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掘心法师，编辑：唐糖，题图来源：《小小姐们》
这几千块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是，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有钱少爷的临时陪读罢了，至于是讲论文还是当树洞，他开心就好。
一
2019年，大三结束时，我拿到了学校出国交流的名额，赴美1年，目的地是几乎每年都会评上全美Top10宜居城市的匹兹堡。
临行前，爸妈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唯独忘了教我做饭。我带着总归饿不死的盲目自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放好行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附近的超市采购。看着货架价签上一个个小得出奇的数字，我在心里默默乘以7后，又赶忙把手里的东西放回原位——我被美国的物价打了一个下马威，一想到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一下子缩水了7倍多，什么都不敢买了，逛了一圈，只买了一袋折合人民币7块多的面包，闻起来有一股洗衣粉味儿。
不过，和爸妈打电话时，我还是夸张地描述这里的美好，吃得香睡得好，根本不用担心。爸妈似乎看出了我的逞强，总是说：“不要委屈了自己，该花的钱就花。”
我开始合计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好在交流项目的课业不太繁重，每周都有空余时间，我开始寻觅兼职。很快找到了一个在台湾餐厅“打台”的工作。所谓“打台”，就是做服务员，老板只提供每天的工作餐和一个轮班十几刀的薪水，薪水的多寡完全取决于客人的小费。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已经是十分合适的兼职了，不需要去超市采购，每天不用开火就有可口的饭菜。从小到大，我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可以算得上是溺爱，除了不会做饭，扫地、拖地我也没做过。而从这时开始，我得开始学着点单、上菜，抱着成摞的、滴着菜汤的脏碗碟回到后厨，然后擦桌子、拖地……老板人很好，知道我不会做饭，有时会让大厨多做些员工餐让我带走。
在美国吃饭都需要付小费（当然也可以顶着服务员的白眼选择不付扬长而去），一般客人给的小费是消费总额的8%，慷慨的人甚至会付到20%，若是遇到像《老友记》里亿万富豪Pete那样的客人，反手开一张两万刀的支票，那可真就烧高香了。不过来餐馆吃饭的中国人居多，大家都似乎还不习惯美国的小费文化，小费给得都不算阔绰——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一起吃饭的客人超过10个人时，小费默认为15%。遇到这种大型聚餐，一点也不亚于客人给我开了一张大额支票，从他们浩浩荡荡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欢欣鼓舞地服务到最后。
平时聚餐的客人可遇不可求，春节时才多了起来——哪怕平日里再节俭的留学生，到了这个日子，也会和三五好友出来好好吃一顿——可惜我不是。除夕和大年初一是店里最繁忙的时候，我端着盘子碗穿梭在人群里来不及品味孤独。客人的菜快上齐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妈妈打来了视频电话，我赶忙挂掉，换成语音电话拨了回去。他们又换成视频电话拨了过来，我只得站到餐厅门口接通。电话那头是白天，爸妈已经开始了大年三十的走亲访友的行程。他们问我怎么过这第一个独自在外的春节，我指指后面的一大桌人说：“同学一起聚餐呢。”
奶奶看见我，直接哭了出来，一直说“怎么现在那么瘦”，“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像我以前有三百斤一样，没有瘦啦，是手机滤镜。”说的时候已经哽咽。然后，我强忍着泪水说“同学在喊我，我要去吃饭啦”，就急匆匆挂了电话，继续去招呼客人。
但是我的泪水已经决堤，那一晚我都是低着头、流着泪忙来忙去。大家都在节日欢聚的喜悦气氛里，并没有人发现我的异样。从下午5点忙到晚上11点，待客人们陆续离开餐厅，我们收拾干净残局，也开始吃这顿特殊的年夜饭——后厨没空做单独的员工餐，那天的年夜饭，是客人们的剩饭。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不为团聚，不为佳肴，仅为果腹。
凌晨，我轻手轻脚回到合租的屋子，进到自己的房间，悲伤地看着昏黄的灯光下简陋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春节，我拥有的，只不过是地上放着的那张床垫。
二
大四下学期开学，我开始准备研究生申请。
留学生活虽然拮据、辛苦，但还能接受，而且在美国读LL.M（法学硕士）学制短，可以早早拿到学历回国工作。我咨询了一个留学中介，对方的头衔很能唬人，美国Top3法学院毕业的JD（法律博士），创办了一家专门为法学生提供申请文书润色、写作以及留学咨询服务的公司。然而，细聊下来，我发现请他们帮忙写最基础的研究生申请文书，就需要1万多块钱。
