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A24出品的网剧《怒呛人生》曾在网上掀起过一股讨论的热潮，大家纷纷表示，这不就是在演我的精神状态？故事的起因非常简单，结束购物回家的途中，两位陌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路怒事件。但这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没有被简单化解，两位主人公都深深的感觉到被冒犯，事件愈演愈烈，最后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闹剧。
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播出后却引发了很多观众深层的共鸣。很多时候，在疲倦的工作和生活中周旋时，或许一点小事就能让我们失控。除了对《怒呛人生》中男女主角的高度共情，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现象都证明着，我们面对外界刺激，正在越来越敏感。比如，大家已经开始习惯，网上冲浪发评论时，记得解释一番，避免因为冒犯到他人被杠。再比如，在很多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momo”这一匿名ID，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被看见，以及被冒犯。
社会层面上对个体的敏感性更加包容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对于个体来说，不断扩大的对“被冒犯”的恐惧，也许也反映出当下个体安全感的缺失。哲学家诺贝特·博尔茨曾针对这一现象尖锐的指出“高度敏感意味着，一个人遭受的痛苦越来越多，尽管这些痛苦是没有什么来由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在他的作品《正义的可能》中，也讨论了相关问题，并试图和我们一起寻找关于当下的答案。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
最近陪女儿打羽毛球，深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每个球都要喂得恰到好处，而且态度必须积极向上，要随时送上鼓励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当此时，我都会一边痛恨自己的“丧权辱国”，一边想起 J. K. 西蒙斯（J. K. Simmons）在《爆裂鼓手》中说的台词——“再没有哪两个词比 good job 更有害了”。
《爆裂鼓手》右侧为J.K西蒙斯
西蒙斯饰演的是一位魔鬼指挥家，为了激发出学生的最大潜能，经常在排练场上破口大骂，不惜砸碎学生最后一点自尊心。作为教师兼家长，我坚决反对这种高压教育的做法，但是另一方面，我始终觉得这句台词并非没有道理。年轻人渴望得到来自“重要的他者”的承认，这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可是如果承认来得过于轻易，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过度保护”培养出“娇惯的心灵”。
为什么越保护越脆弱？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了孩子们的认知扭曲？这是乔纳森·海特和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在《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以下简称《娇惯的心灵》）一书中最初的问题意识。海特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的前两本著作《象与骑象人》和《正义之心》都是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借助于大量的实证数据和案例，从道德心理学出发去审视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议题。这本书也不例外，看似在探讨互联网世代的脆弱心理，实则是在分析美国校园的抵制文化以及愈演愈烈的政治两极化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原标题是《娇惯的美国心灵》，中译本删去“美国”二字，或许是在暗示这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难题。当然，我们万不可被“娇惯”一词误导了思路，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今天的孩子都不再是传说中的“小皇帝”，从小到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
也正因为此，在海特和卢金诺夫看来，问题首先出在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这里，是他们在教育过程中陷入到不自觉的谬误里，让年轻人养成扭曲的思考方式，进而变得脆弱、焦虑以及更易受伤害。具体说来，存在三种正在广为传播的错误观念：第一，脆弱人设的谬误：凡是伤害，只会让你更脆弱；第二，情感推理的谬误：永远相信你的感觉；第三，“我们 vs 他们”的谬误：生活是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
以“脆弱人设的谬误”为例，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为人父母者却常常忘了这个常识，只要孩子远离视线、脱离保护，就会忍不住地开始胡思乱想，哪怕理性告诉你，发生坏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设想最坏的可能性。作者相信，正是这种保护孩子的“良好意图”与夸大危险系数的“错误观念”，导致了孩子的脆弱心理。
“安全”概念的扩大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安全”这个概念悄然发生了“概念渗透”，从“身体的安全”演变成“情感的安全”。作者指出，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安全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安全，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移除一切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源。
