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经典短篇小说《黑羊》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一个诚实的人到了该国定居。
他不想去偷东西也从不去偷东西，从而打破了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保持偷盗的习惯以及社会的平衡。很快，社会规则随之改变，人们还是依然偷盗，只是变了方式，这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我觉得我就是那只黑羊。”在经历了一次漫长而又艰辛的职称评审风波后，朋友辰白对我说。
以下出自辰白的自述。
一
2021年9月30日早上，经历了最后一轮高级职称答辩后，我长长松了一口气，前后两个多月的职称拉锯战，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这一年，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因为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各方面，自己都比其他参评者略胜一筹，长达10年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了。
回到家，我跟先生愉快地汇报了今早的答辩，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今年肯定能上副高了，赶快给我准备庆功宴吧。”
下午5点，职称申报群里发出了一条信息：“职称评审结果已经出来，请大家前往公示栏查看。”我的心快要跳出嗓子眼，急匆匆骑上电动车，风驰电掣赶往学校，一路上觉得周围的树木都仿佛在为我跳舞欢呼。可是，当我站在公示栏下时，竟然没在那张红彤彤的纸上找到我的名字。
这是我第五次参评职称，第五次落选。本来我踌躇满志，以为在单位有4个名额的前提下，自己定然能胜出，可面对结果，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伴随而来的还有疑问、伤心和愤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又没有我的名字？
通知单下面简单地写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如有对职称评审有异议的老师，可向学术委员会申诉。”然而，却没有留申诉电话，也没有联系人，只写了一个办公邮箱。
临下班还有5分钟，我马上给平时负责职称评审工作的李X老师发了一条信息，问她我为什么没有被选出来。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条：“老师，您好！这是学术委员集体决议。”
我一看“集体决议”这几个字，更加火了，就直接对她说：“我要申诉。”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全面崩溃，站在单位楼下泣不成声。所有的人都下班放假回家，欢度十一国庆节，唯有我，堕入无边的深渊。
二
没有人知道我为了职称评审付出了多少努力。
十几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入职C大，按规定只能留任行政岗。做了几年行政工作，我渐渐对每天被琐事环绕、机械地完成任务的工作环境感到厌倦。幸亏学校给了行政人员转为教师岗的机会，我立刻毫不犹豫地转成了教师。
转为教师岗后，新的问题又出来了：由于我所学专业与所在学院专业不太符合，所以我只能教一些公共课程，根本无法融入“主流”。我的研究生学历也渐渐显得捉襟见肘，只能在迈入30岁大关时，奋力考博。
考上后，我停薪留职。由于功课落下很多，再加之中间结婚生子，杂事颇多，所以读博颇为费力。读博期间，继续留任行政岗位的同事，已经升任科级、副处级别；做专职教师的，也已评上副高、正高职称。相形见绌，我内心没有失落感是假的——人生只要一步落后，后面便会步步落后。
当然，我也总结过自己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从小因家庭变故导致内心自卑，性格内向孤僻，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也不懂人情世故，就连领导来了也不知道去倒杯水，更不懂经营关系，搞管理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做行政对我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看不到出路。读完博士，去当教师，搞科研，环境相对简单，这才是我喜欢的。
2016年，35岁的我博士毕业，重返单位。
回来后，我找到了片刻的成就感，经常听到单位里很多没有读博的同事的羡慕之声。可很快，这种感觉就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打破了——随着学校在全国排名的晋升，学校开始转为以科研、人才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大量引进高学历人才，博士已经成为进入学校的最低标准。一些做行政的老同事，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考博或者没有考上的，目测只能在行政岗位上做一辈子了，没有晋升上处级的，可预见的是退休至多只能是科长了。
