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站在她家的车道上，他们要找她的儿子。
杰恩·戴姆斯基（Jayne Demsky）十多岁的儿子并不是罪犯。他从来没有偷东西、使用违禁药物或伤害任何人。他只是没去学校。
从六年级中期开始，他会在难以控制焦虑的日子呆在家里。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频繁，变成了连续几周、几个月，直到他完全不去学校。现在，一名警官在她家，等着带她的儿子去学校。
“我会说当时就像地狱一样。”这位来自新泽西州莫瓦的母亲说，回忆起她当时感到的绝望，以及经常“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戴姆斯基向教育工作者、医生和咨询师寻求帮助，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她的儿子近一年不去上学。最后，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戴姆斯基，有一种正在影响越来越多患有严重焦虑的学生的情况：学校回避（school avoidance）。
“这就像一个启示。”她说。
学校回避行为，也叫学校拒绝（school refusal），是指学龄儿童拒绝上学或难以在学校呆一整天。一些心理健康专家表示，自COVID-19疫情以来，这已经成为一场持续恶化的危机。
戴姆斯基的儿子拒绝接受采访，但他同意母亲分享他们的故事。戴姆斯基说，“没有相关的书，人们也不谈论这个。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家长也很无助。”
在几乎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母子俩持续与学校回避斗争了四年。2014年，她建立了一个网站，为其他家庭提供她曾无法寻得的帮助和支持。这个网站最终变成了“学校回避联盟”（School Avoidance Alliance），致力于对学校回避的儿童所在的教育设施和家庭进行宣传和教育。
几名与学校回避作斗争的学生告诉《今日美国》，他们经常在去学校路上的车里经历惊恐发作。
KYLE SLAGLE， USA TODAY NETWORK
学校回避并非一种具体的诊断，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学生每周都持续性地旷几天课，而另一些则可能会在放学前就离开学校，或是躲在校医或学校辅导员（counselor）的办公室。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学生会连续几个月或几年不去学校。
近六名家庭成员和学生本人表示，学校回避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通常导致焦虑和抑郁，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环境（family dynamics），与同学的关系，还有成绩。学校回避已经威胁到他们的毕业前景与光明未来。
学校回避是一种复杂的情况，父母和学校系统都无法完全应对。一些专家表示，学校系统和全国性组织正在提出帮助孩子重返学校的方案，而另外一些专家则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解释学校回避行为。
“现在，我们的等候名单上大概有180个家庭，”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经营焦虑和行为改变中心的执业心理学家乔纳森·道尔顿（Jonathan Dalton）说。该中心为受到焦虑和其他相关障碍的患者提供治疗，包括学校回避。“心理健康基础设施，从不是为这个水平的需求设计的。”
“焦虑和回避是队友”
安娜坐在母亲汽车的副驾驶，看着地平线上学校慢慢升起。她开始心跳加速、身体颤抖、呼吸急促。接下来是惊恐发作的明显迹象：她的手不停地拍着大腿。
“我很害怕，因为这完全是不自主的，这些症状就这样出现了。”安娜说。安娜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由于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她并不愿意透露全名。“我坐在车里，告诉自己应该进学校去，但我的身体无法迈入学校。”
安娜10年级时就开始回避学校。她说，从一次生病中康复后，她的学校回避情况开始急剧上升，尽管目前有所好转，但她已经有一个月没去上学了，一想到要回学校，她就感到焦虑。
心理健康专家表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校回避通常是更大问题的症状之一：焦虑。
道尔顿说：“焦虑和回避是队友，它们合作做同一件事。孩子们在上学或想到上学时，感到非常不舒服，因此他们会按照演化教他们的，回避让他们害怕的事情。”
马塞诸塞州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麦克莱恩焦虑控制项目（McLean Anxiety Mastery Program）的联席主任R·梅雷迪斯·埃尔金斯（R. Meredith Elkins）说，焦虑可能是一个共同点，但每个学生恐惧的根源可能不同。
她表示，学校回避行为最常发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之间的过渡时期。
埃尔金斯说：“在幼年的孩子中，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由分离焦虑引起的学校回避。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与同龄人互动的方式变得重要，我们认为社交焦虑随之成为更为常见的因素。”
