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Miriam米粒（@北欧米粒和西北永鸿），瑞典人。2015年，我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没想到，这次旅程让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不仅爱上了这片土地，也在这里找到了我的爱人——出生于青海的“西北大汉”永鸿。现在，我和永鸿、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永鸿的老家，青海西宁大通县的一个村子里。
2022年瑞典传统节日仲夏节那天，我们一家人的合影。
我1990年出生在瑞典一个叫作马尔默的小城，一岁之后到了赫尔。我很喜欢读书，小时候经常早晨五点钟就起来读书。我很喜欢大自然和小动物，所以一直以来都选择吃素。
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家里的氛围一直是自由而充满创造性的。母亲是一个小提琴老师，父亲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热爱苏格兰风笛，精通许多乐器，不久前他还去苏格兰一个音乐工作室录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些他写的歌。我的祖父母都是画家，我姐姐也很会画画。但我就不行了，对画画一直不太在行。
我四岁时的照片。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我很小就开始学习乐器。6岁时我开始学大提琴，13岁，我学了吉他、贝司和钢琴。后来我发现音乐并不是我的激情所在，我没办法像乐队里的其他人那样花很长时间练琴，相比练琴，我更喜欢和大家一起玩。
我的父亲。在来中国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国家，和中国唯一的交集是，父亲偶尔会做一些中国菜。他在苏格兰学英语的时候，曾有过两个中国室友，从他们那里，他学了几个中国菜，后来又买了一些相关的烹饪书，我很小就学会了用筷子。除此之外，我对中国算得上是一无所知。
我十岁时和妈妈、姐姐、弟弟的合影（我是右二）。
后来我去瑞典隆德大学学习，隆德大学有一个交换项目，给学生提供一学期在其他国家大学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我决心在挑选交换项目的时候，给自己选一个跟瑞典不一样的地方。怀着这样的想法，我选择了上海。
我24岁时在苏格兰（视频截图），那时我非常迷茫。
24岁那年，我还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那时我也不知道，中国会改变这一切。在2015年2月，我来到中国，成为了复旦大学的交换生，我和中国的缘分，开始了。
在复旦大学交换的头一个学期，我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学泡泡里一样，大学就是一切的中心，在校园里生活、学习，基本上一整天都不会出校园。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猛地发现，对于中国，我了解得并不多，而我还想了解更多。于是，我向复旦大学申请，在复旦再念一年中文，借着这个时间继续探索这个国家。
这个时候，我才终于开始在中国四处旅行。我去了四川的农场种生姜，在那里度过了第一个中国新年；我去了色达，在鸟儿翱翔的天空下与喇嘛朋友谈论生命之轮（wheel of life）；我还去了陕西安康的农村，在那里跟朋友们一起采集野蜂蜜……我第一次感受到，我想要在中国住下去，不光只是一年，而是更长久地生活下去。
在我的探索中，我开始发现中国的各种珍宝，而在所有的珍宝中，我为自己找到了最大的那个。
我一直对创业很感兴趣，我更喜欢贴近自然的创业，比如有机农产品这一类的。当我的一个卖蜂蜜的朋友邀请我去一个返乡创业市集看一看时，我很开心地跟他们一起去了。那天是2015年9日15日，到了那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永鸿，他的笑容很天真无邪，当时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让我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市集的摊位按照U形分布，永鸿正好在U形的一端，于是我把他放在最后，决定从U的另一头看起。最后到了他的摊位。那时候我的中文并不好，我磕磕巴巴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我是米粒，来自瑞典”。永鸿不怎么会英文，他的回应仅限于“hello”，他递了名片给我们，很热情地请我喝了一杯枸杞茶。
我加了他的微信。回到家，我在微信上问永鸿他的枸杞卖多少钱，永鸿很爽快地送了我一瓶。我又惊又喜，对他的印象更好了。
后来，永鸿约我吃饭。我一个人去赴约，去了才发现他还带着卖枸杞的合作伙伴，当时我很生气：我已经开始谈恋爱了，他还在想着卖枸杞。之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永鸿也充分发挥了他“钢铁直男”的属性。
我觉得复旦大学的光华楼楼上能看见上海的夜景，是个很浪漫的地方，就带着永鸿去了那里。结果上了楼，他并没有很在意，几乎没有怎么看。直到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上海外滩，那天下了雨，但我们只有一把伞，我们一起挤在小伞下面，感情慢慢升了温。
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微信上聊天，我说英文，他说中文，靠着微信的翻译功能试图理解彼此。我对永鸿的了解，是在这样磕磕巴巴的沟通中逐渐加深的。
永鸿的家乡在青海西宁大通县的一个乡村。高中毕业后，他去了在湖南一所专科学校念书，后来在江苏一个国企工作了三年，但他觉得在国企“太闲”，转而辞了职返乡创业，好离父母近一些。那时候青海的黑枸杞很火，价格能卖到四五千一斤，永鸿正好认识一些人，就这样开始卖起了枸杞。然后，才有了我们的相遇。