而对于我来说，评职称逐渐成了我工作、生活的全部重心。一来，年纪也到这里了，再不往前走一步，自己说出去都尴尬；二来，读博以来，自己也积攒了不少科研成果，条件已经远远超过最低要求，属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
在此之前，我很少对评职称上心，总觉得自己条件够不上，从来不敢去尝试，也没有认真研究过相关政策，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七八年前，评职称相对容易，只要有几篇论文就可以，有的老师甚至仅凭发表在报纸上的几篇“豆腐块”就评上了教授。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等到我开始认真对待职称，并且把它列为人生头等大事时，评职称的标准已经水涨船高。从一开始至少要有4篇“C刊”或是“SCI论文”的硬指标，变成要有“国家社科基金”，论文数量越多越好，等级越高越好，一到两本专著是必须的，还要有咨询报告，最好要有省部级以上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其余什么教学比赛奖、带学生参加大创项目奖、学生优秀毕业论文奖，最好也要有一堆，且级别最好是省级以上。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难题是：究竟去哪个组参评？
在我们学校，评职称被分为几个大组，每个组又由学科相近的几个专业组成，而我所在学院的学科，并不在我要参评的小组之列，也就是说，我要想参评职称，只能到别的学院组建的小组去。评职称本来就竞争激烈，组里再没有熟人，那么结果大概率是会失败的。进一步说，如果继续在目前的学院工作，对我未来的科研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没有相应的科研氛围，也没有团队，得不到任何支持，孤掌难鸣。
与我有同样境况的老师也有几个，他们最后选择了转专业继续留在这个学院。可我还是喜欢自己的本专业，因此摆在面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调到其他学院去。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回校一年后，遇到了贵人，帮助我调离了原学院，进了与我专业相符的A学院。A学院的学术地位在全国都是顶呱呱的，像鱼儿来到了大海一样，我喜极而泣，觉得人生终于出现了转机。
三
然而没多久，我的乐观和开心又遭遇到了现实的一万点暴击。
A学院人才济济，北、清、交、复等知名学府的博士生、博士后比比皆是，更有像哈佛、哥大等国外名校的博士，各类学科带头人、引进人才更是如星云般繁多。我在其中瞬间失去所有的光芒，感觉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足挂齿。
来之前也有前辈曾告诫过我说，A学院人际关系过于复杂，连他这种八面玲珑的人都混不下去。但我却无知者无畏，不管不顾还是选择来到这里。虽然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险象环生的现实，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派别林立的学术圈层，无情地打压至十八层地狱。
说是地狱，毫不夸张。我在这里的4年，走在路上无人理睬，被别人视为空气；充满谦卑与热情地去加一位前辈的微信，转眼间就被拉入黑名单；前一秒过来对我示好的同事，下一秒在利益面前能立刻翻脸不认人；认认真真工作，换来的是别人找茬的入口；去开会，主持人介绍了一圈教授、副教授，唯独跳过我；对学生认真负责，关心他们，却被他们诋毁为不怀好意，在群里通知事情都被他们群起而攻之；连夜帮学生修改论文，改报告，第二天他们拿着论文便投奔其他老师门下去了。
没有课上，没有课题做，没有学生带，我完完全全是A学院的“三无人员”。那些坐办公室里的中年女人，眼睛斜愣着，通常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告诉我一个似是而非或错误的答案，然后你要绕一大圈，才能弄清楚这件小事的真伪。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日常工作环节，总会有人莫名其妙使绊子，在某个暗处杀你一个措手不及。真是应了那句话——人在弱小的时候周围都是恶人。
在这个看重名头、以结果为导向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高级职称就相当于没有武器，没有护身符，没有遮羞布，任何人都可以看不起你欺负你。当他们探听到你没有什么背景时，更会变本加厉地为难你。所以，评职称几乎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信仰和念想。
随着我坚持不懈的努力，科研成果也逐年增多，抱着学习与碰运气的态度，从2017年开始，我参加了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审。每年都进入决赛，每年都以极小的差距落选。
我站在台上紧张至极地陈述，台下的评委趾高气扬地看着我。有一年，当我陈述了之前所做的行政工作时，一位评委甚至直接打断了我的话：“不要讲这些了，谁没有为学校做过贡献？”但轮到另一位参评者讲他在转业到学校之前在部队做了哪些事情时，这位评委却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连连夸赞。
