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 （ID：bosszhipin），作者：巴浪愚，插画：刘司崴，编辑：贾嘉&白话日报，头图来自：《女心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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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那年，表姐决定从家里搬出来。她在离家不到3公里的地方租下房子——一室一厅，位于一栋“别墅”顶层。在我们福建老家，有很多这样的“别墅”——几层自住，几层出租。
对她而言，这是一件大事。在她过去的人生中，除了上大学那四年，其余时间，她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和父母、弟弟一起。那同样是一栋四层楼的小别墅，也曾有两层出租给了别人。从我有记忆起，那栋房子的一楼就承担着社交功能。门关着，但不锁，谁都可以从外面打开它，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亲戚朋友们，此外还有姐姐的学生们。
是的，她是一名教师，在我们闽南小镇的高中教心理健康。我曾在这所中学读书，那时，教这门课的同样是一名女老师。记忆中，她个子挺高，脸圆圆的，戴眼镜。具体的授课内容我记不清了，隐约记得，第一节课，老师似乎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再后来，我们在操场上做过一些集体练习。除此之外，我对这堂课再无印象。它像一滩水渍，被阳光晒干后留下一点浅浅的印痕，再难还原。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堂课更像是高压学习下一点可有可无的放松。
在我开始接触这门课时，姐姐也开始在大学学心理学。她很早就确立了志向，几乎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那时，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三姑父打算报名网络大学进修，姐姐帮他选择了心理学方向，家里因此多了些与此有关的书。她读过不少，其中有一本讲行为矫正。她第一次发现，原来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思维方式重塑，这是她过去不曾接触过的思维。这让她觉得，心理学很有意思。
她的确具备成为心理咨询师的“潜质”——姐姐从小就是个受欢迎的人，她有很多朋友，好孩子“坏”孩子都喜欢她。她擅于倾听，情绪稳定，包容心强又很有主意。为了明确自己的就业去向，填报志愿时，她甚至给那所学校打去电话，询问此专业毕业后能做些什么。那是一所师范类院校，接电话的人告诉她，毕业后她可以去学校工作。然后她就去上学了。
大学毕业，姐姐回到小镇，成了一名老师。外人眼中，这是一份体面的、“适合女孩子”的工作。它不是主科，课程安排较为松散，她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在外面接咨询，可以去学舞蹈和乐器，寒暑假就出去旅行。很多年来，在我印象中，姐姐都过着一种风花雪月、诗情画意的生活。
直到2019年，她从家里搬出来。2021年年初，她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在我们小镇商圈一处高层民宅里。第一次去工作室参观时，我不无担忧地问她，把工作室开在这么高的地方，不怕别人想不开，发生危险吗？但其实我更好奇的是，在小镇上开心理咨询工作室，这件事情行得通吗？尤其是600块钱一小时的收费，对当地大多数人来说，这绝非小数目，她为什么不到市里去？她的来访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至于其他家人，多年来对她的疑问主要有两点，第一，你怎么不治治你弟？（家人眼中，表弟行为举止怪异，需要被治疗）第二，你怎么不结婚？背后的逻辑是，你是心理咨询师，因此，你一定能处理好你的心理问题，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为什么40岁了还不结婚？
在我们老家，年龄有奇怪的计算方式：在母亲肚子里算一岁，出生到农历过年算一岁。因此，我出生10天就两岁了。1985年出生的表姐，40了，没结婚。家人会用各种方式催促你，循循善诱、道德谴责、施加苦肉计等等，我想这在中国的大多数四五线城市并不稀奇。
我离得远，不太受影响，对这些事情始终保持一种乐呵心态。但姐姐在老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结婚，甚至在34岁（按老家算法36岁）时从家里搬出来，36岁（按老家算法38岁）开始创业，在我眼中，她简直堪称县城女性楷模。
我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她，将独立、自由等词语附着在她身上。但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理解，在我们脚下，有无数复杂的根系，它们互相缠绕，一直连接到地之深处。和她工作室的那些来访者一样，我们身上对于新生活的追求与旧的体系互相冲撞，那些东西使我们困惑、疲惫又寄希望于在泥土中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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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访客比我想象中多。
