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73岁的比利时艺术家克里斯蒂安·西尔万，赢了在中国的官司。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穿着简单的黑T恤、牛仔裤，表情透着一丝释然。
2019年开始，他指控中国艺术家叶永青抄袭，如今拿下了中国美术领域有史以来最高维权赔偿65万欧元（500万元人民币），这也是西方艺术家第一次因“抄袭”在华维权成功。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克里斯蒂安·西尔万，叶永青却是大名鼎鼎的“叶帅”、四川美院退休教授，是享誉全国的顶流大师，画张涂鸦般的《鸟》就能拍卖到82万元人民币。
西尔万觉得，这就是再明显不过的抄袭，“鸟、鸟巢、鸟笼、红十字架、飞机......一切都在那里！除了我的名字，否则看起来根本就是一样的。”
叶永青当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画是抄来的，只说“对方对自己影响颇深”。
这场抄袭官司一打就是四年，最近终于有了结果，法院认定，至少有122件作品为侵权。
“官司拖了足足四年，欧洲那么贵的律师费，500万赔偿对西尔万可能没什么实际意义了，但他就争了这口气。”有业界人士这样评论道。
这个事件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界开了一个“好头”，很多人都被敲响了警钟。
一、维权四年，处处碰壁
2019年年初，西尔万通过比利时媒体控诉中国画家叶永青，称其抄袭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并借此在艺术品市场上获得巨额利益。
他在80~90年代创作的《落叶》被叶永青大量“借用”，包括整体的排列结构到细小的元素，被叶帅复制出几十幅不同的作品。
这样一幅叶帅作品，能在二级市场拍出超过40万欧元（约合300多万人民币）高价，西尔万本人的作品却只能卖到5000欧元。
根据西尔万一方的统计，截至2019年2月，叶永青已经通过该系列抄袭画作获利5000万元以上，侵权长达30年。
同年，该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西尔万主张叶永青停止侵权行为，销毁未出售作品，赔偿人民币6255.95万元。
之后的这四年，对于西尔万来说是相当漫长的维权过程。
叶永青出生于1958年，是“85美术新潮”代表人物，加上四川美院教授身份，在国内艺术界享有很高声誉。
尤其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叶永青在国内拍卖市场上非常吃香，多件作品拍出百万以上，最高一件作品价格超过600万元。
期间，许多媒体都曾将矛头对准叶永青曾担任教授的四川美院，批评其袒护包庇态度。
在抄袭事件曝光之初，川美曾声明：“对学术不端等师德问题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
但到了一年后，川美的法律顾问告知西尔万代理律师，院方暂时将不会对叶永青进行调查，理由包括“叶先生已退休，不方便管理”“他的部分画作不是以教师身份创作的，美院调查不合适”。
有些理由现在看来十分荒谬，比如：该涉嫌剽窃事件是在前任领导在职期间曝出的，新任领导不适宜处理遗留问题；叶永青户口在北京，不方便进行调查。
西尔万一纸诉状告到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出示的刑事裁定书中显示“因缺乏罪证，本院应不予受理”。
叶永青甚至在2020年一记反打，在比利时起诉西尔万诽谤，称对方的控诉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二、天价艺术家声名扫地
这次抄袭事件并非叶帅第一次“出圈”。2010年，他的作品《鸟》以25万元高价成交，过于儿戏的画风引得无数人吐槽。
“这些画看似涂鸦，但每一笔都是按照女孩子画眉毛的笔法画的。”叶永青解释这幅画的立意，称是用复杂画法来画简单涂鸦，利用人们的成见展现逻辑悖论。
一直到抄袭事件爆发，叶帅的名号一下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其热度迅速在藏家圈退去。
曾花了一千多万元购买叶永青作品的上海收藏大亨刘益谦，当时直言如果叶再不道歉，就在龙美术馆内展览西尔万的作品。
“以后叶永青的展览作品，直接写‘抄袭’算了！”
叶永青当时表示，一直在争取和西尔万取得联系，称对方是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艺术家，其他问题则一概不回应。
在后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查认定的过程中，叶永青承认1993年接触过涉案权利画作，这也成了侵权事实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
叶永青辩解称，这些创作属于合理借鉴，存在艺术先例，“来源于公有领域素材”。
另外，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构成的表达与西尔万截然不同：西尔万的作品灵感，来源其童年经历和在孤儿院见闻；叶帅则称自己的作品描绘的是自己女儿的童年等回忆。
法院最终认为叶永青的这一说法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经审查对比认为，叶永青对涉案权利画作具体表达上的借鉴已超出合理范围，构成抄袭。
三、挪用和抄袭的界限
在1990年代一次巴黎的展览中，叶永青拿到了西尔万的画册，获得了新的“灵感”。
他的经历并不是个例。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艺术开始在中国兴起，一大批国内艺术家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取法于西”，开始学习当代艺术，进入自己创作的新阶段。
然而这也形成了一种不良的惯性，在很长时间里，只要是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抄袭、挪用、致敬”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
其中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作品是否山寨取决于艺术家的腕儿有多大，在业界有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知名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朱其就曾撰文表示：“叶姓画家这种形式主义绘画，从语言方法、具体图式甚至细节都是‘模仿’，这种相似度如此之高的‘模仿’是抄袭无疑。”
另一方面，在当代艺术领域中，“挪用”（Appropriation）的确是一种常见的艺术手法。
最早从1910年代毕加索的拼贴画开始，到后来我们熟悉的杜尚、达利、安迪·沃霍尔等大师，作品中都有挪用的影子。
到了21世纪，这样的挪用手法愈加丰富。
例如在潮流界大受欢迎的KAWS，最擅长的就是在知名卡通形象上加上自己标志性的五官，一转身就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作品。
他曾“改编”了《辛普森一家》的这幅大合影，在苏富比拍出了1400多万美元天价。
这让辛普森原作者比尔·莫里森非常窝心，因为他的创作也是基于披头士的经典唱片封面得来的。
但这样的创作也伴随着风险。
2018年，杰夫·昆斯的一座“复刻”广告摄影的雕塑作品，被原作摄影师找上门，被判侵权赔了17万美元。
艺术界对于“挪用”和“抄袭”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讨论，其中也牵涉到各国不同的法律条文，具体界定非常复杂。
但有一些基本判断条件是通用的，例如“艺术家有自己新的表达”“对被借鉴原作的市场价值不构成影响”，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观者能够轻易识别出被借鉴的作品。
2019年东窗事发时，刘益谦就吐槽过：国内抄袭的不只是叶，但抄得这样恶劣的，目前已知的就是他。
“不能因为行业内有抄袭者，你也抄袭，他也抄袭，就认为叶永青不是抄袭。这伤害了中国当代艺术圈，也让很多艺术家压力很大。”
如今叶永青的判例，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个尴尬的转折点。
是否会有更多的西方艺术家找上门来秋后算账？国内还有多少这样的“大师作品”在市场上流通？这些问题说不定很快会有答案。
部分资料来自：界面新闻、红星新闻、反抄袭的艺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 （ID：the-Bund），作者：Cardi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