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我所服务的公司在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资助了100个留守儿童,并在“六一”儿童节前夕举办了盛大的资助仪式。这是场有着鲜明的企业宣传性质的公益活动,仪式上,相关部门领导和企业发言人在媒体与观众的见证之下,为这些留守儿童每人发放了1000元大红包,还有书包、书籍等学习用品,媒体则对之进行了华丽的报道和发布。


有位姓文的女士从网络上看到新闻和照片,辗转找到我,表示希望资助1名山区贫困儿童。彼时,文女士30岁出头,生活在一座南方沿海城市,是位非常出色的职业女性。她说,她是射手座,有一点南丁格尔情结,在读书时就曾资助过1名陕西的贫困儿童,每个月会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里拿出50元钱给孩子寄过去,因此还受到父母的批评,后来陕西那边打来电话叫她不要再寄钱,这份资助才结束,但那份关怀弱者的情怀,一直蛰伏在她心底。这次看到新闻里的山区孩子过得那么困苦,她想尽一点心意,便托我在当地帮她物色人选。


次年春节,我和公司所在地的一帮朋友吃饭。席间,有位驻村干部,刚刚结束驻村工作,她提到自己接触到的几个孩子,不胜唏嘘,“有一个孩子连鞋子都没得穿,脚后跟都裂开了……”我便将文女士所托之事说了出来,又托她整理一下孩子们的资料,发给我。


没几天,那位驻村干部给我发来了5个贫困孩子的资料。那是张无比沉重的表格,如果说命运早就在暗中为每个人发出了底牌,那这些孩子拿到的无疑是最差的那一张:出身深山,缺父少母,遭遇噩运,贫困缠身……


我将表格交给文女士看了,她又托我替她先行去实地走访。周末,我和驻村干部以及一位姓黄的男老师去了村子。黄老师当时30岁出头,在村小当副校长兼英语老师。他在当班主任时,每年都要写关于贫困户、后进生和留守儿童工作情况的材料,对村里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受到校长指派,将带路的任务交给了他。一路上,黄老师有说有笑,耐心地对我介绍着村里的情况,眼睛里透着欣喜的光芒。


我们先在镇上集合,然后经一段水泥路到达山里,下车,再步行10多分钟,终于到达村庄。


第一站是女童小豆家。小豆当时10多岁,读村小三年级,大眼睛,眉目周正,皮肤黑黑的,头发油油的,不大说话,有点木讷。她没有父母,跟着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祖孙俩住的红砖屋子有些年头了,毛坯状态,墙壁都裸露着,屋内屋外铺满了发霉的农作物,看起来就跟奶奶的脸色一样阴晦。小豆奶奶说起孙女:“我年纪大了,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她还这么小,有一天我死了,她可怎么办……”


我打电话将所见所闻转告给文女士。她听了,心酸之情溢于言表,托我即刻替她向老人家表态:只要小豆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她会一直供小豆上学,直到孩子上高中,上大学。


小豆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说小豆这是遇着贵人了,让孙女给文女士道谢。小豆对着手机,仍然是木讷的模样,文女士在那头问一句,她才答一句,半个多余的字儿也没有。


我接过电话对文女士说:“山里孩子嘴笨……没办法。”


文女士答:“我懂。”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另外3个孩子家。对于我来说,那是一趟超乎想象的走访,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密集的苦难群体:男孩小桦,父亲有点小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病,要常年锁在家里,不然就会跑出去伤人或者自伤;男孩小军,父亲亡故,母亲多年前就已经出走,他跟随单身的叔叔和年迈的奶奶生活,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那个春寒时节光着脚板去上学的孩子就是他;男孩小安,父亲身体不好,母亲跑了,主要由伯伯照料。


最后一站去的是丫丫家,当这个瘦小的女孩站在大家面前,我感觉自己在前面4个孩子家中积攒的郁闷心情得到了一丝抚慰——丫丫脸上有笑容,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整个人看起来活泼开朗,当我们跟她说话,她也是落落大方,有问有答,条理清晰。丫丫的母亲早年就离家出走了,父亲得了病,她跟着叔父一家生活,听说叔父一家对她非常好。她家房上堂兄堂姐很多,丫丫整天拿着碗去这家吃吃,又去那家吃吃,亲戚们也都很疼爱她。她自己也很懂事,从小就会做饭、洗衣服,有很强的独立意识。


走访结束时,我们把5个孩子叫到一起拍照,丫丫站在人群中,眉目含笑,昂首挺胸,像一束光打在阴暗的角落。



几个月后,2013年6月初,文女士带着女儿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南,第一次去到了村里。我那天因故没有陪同下村,还是由黄老师带路陪同。中午他们一家人回到县城时,文女士从车子里拿出一只活鸡、一袋干花生,说是小豆的奶奶给的:“我本来想着不在她们家吃饭,免得给她增添负担,谁知她拿着这个追着车子,一直追,我都不好意思不要……”


我带他们到船餐厅上去吃饭。那段时间正是雨季,连着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涨上来把通往餐厅的木栈道给淹了,我们只能乘着一叶小舟上大船上的餐厅。文女士觉得新奇,情绪很不错。她已经确定要资助小豆,还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QQ号和详细地址给小豆,嘱咐小豆要多多给她分享学习和思想情况。她甚至想到寒暑假时把小豆接去大城市,带孩子增长见识,让小豆多看看城市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激发小豆在学习上的斗志。


那天文女士对5个孩子都走访了一遍。后来她跟我说,当时她对于能不能找到更多的资助人加入,心里并没有底,以她自己的能力,最多能资助3个孩子。好在,她回去之后发了朋友圈,立即就有2个朋友表示要加入,一个“认领”了丫丫,另一个“认领”了小安和小军,于是,文女士自己就认领了小豆和小桦。