最终，我选择了“DIY（自己写）”文书。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留学”已经成为一个商机，不然为什么大有前途的法律博士，会放弃传统意义上的就业途径，选择去做留学中介？这个行业的暴利是我当时不能想象的，我那时还天真地以为，留学生活的参差，也就止步于“文书申请”这一环了，事实上，这才只是“留学产业链”的开端。
我申请到波士顿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学校有合法的校内兼职机会，不光有每小时10几刀的时薪，而且每上一个轮班就能拿一张食堂餐票。我又过上了勤工俭学的生活——一开始是在学校面包房兼职，早上6点就要去到地下冷库，一箱一箱地搬冷冻贝果、玛芬等烘焙半成品，再把它们一个一个摆好盘，放进比我高两三头的大推车里，送到一楼的烘焙室里烘烤。这个工作是冰火两重天，在冷库里需要穿羽绒服，搬一箱食材就要出来缓一会儿冻僵的身体；而去楼上后，好多烤箱同时工作，穿短袖都会出汗。
面包房只有少数的学生兼职，每天都会换新面孔，带我的“师傅”还有同事们基本都是南美裔。做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尝试了其他几个兼职，最后选了离住所更近的学校健身房奶昔店。相比之前的兼职，健身房的工作特别轻松，距离我住的公寓也只有两个路口，还有不限量的果汁、奶昔可以喝。如果赶上晚班，下班时还能打包带走没卖完的三明治和点心——后来我几乎承包了健身房所有的晚班，每天都带一堆当日的“过期”食物回去，送给和我一样生活比较拮据的朋友。
当时我住在合租公寓的客厅里，舍不得买屏风，就挂起两张大浴巾，简易搭建了一个屏障，隔开公共区域和我的“卧室”。住在主卧的同学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她可以毫无压力地去外面餐厅吃饭、点外卖，甚至去“全有机”的超市采购食材。我也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她平时上课背的包、穿的鞋全都是奢侈品。
我俩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交流却不是很多，偶尔有几节一样的课程，就一起走去上课再一起回来，聊起周末的安排，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有时候我也会羡慕她的生活——不必为生活费担忧，上完课，可以窝在房间里看电影，可以出去深度体验这个城市的美食、景色……她说，她以后不想上班，不想做律师，梦想是开一间咖啡店。我当时还一本正经地和她分析，“开店不比上班轻松”，给她浅列了一些开店需要操心的事情，她都没说话。
回国后，我偶然看到这位同学的小红书，她已经买了跑车，每天游山玩水——现在想想，她当时或许是出于好意没有告诉我，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春假的时候，我和班里一个大姐一起去墨西哥穷游。我们买的廉航，住的民宿，每天的预算在260比索以内（不到130元人民币），但是玩得超级开心。民宿旁边的路上有很多路边摊，物美价廉，我们就换着摊位，尝遍了墨西哥的各种美食。
我们出行靠地铁，5比索的车票随便坐一天，地铁分男女车厢，但也没那么严格地执行。我们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走路10分钟的路程都靠腿。我们曾跟着谷歌地图的指引，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走进了红灯区，刚开始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巷子有点安静，然后发现路边停着的车旁边都站着一个穿“恨天高”、浓妆艳抹的女士，这才后知后觉，加快了脚步。
晚上回到民宿看朋友圈，我发现还有别的同学来了墨西哥，只不过人家朋友圈的画风，是商务舱加米其林餐厅。
三
2020年疫情暴发，课程都转到了线上，我只有两个月就毕业了，干脆买了机票，准备提前回国。回国前，我经过几轮的笔试面试，拿到了一家从大二开始便心仪已久的律所的实习机会。我带着12个小时的时差，在美国一边上着网课，一边回复律所的工作。这家律所的光环在于它宣传的高薪，毕业入职起薪就是2万5一个月。所以，尽管工作强度很大，我依然乐在其中。
3月，美国的疫情还没大规模扩散，但回国的政策已经是一天一变。回国那天，从波士顿的公寓里出来，坐在出租车上，收到朋友给我的微信，说一路顺风。我回复，最近忙着收拾行李，忙着看各种政策和攻略，直到坐在离开的车上，望着沿途的查尔斯河，才感到好难过，都没有和朋友们好好告别，留学生活就匆匆结束了。朋友借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坐在车里，继续享受着我在波士顿最爱的两样东西——阳光和查尔斯河。不知道下次再见到它们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下次再见到我的朋友们是什么时候。每次分别，我都会想起那句“本就生如浮萍，聚散随潮”——这一次，甚至不是随潮，是被时代的波涛汹涌裹挟着，甚至来不及思考聚散的悲欢。
