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前几周就预约了医生。你请了假，忍受了旅途劳顿，伴着壁挂电视播放的烹饪节目填写完就诊文件，现在终于进入了医生的诊室，尴尬地坐在检查台上，盯着⼀罐压舌板。医生走了进来，听你描述⼀直困扰着你的症状。她点点头，额头上掠过一丝担忧的皱纹，接着追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她说：“我给你开点药，它们不是用来治疗这些症状的，但可能会让你感觉好些。这是⼀种安慰剂。”
毫无疑问，你会感到很困惑。安慰剂以倚仗欺骗而闻名：病人接受了⼀种事实上无效的惰性物，但认为它有效，最终上当受骗，感觉好转。安慰剂（placebo）⼀词源于拉丁语“placere”，意为“取悦”（根据⼀本19世纪的医学词典，指“取悦病人的效果多于治疗病人”）。你的医生怎么能指望用糖丸处方来取悦你，甚至缓解你的症状呢？难道她是个庸医吗？
幸运的是，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许多医生都会在其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开安慰剂。根据2018年的一项调查，这样做的人数可能多达97%。美国医学协会（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允许在患者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安慰剂。患者无需知道他们在何时获得安慰剂，只需知道安慰剂可能是治疗方法之一（希波克拉底誓言说的是“不造成伤害”，而不是“说出全部真相”）。
一个典型的医生可能会在病人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开抗生素，或者在病人并不缺乏维生素的情况下开维生素补充剂。你的医生不同之处在于，她让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她开的是所谓的“非盲安慰剂”（Open-Label Placebo， OLP）。（译者注：“非盲”在此处指治疗给药方案对患者和治疗人员双方完全公开，与双盲（对两方都保密）、单盲（对其中一方保密）是对应概念。）
近年来，OLP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它们似乎在某些病例身上起了作用，但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2021年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的⼀篇论文发现，“OLP似乎是一种能治疗多种病症的有效药物”，包括更年期潮热、季节性过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重度抑郁症等。不过，2023年同一期刊上的另一篇论文也得出结论：“证据的总体质量被评为介于‘低’和‘非常低’之间。”
研究人员仍在尝试理解OLP到底是万能良方、一派胡言，还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同样值得研究的是，OLP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研究实验室中，这对当代生活有何启示。
在这个深度伪造的虚假世界里，人工智能伪装成人类，市场营销自诩为健康，政客们肆无忌惮地说出不攻自破的谎言，你可以被红药丸、蓝药丸、黑药丸和透明药丸迷惑，却无法确定自己所见是否是现实。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恐怕没有什么比朝反方向迈出一小步更令人耳目一新了：将一粒什么都没有的药丸开成处方，并将其称为“空无一物药丸”。
虽然安慰剂效应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非盲安慰剂的历史并不悠久。1963年夏天，在巴尔的摩的一家精神病诊所里，一群研究人员开始验证安慰剂是否需要欺骗才能起作用。他们向15名“被收治的神经质患者”解释说，一些患有类似疾病的患者服用糖丸（一种“完全不含药物成分的药丸”）后病症得到了缓解。然后，他们给病人开了这种糖丸。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65年的《普通精神病学文献》（Th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期刊上，但它也有局限性：样本量少得可怜，而且该研究没有对照组。（更不用说“神经质”（neurotic）⼀词已于1994年被《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删除。）
然而，这项研究本身却令人着迷。大多数患者都报告其症状有所改善。至少有五位患者希望继续接受治疗。有些人相信安慰剂中确实含有有效成分。有⼀个人猜测医生欺骗了他，让他“以为是他自己的作用”。许多相信糖丸是惰性药物这一事实的病人，仍然把病情好转归功于糖丸。⼀位患者将糖丸描述为“一种象征，或者说是有人在关心你的迹象，每天三四次想到你”。
