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姚尧(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教授),原文标题:《观点:解开高考困局的钥匙在大学》,头图来自:《归去来》剧照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中,高考扮演着“一考定终身”的关键角色。这道教育的总匣门,把所有求学压力都堆到了高考之前的中小学阶段。而资源投入更大、师资力量更强、制度建设更规范的大学,却无法承担其本应承担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责任。因此,将人才遴选的关卡从高考这一个点,延长到整个大学阶段,或许是破解高考困局和资源错配的钥匙。


引言


高考,是一件牵涉亿万家庭、影响莘莘学子、塑造我国人才最初结构的大事。它不仅仅是一个大学入学的资格考试,还直接影响我国的战略格局,牵一发而动全局。我们对高考赋予了太多责任和意义,因为科举历史的原因,国人普遍将高考等同为科举取仕,一考跃龙门、学而优则仕,从此实现阶级飞升。


一直以来,许多社会热点话题,无论“小镇做题家”,还是“孔乙己的长衫”,都离不开高考这个总纲。公平与效率,始终是高考难以两全的矛盾。


我们国家的发展究竟需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由谁来定义人才,这是高考困局的关键。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无论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万千学子都要首先通过高考这道狭窄的匣门,刻下烙印、伴随终身。只要是标准化考试,所有人都一定会按这个标准去打磨自己。有教无类、百花齐放都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


本文试图探讨,改由大学来承担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主要责任,通过四年,而不是高考的两天,来对学生进行更加全面的考核与筛选,使得资源更加合理分配,同时缓解高考所带来的各种突出矛盾。让大学成为破解难题的钥匙,应当成为共识。


科举的变迁和启示


中国的高考有着极特殊的历史渊源。一千多年的分科举士根植于文化基因,使所有人都相信,全国性、标准化的统一考试是作为人才评价最具合法性的制度。而大学则是外来事物,这些年大学问题不断,使之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关于科举从何时开始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本文不打算细究,只谈谈科举有何启示。


秦统一中国前,各诸侯国规模小,需要的人才总量少,靠熟人引荐或张榜公告等方式,就能收获人才。到了汉朝,人才需求量大增,靠关系网的扩张行不通了,察举制应运而生——由各地方官员向上推举各类人才。这些人有相当比例会进入太学学习,并每年考试,不通过者直接淘汰。汉代的不少名臣都是太学出身,其在干部培养方面居功至伟。


魏晋南北朝大争之世,也是贵族门阀鼎盛之时,察举制的推行变得日益困难。从九品中正制开始,人才选拔就向科举制逐渐演化,并最终在隋朝形成定制。总体上看,是地方贵族抱团导致人才流动缺失,才迫使中央派特使去各地揽才。科举制在打破贵族门阀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科举制在唐宋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当时社会经济的殷实,也让科举不中者有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耕读传家,识字习文的风尚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尤以南方为盛,南宋时仅福州一地,每一科乡试就有上万人参加,按人口比例不输今天福州高考的规模。明朝时为了平衡,甚至要南北分别取士,可见老百姓对统一考试的热情已有千年之长。


从科举的千年发展史来看,无论科目还是地区平衡,始终都在动态调整,与今天不断改革的高考相似,这是统一标准化考试难以避开的困局。从南北朝的骈文,到明朝的八股文,科举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堕落成华而不实的比拼,这是现在的高考应当竭力避免的。


笔者看来,高考并不完全等同于科举,至少有如下两点:第一,高考的数、理、化、生等科目,不同于古代的儒学经典,它们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前沿科学。有一些中学基础知识,比如牛顿时空观,在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阶段,需要颠覆性地重新认知。第二,现代的教育普及率远胜古代,古代的一个岗位未必能找到适合的人,现代则任何岗位都存在无数适合的竞争者。天下大同的理想,不再是为合适的人找到合适的位置,而是多人竞争时如何确保公平。


让真正承担人才培养职责的大学成为主导者,需要各方面打破高考就是科举的这一固有理念。


相较科举,汉朝通过建立太学形成人才储备库,更有可取之处。用更优的待遇、更严的要求、更有希望的前景,使学子们更好地进学入仕,避免拥挤踩踏,为汉朝廷源源不断输送了人才。这正是今天应当更好发挥大学作用的借鉴。