2023年，大年初一晚上，我去姐姐的出租屋玩，第二天一早，她就去工作室做咨询了。
前天夜里，我跟姐姐提到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些长期做心理咨询的朋友：有人因为无法摆脱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可的渴望，一直在参加团体课；有人不知如何停下来，心理咨询师建议他看看梵高和萨特......我好奇，城市与人之间的尺度是否会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比方说，在北京，人容易显得渺小，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比较淡；但在小镇，人们关系密切，场域更小。困扰双方的问题是否不一样？
一定程度上，姐姐给了肯定答案。她告诉我，我在北京遇到的人以北漂为主，他们大多年轻，根系不深，社会支持不厚，普遍迷茫，存在社会适应不良的问题，需要重建意义。但在小镇，进入婚姻生活后，困扰他们的更多是实际问题，比如婆媳关系、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
他们愿意为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买单。除此之外，成年人比青少年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更高、愿意投入其中的时间也更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金钱更有掌控力，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多数是被家长拎着来的，多少有些“强迫”的成分，正处叛逆期，配合度不高，他们缺乏咨询的动力，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不在乎。心理咨询师必须不断地生发话题，沿着只言片语探索下去。
不同城市的人的确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在闽南，姐姐感受到的是沉重。她有不少女性来访者，当她们的丈夫出轨时，她们暴怒，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很少有人选择离婚。“重男轻女”在这片土地上的确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但姐姐提醒我，这个“重男轻女”要加上引号，她的解释是，如果父母没有爱一个孩子的能力，那他们也没有能力爱另一个孩子。她以她的父母举例，他们对她的“忽略”在外人眼中成了开明的象征，与此同时，他们对她弟弟的全然关注和掌控，其实是对他真正需求的全然忽略和漠视。这是两种形式的“忽略”，本质上并无区别。
在过去多年的学习中，她学的都是承袭自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大概从2018年开始，她意识到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强调自由、边界，中国人强调适应、忍辱负重，强调个人承担家族压力，同时不能过分失去自我。
有段时间，姐姐在学一门心理学课程。那门课程与知识或技术无关，课堂上教的是练字、站桩、打八段锦，还要读黄帝内经。在姐姐的出租屋里，我见到书桌上摊开的字帖和笔筒里的毛笔。我对此十分困惑，她为什么要学这些？后来我明白了，她想把根扎得更稳，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困扰。她告诉我，她想去探索，在社会已经变迁、家族结构崩塌、男女角色改变的情况下，人们想要获得自由，该如何去转化身上残留的传统的感觉？
这显然不是告诉对方你该独立、追寻自我就能解决的困境。尤其是在小镇上，你无法轻易地建议一位女性成为出走的娜拉。这种说法对她们来说太轻飘飘了，甚至有些残酷，这忽略了她们身上错综复杂的线索，以及背后不断影响着她们的庞大家族。
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些内在困境。面对困境，我是那个选择“出走”的人。我告诉姐姐，只有离开，我才能自救，我渴望获得新的体验，覆盖掉过去的生命记忆，渴望像壁虎一样断尾求生。姐姐问我，你心里不感觉不扎实？不觉得无根吗？我说会有，但年纪更小时，这样的感觉更强烈，这些年，我越发认为我就适合这样的状态。
她又问，离开之后，问题是不是没有得到解决？我点了点头。她说：“你肯定没有看到 ‘底’，其实我现在也没有看到 ‘底’，我也还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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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姐姐开始用一种“家族”的眼光去看待人身上的心理问题。她感受到新的乐趣，认为在中国做心理咨询更有探索性。因为在帮来访者看到问题的同时，她也在帮助对方看见自己的位置，这包括了一个人在家族当中的位置。
姐姐跟我举例，她的母亲、我的三姑，她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她是家中的第3个女儿、第5个孩子，奶奶一共生了8个孩子，有两个女儿被送给了别人。三姑作为被留下的女儿，“她为什么还能存在在这个家里？她拼命地让自己获得认可，她刷存在感，她觉得， ‘我对你们有用就够了’。”——这是女儿对她的解读。
