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汉语都不会说的韩国人，十多年前来中国留学。三年前，我辞去了在韩国的基础汉语教学工作，来到陌生又熟悉的中国广州，在十三行档口开始我新的事业。从一开始直播产品时连闹语言笑话，到现在反过来被怀疑是“中国人装韩国人”。我从一个内敛的韩国留学生，到水平普通的汉语老师，再到一个汉语主播，经历了艰辛的努力和投入。
小时候的我。我1989年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正是韩剧《请回答1988》里剧情所讲的那一年的次年。我家的生活和剧里的家庭相比，条件要好一些，但亲情的浓度是相差无几的。
1992年，在我3岁的时候，中韩正式建交，借着这波风潮。我那喜欢旅游、喜欢中国历史的父亲，立刻带着一家人到中国旅游，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大连……中国不少热门旅游城市和景点，我都“打卡”过。虽然小时候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但父亲的热情与旅游时的体验，依然在我心里种下了对中国文化好感的种子，直到我成长后生根发芽。
韩国年轻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对未来人生的规划，第一选择往往都是政府公务员。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热衷海外旅游的父母对我有着更具体的期望——在公务员和旅游里两者兼得——做外交官。让我出国留学，便成为他们的寄望。
我哥和学生时代的我。2008年，正在读韩国高中的我听到父母期望后就立即答应了，因为韩国高中生的学业压力是非常大的，哪怕时隔十余年也让我心有余悸。出国留学成为共识，但对于去哪个国家，父母却产生了分歧：母亲希望我去美国留学，这也是很多同学的留学目的地；我父亲坚持让我来中国留学，除了他一直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偏爱，更因为他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我在中国留学，以后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父母之间僵持不下，只好把最终决定权交由给我。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国。我父亲对中国的热情，他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以及我小时候在中国的旅游体验，这些都是我信心的来源。除此之外，我更有着一个追星小女孩的小小心思：我特别喜欢刘德华、梁朝伟等中国男明星，我幻想着在中国深造后，有一天能和他们直接交流，甚至能成为刘德华的结婚对象。
当年的外国留学生，抵达中国后都必须经历半年类似预科的语言学习，通过语言测试，才能真正读本科。在成年后从零开始学习一门语言，达到能读大学的水平，其实比在韩高考里取得好成绩更难，更别说只有半年时间。并且，普通话和韩语有很多词语发音一致仅是音调不同，但这音调不同又会导致意思天差地别，这导致我非常容易念错。
当年的我，几乎24小时地纠缠着语言老师，抓紧所有机会去学习。我每天死记硬背下50个汉语词语，但依然进度甚微。现在回想起来，语言天赋是其次，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我性格极其内敛，不论对老师还是其他中国同学，我都非常不好意思开口说话，也非常容易紧张。
当我有次和老师对话，一时间紧张起来，居然连“你好”都忘记怎么说，老师彻底生气了，他禁止我在一年内使用有带翻译功能、对我来说如救命稻草的电子辞典，让我自己想办法去饭堂自己用普通话点菜，逼着我用中文和其他人交流。
在老师严格教诲之下，我不得不用中文向中国朋友交流，一开始对方极难理解到我的意思，我只能手脚并用去解释。但后来，我发觉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一些基本用语我逐渐掌握。最终在半年后，我成功通过了HSK汉语考试，正式入读山东大学。HSK证书有效期2年。我在学生时代每年都考，毕业后就搁置了。
我的山东大学进修证书。但是，语言问题还是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活。2008年，我正式入读位于山东威海的山东大学新闻专业。因为语言问题，我跟不上其他中国本科生的学习进度。最后我转到国际贸易专业，这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我记得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很紧张，因为不知道中国教授会让我做什么，我怕理解错教授的意思，在课堂上闹出笑话。
同样因为语言问题，我在大学期间的生活，主要还是待在韩国留学生的圈子里，无法离开自己的舒适圈。我的中国朋友都是善良的好人，对我不会有恶意的嘲笑，但有时我突如其来闹出的语言笑话，也让他们忍不住地笑出来，这让我更加胆小，特别害怕说错话。我的恐惧让汉语语言难以进一步的提高，也让我更加想家，希望尽早回韩国发展。
2012年，当大四的学期结束后，我以为课程已经结束，立即回国开始找寻工作。直到开始工作才了解到，我的学分仍然不够，无法拿到毕业证。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涯实在称不上圆满，不论是学生生活还是组织活动，都是大片的空白。这让我非常遗憾，希望总有一天能挽回这个错误。
