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会果断放弃一段不合适的恋情吗？
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冠以成本名字的概念，例如沉没成本。但沉没成本是不是成本呢？
答案是，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我们说，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而如果没什么可放弃的，也就不存在成本。沉没成本，就是指那些已经发生但不可收回的支出。当我们没办法再收回、没办法再放弃时，就不存在成本。凡是提到成本，我们一定是向前（未来）看，而不是向后（过去）看的。所以，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对于我们来说，真正难的，不仅在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还在于生活中我们能否当机立断，真的去认识到，沉没成本不是成本，从而作出更合理的决策。
例如我们看电影，坐在电影院15分钟、20分钟后，就能知道这部电影好不好看。虽然电影票已经买了，但如果这部电影不好看的话，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马上离开。因为买电影票的钱已经沉没了，不再是成本。但是有多少人会在电影播到20分钟的时候，就当机立断站起来离开呢？
在餐桌上，很多人觉得被动了筷子的食物，就应该吃完才算不浪费。但其实桌上饭菜的制作成本已经沉没了，真正值得掂量的，不是饭菜的制作成本，而是吃和不吃的后果。它们配被你当场吃完吗？
谈恋爱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大多数人谈恋爱，半年之后就过了恋爱的盲目期。这时已经能够理性判断，这段感情是不是真的适合。如果不合适，又有多少人能够果断地提出分手呢？
二、为什么行善扶贫不容易做？
在实践中，至少会有四个方面的原因让行善扶贫难见成效。
缺乏反馈机制。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而扶贫行善却没有。
比如在市场里，一碗牛肉面10元钱，顾客在吃到第一口牛肉面后有两个选择，继续吃，或者离开。看到顾客离开后，作为商人，也有两个选择，要么提高质量，要么降低成本，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
但是慈善事业却没有这样的反馈机制。白送一碗牛肉面，肯定会有人要，不管质量如何。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在商业里面，很容易挑出谁是善于从商的人，因为标准非常明确：有10个人，给每个人两万元出去做生意，半年之后回来，看看每人赚了多少钱，就能够判断谁是会做生意的人。
反过来，如果给10个人每人两万元去做善事。半年之后回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谁是最会做善事的人。
更何况，我们也不容易确定，该怎么行善才是有效率的。如果只有一笔奖学金，应该给又穷又笨的孩子，还是给又穷又聪明的孩子呢？很多人会说应该给后者。但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聪明人脱贫致富容易，笨人变聪明难。真要扶贫助弱，应该把钱给笨人。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富人设立巨额奖学金，给考上美国名校的孩子作为学费，就更像是投资，而非行善。
委托代理问题。许多负责行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
所托非人问题。有很多地区的贫困，恰恰是由当地政府造成的，而国际扶贫机构却把钱交给这些造成贫困的政府。如果依靠这些政府去扶贫，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养懒汉效应。持续的扶贫会造成人们的依赖和惰性，人们不愿意自己去努力，也不愿意再去尝试和奋斗。相反，人们努力的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争取的是怎么样才能保住贫困地区的称号，怎么样才能够持续获得援助。
由于存在上述几个问题，行善扶贫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商业行为，由于市场机制协调和鼓励人们分工合作，大幅、持续而高效地改进了人们的福利。
三、为什么说如何分饼决定了饼可以做多大？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既要把饼做大，也要把饼分均匀。”但实际上，由于人总是会对未来产生预期，而对未来的预期又会影响当下的行为，因而如何分饼，往往会反过来决定饼能做多大。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从而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40年前的农村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农民说，你只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归你。一旦剩下的都归农民，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因此过去同样一块土地，甚至不能把人养活，更不能把人养好，但今天，不仅能把人养好，还能养得非常好，甚至还能腾出一大片土地，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这是一个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如何分饼决定了这块土地长出多少粮食来。
还有一个无形的，知识产权方面的例子，是关于美国著名的《拜杜法案》。美国科技蓬勃发展，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它的制度根源。
过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高校的科研活动，政府和高校的科学家之间，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关系。政府提供资助，科学家搞发明创造，最后去申请专利，就算交差了。
交差以后，科学家又去申请下一笔政府资助，又去搞新的发明创造，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科学发明躺在专利局里，没有转化为商用和民用。
鉴于此，美国在1980年颁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过去资助的所有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归政府所有，但科学家或者科研机构可以拥有其商业开发权，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科研机构所有。
这就是一个新的分饼游戏。一旦有了这个分饼游戏，科学家搞科研的积极性就不一样了，科学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样了。《拜杜法案》带来了今天美国科技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饼”，如何分掉，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四、为什么水和钻石的幸福感一样大？
