持她学习冲浪，但她用行动证明了冲浪没有什么不好，她在冲浪的同时，也保持了自己作为一名斯里兰卡人的文化价值观，赢得他人的尊重。这一切都为那些有抱负的女性冲浪者铺平了路，她的故事对农村地区的女性尤其有意义，因为大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SeaSisters的冲浪教学课。摄影师：Amanda Prifti （受访者提供）


BIE：这三个组织成立好一段时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吗？ 


Martina：GMW 的成员 Mona，在 2004 年的海啸失去了她的母亲，她从此留下了极深的心理创伤，多年来无法走近海边。2017 年，在朋友的说服下，她尝试参与冲浪课程。尽管全程都十分紧张和不安，但她并没有放弃。当时我和她在一起，她知道我会照顾她，所以非常信任我。她努力趴在板上抓到几个浪，感受到乘上浪尖的愉悦感。她形容：“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涌进我的内心。”在这之后，她继续冲浪，并且尝试在板上用双脚站起来。


31 岁的 Mona 在一次访问里说：冲浪让我忘记海啸带来的创伤，过去的我，面对大海只感到悲伤，现在我希望能够获得快乐，我想要更多，我想要学习更多，我想要冲更多的浪。这种渴望使我忘记那些让我难过的事。现在我想要抓住那道属于我自己的浪。 


到现在，Mona 都会参与我们日常的冲浪活动，有时还带上她的两个女儿。她再也不想停下来了。我相信，她之所以能战胜内心深处的恐惧，是因为她跟组织成员在一起的时候，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安全感，激发了对自己的信任，去做一些过去从未想过自己能完成的事。 


事实上，（在采访前）我刚刚和她通过电话，她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她通过了 ISA 的考核，很快她就能成为一名冲浪教练。 


Mona。图片来自：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官网 


BIE：性别结构的重组不能只靠一种性别的努力，当地男性在全女性的冲浪俱乐部里担任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怎么能够参与进来？ 


Martina：为了营造一个只有女性的安全空间，男性不能参加我们的冲浪项目。不过，我们会跟当地男性进行大量的沟通，尝试影响他们对性别规范的看法，获得他们对冲浪项目的支持。同样，成员们日渐开放的心态也会影响身边男性的态度。 


想起一个小插曲，当地旅游局的负责人（男性）曾告诉我们：“如果想帮助斯里兰卡女性，你应该给她们买缝纫机，而不是带她们去冲浪。”后来，他们意识到女性从事冲浪教练能够为当地旅游业创收后，这些负责人也开始积极支持当地女性从事冲浪事业。 


这证明了，重塑男性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看法在这场变革至关重要，因为男性依然在公共和私人场域影响着女性的行动度与其对公共事业的参与度。 


BIE：最后，一个很沉重的问题，疫情几年，组织都是怎么撑过来的？经济危机后，有成员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冲浪吗？ 


Martina：疫情期间，这里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区域封锁、交通管制等，国际志愿者纷纷回自己的国家，女性游泳教练数量不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远优先于娱乐需求，我们不得不暂停 SeaSisters 的活动。在 2022 年 2 月，课程重新开始。 


斯里兰卡从去年到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十分困难，面临着多重危机，无法去预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会对这边的冲浪运动产生什么影响。去年这个时候的 Arugam Bay 没有游客，燃油短缺，冲浪者连浪点都去不了，甚至需要用马车出行。不过，斯里兰卡人民在过去多次危机中，都证明了他们强韧的民族生命力。我不认为 SeaSisters 的大家会完全放弃冲浪，或许哪一天，她们又能重新拿起冲浪板，去追寻内心的激情，到时候，她们会再次快乐起来的。 


SeaSisters。摄影师：Amanda Prifti （受访者提供）


对于能够冲浪的人来说，那些跟大海融为一体、乘在浪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是从现实抽离的短暂瞬间。这个社会有太多让人不自由的因素，但至少在冲浪的时候，能让你忘记这些不自由。 


在 Arugam Bay 的最后几天，我租了一辆摩托车，载着冲浪板，去到一个人少的浪点，在日落下，抓到一道很长很长的浪。划水回到等浪区时，我与身边的女孩相视而笑。我们不认识彼此，但冲浪足以让我们在同一片海里为此刻的快乐庆祝，这种快乐是无法被定价的。 


世界正在变糟，但你要相信生命力。 



（内文未标注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 （ID：biede_），作者：肥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