另一回，当我讲到在前面的学院工作时上过哪些课程，一位评委同样也是很不屑地对我说：“你之前的课程跟现在毫无关系，你应该讲你现在的所上的课程。”而轮到下一位参评者，就连那人在社区做过义工的事情，也被评审拿出来大书特书。
我感觉在职称评审环节得到更多的是羞辱而不是尊重，不过这样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过去，最后的评判结果，我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毕竟和已经评选上的同事相比，我自认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我想不到的是，年复一年，评职称竟成了我人生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每一年都我会以不同的理由落选，而我也天真地以为是自己不够优秀。
有过来人看不下去，便悄悄指点道：“别傻了，没有关系，不去找人，怎么可能评得上？”听到这话我还有点不屑，我看到的都是凭实力评上的人，所以坚信一定有公平存在，也相信等自己实力足够强大的那一天，一定可以评上。
四
万万没想到，第五次评职称，瓦解了我之前所有的信念。
本来以为，这一次我无论是“单项”还是“综合”都绝对靠前，资历也是最老，丝毫不落后于谁。熟悉的同事也都说，“今年你一定能评上”。可是结果一出来，让人大跌眼镜。
我记得自己站在名单公示栏下泪如泉涌的样子，委屈、失落、无助、想不通、愤怒，五味杂陈。为之奋斗了几年的目标，没日没夜起早贪黑的努力，换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不公平的待遇。
我第一反应便是要提出申诉。工作十余年来，不要说申诉，就连一句重话、伤和气的话，我都从没未和任何人说过，在工作中就算受再大的委屈也都自己忍着。但这次，我真是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当夜，我给学院领导和职称评审负责人挨个打电话，他们无一不对我的遭遇感到遗憾，也都连连安慰我。但廉价的话语我已经不想再听，我只想知道真相，为什么？什么原因？
当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明确答案，也不会有答案，因为我的成绩明摆着放在那里，大家都不敢轻易否定。只是究竟要怎么解释这个结果，领导在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给我的回复都是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
国庆节那几天，我几乎每晚都睁着眼睛流泪到天亮，满脑子都在想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是不是职称永远都评不上了？我今年40岁了，前途在哪里？别人会怎么看我？一闭上眼睛就是无尽的黑暗。我甚至想一了百了，不想活下去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唯一的救命稻草就只有申诉。
学院领导在知晓了我的申诉意图后，不仅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反而像论文答辩一样，准备了很多说辞来应对我。我知道这是行政人员的常态反应，在他们那里，面对有人提出疑问，第一时间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相关部门对我提出的问题统统以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搪塞，那一本厚厚的、只用来针对老实人的评审规则，此刻变得形如虚设、无足轻重。
在原来分毫必争的评审标准下，一篇论文、一个奖都有可能是输赢的关键，可现却美其名曰要“破五唯”（指在高等学校评职称时，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桎梏，主张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初心，立德树人成为高校首要任务），不再以论文、科研成果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而是看“综合实力”。而当我继续追问，说我综合实力也是名列前茅时，他们就笑笑告诉我：谁给你排的名次？评职称从来不排名。
“不排名怎么评？”我又问。
“主要看评审的无记名投票。”
“评审基于什么做判断？”
“主观判断。”
说到主观判断，那可真是文科学科特有的权重因子，“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都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对这样的说辞，我当然是极为不满的——为什么前几年参评时都是按排名进行取舍，怎么今年就全变样了？
我先生一语点醒梦中人：“真实的原因是你没有找关系，而别人都找了。在你一次次突围到最后评审阶段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其他人都在‘努力’，只有你天真地以为会获得一个公正的评判。”
我怒骂：“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先生摊摊手，一脸无辜，其实他哪里会知道这些弯弯绕绕，充其量是马后炮罢了。