学校回避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不去一两天开始，然后是一周都不去，直到学生彻底回避学校。道尔顿说，学生离开学校的时间越长，让他们重返学校就越困难，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人际关系和工作机会。
他表示：“没有拒绝工作的说法，那叫失业。学生们回避上学，获得短期的解脱，他们会变成回避大师，这对他们的未来不会有什么好处。”
“这是一场危机”，COVID使得学校回避情况更加糟糕
一些研究表明仅有1%的学生回避学校，而学校回避联盟等组织估计，美国有5%至28%的学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表现出学校回避行为。
道尔顿说：“（学校回避的）定义还是模糊的。不同的组织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标准来表述它。”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学生受到影响，但心理健康专家认为，自COVID-19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许多学生并没有随着学校恢复面对面教学而回到教室。
对于某些回避上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原本正在缓慢地恢复上学，然而疫情阻碍了他们的问题改善。另一种情况是，疫情加剧了学校拒绝。
“在COVID疫情开始之前和之后，我们看到处于拒绝上学边缘的孩子们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完全拒绝上学。”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县的学校心理学家兼心理健康主管克里斯蒂娜·道森（Krystina Dawson）说，“疫情爆发后，我们开始实行远程学习，孩子们在家里感到很舒适。”
可能是因为学生报告的焦虑程度破历史新高，学校拒绝的案例也随之增加。恺撒家庭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发现，从2016年到2020年，患有焦虑或抑郁的青少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同一研究还发现，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服务更加难以获得。
道尔顿说：“2020年三月疫情开始时，很多一直拒绝去学校的孩子都表示‘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专家表示，随着学生们习惯在线学习和社交，重返学校变得更加困难。一些家长更有可能会整天在家远程工作，这使得学校回避的孩子更容易呆在家中。
道森说：“家庭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下，有父母中的一人在家对孩子很有吸引力。”
“除非你经历过，否则你不会理解”
凯瑟琳和她的儿子彼得几乎每天早上都在学校停车场抱头痛哭。滚烫的泪水流淌着。
他们总是开车到学校的楼下，期望这次他能走进去。但最终他们还是会回家。并寄希望于明天。
2021年，他的学校回避达到了顶峰。凯瑟琳住在波士顿郊外，由于与心理健康相关联的污名，她要求不完全公开自己的身份信息。
凯瑟琳通过谷歌搜索找到了“学校回避联盟”，她从联盟中学习了相关内容，并在组织的脸书群组中找到了同伴。但她仍然发现很难从朋友、家人和同龄人那里得到同情和理解。
“我儿子说‘只想做个普通人’，这太令人心碎了。”她说。“作为一名家长，是感到很孤立无援的。因为除非你经历过，否则不会理解。”
这个家庭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彼得焦虑的根源，直到他最终被诊断为小儿急性发作神经精神综合征*（pediatric acute-onset neuropsychiatric syndrome），简称PANS，据内穆尔儿童健康中心称，这是一种突然发作的神经精神症状，通常与感染有关。
*译者注：小儿急性发作神经精神综合征是一个临床概念，用于描述突然出现精神和躯体症状的儿童亚组，被认为是对细菌或病毒感染之一产生免疫反应的结果，这种感染会产生影响大脑的自身免疫抗体。
在治疗和咨询的帮助下，皮特现在已经是一名高一学生，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上学。凯瑟琳能够为她的儿子争取到一个个性化的教育计划，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德姆斯基说：“父母感受着羞耻、自责和不知道如何与学校打交道的迷茫。这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
这些家庭表示，一些教育者不把学校回避当回事。学校有时会威胁学生不让其毕业，或是让学生上家事法庭*。
*译者注：家事法庭，美国一些州中设置的法院类型，主要负责家庭相关的案件，包括虐待儿童及疏于或拒绝抚养儿童案件、扶养案件、监护权案件、少年犯罪案件、家庭犯罪案件。
学生们也表示，虽然他们知道一些教育者可能认为他们懒散或行为不端，也明白自己错过了关键的教育节点和经历，也想回到学校，但学校的很多解决方案似乎只会加剧他们的抑郁和焦虑。
凯瑟琳说：“我们有资源，但治疗彼得的学校回避仍然非常困难。这是不应该的。”
“回避摧毁生活”
教育者和心理学家表示，学校回避的每个案例都是以帮助孩子回到课堂为目标的。
对于学生而言，在使用回避作为应对问题的首要方式之前就停止这种应对策略非常重要。