回国后，我要在老家的一个酒店隔离14天。期间我通宵了两三夜，继续干着律所那些没有含金量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dirty work（苦活）”。我干劲十足，每天在酒店里熬夜对着电脑核对数据、复查底稿。隔离结束后回到家，工作强度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就连吃饭也是我妈端到我的桌子上——即便如此，那碗中午端过来的饭，我常常也得到下午4点才有空扒拉干净。我能感受到妈妈的心疼，但是我说：“这家公司起薪可高了。”
然而，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懵了。“律师助理起薪25k，实习生1个月10k”的招聘帖，我可是看到快背下来的程度，但是我银行卡里赫然躺着的，只有“转账1568.97元”。HR说，因为线上办公，所以实习生薪资有缩水，是一个月3000元，具体的扣款会根据合伙人对工时的最终确认来计算。我跑去合伙人确认的界面，发现我已经缩水上报的工时，又被腰斩。
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为这家律所远程实习了快3个月，通过了期间的2次考核。线上毕业典礼前，我给HR发微信问转正流程具体还需要什么手续，HR没有回复，只在第二天给我打了一通微信语音，合伙人也在旁边：“因为疫情，今年不再有留用名额了，你看是继续以实习生的身份在这里实习，还是离开去找新的工作？”
我仿佛像是挨了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没有留用名额还拖到了我毕业，让我一下子从准律师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怪不得说最不遵守劳动法的地方就是律所，所谓的高薪，不过是拿健康换钱，而我这3个月，甚至连换钱都没换成。尽管对“实习生是廉价劳动力”这个潜规则早有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惊讶于资本为了廉价，甚至免费榨取劳动力的丑恶嘴脸。
无故被“鸽”，我抓紧时间把简历投了另一家律所，顺利在“六一”那天入职，成为了正式的“社会人”。前面那家律所的经历，磨灭了我很大一部分当律师的热情，就像是一个被渣男伤透心的少女再也不相信爱情一样，我再也不相信律所包装和营销出来的高端感和精英感了。
工作1年后，因为“非诉工作”太过奔波，我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执业证，转身去了一家公司做了个平平无奇的小法务。爸妈知道后，一如既往地对我的选择表示了支持，他们说，现在的职场已经不是他们当年的样子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给太多的经验参考，“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法务的工作内容很快就上手了，平时工作也比较清闲。试用期一过，我就想着兼职赚点外快。
四
我本想做点能提升自己专业知识或者工作能力的兼职，可去招聘网站搜了“法律”、“英语”几个关键词，刷了几屏后，看到有好多家机构在求“留学生课业辅导老师”。一开始，我对这种岗位感到有些困惑，还以为是给在国外上初高中的小朋友辅导一下数理化，但是看到介绍说，是需要法律专业的老师，也没多想，就投了简历——至于招聘的机构，我并没有听说过，倒不是说它是一个小作坊，而是在我以往的经验里，似乎觉得自己不会和它产生任何交集。
很快，就有人微信联系了我。根据对方的要求，我下载了一个线上课堂的APP，约了晚上8点的“试讲课”，“学生”是这个机构的教务老师（课程销售）。这节只有15分钟的试讲课结束后，我就成了一名“海外留学生课程辅导老师”，做一些法律相关的论文辅导、作业辅导甚至演讲的陪练……总之，就是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能遇到的问题，这里都可以解决。
当天晚上，有10多个教务老师加了我的微信，我签了兼职合同：时薪250元，需要完成2年的教学任务——半年内的上课时长要累计达到240小时才能摆脱这个有点侮辱人的数字，时薪涨20元。
刚开始的2周，我都没接到什么课。我学的是美国法律，而来这家机构求辅导的多数是英国、澳洲、新西兰的学生。刚开始，英国本科法律的辅导我并不敢接，加上有很多门法律课程我自己也并不熟悉，所以一直畏首畏尾，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看我不太主动，教务老师就塞给我一个“专业对口”的学生。那是一个口音很重的男生，倒不是说口音代表他英语不好，但是聊了两句，就发现他基本的语法、词汇量都很匮乏。他需要辅导的是美国法里面的Property Law（物权法），问的也都是能在课件里找到答案的基本问题。
在课件里，每个案例分析里都会穿插着一些知识点，但我发现，有些知识点他直接理解反了，导致整个案例分析推进不下去。我逐一讲完那些知识点之后，他表示“懂了”，但是到后面汇总整个案例分析的时候，他突然又有了和最开始一样的问题。同样的流程重复了几遍，1小时的课拖出去20分钟，直到系统自动关闭了线上教室，我才坐在电脑前如释重负。