重点是现在该怎么办？忍气吞声，向现实投降？还是奋起反抗？这仿佛天问，没有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家里的老一辈人告诉我，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民告官，哪有成功的？”周围的同辈人也都劝我想开点，说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就是不敢去说，别人是傻吗？当然不是，是大家都知道即便去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惹得一身骚。唯一的办法只能委曲求全，等待机会。
对于这些答案，我都不满意，也都不认同。我已经当了十多年老实人老好人，人们不会因为我的好而对我有半点尊重和礼让，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我。记得才工作时，领导安排我去下乡，去离主城区很远的新校区工作，我毫无怨言地去了，一干就是好几年，熬到够资格返回市里的校区工作时，领导又对我说，另一位同事要结婚，希望我再发扬下牺牲精神。这么多年来，单位安排的事情我全都任劳任怨去做，从不敢说不，换来的结果却是评优秀、先进从来也没有我的份，好事也从不跟我沾边。
这些我都没有怨言，然而评职称，关乎我的前途、尊严以及对我个人能力的肯定，是可忍孰不可忍。连续五年参评都落选，明年难道会因为我的继续隐忍而获得机会吗？不可能的，每年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关系户，会有各种层出不穷的“特殊情况”，我还要等多久？这口气不出，实在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我自己。
一个朋友知道情况后，给我发来了河南焦作17中姚燕燕老师的视频——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敢于同不公平的职称评审作斗争的人，道路坎坷曲折，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她的事迹激励了我，她的经历也让我感同身受。是她让我明白，当别人侵犯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一定要勇于发声，为自己而战。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了艰辛的申诉之路。
五
在准备材料上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此次职称评选中很多不符合规范，甚至违纪违规的事项，证据确凿。
职称评审的每一个环节我都很重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每位参评人员的成果我都一一拍照留存，好方便比对。幸亏有了这些照片，让我很快发现职称评审过程中的猫腻。
职称申报材料每年都是按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上交，然后单位审核、盖章，上报学校人事处。但实际上，在材料公示阶段结束、进入正式评审阶段前，仍有参评者不断更改材料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有的参评者拿着一个莫须有的奖励作为制胜法宝，当我提出要核查这个奖励的来源和证明时，对方却迟迟拿不出来。评审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能证明这个奖励是真的，你实在需要证明的话，随时可以去开。”
另外，这一年评审，还玩出一个新花样，某人参与了某个大佬的一个省级或国家级教学项目获奖了，他（她）虽然只是排名第10，但这个奖项的重量远远比我自己主持辛苦做出来的项目含金量高几倍——美其名曰，现在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要讲究团队合作，而所谓的“团队”，无非是某个大佬带着一群小的们的游戏。
大佬依靠名声、人脉获取项目与奖项，再把任务分配下去，小的们有的负责码字，有的需要跑腿，有的是后面有资源，被拉拢过来当靠山，最后，大佬们得名得利，小的们也跟着分得一杯羹，各取所需。这些隐性的规则，文件上都没有，但也都算数，就看评审怎么说。
随着我进一步梳理各阶段事项，看到了更多掩人耳目、鱼龙混杂的操作。我把这些疑问整理出来，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好几页的申诉材料。然后，再把这些问题一一对应国家、省里的职称评审条例、规则，结果触目惊心——大部分操作都不符合规范，甚至有的是严重违纪行为。
我以为，如果严格遵守国家、省级职称评定法规，那么这些证据足以推翻此次评选结果。然而，我又一次想多了。
我先是在学院反映了这些问题，学院领导一一否认，避重就轻。无奈之下，我只能把材料报到学校纪委，纪委工作人员很耐心接待了我，倾听了我的诉求，并保证会把情况如实汇报领导。我同时又将材料递交给了分管这块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
回来等待消息，就再也没有等到下文。纪委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终于有领导同意接见我。在我有理有据陈述了半个小时以后，领导平静地告诉我，这件事不归纪委管，他们只负责贪污受贿，“除非你拿到证据，否则建议转到人事部门进行处理”。随后，分管该项工作的副校长办公室也回复说不受理此事，需要转给人事部门。