我和永鸿在瑞典一棵古树下的合影，左边为2017年，右边是2023年，我们已经有了三三和利安两个孩子。2016年端午节前夕，我给永鸿发信息，告诉他我马上就要毕业回瑞典，在走之前，我想去他青海老家，看看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永鸿家乡时跟他的合影。去之前，永鸿告诉我说，去他老家并不是个很隆重的事情，我去之后见到了他父母，他妈妈给我做了很好吃的素菜和拉面。准备离开的时候，永鸿的妈妈哭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其实还是挺特别的一件事情。更不用说，在我之前，从来没有外国人去过他们那里。我到了村里以后，村子里的人都在问永鸿，这个姑娘是谁，是你女朋友还是你媳妇。
他们说青海方言，我听不懂，于是就问永鸿，他们在说什么，永鸿告诉我，他们问你是我的谁。我当时问他，你怎么回答的？永鸿半开玩笑地回答我：我说你是我女朋友。我记得当时我很害羞，但也很高兴。我们就这样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从青海回到上海，我的在复旦的学习也结束了。我从中国回到了瑞典。人回到了瑞典，心却留在了中国。
永鸿家乡的小树林。回到瑞典时，我觉得自己得了“相思病”，想中国，想这片树林，也想照片上这个男人。在瑞典的日子，我和永鸿每天都会视频，平时我们俩聊天，都是靠翻译软件互相理解，但视频的时候，翻译软件就不管用了，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到底理解了多少，但就算是这样联络着，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幸福。
2017年年初，我决定回中国跟永鸿团聚。我告诉家人，我要跟这个人结婚。刚听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父母都觉得我是一时冲动。后来，我向他们解释我是认真的，他们才慢慢理解。我父母一向尊重孩子的决定，只要是我们认真决定好要去做的事情，他们总会选择全力支持。这一次也没有例外。
至于永鸿，一开始他并不敢相信，觉得我并不是认真的，毕竟我们之间学历上、背景上差那么多，他以为我只是要回中国继续学中文。但我并不在意我们的出身，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向前看，跟未来相比，一个人的过去远没有那么重要。所以，直到他来北京，在机场接我的时候，看到我大包小包带着好多行李，他才明白我是认真要跟他一起生活。
2017年，我和永鸿生活的青海农村。跟永鸿在一起久了，我越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礼貌、富有责任心且异常勤劳的人，他工作很拼，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人之一；并且，他总是很照顾身边的人，不管是对我父母还是对他父母，他都格外用心。他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包里总准备着巧克力。在中国过圣诞节，他会默默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瑞典圣诞节糖果、小吃和装饰品，让我能过个好节。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们有着一致的生活目标。我并不希望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消磨掉自己的人生，我遇到永鸿时，他刚从国企辞职，希望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我们都希望不被所谓的“正常”工作所限制，更希望能够跟随自己的心和热爱。
在遇到永鸿之前，我曾经是一个不婚主义者，直到遇见了他，改变了这一切。2017年6月，我带永鸿回瑞典见了我的父母和家人。一天，我们两个去海边订了婚，只有我们两个人，挺浪漫的。7月，我们回到中国，在青海领了证，正式成为了一对夫妻。
我和永鸿在海边订了婚。
我和永鸿的结婚证。一开始我们并不想办婚礼，但是我的公婆很希望我们可以办一场。于是在第二年夏天，为了让二老开心，我们在村里办了一场传统婚礼。婚礼决定得很仓促，我家那边只有我妈妈和弟弟来参加了，姐姐和爸爸都因为工作没有来成。我和永鸿希望婚礼简单点，于是选了很简单的红色礼服，婚礼的程序也没有安排得很复杂。
我们在婚礼上。婚礼当天我住在酒店里，永鸿要来“接新娘“，他凌晨就来敲我的门，努力过了伴娘和伴郎的开门关，在房间里找了鞋，然后一路把我抱进了车里，在路上我差点掉了下来，我一直很担心他抱不动，不过幸好最后永鸿顺利走完了这段路。
我们在青海的仪式跟瑞典的婚礼太不一样了。我还被放进一个小推车，我公公推着车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宾客们跟在小推车后面边走边跳舞，人们还给我公婆画了花脸，给他们穿奇怪的衣服，逗他们玩。作为新娘子，我当时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并不知道婚礼上会发生什么，但整个仪式走完以后，我觉得挺特别的，很有意思。
我和我妈妈、永鸿和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在婚礼上。2018年的3月3日，我和永鸿起了个大早，发现我怀孕了。因为是3月3日发现怀孕的，我和永鸿决定叫宝宝“三三”。 我是熊猫血，由于担心怀孕期间出事，在青海举行完婚礼之后，我跟妈妈和弟弟一起回到瑞典待产。
在瑞典生完三三后，2019年1月，我们带着三三回到了青海，跟阿爷阿奶一起生活。我一直不怎么喜欢城市。城里到处都是噪音、到处都是人，这一切都让我很容易分心，觉得压力山大，但在乡村或大自然里，我浑身舒适，又安静又放松。
我和三三在陕西一个农村的玉米地前。大学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搬到乡下住，我们在院子里种了土豆、甜菜、番茄、草莓，从8月到9月，我们总有几顿饭可以完全靠自己种的菜解决。我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多种一些食物，慢慢地做到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