如果你家有钻石，和普通的矿泉水，是钻石给你带来的幸福大还是矿泉水给你带来的幸福大？
“当然是钻石”，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
但真是这样吗？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问道：“水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水的价格却非常低。钻石对人的生命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钻石却非常贵，这是为什么？”
水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花的第一个铜板是用来买水，因为它是必需品；第二个铜板也是买水；以此类推，第一千个铜板，我们还是买水，这时候水带给我们的边际收益就开始下降了。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边际，到底什么是边际？边际就是一种“新增”带来的另一种“新增”。例如，边际成本就是每新增一个单位产品所需付出的新增成本；边际收益是每多卖一个产品能够带来的新增收益。
一旦我们拥有了第一千零一个铜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换一点花样，买个钻石，满足一下虚荣心，也就是说，在边际上你们家的水和你们家的钻石，给你带来的幸福是一样的。
你没有想到吧？你的回答可能是说水比钻石更重要，或者说钻石比水重要。你可能没想过，合理的答案，是它们在边际上给你的回报是一样的。
你想想，如果边际回报不一样会怎么样？第一千零一个铜板，你觉得还是需要多喝水，你会怎么做？你会继续买水，不会买钻石。倒过来，如果第999个铜板，你已经觉得买钻石更值得的时候，你就会用它来买钻石。
你在一个一个铜板花出去的时候，你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水带给你的边际收益，要跟钻石带给你的边际收益相等。
所以理性的决策，永远要盯住边际值，而不是总值或均值。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边际平衡的高手，在所有可能涉及的领域、活动、选项当中，根据边际平衡的规律，来分配所有的时间、金钱、精力和其他资源，从而使得我们的收益达到最大化。
五、限制有钱人多买房是件理性的事吗？
要解决房价上升的问题，很多人想到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办法，限制人们购买。
但人是有对策的：如果限制每个家庭只能买一套房，那么有些人可能会假离婚，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如果每个人只能购买一套房，那么每套房的面积就可能发生变化，人们买一个面积很大的房子，交付以后再把它隔开，变成两套房；如果一套房面积不能超过100平方米，有的人就会把房子建的高一点，交付以后再把它隔成两层......
可见，无论怎么限购，人都是有对策的。
而这只是需求一方的对策，我们再看看供应的一方。
不要以为房地产商不管怎样都要盖房子，实际上他们是要看收益的。如果房子不能赚钱，他们就不会盖房子了。如果限制有钱人多买房子，房地产商接着就会减缓投资，新楼盘推出的数量就会逐步减少，最后整个市场出售的房屋总量就会下降，住房的供需矛盾就会激化，实际房价就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六、为什么说人力资本是一种耐用品？
首先来解释两个概念：易耗品和耐用品。所谓易耗品，就是能一次性消费完毕的物品。一个苹果、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次就能把它们消耗掉，我们就称它们为易耗品。耐用品是它提供的服务、发挥的功能，必须在一个时间段内慢慢发散出来，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享受的物品，叫耐用品。比如一幅油画，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把它完全享受，必须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欣赏它，所以油画是耐用品。
我们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是耐用品，必须在时间的维度上才能发挥我们的功用。
很多公司现在招人，都要求员工加班。而我们知道，按照规定，加班时间的工资相当于正常工作时间的两倍。假设一家公司非常规范，会如实给员工加班费，这时公司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给现有的员工加班费，另一个是多雇一些人两班倒。公司会选哪个？公司会选择员工加班。
选择给员工加班费，公司能省很多固定成本，例如工位费、培训费、管理费，只要付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因此老板更愿意让员工加班。
但员工为什么愿意加班呢？过去有理论说，工作时间太长人就会异化，会忘掉自己是什么，因而我们要腾出更多的时间，好好充实自己，做一个完整的人。但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工作时间都超过8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这些资本是耐用品，而耐用品必须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才能兑现。我们不能一口气把它消耗掉，也不能一下子把它兑现。
比如我们读了一个博士学位，我们没办法一下子把这个学位卖掉。兑现这个学位价值的唯一办法就是时间，因而需要工时，需要讲课、写文章。
耐用品，只有在时间的维度上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发挥它的功能。这是耐用品的含义。任何一种能够带来收入的资源、本领或者禀赋，都是一种耐用品。
油画是一种耐用品，一棵苹果树是一种耐用品，甚至儿童也是一种耐用品。
七、陌生人在什么环境下能更好地打交道？
亚当·斯密非常睿智地看到：“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每个人的爱心都极为有限，而他们又时刻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依靠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斯密写下了这样一段警世恒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同时，在斯密看来，人是自私的，但也有爱心；爱心只能适用于小圈子，无法延伸到更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满足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
环顾周遭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要依靠大量的陌生人给予的“慈善”，那就是——商业。商业从根本上大幅度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商业是极大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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