不要想着一个搞人事的部门会有正义感，他们本来就是评职称的主管部门，难道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果不其然，当我把材料交给人事科的一个科长时，对方一脸见怪不怪地说：“这些都不是什么事儿，学校历来都是这么做的。”我质问他：“难道学校可以无视国家法规吗？”他没有搭理我，只说会把材料转交给领导，让我回去等消息。
当然，同样也是没有任何回复。
申诉期马上就要到了，眼看着在学校各部门投诉无门，我只能继续到省教育厅、人社厅上访。
我第一次到教育厅信访，保安把我拦到了办公楼大门外。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进去？”
他说：“谁来了都不能进去，只能告诉我要找哪个部门，由我进去通报。”
我气愤地对他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单位吗？人民进去要办事，要先通报领导，领导让进了才能进对吗？”
保安看见我态度有点凶，只能指着旁边的一道门对我说：“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可以找信访办的。”
信访处位于一楼犄角旮旯处，一位画着精致妆容的中年女性正在那优哉游哉地喝茶。我隔着玻璃对她说明来意，她很平静地让我填表，交材料，然后也是让我回去等。有了那么多次“回去等”然后就没下文的前车之鉴，我不想再上当，坚决要求见相关负责人员，她也只好上楼去找人。过了片刻，一位很年轻的工作人员下来了，拿着笔记本把我的诉求，认真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我问她：“你们会管吗？”
她很官方地回复道：“我们会把你的问题转发到学校，等他们回复。”
我又问：“你们会回复我吗？”
她说不会，但可以来这里查询。
在这次申诉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深刻了解了中国的官场制度，以前我连学校哪个部门归哪管都不清楚，这次短短几天，我就长了很多知识——虽然教育厅是我们学校的上级单位，但从级别上来说，都属于厅级部门。同级管同级，有可能吗？我也不敢抱太大希望了。
我又到了管职称的专属部门——省人社厅专技处，找到了分管的副处长。副处长确实很专业，一听我反映的问题，立刻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学校还没有把评审结果报到他们这里来，“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撤销既定结果”。
他的话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正义凛然的模样，说话铿锵有力的语调，让我甚至都觉得他就是那个拯救我于水火之中的大英雄。
省纪委我也跑了一趟。排在我前面的一个老人家，80岁了，之前是一名律师。他很激动地拄着拐杖对着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上访了20年，你们每次都是让我回去等消息。每次都是回复说转到哪个部门办理，没有一次给过我一个明确的说法。我是个老百姓，要不是这次二十大提出要坚持贯彻依法治国，我都不想来了。我告的是一个厅长，是不是因为他是厅长，所以所有的法院、检察院都要包庇他？”
我在他身后听得胆战心惊、心灰意冷。交完材料，依然是熟悉的那句话：“我们会转发到你们单位。”
六
各个相关省级部门的“转发”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还是当头一棒。我能想象到，领导们一星期收到来自不同部门的文件会是怎样的心情。
果然，学校有了反馈。
先是学院领导再次找我谈话，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无非就是劝我想开点，一顿心灵鸡汤。这些话也许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有点用，但对我这种经历诸多社会毒打的中年人来说，就像是讽刺。
我还是坚持质问为什么，领导不再是模棱两可了，而是对我的各项成果均予以一一否定。谎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还是一所追求真理的学校，这还是那些令人尊敬的教授吗？
我从一开始想为自己找回公平，到现在只单纯想要讨到一句公道，我就像秋菊一样，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我坚持不懈地往上反映问题，学校领导也开始找我。
人事处领导约我面谈，Z处长一上来就正襟危坐，板着脸故作关心地问我：“XX老师，你身体还好吗？待会儿能坚持住吗？我们这边有很多办公人员，希望你不要吵闹。”
她把我正常的反映问题看成无理取闹。听到这样的话，我大概知道她要做出怎样的结论。果然，接下来就是代表学校宣布正式回复：“本次职称评审没有任何问题，维持原有的结论。”
我据理力争，从包里拿出职称评审中存在的虚假材料，程序有误、评审规则不公开不透明的证据。Z处长没想到我会拿出证据——其实这些材料我早就已经上报给他们了——马上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他们不太了解情况，等回去研究后再找我面谈。
第一次谈话不欢而散，我预料接下来人事处肯定也不会再回复我的问题。
我又想从法律层面有所突破，但研究了一圈法律法规后发现，职称评审并未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说白了，就是虽然有明确的成文法，但却没有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是高校灯下黑的地带。