这几个资助人的想法都很朴实:自己的生活条件好一些,手上有一点闲钱,付出这点微薄的力量,并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希望这些孩子能读高中,读大学,走出大山,不必再重复父辈的贫瘠人生。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能尽量多读一些书,增长见识,提高分辨能力,待到思想更成熟一些再走上社会,也许就能少一些坎坷,生活得更好一些——总之就是,“即便不成才,也要成人”。


文女士说:“我们不通过机构,也不宣扬,就是默默做一件内心想做的事儿。”


资助行为在2013年7月正式启动,小学阶段,他们每月给每个孩子400元,随着孩子们读完小学,升初中、高中、大学,资助款将酌情增加。文女士建了一个QQ群,资助人会按月将款项汇给黄老师。黄老师确认收到款项之后,再给孩子们发放下去,并将收发凭证和孩子们的一些情况反馈回来。我是以公益企业的身份待在群里的,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在我的眼中,那时候,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真的是,一帮纯粹之人,用纯粹之心,在做一件纯粹的事情。


一年半之后的2015年12月,文女士第二次去到村里。


她那两年资助经历,感召了她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说也想加入进来,于是,在这次来之前,文女士就托黄老师物色了第二批备选的需要接受资助的7个孩子。她觉得事情做到这一步,本着对好心朋友们负责的态度,她必须亲自考察核实才行。


那一次文女士是坐高铁过来的,到达时已是晚上,她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汇合,一起前往镇中心小学找黄老师。


我俩坐在城乡公交上啃着包子,文女士说:“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500块现金,待会儿发给他们,让他们买书,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我说:“直接把钱给到小孩手上,一下子给500元,会不会有点多了……”


文女士就决定,那就给每个小孩200元,而且要交代他们只能买书。


正在这时,那位驻村干部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她那时已经不在孩子们的那个村子驻村了,但还是很热心,说自己也正赶过来。


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黄老师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仨先在校园里走了一下,驻村干部也到了,我们上了她的车,坐车进村。


“一诺千金啊……”驻村干部很激动,责怪我和黄老师不告诉她文女士来的事,还说自己很愧疚,没能参加进资助里来,因为她家里情况也不太好,侄儿多,都需要帮助,她虽然帮不了外人了,但带个路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天下着冬雨,我们踩着泥泞进了村。文女士时隔许久又见到小豆,她看着眼前长高了许多的少女,像是看着自己浇灌的一棵小树苗,满眼欣喜。她问了小豆的学习情况,看了小豆的作业本,然后牵着小豆,撇开众人到了屋后。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她们站在一棵树下聊天,偶尔还用简单的英语对两句话。聊天结束之后,文女士拿出200元钱给小豆,并交代小豆说这钱是给她买书的。


从小豆家出来,文女士跟我说,她原先计划等时机成熟一些就接小豆去城市过假期,但这个想法恐怕不能实现了,因为发生了“那件事”,她不敢这么做。


她说的“那件事”,指的是2015年8月爆出的、轰动全国的“‘百色助学网’负责人王杰披着慈善外衣性侵女童”事件。她说,虽然自己是一片诚心,但毕竟小豆是女孩儿,又是未成年人,又是那样的家庭情况,要把小豆带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她实在负不起那个责任。


从小豆家出来,我们又去了小军家。小军不在家,他奶奶在堂屋忙碌着。其时本是当地晒柿饼的季节,可那一年秋冬多雨,柿农们几乎血本无归,但大家又都不甘心绝收,一边将柿子摘回来,一边祈祷着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小军家堂屋里摆着一台刨柿子皮的机器,机器左边是一只装满柿子的大箩筐,右边是半筐刨了皮的柿子,机器前方则堆着刨下来的一条条柿子皮,色泽金黄,散发着略带涩味的香甜。


我拣起一条柿子皮说:“漂亮吧?可以晒干了喂猪喂牛。”


文女士连声称奇,又夸柿子个大、新鲜。


正在这时,小军回来了。他应该是闻讯一路疾跑回来的,踏进屋就猛地一下站住了,极力控制着粗重的呼吸。一旁站着的,是和他一样略带拘谨的奶奶和叔叔。


寒暄中,我们得知,小军平时放学后就去村里的小作坊帮小老板刨柿皮,每天可以挣2块钱。“他刨得可好了……”小军奶奶说着,怕我们不相信似的,让孙子当场刨给我们看。小军麻利地坐到机器面前,一手拿柿子按到刀刃上,一手扶住刀片,双脚均匀踩动着踏板。只见机器飞快地转起来,柿子皮随之从刀口处飞向半空,又一圈一圈在地上摊出一只漂亮的小山包。


“可以哦,这小子。”黄老师摸着小军的头说。


小军看了文女士一眼,松了一口气似的,又低下头。


文女士同样把小军叫到屋后。这个12岁的男孩身高有点够呛,要站在一块大石墩上才能与文女士对话,他不敢接文女士给他的买书钱。


我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他说:“《三国演义》。”


后来小军终于将钱接过去,却突然哭了起来。他哭得越来越大声,肩膀耸动着,不可抑制。文女士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想妈妈。我想看到妈妈。我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妈妈了。”


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我说:“你妈妈也想你,但她在外面打工,要攒够路费才能回来看你。”


他抬起头看着我,似信非信。


文女士说:“是的。你妈妈书读得少,挣钱也少,可能要攒蛮久。你也可以自己好好读书,长大了挣钱自己去看她。”



小花是第二批备选孩子中的一个。她原本是个弃婴,年迈的养父母捡她回家养到13岁,又一前一后离去,她就又变成了孤儿。因为这样的身世,她13岁才念到小学三年级,而且连户口都没有。


我们在她堂兄(非亲)家里找到她时,她正在帮堂嫂刨柿子。堂兄家新起的一栋小洋楼又高又大,款式新潮。堂兄带我们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最后来到洋楼右脚边搭着的一间大通屋,指着角落一张简陋的小床说:“这是小花的床,(她)平时跟我们一起吃。”