这些患者的直觉触及了一个当时根本还没有被开创的研究领域。在过去几十年更为严格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猜想，来解释为什么OLP能有效。也许是因为，做点什么总能让我们感觉更好(心理学家称之为“行动偏误”）。也许是因为，生活在拥有庞大工业制药综合体的富裕国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期待医生开的药起作用。也许是因为，服用OLP的行为——拧开瓶盖、吞下药片——会触发⼀些生物医学上有用的路径。正如即使观众知道其中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惊悚电影仍然可以使血液凝结（或让血液产生物理/化学变化，以使其凝固）⼀样。或者是因为，在OLP被摄入之前、在“治疗性接触”的一系列仪式和包裹性的剧场中，就已经开始起效。
大多数涉及OLP的临床试验都是从研究人员和病人之间的对话开始的，对话持续15到20分钟，大约相当于美国医生一般问诊的时长。一篇2017年的论文指出，研究人员对病人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要“热情、感同身受、自然、如实地向所有患者介绍研究的设计和方法”。也许，当有⼈倾听我们的心声、尊重我们的观点、与我们共同对抗病痛时，我们会开始感觉好些了。
你可能会认为，只有对“空无一物药丸”持积极态度，才能将其转化为“有效的药丸”。也许OLP是⼀种“元安慰剂”（meta-placebo），证明了我们多么相信自己信念的力量。但是，对于许多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来说，真正的驱动力并不是积极的预期。它似乎是一种更不确定的情绪：希望。
正如2017年的那篇研究所说：“希望是⼀种对立的矛盾组合，平衡了绝望和事情可以改善的反事实观念——⼀种‘悲剧性的乐观主义’”。⼀个多年来饱受病痛折磨、吃药做手术都没有缓解病痛的病⼈可能会想：糖丸也许无济于事，但管它呢，试试看会怎样！正如2016年发表于《疼痛》期刊的⼀篇论文所说：“当参与者对自己的病情感到绝望时，激发他们的希望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无论病人是为何从非盲安慰剂中得到了病情的缓解，这种我们都知道是糖丸的糖丸，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欺骗性安慰剂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它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会被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专家忽悠，从而以为自己的疼痛有所改善，或过敏症状减轻了。它提醒我们，药物中的药理有效成分并不是使其发挥作用的唯⼀因素。
当你放下科学文献、转而观察当代消费营销世界时，你会发现大多数安慰剂仍然是欺骗性的。你知道它的作用机制：人们在得到巧克力或葡萄酒样品后，尽管样品其实完全相同，也会认为所谓昂贵的样品更好。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而不是实际就是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的无名可乐。他们迫不及待地按下人行横道上的按钮，或调节办公室里的恒温器，却从未想过这些都是交通工程师和空调专业人员放置在那里的安慰剂，除了让人感觉更好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文字处理程序上的“保存”按钮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它们⼀直在自动保存；进度条也是如此，它让人欣喜地认为网站正在努力为你提供个性化体验，而实际上它们只是在拖延时间。这些安慰剂给了我们一种掌控感，哪怕这只是心理学家艾伦·兰格（Ellen Langer）所说的“控制错觉”。
政治学家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的象征性用途”，安慰剂也是其中之一。埃德尔曼认为，在选民“焦虑地寻找方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被那些领导人所吸引：能够“在许多人觉得格格不入的世界”中“戏剧化地”表现出自信——无论这种表现是否能为选民带来任何好处。埃德尔曼写道：“追随者们通过个人戏剧化表演的力量，获得了安慰，而不是通过非个人的威胁力量。”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它也完全可以用此描述⼀位现代政治家。
不过，越来越多的文化安慰剂（相对于临床安慰剂）也变成了公开标签。 被《大西洋月刊》称之为 “元广告”（meta-ads）的一大批广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精明的消费者知道自己是被推销的对象。威辉（Wayfair）广告中的人物会说这样的话：“我们是在拍威辉的广告吗？” 利宝互助保险公司（Liberty Mutual）广告的旁白说：“研究表明，人们会记住展示年轻人度过美好时光的广告，所以这是个泳池派对。”这就是非盲营销。
那么，当我们知道假治疗是假的时候，究竟为何它还能起作用呢？我的最佳猜测是，无论是在医疗环境中还是在投票时，我们都希望感觉到有人在照顾我们。在⼀个愤世嫉俗、令人绝望的世界里，⼀颗自称为糖丸的糖丸，可能就是最甜蜜的东西。
原文：https://www.wired.com/story/open-label-placebo-why-does-it-work/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 （ID：neureality），作者：Tom Vanderbilt，翻译：王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