可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却从身体拓展到了情感。2014 年，欧柏林学院向本校教职员发布指导章程，要求在与学生交流时，教授应该使用这名学生所认同的性别代词（例如，对那些不想被称之为“he”或者“she”的学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否则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或危及学生的安全”。
显然，这里出现了不恰当的概念渗透，校方错误地将安全与情绪混为一谈，进一步地，在评估创伤时把受害者的主观体验变成了关键标准。虽然这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恰当地强化了受害者心理。
与“情感推理的谬误”直接相关的是“微侵犯”概念。所谓微侵犯，指的是那些微弱的或隐蔽的侵犯举动，比如，“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简单且随意的口头或环境上的侮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正如书中所言，一旦将“无意的”蔑视列入微侵犯的概念，完全基于听者之感受来定义何为蔑视，就会鼓动听者以最大的恶意去揣度他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哪怕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格外在意。试举几例，当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时，听者完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嘲讽：莫非我是一个浪费了所有机会的失败者？再比如说“这份工作应该给最有资格的人”，这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否定我的能力，伤害我的自信吗？
美国政治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课堂上的对话过去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论据如下。如今换成了这样的说法：以A的身份发言，你的想法B让我感到被冒犯了。”显然，前一种对话模式让人们聚焦理性与逻辑，通过提交更好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种对话模式则把身份作为标准，把重点放在情感的伤害与冒犯之上。当身体的伤害蜕变成情感的冒犯，当说话者的主观意图让位于听者的心理影响，就会导致书中所说的“怀着恨意的自我保护”心理模式。
调查显示，2017 年，有 58% 的美国大学生认为，“要融入大学这个社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能接触到那些冒犯或触犯到我的观念”。海特与卢金诺夫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一些学生易燃易爆炸，动辄抵制某些讲者的观点，或者公开羞辱他们，“而真要说出来原因，也就是某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即他们认为没有照顾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此伤害了正在呼吁示众的学生，甚或是伤及这些学生所代表的团体”。
暴力的边界
发生“概念渗透”的词汇除了“安全”还有“暴力”。海特与卢金诺夫指出，在安全主义的文化还没到来时，“暴力”一词就是指身体的暴力，但现在却被用来指代一切冒犯性的言论，“无论何种言行，只要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社群弱势成员造成负面影响’，不管其本意如何，都可以被称作‘仇恨言论’”。按照“言辞即暴力”的逻辑，仇恨言论就是暴力，因此最正当的反应方式就是以暴易暴。
“我们 vs 他们”的认知谬误一旦植入心灵，就会编码成为这样的认知图式：“生活是在好人和恶人之间的战斗”。2020 年的美国大选让无数朋友割袍断交，对于大选结果信者恒信之，不信者恒不信之，归根结底都是这种认知谬误惹的祸。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汉娜·格雷（Hanna Gray）曾经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观念和思想上冒犯学生而非取悦学生，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道。
当“娇惯的心灵”变成“封闭的心灵”，怎么办？针对前文提到的三大认知谬误，海特与卢金诺夫提出了三条心理学原则：第一，时刻应对挑战（而不是消灭或回避任何“感觉不安全”的人和事）；第二，将自己从认知扭曲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总相信最初的感受）；第三，更善意地理解他人，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复杂（而不是基于简单的“我们 vs 他们”的道德图谱，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
一定会有人说，这些原则既卑之无甚高论又没有可操作性，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们了然于胸但又常常熟视无睹的道理，心理学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认知上的盲点与误区，但是他们并非先知和巫医，无法开出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认知扭曲导致的心理疾患，只能通过点滴累进的日常努力才能逐步地改善之。
或许是为了回答上述质疑，作者在这本书的末尾附上了一个“认知行为疗法指南”，列举了 17 种扭曲思考的类别，包括以己度人、小题大做、过度概括、二元对立、想当然、苛责自身以及责怪他人等条目。其中，责怪他人的定义是这样的 ：“将他人视为你负面情绪的根源，拒绝担负起改变自我的责任。‘我现在心情这么糟糕，都要怪他’或者‘父母造成了我所有的问题’。”昨天打球的时候，女儿对我发出灵魂拷问 ：“我发的球，为什么你总是接不住，你发的球，我都能接到？”我顿了一顿，告诉她说：“那是因为你发的球很差，我喂的球很好。”
“你要成为那堆火，渴望着风。”
就是这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周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