道尔顿说：“我不治疗焦虑。我也不需要去治疗焦虑，因为焦虑是暂时且无害的。我治疗的是回避，因为回避会摧毁生活。”
其他人也认为回到面对面的课堂对于社交发展非常重要。
“在学校，你接触到的社交多种多样，在家庭中是难以复制的。在学校一些不可控的事会对你的社交发展有利，”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先公立学校的学校心理学家，纳伊姆·玛德云（Na’im Madyun）说，“你在成长过程中会更了解如何应对那些细微的差别。”
但如何让学生回到教室中，并没有标准指导，这需要学校管理者自行提出解决方案。
诺拉学校的校长玛拉·尼卡斯特罗（Mara Nicastro）表示：“这确实需要团队合作。”诺拉学校是马里兰州银川市的一所小型大学预科学校。“我们与家人还有咨询师合作，讨论什么能够帮助学生平稳过渡。因为学生已经准备好了，并知道是时候寻找前进的空间了。”
道尔顿表示，在进行这一飞跃之前，大多数学校回避的学生接受的是认知行为干预（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和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的结合治疗，以了解学生具体在逃避什么，并逐渐增加他们对于焦虑源的耐受能力。这可能包括让学生坐在停在学校停车场的车里或是走进咨询师的办公室再离开。
道尔顿认为，焦虑的父母难以在不适的环境中引导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需要考虑自己与学校有关的创伤。但寻求帮助是很重要的。
尼卡斯特罗补充道，学校需要与家长和治疗师合作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如何克服他们的不适和焦虑，并给予他们运用对应策略的机会。”
展望未来：做了什么来帮助学生？
专家表示，不是所有学校，特别是大型学区，都有像诺拉学校那样的资源。诺拉学校的招生人数限制在70人之内。
很多学校都没有达到美国学校咨询师协会推荐的咨询师与学生1:250的比例。根据协会的数据，所有学校的平均比例为1:464，且接近300万名学生无法获得其他学校支持人员的帮助，比如学校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
但专家表示，情况正在逐渐改善。例如，拜登政府5月15日宣布，将通过2022年6月签署的《两党安全社区法》，向35个州批款1亿美元，以增加学校心理健康服务的可获得性。
与此同时，为幼儿园到高中（K-12）学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有效学校解决方案（Effective School Solutions）的首席执行官邓肯·杨（Duncan Young）表示，学校系统和专业机构正在就学校回避和相关方案进行全国性的讨论。
针对那些因为心理健康挑战难以在传统学校环境中运作的学生，一些方案已经开始实施，包括社会情感课程、心理健康咨询和个性化关怀。
杨表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转变。”学区不再将学校回避视作一种行为问题，而是选择“丰富他们的心理健康知识，了解学校回避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一些家庭对传统学校体系的僵化结构提出质疑。
凯蒂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圣路易斯地区。她说她高中生年纪的儿子曾存在学校回避问题，但他的心理健康在从全日制学习转变为远程学习后有了明显改善。
作为学校董事会成员，凯蒂要求不透露她的全部身份信息。她说：“他健康多了。他开始写作业，也开始社交，也参与到家庭聚餐中。他的抑郁好了很多，焦虑也好了很多。”他现在在工作的同时访问大学，计划继续他的学习。
她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可以选择为谁工作或去哪里上大学。但在传统的学校系统中，学生不具有这样的灵活性。
“孩子们并不总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盒子中接受教育，”凯蒂说。“无论（我儿子）的前途如何，我对他总有一天会成功充满信心。我一秒都不会再质疑这个想法。”
德姆斯基说，尽管儿子逃避了四年学校，但他还是毕业并找到了一份工作，独立地管理着自己的焦虑。她希望她的故事能够让其他父母感到安慰，让他们知道孩子们在学校回避后也能过上充实的生活。
德姆斯基说：“我曾担心我的儿子会住在我家的地下室里度过他的余生...这是每一个家长都会害怕的。”但现在，她的儿子正“茁壮成长”。
“我真的为他感到骄傲。”
后记
苏打美式：我们会本能地逃避焦虑或是压力的来源。同样，回避学校也并非简单的懒惰、不想上学，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或许能够有效地帮助到他们。同样关键的问题是，面对当下的教育、社会、学校和家庭，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有效地理解和帮助这些孩子。
苏木弯：本文讲了半天好像啥都没说，比较遗憾。
原文：https://www.usatoday.com/in-depth/news/health/2023/05/15/school-avoidance-becomes-crisis-after-covid/1112756300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Rodriguez，译者：苏打美式，审校：苏木弯，编辑：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