大通屋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物什,没门没窗,也不避风,唯一的用处就是能遮雨吧。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堂兄又说:“要不是小花,我也不会回来,我安排好她又要出去找工作了。”他是做水电安装的,而且还是个了不得的技术工,他说起自己的专业就很兴奋,进屋拿出一大堆证件,以及他在香港、澳门做业务时的凭证。


他又把我们带到小花自己的家,那是小花的养父母留下的一间半掩在树枝野草里的土屋,大木门洞开着,灵堂上还存有出葬时的痕迹。屋前有一片空旷处,从那儿望向远方,连绵的青山在雨雾里吐着大片大片的墨绿。我们在聊着小花情况的时候,小花本人就微笑着站在旁边,像一个安静的观众。过了一会儿,她就又回去干活去了。


她堂兄轻声说:“女孩子麻烦。男孩子做孤儿没什么,但女孩子就会麻烦很多,我不能不管她呀,她只有我这个堂兄了……”说到这儿,他将手中烟蒂一甩,也回去了。


我问黄老师:“他老是说小花‘麻烦’,小花到底怎么了?”


黄老师有些难为情地说:“小花住在这边时,村里的几个光棍老是想欺负她,一到晚上就围着她屋子转来转去,都要打起来了,还有人想把她卖掉……她堂兄闻听,赶回来跟那些人拼命。”


黄老师只克制地讲了这么多,我的内心莫名泛起一种生而为人的羞耻感,也没有勇气再往下问了。听说村里还有人放言威胁小花说“你想跑都跑不了,总有一天要落到我的手里……”我们听了十分揪心。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小花的学业可能很难坚持下去了。我们干脆讨论起小花的出路——也许她跟堂兄去打工,好好学点技术,会比现在要好,否则,下一次有人想欺负她,堂兄还能及时赶回来相救吗?可是,她连户口都没有,年龄也没到,打工也行不通啊。


小名和小刚是两兄弟,他们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了,小哥俩就和奶奶一起生活。我们来之前,奶奶病逝了,他们的直系亲人就剩一个叔叔、一个姑姑。去他们家的路上,黄老师说,钱不要给了,给了他们也管不住,买些米和油进去吧。


听说经常有人给两个孩子送米送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也不留名,也不留姓的,他们的母亲有时也送,黄老师有时也送一些,小哥俩就靠着这些接济,有一搭没一搭地过日子。


我们进到一间青砖砌的院子,里面是间大屋子,左侧依墙搭着一间小舍,小舍左侧又搭着间更低矮的小舍。小舍门口倚着一高一低两个男孩,都穿着深蓝色大棉衣、黑色牛仔裤,衣裤都泛着油腻腻的青光,脚上都是半湿的棉拖鞋。两个男孩面相白净,但表情呆滞,站在雨里像是没知没觉一样,头发都盖住眼睛了。


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大屋子走出来——是他们的叔叔。叔叔理着小分头,穿着西服皮鞋;婶娘则在堂屋生了火,摆了几张小凳子,大家围坐下来,烤烤冻僵的手指。叔叔说自己很快就要出去打工了,只有婶娘在家照料小孩的读书和生活。


正说着话,又走过来一个穿绿色棉衣的少女,她剪着整齐的学生头,也是白净的一张脸,脸上挂着蒙昧的笑容。她是小名和小刚的姐姐,叫小春,15岁。婶娘说:“就姐姐有户口,后面两个崽超生的,没有户口……”婶娘说这些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女孩的一脸厌恶,说她懒死,怎么喊她都不会应人,又说:“奶奶下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出一分钱……”


我收回正在烤火的手,笑着说:“他们不找你麻烦……你还指望他们出钱葬奶奶哦!”


气氛顿时凝固住了。


文女士看了我一眼,示意退场。我们俩起身走出来,黄老师也尾随着我们,进到旁边的两间小舍看了看。


稍大的那间是小哥俩的睡房,两张旧席梦思上铺着草席,几根绳子横七竖八地牵扯着,上面搭满了衣服和叫不出名的东西,地上洒着扑克牌。


小的那间是厨房,锅碗瓢盆四散着,还有米袋、没有盖子的油瓶,一口生锈的铁锅里盛有类似米饭的东西,黄老师说,那是中午吃剩的,兄弟俩煮的,姐姐不煮饭,但她吃。靠墙的柜子里面有一只盆子,盛着模糊不清的吃食,面上结着白色油脂。黄老师苦笑着说:“这是奶奶下葬时招待客人没吃完的剩菜。真是好奶奶啊,死了还留下吃的喂他们这么久。”


我们和小春单独聊了一下,感觉她和小花有些像,都是一种麻麻木木、无所谓的样子。但小花是单纯温憨的,小春却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慵懒,她甚至连普通话都懒得说,就说着自己的语言,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懂。


小春说,妈妈有时送些吃的来,她每个月在学校能领到100多块钱的补助。之前没有人提到过学校有补助这回事,文女士就问了一下黄老师,黄老师说:“有些孩子有,有些孩子没有。这一家姐姐有,两个弟弟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之前走访的孩子都没有。”


我们又问,为什么那些孩子没有?黄老师说,按国家的发放标准应该有,但总会有一些其他因素来干扰。



那天的午饭,我们是在小美家吃的,一锅清水,煮些青菜、豆腐什么的,很朴实,但气氛温暖。


小美原本也是个弃婴,养父母已经年过七旬。养母胖胖的,爱喝酒,爱笑,养父则有些木讷,但也平和。开饭的时候,小美忙进忙出,拿饭端菜,笑眯眯的。我感觉小美应该是第二批孩子里比较幸福的一个,她当时16岁,念高一,长得瘦长高挑,成绩也不错,听说还画画。


