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是否在网络上看到过此类讨论：投稿者自述“姐姐，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评论区的留言不是让她“快逃”，就是表达对于这类姐姐今后找对象难题的惋惜。在互联网世界，许多有着弟弟的长女被贴上了“扶弟魔”的标签，她们既无法从原生家庭继承大部分的财产，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补贴原生家庭，为弟弟结婚攒彩礼钱。
其实，不只是“扶弟魔”姐姐，处在家中不同排行位置的个体可能在求学、就业、择偶等各个人生阶段都面临着不一样的角色困境。以婚姻为例，考虑到婚后可能要共同反哺原生家庭，需要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的长子或长女可能在婚姻市场上会处于劣势。
那么，不同的家庭排行究竟会对婚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打越文弥（Fumiya Uchikoshi）及合作者今年发表在Demography上的一篇文章聚焦日本社会，探究了婚姻市场中兄弟姐妹位置的构成变化对结婚率的影响，从宏观视角回应了以上问题。
研究背景
故事要从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开始说起。低生育率陷阱指的是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长时间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就会通过随之而来的人口、社会和经济变化不断强化这种低生育率的模式。过往的研究主要从小家庭观念的传播、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等机制描绘了低生育率陷阱“自我强化” （Lutz，2008；Lutz et al.，2006），而这篇文章则另辟蹊径，试图用生育-婚姻-生育的影响链条，去解释日本长期低迷的生育率。由于东亚社会婚姻和生育之间紧密的联系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加以证实，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前面往往被忽略的一环——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婚姻市场构成变化对于结婚率的影响。
在日本，日本家庭中排行与需要承担的规范性义务紧密相关，长子或没有兄弟的长女以及独生子女一般来说需要承担父母养老的照料职责。随着日本进入低生育率社会，人们较少的生育行为在家庭形态层面表现为逐渐减小的兄弟姐妹规模，以及独生子女数量的上升，正如图1中灰色线条所展示的那样。这就意味着，所有等待结婚的青年中需要承担传统家庭养老职责的占比也在上升。
图1: 按性别和出生队列划分的家中排行的变化趋势
结婚是涉及到两个家庭的行为。传统偏好下，人们会选择规避需要承担双方父母的照料职责的婚姻。举个例子来说，长子由于需要照料父母，为了避免过重的照料负担，可能不会选择和没有兄弟的长女结婚。因此，如果与家庭排行相关的孝道规范和义务仍然存在，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需要承担家庭养老的责任，不涉及竞争性照料职责的婚姻匹配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只是理想的情境，现实中，变化的不仅是婚姻市场的结构，也有人们在择偶时候的偏好。一方面，随着现代人对代际同住和相关照料义务的日渐厌恶，人们可能会更不愿意与没有兄弟的长子或长女以及独生子女结婚。另一方面，随着照料义务的普遍化，以及国家层面对于老年人照料的支持，人们可能会改变对于某些排行位置所蕴含的期望认知，对于那些拥有传统上有着潜在的照顾义务的人，其他人与他们结婚的倾向可能会反而增加。
综合以上讨论，作者实际上在两个层面假设了1908年~2010年间生育率降低所带来的家中排行构成的变化对于结婚率的影响。
一是结构层面的，即不考虑配对倾向（pairing propensity）的情况下，婚姻市场中无兄弟的长子和长女（包括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解释了生育率的下降（假设2）。
二是行为层面的，这里存在相互竞争的一组假设，假设3认为，结婚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涉及到无兄弟的长子和长女（包括独生子女）的婚姻配对倾向正在下降。假设4认为，无兄弟的长子和长女（包括独生子女）配对倾向的增加抵消了婚姻市场构成（相对于兄弟姐妹的位置和规模）变化对结婚率下降的影响。
在论证以上两个假设前，作者还需要确认传统的规范的确在影响人们的择偶选择，相比处于其他家中排行的子女，女性（男性）与长子（没有兄弟的长女），以及与独生子（独生女）结婚的倾向更低（假设1a、1b）。
研究结论
为了探究以上的问题，这篇文章使用了8期日本国家生育调查数据（Japanese National Fertility Surveys， JNFS），将婚姻市场中的女性划分为独生女、没有兄弟的长女、没有兄弟的次女、以及有兄弟的女儿，将男性分为独生子、没有兄弟的长子、有兄弟的长子以及次子。和之前很多讨论婚姻匹配的文章不同，基于家中排行的分类在性别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之所以这么划分，是因为需要从照料期望的角度将人群进行分类。
模型方面，这篇文章使用了调和平均模型（harmonic mean model），简而言之可以将结婚率的变化分解为配对倾向和婚姻市场结构的变化，分别考察这两者对于结婚率下降的作用。大致有如下三点发现：
1. 人们更不愿意和未来可能需要承担较多照料职责的个体结婚，例如没有弟弟的长子或长女。这种偏好在独生子女中尤其明显。不过，对于女性来说，这一偏好随着时间在逐渐减弱，她们与长子和次子结婚倾向之间的差异已经在慢慢收敛。