事情的确如此。三姑强势，但没有自我。她随时在为这个家族里的其他人服务。在我的儿时记忆中，她没有稳定的工作，每天做饭、打扫卫生，为不同亲戚家的事情忙碌，她家就像我们家族的信息中转站。她非常非常瘦。
初中时，有几年时间，我被寄养在三姑家。那时姐姐已经上高中了，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在我眼中，姐姐是很耀眼的人。她能捕捉到非常细微的东西。会赞颂一片叶子、一朵花。她为每一道菜取名字。她会用“蓝色的、雾气的”形容一首歌带给她的感觉。她亲手给娃娃做衣服。她带着我们披着床单演古装戏。她呼朋唤友地编排舞蹈。
我一点也不怀念童年，但和姐姐相处的时光是例外。儿时我觉得生活很糟糕，但同时，我又觉得这样的糟糕很正常。我在童年时习得的一个技能就是与糟糕相处。我想姐姐也一样。我知道她的生活没有看上去那么完美。三姑和姑父有时会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十几年后，姐姐告诉我，那时她总是要去劝架，劝完架后要安慰弟弟，等到回房间才能哭，也不一定能哭。那时我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场景，总是装睡，而她觉得生活昏暗。有段时间，她每天上学心里都战战兢兢的。她担心回家后打开门，会看到父亲抱着倒在血泊中的母亲。
她度过了非常混乱的青春。在我们儿时生活的世界里，大人和小孩都很容易受伤。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大街上。我母亲总是为离家出走的哥哥提心吊胆，他回来时常常带着血迹。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在一个夜晚被乱刀砍死在我们小区门口。成年后，我曾跟朋友说起过这件事，对方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女孩。故事在她耳中蒙上了残酷青春的滤镜，她觉得如电影般特别。但对我来说，满是痛苦。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对家乡夹杂着害怕、厌恶和顺从，就像生锈的铁门、楼梯间带着苔藓的陈旧气息一样具体。小时候我很爱哭，总是处于绝望又崩溃的边缘。但姐姐似乎总有力量脱离这一切，她总能从糟糕的事物当中发现美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和她在一起，我从未见她情绪失控过。她像一首诗，或者一个月亮。后来她告诉我，那些也是逃避，但做些积极的事，多少能带给人生机。
儿时，这些事情像火山爆发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从小最大的心愿就是逃离这一切，长大后坚决地这么做了。我以为姐姐也是。但她却在毕业后，立刻回了家。她身上有沉重的长女的责任。
从家里搬出来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过去30多年都被占据了。她无法去谈一场公开的、足以走到婚姻的恋爱，因为家里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她心里充满了不安。她觉得应该要让这个家更稳定些，这样才有力量让另一个家稳定。毕业头7年，她将大部分工资都给了父母。与此同时，她觉得应该等弟弟找到稳定工作后，自己才能离开这个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她苦撑的家庭没有变化。
我问姐姐，你学过那么多知识，假如你的来访者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且为此苦恼，你不是会引导他给自己留一些钱或者早点离开吗？
姐姐告诉我，书上学到的东西，或者说你知道的东西和你真正感受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不会在心里面有一种 ‘我应该给自己留东西’的念想，你就没有被培养过这种念想”，她说，“我们不是靠知识来让自己成长的。其实真正有用的不是知识，而是思维方式。”
不过，无论是我的早早逃离，还是姐姐34岁后的“独立”，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都不轻松。从表面上看，姐姐发现，当她离开这个家时，家人被迫承担了他们原本逃避的沉重，变得负责和能动起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会担心，当我们拒绝供养这个家之后，他们能不能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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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样的担心合情合理，这跟你是否是独立女性没有关系。知识和见识应该帮助我们看到父辈身上的挣扎和匮乏。正是这种“看到”让我们感觉沉重。这样的“沉重”，以不同的方式牵扯着我们，也牵扯着他人。比如她的来访者，还有她的学生们。
她在学校教了15年书，遇到的学生从90后一直到00后。她看到他们的区别、父辈对他们的影响：90后的学生更自我一些，他们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最大的困扰是人际关系，一般是同学关系，但多聊几句就会发现，症结是原生家庭。