午饭后,我们又接着走访了剩下的两家,其中有一个圆脸女孩小桐,她一岁时,父亲因邻里口角,冲到别人家去杀光了两家人,曾是当年的一个大新闻。之后她母亲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双亡,如今暂住在堂叔家。她剪着齐整的学生头,穿着粉色棉衣,看起来很干净,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一想到她的父亲……我悲哀地发现,就连自己看向她的眼光都不可避免地掺杂了颜色。


走访完毕,已经是下午4点。第一批受资助的小桦,他父亲又来邀我们去家里吃晚饭。他喊了好几次,准备得也很用心,鸡汤,野蘑菇,还有自酿的红葡萄酒,还叫了好几个村里人来当陪客。只是在饭桌上聊天时,文女士问到成绩,小桦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有一答一,而是用“一般”,“作业没做完”,“不行”,“没兴趣”,“不……”这样的短语来回答。他也不肯拿作业出来看一看,甚至不顾父亲在旁边干着急,话没说完就跑掉了。 


次日,文女士便回去了。之后,除了有学校补助的小春,其他孩子全部落实好了资助人。


但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趟走访之后,那3个“黑户”的孩子也解决了户口难题,这事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命运他老人家一不小心从指缝间漏下来的一份小礼品。


就在那次走访结束之后不久,我在手机上看到当地一家自媒体平台发了一篇“关于贫困儿童”的稿件,正是我们那天走访的几个孩子,连稿子里的一些图片都是我们那天拍的。稿件大意是,在几日前的一个活动上,有一个老师向来此地游玩的外地马帮提到这几个贫困孩子,马帮回去就做了自媒体文章,呼吁公众献爱心。当地这家平台看到了这稿子,就转发了,也是号召大家献爱心。稿子行文写得很是煽情,但是对未成年人的真实信息和照片没有做任何处理,全部都暴露在读者的眼目之下,资助人的信息倒是没有暴露。


第二天,当地另一家自媒体平台也转发了那条图文,里面还多了一封以黄老师口吻写的公开信,仍然是呼吁“献爱心”。


我打电话问黄老师,黄老师承认是自己向马帮传阅了那些照片和故事。那时候,他正潜心于向外界寻求民间资助来改善学校的环境,他的本意是拓展一个资助渠道,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公开信也不是他写的,是平台乱编的。


这边火还没扑下去,先转发的那家平台又紧跟进来,也假仿黄老师的口气写了一封公开信。这么一来,后转发的那家平台就更不肯撤稿了,他们觉得模仿老师写公开信是自己的idea,自己都被抄袭了,凭什么要撤稿?


两家平台杠了起来,这下可害苦了黄老师,最后,相关部门专门找他谈了话,官方一出面,平台才乖乖撤稿。


黄老师跟我说,这场风波之后,很快便有相关部门前往村里看望那些孩子,询问户口事宜。不久,小花和超生的小哥俩的户口就得到了解决,小花还获得了孤儿补助,小春则获得了低保。



2016年6月,我从文女士的朋友圈看到,她和公司同事一起来本地团建。当天我就约她共进晚餐,席间,我问她去不去看那些孩子。


“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想起来就烦……”她说。


我很诧异——距离她上一次来到这儿才短短半年,资助QQ 群里的信息也是正常更新着,她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问文女士原因,她便和我讲了一些小豆家人带给她的不太愉快的事。


过年时,小豆奶奶给文女士打电话,一个劲儿让小豆在电话里喊文女士“妈妈”,之后小豆就真的改叫文女士“妈妈”了。小豆提出,想要认识文女士的女儿,文女士想着可以让女儿与小豆分享一些学习方面的事儿,便给了小豆自己女儿的QQ号,结果却发现小豆只是想与自己的女儿认作姐妹。之后,小豆又打听文女士先生的电话,还说想要改姓文女士家的姓。


再后来,小豆还说,县城有一家私立学校打招生广告,说只要去就读,保证能够考上大学。她觉得好,想去那儿读书,但是学费很贵……


甚至,小豆的叔叔也给文女士打电话,说文女士是大城市的有钱人,是老板,能否给他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做生意的门路。


文女士跟我说,这一家人的架势把她给吓住了,小豆一口一个地叫她“妈妈”,也让她有了一种“被强行塞给打折处理品的感觉”。


那时候,资助人都还没有建立起明确而坚定的边界意识,我们甚至就“穷孩子有没有资格向往私立学校”的命题讨论了一番。那晚一起吃饭的除了我和文女士,还有我家先生和文女士的一个同事,我们吃着饭,各抒己见,一会儿觉得,小豆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合适的,原因很简单,你都困难到需要别人资助了,怎么可以去做那样的非分之想?过一会儿又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道理,谁规定穷人就不可以仰望星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结论。


当时文女士内心虽然有些许反感,但对孩子还是充满善意的。她觉得这些事不怪孩子,“肯定是有大人在背后教唆小豆”。她想拒绝小豆的那些行为,又怕伤到小豆,但内心又实在不愿意陷入情感绑架当中去。文女士说:“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帮助的孩子很多,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太多……”


过了两天,文女士又给我发来她与小豆的QQ聊天记录——在前一天的晚上11点,小豆向她提出,要让她帮自己充话费:“奶奶说了,只要你答应给我充话费,她就给我办手机卡。”


文女士回复了一大段,大意是说,你的年龄还不适合有手机,而且初中学业重,应该好好学习。她在回复里写道:“我只是一个资助者,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希望你将来有个好前途。我的资助作用是有限的,就算我一直资助,你本人不努力,或者家庭教育缺失,你都难以成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希望你的家人明白事理……”


文女士仍然如约资助着小豆,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引起了她的一些思考。她觉得,自己在操作层面可能存在一些失误,在一开始的时候,她把事情想简单了,爱心泛滥,大包大揽,给了小豆的家人太多希望,以至于他们对她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段时间,文女士多次跟我提起孙俪与她的资助对象之间的纠葛,后来又谈到她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资助了6个云南孩子,但除了提供约定资金之外,与那些孩子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朋友觉得自己只是想帮助孩子们,金钱关系是最简单的,如果掺杂感情,对双方可能都是负担,也太累了。


“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了。”文女士说。


她不再回应小豆叔叔的套近乎,并且明确跟他说,自己只是资助孩子读书,除此之外,不产生其他任何方面的关系。之后,小豆还给文女士发过几次留言,总是在问:如果我要去读贵族学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卫校,你支不支持?如果我要去读武术学校,你支不支持?