高考一直在改革


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稳定发展,需要各类人才,他们各司其位、各谋其政。智力高的孩子,让他们去做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交和资源整合能力强的孩子,让他们去做管理者。有强烈上进心的孩子,给他们更多的社会资源;普通孩子,也能让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各安天命。这就是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结构。


高考一直把这个理想扛在自己肩上,试图通过文理分科、地区平衡、科目调整等方式,以指挥棒的名义,实现人才的选拔和分流。但只是一次偶然性很高的考试,又如何能实现这么宏大的愿景呢?于是,高考改革成了问题。


从上世纪末开始,各省高考改革就一直在进行,一段时间改了,一段时间又改回去。其中,尤以近年江苏高考的十年五改,最为人诟病。改革的焦点主要放在考试的科目,其中因物理学科的不断调整而备受争议。


作为物理教师,笔者对此的看法是,无论调入还是调出,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一直以来,物理的中大衔接是所有学科最差的。同样的牛顿力学,中学学一遍,大学物理学一遍,理论力学还要学一遍,相似的内容不断重复,让学生疲倦而丧失兴趣。正因如此,中学物理的教学内容总是不断在更深与更广之间左右摇摆,难有定论。一部分老师认为应该学得深一些,这样能在中学阶段更好地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达到选拔优秀学生的目的。另一部分则认为应该学得广一些,这样到了大学可以依据兴趣再加深学习。


不同观点皆有自己充足的理由,这是导致高考改革反复摇摆的重要原因。


在所有高考改革中,“甲方”的感受往往被忽略。高考的本质是大学资格考试,大学本应为自己需要什么人才而设置条件,如今却成为最不重要的环节。江浙高考改革导致学生弃选物理,让大学感到了冒犯,这才有了将物理作为必选项的补丁。也是因为物理出身的校长们声音比较大,声音较小的化学、生物等学科,难道就应该被放弃吗?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有着极其特殊的社会定位。这些年,学习美国模式,让大学来主导人才选拔的声音不绝于耳。从自主招生,到强基计划,高校的自主权不断上升,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大学作为“甲方”干了“乙方”的活。


当年齐国开稷下学宫,只要读过书识过字都可以进来,因为那时的识字率低。现代则相反,学校资源僧多粥少,自主招生在各个环节都无法保证公平。拥有更强背景的孩子显然更具优势,这违背人才选拔绝对公平的要求。


什么是公平?为什么要选择以知识考核作为选拔的基础,而不是体格、财富、社会关系等?因为知识没法代际传承,这才让偏远山区的穷孩子,能与家庭条件更好的孩子有同台竞技的机会,使得社会人才上下流动,实现新陈代谢。任何引入了其它因素的考核方式,都无法保证这样的公平。所以高考本身,是无法被替代的。


然而,对考生公平的代价,牺牲的又是对大学的不公平。所有人一张卷子考完,分数从高到低排,志愿从高到低填,大学则因此被录取分数强行分为三六九等。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的高校,天然比不上北上广的吸引力;生化环材等所谓“天坑”专业,则只能录取被金融、牙医、计算机选剩下的学生。早些年考前填志愿,这些弱势学校和专业偶尔还能有意外收获,现在很难了,只好长期“摆烂”。强基计划提出的初衷,算是为弱势但于国家发展重要的基础专业输送人才,但也只能是临时补救方案。


笔者曾在不同高校工作,对近年来学生的总体印象是,高考分数的代表性正在变弱。虽然几所顶尖高校录取的都是分数最高、或竞赛获奖的同学,但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衡水模式下的高考工厂,他们在各方面均未展现出分数所代表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高考工厂破坏了分数的公平性,换言之,知识的不可传承性已被其攻破,用知识作为公平的评判准则这一铁律从根基上遭到了动摇。


现如今,探索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不仅是高考的难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难题,这一难题只能交给大学去破解。


提升大学的责任是破局的关键


物理学中,自然系统要从混乱状态变为有序,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自组织过程。就如同农人筛糠,要反复不停地筛,才能将米糠分离,光抖一下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人才遴选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期限内不断测试和反馈。而在当前的体制里,几乎所有选拔都集中到了高考这一个时间节点,这是问题的症结。