在高校里，除了行政领导以外，最大的权力来自学术权威。在关键时刻，权威人士的一句话就可以断人生死。所以，在我申诉的整个阶段，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发声支持我，既得利益者没有必要，跟我一样处境的则敢怒不敢言。那段时间，仿佛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拿着长矛冲向巨大的风车。
申诉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收到了省里一个信访部门给我的回信：“你所反映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经认真核查，程序没问题，结果无异议。故不作受理。”
我哭笑不得，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电话，也没有任何部门过问过，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核查的？连学校的相关部门还在说要回去核查我说的问题，他们怎么就能得出没有问题的结论？
电影中，秋菊打官司最后赢了，现实中可就没有秋菊了。
教育厅跑了不下十几趟，第四次见到工作人员时，我所有的负面情绪喷薄而发，冲着那个年轻的小姑娘质问：“请问你们是转发单位还是上级主管单位？为什么每次都只会转发，你们难道不能去查一下吗？这么简单的事情，查一下就知道，非要每次转来转去的干嘛？你们再这样，我就要去法院告你们不作为，到网上去曝光你们！”
小姑娘也只能无奈又忍耐地对我重复那几条机械性的答复：“您有权利继续申诉，我们这边会向领导汇报，及时处理。”
可自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见不到相关工作人员了，每次去，那位妆容精致的女性都会对我说：
“领导去开会了。”
“不巧，他们早上刚去开会了。”
“开会还没回来。”
……
不管早上、下午去还是整天杵在那里，我都被信访窗口一句话回复——他们开会去了。
人社厅那边也再没有任何回复，我又去了趟办公室，找到那位分管副处长，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义正词严地说：“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不能乱说。”我再多问几句，他就面露不悦地反问我：“你要求什么我们就要照办吗？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不要着急嘛。”
他的回复让人感觉，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想，也许是有人找过他了。
学校这边看见省级部门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更加有恃无恐。我也坚持不要脸了，每天给人事处和纪委各打一个申诉电话。
其实，那时我已经对改变结果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是单纯觉得这股气咽不下去。在我的坚持投诉下，人事处没有办法，又再一次约谈我。但这次我一点不想去，想着他们信口开河，黑的说成白的，一点不脸红的做派，我只觉自愧不如。
七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人事处Z处长亲自打来的电话，她一改第一次见面时凶神恶煞的模样，非常亲切地跟我拉家常，邀请我再去座谈一回。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谢谢处长的好意，但如果还是直接宣布结果，没有什么解决态度和办法，还是不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但她一再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这次是带着十二分诚意来的，这样僵持下去对大家都不好，一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再不去显得不识抬举，我也好奇她说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先生却警告我说，可能是个鸿门宴。
次日去面谈时，果然被先生说中了。人事处加学校各级领导，一共有7个人，气势如虹地并排坐在我对面，就好像我是一个待审的犯人。Z处长又恢复了趾高气扬、皮笑肉不笑的领导做派。我的心往下一沉，后悔自己又受骗了。
坐定之后，她还是像上一次一样代表学校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告诉我：“结果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改的，你只能明年再来参评。”
我还是继续坚持指出评审中出现的错误，但这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反驳，当然，这些说法也都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我好似诸葛亮舌战群儒，半个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进展。Z处长见我如此固执就是不肯低头，只得又一次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就算你是第一名又怎样？就算材料全是错的又怎样？结果早就在开会前就定了！”