文女士回复说:“不支持。我只想供你读高中,读大学。”


小豆回了一句话:“好,我知道了。”



我在2017年春天结束工作,离开了那个小镇。次年9月,我因故路过,想着那群孩子,便抽出一个下午时间,去镇中心小学见了黄老师。他把我带到学校门卫处的一个小房间,从架子上翻出几张纸片递给我。


那是一张用电脑打印的A4纸片,上面有6个问题,分别是:


“这个月我一个人用了多少钱?”


“我最想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想买?”


“我认为什么是不必要买的,但我买了?”


“我了解的工作有哪些?”


“长大之后我想做什么,原因是?”


“做这个工作要达到什么条件?”


很明显,黄老师在设置这些问题的时候,植入了他内心对于这些孩子的期望,那就是:节俭用钱,好好学习,树立理想,展望未来。


我笑着说:“黄老师,你这可是用心良苦啊。”


他苦笑着答:“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丝毫用处。这些小孩普遍自卑,品行有点小毛病,成绩不行,让他们拿作业本来看,都不会给的,一个个闷声闷气的,不说话,不愿意和你沟通,生活方面更是一塌糊涂。”


至那时,文女士一行人对孩子们的资助已经快6年了。那几年,黄老师总想着为孩子们搞好成绩,让他们的人生多一些出路,同时也给资助者多一些宽慰……为此,他除了盯孩子们的课堂学习和思想动态之外,还每个月挨家发放资助款,顺便进行家访。黄老师是期望借此与监护人建立交流通道,希望大人们能在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支持与关爱,但却发现,有相当多的监护人注意力并不在孩子身上,“他们不重视读书,看到我,就像是看到了钱一样……”


在当地,家庭不完整的学生非常多,家中父亲有的喝酒喝死了,有的打架打死了,母亲跑掉的更是数不胜数。每次家访的前一天,黄老师都会提前联系告知,等到他到达村里,那些人家会买来好酒好菜,争相招待他,吃饭的时候就会说,谁谁谁家中也很困难,请他帮忙也“搞个资助名额”。有的监护人还会专门跑到镇上的烧烤店点好菜叫黄老师去吃,或者叫他去歌厅唱歌什么的,旁边人还说,黄老师帮了这么大的忙,应该给他红包什么的……而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通过黄老师多争取一些钱。


有一天,黄老师把几个已经在镇中心小学上高年级的受助孩子叫到一间教室,给他们做理想教育,引导他们努力学习,“但是我感觉自己就好像在讲故事,他们像是在听故事……”


他只好把理想换算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果未来你们希望买上房子和车子,一套房子50万,一辆车子20万,那么就必须有70万;如果未来你的月薪1万或者2万,那么必须从事哪些工作才能获得这个水平的月薪呢——那就得去做律师,做高级管理人才;要做这些职业就必须先上大学,而且还得是好一点的大学;再看看那些大学要考多少分,看看你们现在需要怎么做才能考到那么多分……


讲完之后,他把那6个问答题发了下去,收回来一看,孩子们就像是对待考试一样进行了回答——他们不知道“律师”是什么,也不知道“管理人才”是什么。


就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黄老师眼睁睁看着小美历经了梦想的幻灭——小美以美术生身份参加了高考,取得了文化、美术均超过本科线10余分的成绩。填报志愿的时候,资助人跟她说,如果想报本科,很多省外的学校都可以选,但她年迈的养父母希望她不要出本地市域,而她又不愿意降低档次去读大专,结果就被分流到市里一个三本学校。


黄老师到小美家中,仔细问了学费,跟他们一起算了一笔账:每年2万多的学费,再加上住宿费,生活费,美术生要用到的纸,材料,油,画笔等,一年的费用大约4、5万,4年学下来,就是将近18万。他们家的生产收入,包括杮子,西瓜子,玉米等,都卖不上多少钱,这笔学费对于老人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且,小美高三最后一学期参加艺考集训就花了2万多元,家里已经因此欠债了。


黄老师转而去问资助人能否加大资助力度?几位资助人当时为小美众筹了第一个学期的费用,对于后续的费用,资助人表示,只能保证每年提供8000元的资助款:“我们是资助她读书,不是供她读书。”


这时,一位扶贫干部给小美提供了另一个思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成人高考。扶贫干部还推荐了市里的一家幼儿园,小美最终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


黄老师说:“小美当时就安安静静坐在旁边,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哭。如果你在现场,和他们一家谈论这件事情,算来算去,算到最后得到一个否定的结果,你能想象出小美当时的心情吗?一个资质中等、出身寒微的山村孩子,拼尽全力,终于考上了一个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学校,而且她还够不着。她一直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命运和家庭状况的梦想幻灭了……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崩溃的。”



我又从黄老师那里得知,小豆也在这个暑期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涯——不出意外,她没有考上高中,只能去了区内一所技校。


初中阶段,小豆的学习成绩一直不行,自身也没有丝毫进取心,每隔一段时间就来问黄老师资助人的钱到了吗——她心心念念着要买一个手机。文女士汇过来的资助款,由小豆奶奶掌控,有一部分会到小豆手上,她就用这些钱买零食、买衣服。