虽然没有最终毕业，但因为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我取得过HSK认证，我回韩国后得到了一份汉语教学的工作。这份工作内容乏善可陈，简单来说，这是对学生进行最基本的汉语基础培训，往往是先给学生教汉语拼音。我们的学生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类型，来学习第二外语的在校学生、准备外派中国工作的上班族、多学一门语言充实自己的退休老人。
我凭着留学时期积累的语言水平，仍然可以圆满胜任工作。但在此期间，我也认识到自己和其他真正汉语教学科班出身的同事，在语言水平上的差距。但我也有着自己的优势，我比其他同事能更深刻的体会一窍不通的情况下，临急抱佛脚学习中文的痛苦。我面对不同需求、层次、年龄的学生，我会更站在他们角度出发，也更能理解他们哪里卡壳。我慢慢打开自己心扉，更主动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在这份从事了整整7年的工作中，我也一点一点练习了沟通的本领，这为后来的主播生涯打下了基础。同时，在7年间，我也兼职着穿版模特，帮助一位设计师姐姐拍摄作品照片，为后续服装生意做了奠基。
2018年，我在备课的照片。但是，中文基础教学不需太多语言实际运用，所以我的普通话水平还是维持在大学时期，可能还有些退步。直到2019年，我来到了中国。那时，长达六、七年的汉语教学工作，让我麻木又疲劳。随着中文越来越重要，中文培训班的报班人数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投身在这个行业里，新来的同事汉语水平一个比一个好，学历水平也稳步上升，这也让我心生焦虑。我希望找寻其他的出路。
我咨询了大姐的意见，她是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年龄比我大一些，她在中国广州十三行新中国大厦服装批发城从事服装批发生意，经营着两家实体店，涵盖设计到生产全环节。当她听到我对现在工作不满时，便极力邀请我来广州看看服装行业，可以来做模特，也可以当散散心。我有点心动，便前来了久违的中国，抵达了炎热的广州。
前来中国工作前，我与父亲的合照。广州是我很少来的城市，即使来了也仅是游览景点，所以当我抵达广州十三行的批发城时，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人、人、人！从商城到大街全是人。
这里与山东威海不一样——我感觉比首尔明洞的节假日还要拥挤，而且在这的都是服装档口，铺前堆满准备寄去全国各地的衣服快递、包裹，快递员、二级批发商、主播在密闭但光亮的通道间、电梯、楼梯游走，仿佛一个独特的生态圈，自有着成长的逻辑，朝气勃勃，每个人都在拼搏努力。
刚到广州那一天，我在社交平台上留下的广州塔照片。我甚至还没去我姐的店，我就对这片土地，对这个行业产生深深的兴趣，中国的服装行业到底怎样运作的？批发又是怎么流转的？直播带货又是什么？有很多来自韩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同行在十三行以及其他服装城采购、批发、经营，这一整套流程又是怎么运作的，我带着一大堆问号，踏入了批发城，也踏入了我人生新的阶段。
没想到的是，我后来居然也成为这浩荡人群的聚焦点——我走出商场时被大量同行与客户进去跟随直播。2019年，我开始在广州帮我大姐工作。我本身就有着不输专业的服装审美水平，在正式开展工作后，我从专业术语到行业常识都要快速补上，什么是肩缝？什么是止口？什么是驳口？
更麻烦的是，我和大姐以及其他来自韩国的店家用韩语沟通，和客户以及中国同事用中文沟通，这让我同一个知识要记住两边的发音和含义，付出的可能是其他新人两倍的努力。一位真正的韩国模特在店里帮忙摆卖、做模特，这件事在小范围有点名气，我记得当时开始有其他同行前来观摩。
我刚来广州帮忙时的自拍照。对语言的学习，我陆续也闹出不少笑话，印象深刻的是后来开始直播后，有次说起某款衣服的假口袋只是“装饰”，然而这个“饰”的音调我却一直都念错，让直播间观众和身边同事都啼笑皆非，一边笑一边教我念。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至于日常生活和工作，这类情况更是层出不穷。
即使是熟人介绍，但毕竟还是一份工作，我不能只学习不干活。幸好我一直有从事模特的工作，现在这没落下，我便一边学习，一边帮忙出镜拍摄，为我们的服装批发做推广，但由于我们主要做批发而不是零售，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多。
2019年前后，服装批发已经基本完成直播带货的转型，巅峰时期，几乎每户每铺都有着有主播和老板，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在手机前展示自家的商品，在十三行这广州乃至华南服装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更有不少人因此发家致富，但批发城毕竟是批发产业为主，所以原有铺位展示的传统交易模式还能运营下去，直到2020年。
当疫情暴发，线下交易、看货变得艰难，批发城以及整个贸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局面推动了批发商们更加积极走上新世代的渠道——直播。
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海外业务近乎枯竭。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剩下的订单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在冷清的背后，经营直播的店铺虽然仍然也受到打击，但线上业务还能开展。在店内做着服装模特的我，顺理成章地被以“韩国女老板”的人设要求当主播。这对我简直是当头一棒。