在中国探索的这些年，我发现中国的农村就有这一种特别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们吃自己种的米面蔬菜，并不需要像我们在瑞典时那样，什么都要去超市买。我对这种生活着迷极了。于是只要条件允许，我们总是住在青海农村。
我常常和永鸿、公公婆婆一起下田锄地、种土豆、摘花椒，我们用自己家里的粮食磨面，再做成拉面、面包和其他食物。在永鸿和公婆的支持下，我们还把家里的院子改成了有机菜地，在地里种上蔬菜。一直以来我所向往的生活，在青海农村实现了。我公公婆婆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在青海，我和大家一起收割油菜籽。农村当然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我们在农村的家只有旱厕，冬天的时候会冻屁股，家里也没有供暖系统，我常常因为冬天太冷而选择不洗头，拍视频的时候戴个帽子了事。但我还是很喜欢村子里没有喧嚣的生活，也很喜欢对我照顾有加的公公婆婆。
去年，我们打算把在青海农村的房子改造一下，铺上地暖，将旱厕改成冲水马桶，虽然我并不介意房子原来的样子，但有了孩子以后，还是有些不方便。而且，我觉得一个舒服、漂亮的居住环境，能给人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们在青海的房子和小院，这是改造之前它的样子。在我们团聚、领证、结婚的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许多的挑战，甚至有时候过得有些艰难。
2017年，永鸿创业被骗，欠下了三十万左右的债。那是在我回中国跟他团聚之前，他和别人一起做电视购物卖枸杞，货都包装好发走了，中间人出了岔子，货款没了着落，一直没收回来。
一开始，永鸿并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钱一直没能要回来。前期投入的枸杞的钱、包装的钱，都是永鸿四处找亲朋好友借的，货款没到手，债却等着要还，永鸿一度因此陷入抑郁。
在我决定回中国跟永鸿一起生活之前，他在电话上告诉了我他创业被骗的事情，他当时非常不安，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有问题解决问题，有欠债一起还债。
怀上三三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几乎跌到谷底，那时我常问永鸿，“老公，还有多少钱”，有时就只有十几块二十几块。2018年夏天在瑞典待产期间，我去当地的一家商店打工帮忙还债，每个月能赚两三万块钱。我一直不喜欢那种太稳定的“正经”工作，另外也为了随时方便回中国，所以基本上都选择打零工的活。
永鸿在国内，几乎每天都很焦虑，一边是欠的债，一边是即将到来的孩子，他总想着自己能多干些活挣钱。听说送外卖很赚钱，一个月能挣一万多，他就一边卖枸杞一边送外卖。一次，他在送外卖的路上被拉货的车撞了，翻了好几个跟头，好在没有受什么重伤。但我听了以后很担心他出事，不许他再去送外卖。他又想办法，去一个中医师父那里打杂工。
我们一起把每一笔欠款都写了下来，打算一笔一笔地还。银行那边催的急，只好先从我妈妈那里借了几万块救急。虽然经历这些艰难，我却一直没有想过放弃，我一直是个乐观的人，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也总是这样鼓励永鸿。
好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总是有好的时刻，正是这些好的时刻，支撑我们度过了艰难。儿子三三的到来给我们增加了许多欢乐，2020年我又怀上了二胎，为人父母的感觉很美妙，我很喜欢。公公婆婆自然也非常高兴，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开始在网上分享一些我在中国生活的视频，2018年，我参加了外文局举行的一个国际短视频比赛，拿到了大奖，得到了三万块奖金。有了这三万块钱，永鸿给我买了一个相机。
2019年，我的视频获得了外文局举行的“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大奖。我们一家一起去了颁奖典礼。
用这个相机，我又拍了更多的故事。2019年，我拍了我和婆婆的故事《婆媳录》，在人民日报举行的短视频大赛上获得了三等奖。获了这两个奖以后，我们开始收到一些短视频网站的邀请，自媒体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同时，我和永鸿开始做“米粒的一家”这个品牌，卖有机枸杞，也卖我们和藏族朋友一起研发的手工香皂等东西。
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赚钱、一点一点地还债，在2021年我31岁生日那天，我们终于把欠的债都还清了。我一直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现在确实也是这样。
我和婆婆做的包子。
做自媒体以后，总有人评论说永鸿把我”骗“来了中国的农村。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因为永鸿并没有违背我的意愿将我留在这里。我来中国的农村生活，是因为我热爱这里。而且，作为一个自由的、在中国和瑞典之间往返多次的成年人，如果我被“骗“了，我不愿意待在这里，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现在，我们一边做自媒体一边卖手工香皂等货品，每个月能进账一两万，一家四口已经能自给自足。我们刚刚开始直播带货，永鸿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忙，争取一天播两次，一直要忙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回到疫情后开放的中国，已经在青海农村满足了有机生活梦的我，开始想要满足我的第二个梦想：花半年的时间去自驾游中国，在这期间拍纪录片记录中国的非遗传统技艺，我和永鸿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这件事情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