2. 如果假设婚姻配对的模式不发生变化，只关注婚姻市场中拥有不同照料负担的人在婚姻市场中占比的变化，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大约只有17%的结婚率下降来自于结构性的变化，而对于男性，结构性的变化反而抑制了结婚率的下降。
3. 在偏好方面，配对倾向的积极变化有助于缓冲婚姻市场构成的变化。对于大多数涉及对照顾的规范期望较高的男性和女性（包括没有兄弟的长子和女儿、独生子女）的婚姻，婚姻吸引力略有增加，而原本那些涉及较低照料期望的男性和女性（如小儿子和有兄长的女儿）的婚姻，吸引力则经历了下降。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不太支持“生育-婚姻-生育”作为生育率陷阱的解释机制。至少在日本，生育率逐渐下降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婚姻市场发生太大的变化。尽管生育率下降所代表的家庭结构的转型导致婚姻市场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被配对倾向（吸引力）的变化和婚姻推迟速度的性别差异所抵消。
中国的故事
与日本强调的照顾义务不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历史悠久的长子继承制使得独生子女或长子往往能从父母那继承更多的财产。尤其是独生子女，天生就自带了某种备受宠爱的“光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婚恋市场呈现出与日本不同的样貌。
温方琪（Wen，2023）的一项研究指出，相比于其他家庭中的子女，中国的独生子女更喜欢和独生子女结婚，而这种“双独”夫妇通常比其他夫妇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货币转移支付以及更昂贵的住房。从婚姻匹配和社会分层的双重视角来看，独生子女政策扩大了优势和劣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
此外，宏观的生育政策还与生育中的性别选择紧密相关。这同样也展现了婚姻市场同时作为偏好和结构的双重特性。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的性别不对称现象，导致30岁时候的未婚男性比例上升了1.8%，女性上升了0.6%，并拉大了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Han & Zhao，2021）。
更重要的是，这些考察婚姻时代变迁的研究提醒我们，“扶弟魔”姐姐们的困境或许是暂时的。在大部分网友还是独生子女的今天，处于家庭地位劣势的姐姐们总是会在舆论场中面临更多的挑战，涉及到读书、就业、择偶等方方面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婚姻市场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候选者”们相对占比的变化，也会引发择偶观念和偏好的改变。期待未来，这样的转变会给曾经的劣势群体带来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最后，值此七夕佳节，祝大家都能战胜现实抛来的挑战，收获最纯粹的幸福！
参考文献
Fumiya Uchikoshi， James M. Raymo， Shohei Yoda; Family Norms and Declining First-Marriage Rates: The Role of Sibship Position in the Japanese Marriage Market. Demography 1 June 2023; 60 (3): 939–963.
Han， J.， & Zhao， Z. (2022). One‐child policy and marriage market in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6(1)， 57-84.
Lutz， W. (2008). Has Korea's fertility reached the bottom? The hypothesis of a ‘low fertility trap’in parts of Europe and East A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4(1)， 1-4.
Lutz， W.， Skirbekk， V.， & Testa， M. R. (2006). The low-fertility trap hypothesis: Forces that may lead to further postponement and fewer births in Europe.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67-192.
Wen， Fangqi， Assortative Mating on Only-Child Status and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Advantag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24， 202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51950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519501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ID：renkou8gua），作者：王安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责编：李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