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就建立起来了自信——虽然我不是什么straight A student（优等生），但辅导他们绰绰有余。
很快，我又接到一节论文辅导课，教务老师说学生需要辅导“思路”，并且再三叮嘱我，“不允许代写论文”。上课后，我花了20分钟讲论文的结构，以及如何找案例、写引用等等，而对面的学生一直在不耐烦地点头、挠头，最后，他忍不住说：“老师，我这些都知道，就是写不出来，这一节课也挺贵的，1千块钱1个小时呢，能不能讲点具体的？”
我说“思路”的时候，他“懂了”，我说“写作方法”的时候，他“懂了”——但他这么一说，我懵了，还要怎么“具体”呢？
他见我不语，干脆直接说：“你帮我写一部分吧，我就是不会写，其他的我都懂。”
这个学生虽然嘴硬地强调自己什么都“懂了”，但又说自己不会找案例和文献，也不会写脚注。相比于他什么都不会这件事，更让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只拿到了1/4的课时费。我一边心疼着黑心机构抽走的课时费，一边被这些花钱如流水的留学生们冲击着我的三观——知道学生的课时费后，我常常会代入自己的经济水平，甚至上一次课就会替学生（家长）肉疼一次。我也会下意识地替学生“省”课时费，线下课时需要2小时完成的任务，我一般也只会报1小时的线下课时。
后来我又接了一个论文辅导，1个小时的课程，学生有45分钟都在和我闲聊，一节课结束时，他的论文进度依然是0。随后，他又花了大几千约了几节辅导课，但无一例外，每次听我讲了10来分钟后，就想要跟我聊点诸如“女朋友生气了要怎么挽回”之类的情感话题，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正待我又替他心疼钱的时候，突然转念一想——这几千块对于他来说可能真的不算什么，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有钱少爷的临时陪读罢了，至于是讲论文还是当树洞，他开心就好。
3节课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他的做派，遂提出由我以“计算线下课时”的方式，把论文大纲给他写出来。他特乐呵地说：“行啊老师，那您可帮我大忙了！我之前的论文都得上十几节课，老师给我说着，我写。您看线下课时需要多长时间您随便记。”我给他写大纲大概花了3个小时，想想这到学生那儿可是3千块钱，跺跺脚，就只报了2个课时。
不过，这些学生既然会花几万块钱上课，自然不会在乎这2000块还是3000块。当我的思维还停留在“省钱”的时候，人家对金钱的使用早已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我遇到过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学生报了4个小时的“作业辅导”。我连续讲了2个小时，讲到嗓子哑掉，中间休息1小时后再继续时，却发现之前刚讲的内容，他已经全忘了。我清清我快说不出话的嗓子，提出要不要改成线下课时，他和上次的那个学生反应如出一辙，兴奋地答应了，“线下课时随便计”。
此后，我在群里看到还有上一个辅导老师留下的文档，打开一看，是和这个作业一模一样的知识点整理。我问那学生，这是不是同一个作业？学生说：“哦对，这个作业我之前找老师辅导过，但是过了1周，我有点忘了，所以又重新上一遍。老师，之前老师整理的那些知识点你写的时候都可以用哈。”
我看了一下文档里的记录，保守估计，上一个老师辅导了他大概5个小时，加上我这次6个小时，也就是说，光这一个普通的日常作业，这个学生就花了1万多块钱出去。
当小镇青年拿出家里大部分的积蓄出国留学，希冀着回国能够有一份高薪的职业挣回那份学费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位，甚至没有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学位无关乎未来，仅仅是脸面而已。
五
一天，一个教务老师给我推来了一个“申诉辅导”的任务——2小时线上、1小时线下，教学生写申诉信。当时我还没想明白这“申诉”是什么意思，询问后才知道，原来在国外留学，挂科、被劝退、学术不端的学生，拿到校方的处分后，还有一步可能逆转的操作——就是“申诉”。但是，申诉也不能为赋新词强说愁，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才能赢回一线生机，拿到补考机会，这些理由在学校里叫special circumstance（特殊情况），比如疾病或重大意外。
“申诉辅导”也被机构称为“申诉套餐”，不需要备课，就能拿到750元。我心中窃喜，这个来钱快，赶忙答应下来，完全没想到这个课程后面让我花费的时间会比普通备课更多。
我终于意识到，留学生方方面面的灰色需求，早就催生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和有钱人留学的差距只是消费自由、吃饭自由，在学习层面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有钱人家的孩子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不担心花销，上课和写作业也可以花钱请人“辅导”，就连考试挂科、被退学，也会花钱找人给自己帮忙擦屁股。