他们的父母多数是70后，赶上改革开放，信奉努力就有机会。他们为子女创造了相对优渥的成长环境，因此，他们的孩子没有吃苦的经验，却被父母提前灌输了那样的价值观。环境与价值观相互碰撞，这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
此外，现代化消除了人的真切感——温度体感被空调抹掉，时空感被科技消除，人与人的亲近感觉被信息替代，人们想要获得即刻满足，这让人失去了生活的激情。他们的人生失去了确定感。他们很卷，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卷，甚至对此感觉厌倦，但周围的人都这么卷，只好跟着卷。“他们不知道一个人真正有意义的感觉是什么。”
到了00后，他们更敢于展示自己了。他们成了二胎时代中的哥哥或姐姐。在他们身上，姐姐感受到了时代的回落。
她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老师。每次过年回家，我总能遇见姐姐的学生。他们毕业多年后仍常常来找她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和他们关系亲密，看上去毫无距离，但后来，姐姐告诉我，那其实是一种“冷漠”。
她跟我说起一件事，发生在她工作的第一年。有一天，她在学校的咨询室为学生做咨询。另一位来访的学生在咨询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姐姐做完咨询走出去，外面天已经黑了，灯光透过缝隙隐约打在楼梯间，她看见楼梯上有个人影，手垂着，她顺着楼梯往上看，看见了血迹。那位等待她的学生，另一只手中举着一把小刀，正在自残。
那是姐姐第一次见到有人自残。但她一点都不慌张。她在他身边坐下，问他怎么了？她陪他聊了会儿天。十几年后，那位学生已经快30岁了，他们依然有联系，当他遇到重大挫折时，偶尔还会有自残的行为。
姐姐跟我讲这个故事，目的是印证自己的“冰冷”。她说她看上去和学生关系不错，但她在成长过程中见识过太多暴力，“经过家庭的洗礼之后，我是一个稍微比较冷漠的人。”我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也时常觉得自己冷漠。
不过现在，姐姐体会到自己与学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的确是朋友，关系密切，区别在于，“我以前的那种关系，其实我不能站在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和一个孩子建立亲密关系，我只能 ‘我也是小孩，你也是小孩’。”她说，这两年出来独立生活后，她开始租房子、为自己做饭，做一个人独立面对社会时真正应该做的事，这时她才开始成熟，才真正滋生出对年轻人的爱和关切。
这是她的人生命题。蜕皮之后，都是沉重。这是她过去接近40年里不曾触碰的、迟迟到来的成长。在她眼中，像过去那样，每年尝试一些新鲜事、组乐队、旅行、跳舞都不再是“意义”。那些东西对现在的她而言都太轻了。她希望“意义”与年龄及所处的现实连接起来，沉重，但更有力量感。比如赚钱还房贷——是的，2020年，从家里搬出来的第二年，她给自己买了套房，努力把工作室做起来，养一只狗且对它负责。
她没有不结婚。恰恰相反，她比我想象中更加渴望婚姻。出于一个在我看来有些神叨，但不无道理的理由：她想要改变家族消散的命运，化解祖辈们逃掉的沉重与绝望。她决定，从泥土里重新生长。她告诉打算继续飘飘荡荡的我：“如果你知道跟另一些人绑定亲密关系后的感觉有多么珍贵，你会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那种深度的信任带来的踏实和稳定，是一个人达不到的。”
她工作了15年，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越发强烈。她告诉我，外界常常误以为心理咨询是在用技术帮助他人，但其实不是的，心理咨询是咨询师作为一个人本身给对方的感受。它更取决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它有点类似于破案，要跟着来访者，提着灯笼慢慢地寻找线索，帮对方找到一把又一把钥匙，让他自己去把门打开。
她因此很少有职业挫折感。她告诉我她享受她工作时的每一分每一秒。每每遇到困难，她都视为一次可以成长的机会。她知道突破的路径在哪里。这条路只能通过解决痛苦来实现，而每一次从痛苦中蜕变，她的能量感都能得到提升，她跟我说，这就像根扎得越深，枝叶越繁茂。
当我提出，我无法认同挫折，我常常觉得如果不是那些挫折我可以过得更好时，姐姐告诉我，浅表的快乐不值得追求：“你可能有一点过分认同挫折。认同之后，你就无力。只有穿越挫折，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她说，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必备的技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但“正常”不是指一个人幸福、快乐、顺风顺水地长大，而是该有的痛苦也要有。因为我们必定会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挫折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巨大的震荡。只有经验、经历丰富，感觉丰盛的人，才能让那些震荡在心里迂回旋转后还能绕出去。我们必须走向过去我们最害怕触碰的角落，去探索、审问自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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