小豆的妈妈出走之后便杳无音讯,就连外婆那边都找不到人,因为这个,小豆经常遭到村里一些人家的嘲讽,骂她是“没人要的孩子”。奶奶也经常把对儿媳的怨恨发泄到孙女身上,小豆就变得越来越敏感、叛逆。黄老师说,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夜里,小豆从3米多高的院墙爬进邻居家中偷东西,奶奶心里明白是小豆干的,可能觉得丢脸,又护短,邻居来问的时候就不承认,和邻居对骂。事后,老太太对着黄老师哭诉,托他在文女士面前多说些好话:“就是把小豆接去她家读书也可以啊,我真的管不了这个孩子了……”


当然,老人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黄老师都没告诉过文女士。


而当年第二批受助名单里的小名和小刚,光是找人管理资助款,就让黄老师头疼不已。钱先是由他们的叔叔管着,结果孩子姑姑说他从没给两个侄子买过任何东西,不服气,让他把钱拿出来。叔叔坚持称钱已经花给侄儿了,然后就出去打工去了,之前的花销明细,不了了之。叔叔走后,姑姑接着管钱,她用一本记账本记着小哥俩去她家小卖店消费的每一笔账: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品名,日期,售价,最后还要孩子签字。


“还画押呢……”黄老师苦笑着从手机里调出一张照片,一纸表格上印满了鲜红的手指印。


可等到学期报名时,有800元钱无端不见了,大人们后来才得知,是姐姐小春拿去买手机了,俩弟弟不敢说。


姑姑自此也就不敢管钱了,黄老师只好为他们代管。他与小名约好,每周日下午,小名来自己在村小的宿舍窗口敲两下玻璃,他就给小名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有一次,黄老师因为有事要外出,一次性给了小名1个月的钱,结果刚转个身,就被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拿”走了。


还有一次,村小下午没有课,小名也不去洗澡,也不去参加运动,就来到镇中心小学黄老师家窗外的树下等着,等黄老师出来,就说要100块钱。黄老师担心他乱花,只给了他10块,然后转身去买菜,走出一段路,发现小名一直跟在自己后面。黄老师让他别跟着自己,结果他又去跟踪黄老师的儿子。黄老师有点害怕了,不敢再代管小哥俩的资助金了,就转给小名的班主任管了。


其余的几个孩子——小桐,念完初二便辍学去了湾区打工,据说相关部门还组织了一批人去寻她,找回来读了几天书,就又不见了,还带走了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小安和小军也初中毕业了,他们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继续上学,按照山里孩子的人生路径,接下来他们应该就是进厂,或者上工地打工。


对于终止学业的孩子,资助人的资助也随之终止,资助名额则留给新的资助对象。


问到最后,我还是忍不住提到那个从文明的荒野逃出来的孤儿少女——小花。


黄老师说,小花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去了广东打工,一段时间之后,在那边跟一个一起打工的男人走了。村里人都说她嫁人了,还生了孩子,具体嫁去哪儿、嫁的什么人,又没有人说得清楚。


“她现在应该在哺乳期吧?她满16岁了,现在的生活应该比以前好……”黄老师说。


我翻出署着小花名字的那张黄老师自制的问卷,在“长大了之后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下,写着一句话:“我长大了想当警察,因为可以保护人民安全,保卫祖国。”


那是我第三次见到黄老师。他那时已经显得有些沧桑,人也很消瘦——自2014年起,他一直饱受胃病折磨,之后又得了双手接触性过敏,怎么看都看不好。医生告诉他,这可能是过于过度焦虑导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跟那群孩子产生了过多的共情,不知不觉中坠入到那黑洞一样的命运泥沼了。


参与资助的前3年,黄老师每个月至少对孩子们家访1次,年底会写总结供资助人了解详情。受资助行为的启发,他还积极地通过网络向外界寻求资助,2015年,他在网络上联系到澳门一家公益企业,为村小争取到价值5万元的桌椅板凳,又争取到20万元维修基金,学校用这笔钱修了篮球场和新的厕所。


那时候,他干劲满满,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可以带好孩子们,他的目标是与家庭和资助人一起,把孩子们送上县城的重点高中,送进大学。


“但现在,我发现我已经带不动他们了。那些孩子小一些的时候我还能叫动他们写作业,叫他们做点事情(他们)也乐意。等到他们读到五六年级时,(我)就叫不动了,问他们什么也不会跟我说实话。有一些孩子的情况甚至越来越糟糕。”他不无沮丧地说。


孩子“带不动”,监护人的关注点严重偏移,让黄老师常常陷入悲悯、绝望、愤怒、无奈、沮丧等情绪之中。他老是担心资助人会因此放弃孩子们,为此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身体出问题之后,黄老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他觉得自己之前可能是太天真了。为了自救,他将每月家访的频率调整为半年一次,年底的总结也不那么较真了,资助人QQ群里的反馈信息也随之减少。


黄老师那天告诉我,他准备做一个大型报告,一是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同时也是想把这件事情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业绩。他在村小从教多年,而家住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每天早出晚归的,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希望能调回到镇上工作,可以多陪陪妻子和孩子。



小豆上技校的消息,文女士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她仍然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给小豆寄生活费,仍时不时给小豆发信息,询问小豆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小豆从不回复。直到小豆上了技校1年之后,她才从黄老师的口中得知真实情况。


文女士跟我说:“我原本希望小豆能按部就班地读书,考上高中,哪怕读个大专,学个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也不错。后来她没有考上高中,读了技校,我也挺开心的。”