2020年3月8日，我在中国开始了正式的全职工作。我虽然经历了多年的学业和工作后，远不是那个“你好”都不会说的小姑娘，但能日常交流与直播带货所需的顺畅表达，难度可以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夸张地说，哪怕母语是中文的中国人，也很难做好这份工作，更别说语言水平、专业知识以及性格都是半桶水的我了。
但是，看着空荡荡的商场，亲友同事们热切的期待，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但心底也有些些许期待——说不定真的有可能爆单？毕竟在同一个区域，无数的财富故事曾不断上演过。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的首次开播，直播间仅有6个人，正好是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数目，线上的直播间比线下的商场更冷清。
首次在手机镜头前的我，当时自我感觉表现尚算良好，后来回看复盘才发现很多细节出错，更严重的是，因为紧张，我的汉语发音比平常更难辨识。我一度打起了退堂鼓，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这类工作。这时候，我身边朋友以及家人鼓励了我，她们相信我经历了这么多工作和经历，鼓起勇气一个人跑来国外工作，一定也能克服这次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虽然经历了第一次的堪称“零”的失败，那接下来多少人也能比这次更好了。
我疯狂地恶补着所有相关服装知识，特别是相关中文术语和互动套路，这么紧张的练习时间，只有靠死记硬背一条可以走。我在车上、休息、吃饭时都拿着小卡片恶补。我坚持一切交流用中文沟通，哪怕是会韩语的中国同事。同时，我也不眠不休地观看其他中文主播直播的情况，学习中文在实际操作里的运用。
我不断翻查词典，强化自己语言水平。或许是多年讲台经验被激活了，或者是被逼到绝境时的触底反弹，我再一次面对直播时，那股紧张劲没了。我和同事开始用练习好的对话互动，然后介绍衣服材质、版型、上身效果、韩国文化和韩国女性的流行时尚。
在周而复始的开播、复盘、学习、盘货、准备、开播……直播间数据的开始有着稳步提升。我们主要在抖音进行直播，在上午人较多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平台同时进行。我已经想不起来，我“火”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了，一切都是那么的迅速：从一开始的6人，到百人、千人，开始能对标同商场内的主播。最终在2021年，我们一位客户的直播间实时在线人数成功破万。这让我们踏入了十三行服装圈子，乃至直播行业的靠前的位置。
我的每天日常。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只有工作人员的直播间人数上来后，很快我们线下的人数也上来了——一到了开播的时间，我们十来平方米的店面被十几个从抖音等平台过来的商家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无一例外都拿着手机，通过拍摄我们的直播现场，也分得一些流量。
更没想到的是，有些网友将我内容传到了海外，连我韩国的亲友也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我的视频、直播。父母对我取得的一些成绩喜不自胜，我的朋友也对我表示祝贺，甚至咨询起了我出国工作的细节。
我在几个月前还是无人认识的”小透明“，现在每次开播、每次下电梯、每次走出户外，都有几十人跟着，前往周边文化公园直播，紧跟随的直播同行数量之多，还要吓得保安前来维持秩序。
直播间人多了，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观众，这本也是正常的事，我也经得住一些观众的批评，吸取教训。但没想到的是，一个“黑粉”的评价，却让我“破防”：那人说我其实是中国人，只是硬装出半生不熟的韩语口音的中文来骗用户。一开始， 我对这发言或者类似发言，依旧非常愤怒，但转念一想，这不就是我一直希望的，将我自己的中文水平发展到了中国人也可能分不清的程度？
这个想法给予了我极大的自信。从当初一个“你好”都不会说的内敛小姑娘，到今时今日的用中文成功让讨厌我的人也分辨不出来，这是一种别样的荣誉，也是我这个阶段的努力结晶。
一次圣诞节活动，很多客户和同行对我进行拍摄，突然其来的拥挤让我有点不知所措。现在，我离前来中国工作已经过去三年，来中国读书即将十五年，与中国结缘已经三十年了。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开启自己创业的道路，2023年2月15日，我自己的新公司开业了。同时，我创办了自己品牌，来为粉丝带来更多良好体验，也真正实现了，最开始直播时“韩国女老板”的夙愿。因为跟姐姐的想法慢慢产生矛盾，在2022年年底，我决定离开了姐姐的公司。
2023年2月20日，我的公司正式开业。很多过往的合作伙伴前来捧场。前面也有说，我在韩国的朋友曾问我如何去海外发展？我自己回答她，不管是去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发展，都必须认真学习当地语言、知识、文化，更重要的是做到互相尊重，带着诚意去沟通、合作，这些都是一切交流的基础。
我在想，虽然我没实现父母对我从事外交官的期望,但会不会，我也为中韩关系做了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