由于偶然性过大,很多家庭为了提高胜算,才自发将压力前移,于是有了卷中考、卷小升初、卷幼升小、卷学区房等现象。有的家庭在几年投入后,发现孩子天赋一般、上进心不强、学习兴趣不浓,会主动放弃走高考求学这条路,转向别的赛道。而更多家庭则明知结果不会理想,却因前期资源投入过大,难以割舍,仍选择一条路走到黑,导致家长痛苦、孩子也痛苦,无法换来令人愉快的结局。


由此可见,教育和住房的压力,很大一部分是压力前移导致的结果。破局的关键在大学,在于压力的后移。如果一定要卷,在大学卷,方能让孩子及其家庭从中小学内卷中脱出身来,还他们真正快乐的童年。


我们国家有一个最大的国情,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可看作教育部大学在各地开设的分校,我们应当依据这一特点为高考破局。


首先,应早日落实大学生淘汰机制。根据笔者多年经验,任何高校任何年级,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比例的问题学生。这些学生考试交白卷,所有科目都挂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学习。而在现行制度下,考虑到清退后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多数高校会明哲保身,想方设法让这些学生毕业了事。这无论对学校还是社会,伤害都很大。尽早从制度层面给予高校每年一定比例的淘汰率,可以避免这类情况发生。


大学有淘汰率,高考的压力就会相应减小,因为即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并不意味着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大学从严进宽出变成严进严出,因此获得更多遴选人才的权力。当然,也应当设置相应退出机制,并非一退到底。比如985退学了可以去211,211退学了可以去普通一本,这样能缓解学生和家庭的压力。教育部作为所有高校的总负责人,应当统筹安排。


其次,有淘汰就应有相应补录的机制。在现行规则下,一个学生高考失利后,除非复读,他会把所有宝都压到研究生考试上。与之相应的,各大名校为了招揽更多人才,每年还要“花式”开设各种夏令营。没意愿的占着坑、有意愿的进不去,这是资源错配。既然夏令营模式早已事实上存在,就应当规范化,比如对每个年级都开设,并拿出一定比例的名额,允许以学分共享、甚至学历共享的方式,让下一档的优秀学生获得上一档高校的学习资源,甚至文凭。


有出有进、有上有下,使得学生进入大学才算正式迈出人才选拔漫长跑道的第一步。那么这是否会导致大学生只关心GPA,失去开放学习的心态呢?其实,当代大学生面临找工作压力,即使没有淘汰,卷GPA也很厉害。笔者认为,若能将竞争压力后移,到大学才正式“开卷”,中小学就有机会实现分流,并适当增加兴趣培养。


公允地讲,要想成功拿到“清北复交”的文凭,在大学阶段比同龄人付出更多努力,是理所应当的。笔者反对的是像衡水模式那样,先在高中卷好了,再送来大学。因为高中生尚未成年,无法为自己人生的选择负责,很多都是家长代替做的决定。大学生是成年人,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和自由,当然也应承担相应的压力。


大学本身的制度建设也应同步跟进,比如课堂教学和考试的规范性和多样性,教授的权力腐败等,应由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大学的数量远少于中学,教育部穿透式监管的难度更低,是容易做好的。


上述想法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美国模式,但有明显区别。首先,并未削弱高考的重要性,笔者不赞成以前的自主招生模式,更不应通过捐赠等方式获取入学资格。其次,通过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对淘汰和退出机制兜底,有助于减少改革带来的阵痛。


结语


高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通过本文这几千字讲清楚。笔者认为,最核心的思路是要破解高考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卷躺”二元化,一部分孩子在拼命卷,另一部分则完全躺平。既要降低内卷带来的内耗,也要给躺平者前进的希望,核心就是减弱高考带来的撕裂感。


大学则应当加强人文关怀,而不是将辛苦考来的学子当作工具和耗材。过去,大学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缺位,导致所有资源都挤到了科研这条同样狭窄的赛道上。以本为本,正是要求大学重新回到以教学和选拔人才作为最终目的的正确轨道。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姚尧(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