2019年底,黄老师告诉文女士,他听说小豆已经不上学了,去了哪儿他也不知道。文女士打小豆奶奶的电话,没有人接。


小豆就这样失联了。


这个孩子的再次现身,是一条发给文女士的借钱信息,她说要紧急借200元钱,理由是奶奶生病了,她要回去看看,但工资还没有发,没有路费——那已经是2021年6月,距离她的失踪,已经过去了1年多。


文女士问小豆离开学校之后的经历。小豆说,在技校念书时,有个男生说带她出去玩,结果是带她去开了房,她被强奸了,3个月之后才知道自己怀孕。因为害怕,她没有告诉家里人,直到孩子6个月时家里人才知道,但家里人说不想管她了。孩子出生之后,被家人抱去卖掉了,卖得的钱给奶奶治病了。她报了警,但那个男生跑了,同学也都知道了,她只好辍学了。


隔了5天,小豆又来找文女士借钱,说是奶奶没事了,她要回去上班,但没有路费。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小豆还请她的“同事”发来邻省一个小工厂的地址,转给了文女士。文女士问她,打工为什么不在离家近的地方,要跑到外地去?小豆就又用一段悲惨的“续集”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背井离乡:孩子被卖掉之后,家人把她送给一户人家“收养”,那户人家给了她家里3万元,相当于彩礼。她在那户人家中生活了1年,那家人就安排她跟家里30岁的儿子结婚,她不愿意,就跑出去打工了。


为了确认小豆所言虚实,文女士仔细核对了小豆失踪的时间线——确实有将近1年的时间,小豆处于失踪状态,与她自己所说的时间也吻合。文女士推测,那应该就是小豆怀孕生产的时间。


至于小豆的家人为何卖掉孩子、又把她嫁人?文女士耐心地给我分析着:小豆之前读技校,1年也要1万多的费用,她奶奶那么困难,自己又有病,但还是供她上了技校,这说明家人对她还是有期望的,也在尽力尽到抚育义务;后来把她嫁人,估计一是失望,二是考虑到更现实的问题——以她当时的年龄和心智,如果放任她出去瞎混,万一被人骗出去干坏事,或者被坏人卖掉……相对来说,还是在眼前找个人家更靠谱吧。


文女士又与黄老师进一步核实,结果发现,小豆竟然有2个微信号——她在找文女士借钱的同时,另一个号也在找黄老师借钱。文女士进而联想到,小豆上初中之后,就从来不回复自己的关心,而这个孩子的留言,则每次都是要钱,而且,监护人的电话也打不通。这两次每次借钱给小豆之前,文女士要求和她视频通话,可小豆总是说信号不好,从来不接……文女士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女孩身上的付出不值得。


文女士后来跟我说:“真正的放弃,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我知道这事后,曾去找黄老师求证,本来是想把事情的细节问得更详实一些,不想,黄老师却给了我一个180度大反转——他说,小豆口中的强奸、早孕、卖子、逼婚,全都是她编的。


黄老师给我看了他与小豆的聊天记录,有好几条小豆借钱的信息,100元,200元,微信红包把手机屏幕点缀得很是热闹。小豆在用2个微信号分别找文女士和黄老师借钱期间,有一天又来跟黄老师借100元钱,说自己正在医院看奶奶。黄老师让她发来地址,说马上开车过去看她们。但小豆却说这是家事,拒绝了黄老师的要求。


黄老师有一天终于打通了小豆奶奶的电话,老人说,小豆说的那些事儿她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小豆在外面在干什么。


“她奶奶都不清楚的事情,怎么可能是真的?”



2022年8月,文女士第三次来到了小镇,我也专程从200公里之外赶过去陪同前往。这次,她没有去村庄挨家走访孩子,而是由黄老师把还在受资助的孩子召集到镇中心小学来见面。


正是暑期,又是疫情管控期间,校园里静悄悄的。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零零散散坐着十来个孩子。在我看来,那是一场缺乏温度的会面。文女士进去的时候,除了坐在前排的丫丫和另一个我已经叫不出名的女孩跟她打了招呼,其他孩子都没有任何表情,已经上了技校的小名趴在桌面上,连头都没有抬过。文女士站在讲台上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表达了一些期望,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交代其中3个孩子写一封感谢信给她带回去,会面就结束了。


孩子们三三两两离去。丫丫一直留到最后,她与文女士并排坐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这个暑期,是丫丫的收获季,也是资助人们倍感欣慰的时节——丫丫拿到了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她考取了浙江一所二本院校。


从四年级开始,到考入大学,这个女孩一直是个安静的存在:接受资助,努力学习,主动给资助人分享学业状况以及她对未来的想法、规划。她在念高二那年,曾尝试通过体育特招上大学,但成绩不是很拔尖。她当时跟文女士倾诉自己的迷茫与担心,文女士安慰她要有信心,就算真的考不上也可以复读,资助人会帮助她。之后,她整装上路,终于得偿所愿。


丫丫的叔父也跟她一样,这些年一直安安静静的,文女士甚至都忘了丫丫的监护人是谁。


文女士跟我说起小美——那个女孩不知何故把自己拉黑了,也把她的资助人拉黑了。


黄老师说,他也被小美拉黑了。他曾经给小美发短信,让这孩子回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打回来。黄老师还为此给小美的养父打过电话,那位高龄老人失落地说,“小美不听话”,去了那所幼儿园工作后,没多久就恋爱、嫁人,生了孩子,平时也不怎么联系年迈的养父母。


文女士觉得小美应该是带着对她养父母的怨意,还有对资助人的失望,也许还有一些愧疚而消失的。


黄老师说:“我能理解她飞快地谈恋爱、结婚生子。我想,一个经历过梦想幻灭的女孩独自流落到社会上,一点点的关心都能让她热泪盈眶、奋不顾身吧。”