“原来如此啊，早就内定了吗？难怪我年年都是陪跑。”我迅速抓住她的话语漏洞唏嘘道。
旁边的副处长见状，连忙出来打圆场，把话题扯到了另外一边。Z处长气得全身发抖，对我嘶声竭力地吼叫：“XX老师，你有完没完？难不成你要我们每天都为这个事情围着你转吗？你要告谁，处理谁？是不是要把我这个处长拿掉，要把你们院长撤职才罢休？”
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她：“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撒谎、无理取闹、无中生有，你们完全可以告我诽谤罪、污蔑罪，你们可以把我开除。”
她见我冥顽不化，便怒气冲冲丢下一句：“我可不敢开除你。”然后拂袖而去。
我也站起来，没再理会其他人，径直走出会议室。我看见旁边的那些科员，此刻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大概没料到我一个弱女子会敢如此顶撞领导，拼命相搏。
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没有胜利感，亦不觉得自己失败，只是觉得荒谬，明明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自己才是受害人，却要与全世界为敌。这个世界怎么了？
出门时遇到单位即将调离的一个前领导，我的眼泪才止不住唰唰往下掉。虽然我之前和他不熟，但他也知晓我的事情。我们在休息区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讲了他此前经历过的一些评职称时不公平的事情，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申诉这件事情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庞大的机构，难度非常大，几乎没有胜算：“所以，解决办法只有‘反求诸己’。等到有一天，当你超过别人不是一点半点时，自然没人敢再拦你。”
我虽然认同他所讲的，但一想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充当炮灰，就五内俱崩、气愤难耐。这样的结果，对于那些旁观者，那些劝我想开点的人来说，不过就是“人生处处是挫折，明年再来，大不了每年都去参评，总会评上的，不要不开心，身体最重要”的一套劝说辞。
可是只有深陷其中、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个过程有多么煎熬多么惨烈。有谁经历过十年如一日没日没夜搞科研，眼睛快瞎了，头发大把掉，没有时间陪家人，没有时间管孩子？好不容易出了点成果，抬头一看评审规则又变了，搞完科研还要忙教学。教学不能出一点错，要保持评教名次排前，要保证每年都有教学成果、带学生获奖，近年来又冒出来各种课程评比等层出不穷的名目。
也许在很久以前，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还可以产出一些成果，在处处看名头、背景的当下，没有任何资源的人想要出一点成果，比登天还难。
反正再怎么努力，我都像是那头被蒙着眼睛的蠢驴被耍得团团转。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嘴动一动就能随意改动规则，就能摧毁我多年的努力。而规则的改动并不是经过客观、审慎的考虑，而是基于某一个或某一批人的需要。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将会是一个混学术圈的时代，掌握资源的大佬带着圈内的人搞圈地运动，然后自行瓜分利益，根本不给非圈内人任何一点机会。作为大学老师，不需要有多强的能力，只需要巴结好大佬就行……
既然无路可走，唯有勇敢发声。我的意志坚定，反抗之决绝，恐怕是学校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一个。不得已，连校长都亲自约谈我。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只当是在学校内的最后一次陈述。
校长很耐心地听完了我长达半个小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申诉，一直面带微笑，从不反驳，也不指责。在最后，他举重若轻地把问题归结于专业能力不强的下属身上，说出现这些问题都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主观所属，并告诉我：“职称评审如果只是遵从简单排名，那么还要评审有什么用？所以，结果肯定是不能改变的。”
最后，校长还善意地劝我，不如躺平算了。说来说去，他还是在为此次评审做辩护。
我没再继续争论和质疑。事到如今，我将所有路都走了一遍，证明都走不通，我也不后悔了。反正，在职称评审中，一个专家教授的意见等同于权威，一旦做出了决定，即便错了也不可更改。至于说专家怎么评判，都纯属“主观判断”。
那专家究竟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判断？这当中便存在着无形的人际关系和利益权衡因素。这个道理，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参评职称这么多年，其实此前已经目睹一些人刚刚才工作一两年，明明没有什么突出的科研成果，却能顺利评上，有的人明明还没有自己的成果多，却早已上岸，只是当时没有落在自己头上，所以没想太多。