我再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第一次接的“申诉辅导”的学生，是一个有点叛逆的女孩，2门挂科，想要补考。套餐里的“2小时线上辅导”是用来了解情况、方便老师为其撰写申诉信的。我问她这2门课的平时成绩怎么样，她说平时成绩也不及格。我极力想要找到能够借题发挥的入手点，又询问这2门课的考试方式是主观还是客观，她说，“都是客观，而且有几次平时作业没交”。我压住内心的慌张，问她是否有什么特殊情况，她说，“就是懒得写”。我一时语塞，心想只能找别的理由来帮她“解释”考试失利了，询问她身体状况，她说自己健康得像头牛……如此一来，能让校方能接受的申诉理由，就只剩下“心理疾病”了。即使如此，校方也会要求提供证据来证明真实性。
我又问了一下她对处理结果的期望，她说想要“不限分的补考”。在国外的大学，一般补考“限分”，也就是在补考及格的前提下，无论考了多高的分，最终体现在成绩单上只是一个“及格”；而“不限分的补考”，意思就是她考多少分，成绩单上就写多少分。听她这么说，我脱口问了一句：“那你对补考有信心吗？”她说：“没有。”
线上的2个小时一点一点挨到结尾，我赶紧着手写了一篇申诉信出来。正当我高兴地在计算器里数着这3小时换来的750块钱的时候，教务老师发回了学生家长的反馈——这个妈妈写了篇上千字的散文，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申诉信里的论据事实证明力弱爆了。
接着，她先是论证自己因为更年期情绪不稳定导致女儿无心学习，又放上了许多母女两人微信互骂的聊天记录截图，来证明自己与女儿之间的语言暴力冲突让女儿分了心。她希望我能把这些都翻译成英文加到申诉信里，我解释说校方认可的理由里不包含这些，但她仍执意要加。
后来我才知道，每一个纨绔了的子弟，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放纵，要么是家长对其太操心。这位妈妈的管控欲，也不过是我后来所见的冰山一角。
这次申诉的失败在意料之内。虽然教务老师在接单的时候就已经告知对方风险，让我的课时费并没有因此减少，但我拿着这钱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找教务老师要来了其他老师上申诉课的视频，想学习一下别人写申诉信的入手角度，结果第一个视频看到30分钟，学生就发疯了，她辱骂家长和摔东西的声音，令我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那个老师在当时的尴尬。过了几分钟，那个学生的妈妈用依然云淡风轻地说：“不好意思老师，您继续给我来讲，我一会儿去做她的工作。”
我关掉视频，明白了，原来这个申诉课程没有什么技巧，只不过是卖给这些留学生家长的心理安慰剂。一个“申诉套餐”就是3000元，不保证能申诉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了，那些学生也大概率通不过补考。
尽管在买课的时候教务老师会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和家长明确风险，但是家长们对这个课程依然趋之若鹜，因为它像是挽回自己孩子“学术生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希望再渺小，造价再昂贵，他们也会眼睛不眨地买下，缓解自己为人父母的焦虑与自责，也可以让他们在未来和孩子的每一次吵架中，拥有说出“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的权利。
六
后来我接了很多“申诉辅导”，70%的学生都是人们刻板印象里的留学生：家里有钱，不学无术，嚣张跋扈。对于态度恶劣的学生，我早已见怪不怪。
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故事。
一次，教务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压缩包，里面是一个学生申诉的相关信息。他挂了2门课，接到了学校的退学通知——这种情况按理说没什么特殊的，教务老师说，希望尽快安排节申诉课，“只是学生比较害羞，所以是要家长旁听”。我立马想起了之前看的那段“教学视频”，心有余悸——家长旁听，大概率会是个麻烦事儿。但是想了想可观的课时费，我还是同意了。
我准时上线，学生的父母已经在对面等着了。视频里一口一个“老师”，一直在“感谢老师百忙之中帮忙”，一直在“麻烦老师多费点心”，听得我好心酸。
他们解释说，“孩子比较内向，所以我们来和您沟通”。那学生也在线，对学业情况最了解的，就是他自己，但是他不发一言，只是默默听着父母的转述。只有他妈妈偶尔问起：“儿子，你跟老师说是不是这样的？”他才会开口说话，解释一下情况。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明明当事人在场，说的也是同一种语言，却需要其他人来翻译或转述他的想法和事情。那对父母的语气都很温柔，但能听得出来，学校发的这封退学通知，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我委婉地问，学生有没有身体或者心理的问题，可以作为申诉理由的。