这一天,又有2个希望得到资助的女孩前来接受考察。


一个女孩刚刚考上大学,她专程从10多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赶过来。文女士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对她能从县城高中考上一本院校表示了赞赏。文女士说:“我们其实是不太倾向于资助大学生的,因为大学生在法律上已经成年,而且可以勤工俭学,国家也配套有助学贷款政策。但我还是会把你的资料带回去,最终能否获得资助,要看具体资助人的意思。”


另一个女孩刚刚初中毕业,由她独臂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过来的。那位父亲很健谈,他的女儿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城重点高中,这令他意气风发的。他希望得到一个资助名额,他对女儿的未来满怀憧憬。


十一


2023年9月的一天,黄老师发来信息说,小桦走了,他跟村里人去广东打工,在那儿干了2个月,便在出租屋里煤气中毒了。他父亲接到电话去广东,一下子就收拾完了,也没有什么赔偿。


小桦是第一批受到资助的5个孩子中的1个,文女士从2013年7月开始资助他,一直到他初中毕业离开学校。文女士对小桦都没有什么印象,她找来一些照片,在黄老师的帮助下才对上号。


我也已经记不起小桦的样子,翻看了当年的走访日记后,才找回一丁点关于他的印记。一个少年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的人间之旅,这让我好几天缓不过神来。


我觉得,是时候把这群少年的10年“改命”历程写出来了。


10年,那些在人间闪现过的爱意,泪水,承诺,希冀,迷茫,苦痛,梦想,幻灭,消殒,算计……我要把它们打捞出来,让它们回到原本的位置上去。是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这世界有阳光、鲜花和欢笑,还有着无比阴晦的角落。如果这个角落能带给有心人一些思考,我想,对于这场“改命”实验中的每一个人来说,也许会是一份安慰。


为此,我多次请文女士和黄老师陪我长聊。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倾听到来自那些孩子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声音——这也许是命运对于他们的又一份不公吧。


文女士谈到人心,谈到命运,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以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她说,不必觉得她有多么高尚,她不过是有一点闲钱小钱帮助孩子们,能帮到最好,“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通过外来力量变得好一些,那就是他要承受的”。她准备把目前这一批孩子全部“送上岸”之后,就让这件事情圆满结束,“今后再做的话,就只挑初三的尖子生来资助”。


10月下旬,我又去见了黄老师一面。他如今已经步入中年,成了一个高中生的父亲了。他在2020年如愿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工作,不过,这并不是那份“大型报告”的功劳(事实上他并没有写出这份报告),而是因为他在村小任校长时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又通过努力取得了必要的职称。


他已经不再从事一线教育,而是负责全镇6所村小、2所幼儿园以及镇中心小学的后勤管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下午5时许,学生放学时分,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忙前忙后,不时有人来问他工作方面的事。


现在,黄老师已经不再挨家上门发放资助款了,都是通过微信直接转给孩子的监护人。周末时,他去钓鱼,组织露营,给大龄同事组织一些相亲活动。他笑着跟我说自己当下的生活,突然又低声说:“表面上说是不管了,但心里面时不时还是会想起他们……”


学生全部离校之后,校园显得静谧而安然,黄老师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到一家特色餐馆吃晚饭,他和我聊了很多过往的事情。


10年,前前后后,或长或短,一共有17个孩子接受过资助。那些曾经找黄老师领过钱或者借过钱的孩子,大多都选择拉黑了他作为这段关系的结束。黄老师曾经想尽办法去追问孩子们的下落,得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破碎的消息,或者没有消息。每一个孩子的出走,就像是一块石头被扔回到村庄背靠的山谷深处,在发出一两声若有若无的回响之后,就不知所踪。


黄老师说:“一开始我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心理准备,突然进入到一个悲催的群体,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后来,我没有办法提高他们的成绩,没有办法改变周围人对他们的看法,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钱,更无法找到他们心理上所需要的亲情和安全感。现在我明白了,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和人生。”


而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在写这份记录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紧握手中的笔,尤其是在写到小豆那些令人不适的张牙舞爪,写到那些孩子以与年龄严重不符的姿态在人世间求生时,就感觉笔尖如履薄冰。我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偏移了观察者的立场,致使我的文字掺入了评判他们的成分。我时刻记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的那句话:“每当你想要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并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


我想,这里所说的“优越条件”,就是命运底色吧。


资助行动还在继续,命运的齿轮还在运转,但这份记录到这儿就该告一段落了。最后,我选择由那个光一样的女孩来收尾。当我们回望这10年,她那安静的存在,就像是支小小的火炬,刺破了漫漫长夜。


用文女士的话来说,丫丫是第一批受资助的5个孩子当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虽然后面陆陆续续有孩子从初中加入,或者高中加入,也有高三加入然后考上大学的,但他们都没有丫丫考上大学所昭示的意义之深远——这个女孩是从小学开始一路过来,有头有尾,中间也算顺顺利利,这让文女士觉得资助行为有了特别的价值。资助人们也觉得,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举动,能够被珍惜,被把握住,他们也算为社会做出了一丁点贡献。


文女士和黄老师曾经探讨过丫丫未来的出路。按黄老师的说法,在当地,只要有个中专师范毕业学历,便可以回去当老师。像丫丫这种本科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当一名体育老师,有一个稳定饭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我们相信,就算丫丫不想当老师,以她的人格魅力,学识,眼界,未来她哪怕是做一个直播带货的网红博主,为家乡卖柿饼、卖农产品都可以。文女士相信,丫丫一定能够跟上时代潮流,而不会像那些没走出过大山的文盲,只能做洗碗工,或者早早嫁人,早早生子,下一代再继续命运的轮回。


丫丫在上大学前夕写了一封信给资助人。在信中,她写道:“或许在别人眼中,您给我的只是金钱,但在我的眼中,您给我的更多的是前进的动力、未来的希望,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未来我也要加入你们的行列当中,为和我同样出身的学子们传递爱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蓁蓁,编辑:唐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