可知道了又能怎样？现状是无法改变的。没有背景、不会搞关系的人就活该被牺牲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你就是个蠢蛋、笨驴，活该。”我在心里骂自己。
我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了一个同在高校的朋友，她居然天真地惊呼道：“天啊，怎么可能？你们学校那么黑吗？我们这边很公平的……”我从她嘴里听到了对我的不屑，也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我不想点醒她，你以为的公平，只是还没亲身经历有些事罢了。
人类的欢喜从来都不会相通。在至暗时刻，人还是只能靠自己。
八
2021年年底，学校网站上公布了最后的职称评定结果，这件事尘埃落定。在此之前，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部门给予我的任何回复和解释。校长所说的回去研究研究，也只不过是一句搪塞。
我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找律师去法院起诉，但问了好几个律师，都说不接这个案子。好不容易有一家律所有意向，但一上来便狮子大开口，收费十几万，并且告诉我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时间长、周期长，还不一定能赢，要赢只能冲出省门，到中央。”对方还说，姚燕燕的事情为什么引起关注，让国家教委都来核查？是因为她把这个事情捅到网上去了，而且她的学校是中学，没有大学那么大的势力。
过了几天，连这家律所都打了退堂鼓，说是无能为力。
我也曾想过要不要把这件事放到网络上，让舆论力量来监督，就算自己毁灭了，至少也能让那些昧着良心的人能扪心自问一下。但网络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我也没有把自己伤口赤裸裸示众的勇气，最终还是放弃了。
翻过年，到了第二年的1月，我决定彻底放下这件事。
身体接到放下的指令，瞬间获得了解放，却也轰然倒塌。春节前夕，我毫无征兆地病倒了，也许是感冒，也许是阳了，我也不想去检测。甚至想，如果就这样死去也挺好，就不用再面对人世间这些糟心事了。
生病再加上心情极度郁闷，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浑浑噩噩躺在床上，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致，心里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你这么失败，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期间，收到为数不多几位同事的安慰电话。
同事A跟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所谓的游戏规则所定义，如果你在乎，那么你终将被控制得死死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性，何必呢？”
同事B说：“如果想要评职称，就要懂得游戏规则。因为只有你站在圈子里才能分得一分羹，评职称不是看你究竟做出多少贡献，而是你有没有为某些人作出贡献，否则别人为什么平白无故投票给你？”
同事C感叹道：“你看学校里那些多少年都上不去的老师，我认识的一个老师，评了15年才评上，难道是因为成果不多吗？慢慢熬吧，没必要意气用事，别急，总有一天会轮到的。”
想想周围的同事，有的混得风生水起，各个圈子都有一席之地，好处占尽，风光无限；有的早已看透真相，隐退于江湖，躺平度日；有的还在苦海中苦苦挣扎，没有能力改变却又不甘于现状。
我就属于最后一种人吧。
2022年，我放弃了参评职称，准备休整一年。
年底的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通来自省教育厅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曾经接待过我的工作人员的声音，她问道：“XX老师，你对之前提出职称申诉一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吗？”
我大声地告诉她：“不满意，我不认同。但你们不都判定了吗？还来问我干什么？”
接下来她就用坚定的声音说道：“经核实，去年您反映的评职称事项程序无问题，结果无异议。这是我们给您的最后回复。”
听了这样的回复后，我真觉是个天大的讽刺，就平和问她：“既然你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能否给我一个书面答复？”
“不好意思，给不了书面答复，只能口头。”
“那为什么现在才来通知我，要知道国家规定申诉的回复期是一个月，现在都过去快一年了，你们是才想起来吗？”
但无论我怎么追问，那人都仿佛机器人一样，毫不理会我说什么，就一直在重复：“XX老师，经核查这件事并无问题，我们已经按要求答复您了，事实就是这样。祝您晚安！”
我挂断了电话，看着这苍茫的夜色，想起鲁迅的一段话：“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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