“都没有，身体挺健康的，心理也挺健康的。”那位妈妈说着，然后支吾了一下，“老师，就是孩子爸爸有肾癌，这个能说吗？孩子当时选这个学校，离家那么远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爸爸得了病，不希望孩子离家那么远，但是孩子坚持想去。这门考试的时间是和他的实习时间特别近，他暑假就飞过去了，找房子什么的学校都没帮忙，当时也发了邮件，没找到房子还住了好几天酒店，也没休息好，全都要自己操心。实习工作也特别忙……”
我一时语塞，看着他们发过来的肾癌确诊病例，想到他们和我爸妈差不多的年纪，患了重病还要事无巨细地操心儿子的事情，就很心痛。我安抚他们，承诺会好好写这封申诉信，但是孩子父亲生病这个理由未必会被学校采纳。他们依然温柔地说了很多客套话，那是长辈求人办事时的最高社交礼遇，说是千恩万谢也不为过，我实在有些受不起。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学生和家庭。这个让父母操心的学生看起来不是那种纨绔富二代，寥寥几句话倒也很有礼貌，但是对父亲患重病似乎无动于衷；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远走他乡读书，似乎应当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在视频里却丧失了话语权，任由父母全权代理他的一切；他的学校是一个名校，在申诉学生里也比较少见；他的父母看起来很明事理，即使收到了退学通知，也未见对他发火甚至着急，可是却又过度地参与到了他的生活——一个20岁的人还被当成没有自理能力的孩子，实在是溺爱。
诸此种种，堵在我的心里，课程结束后，我和家人吐槽，说怎么会有这样不懂事的孩子。家人说，“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外人不好评判，你只能做好你分内的事情”。
我带着对这对父母的同情和惋惜，倾尽全力写好了一封申诉信，再三修改润色后发给他们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没想到这对夫妇秒回，又是一通千恩万谢。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没想到，他们居然一夜没睡，熬夜用翻译软件“读”完了申诉信，发来了很多不懂的地方和想要修改的地方。我逐条听完他们的语音，又给他们做了解释，花费了远超过“申诉套餐”时长的时间，一开始的同情心也慢慢被消耗殆尽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话没错，可是有时候这“可怜”却是有些父母的求仁得仁。这个学生自己的未来和前途，为什么可以理所当然交给患病的父母，自己却安然睡大觉？他不擅长沟通，父母代为沟通，那写好的申诉信自己总可以看吧？居然还要不懂英文的父母花费数倍的时间去看，很多机器无法翻译的表述，只能给他们带来困扰，徒增沟通成本。
对此，我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七
兼职短短1年，我见到了许多留学生。他们有的说话怯懦，有的性格乖张，但基本有一个共性——家里有钱。我和他们交流时，常常会想起几年前那个登论坛、找经验帖、DIY申请文书的自己；听到他们说“老师我一会儿要出去和同学吃饭”的时候，会恍然看到那个春节在为别人的欢聚而服务的自己；接触到学生家长时，我眼睛总会酸涩一下，然后想起我只对爸妈报喜不报忧的那些日子，和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都坚定站在身后支持我的爸妈。
我见到了本来不会跟我产生交集的一个世界，但是对这个世界我却羡慕不起来。和在美国偶尔还会羡慕一下白富美室友的悠闲惬意不同，这些留学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局限——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如果一切问题都想要用钱来解决，生活也挺无趣的不是吗？
我逐渐习惯了这份兼职里带来的割裂：有钱的从容和挂科时的气急败坏；摆烂的纨绔子弟和心急如焚、事必躬亲的父母；试图控制一切却什么都掌控不了的家长，试图反叛全世界却只能拿着父母的钱、用挂科退学来向父母宣战的学生……
我曾经替学生心疼过那每小时1千元的课时费，也替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母心疼过他们的身体。但我慢慢学会了收起自己的“圣母心”——没有什么所谓的可怜或命运，不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已。“留学生”这个身份标签，实在难以涵盖留学生这个群体，我终于明白了余华那本书说的，“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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