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包包，编辑：阳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 年的秋天，我来到香港读 Master（修课式硕士），在疫情中度过了一切都归于沉寂的一年。回忆起当时的生活，依然觉得像是浮光掠影般模糊。
我的三位朋友在过去几年的不同时段来到香港读书。而随着年初香港和内地通关，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也将香港视作留学的首要目的地。
这几年，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联系逐渐恢复，一些对话则难以再度展开。在各种意义上的断链与续接、离开与留下后，我想通过 TA 们的经历来填补那一年的空白，以及，当物理上的连接恢复后，那些不复存在的失落又该如何填补？
一
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新亚书院的圆形广场上，刚入学不久的九日正在等待一场讲座的开始。这是一个扇形环绕的下沉广场，台阶自然地形成了座位和舞台，弧形的回声石墙上镌刻着历代毕业生的名字。
不同于封闭起来的现代教室，圆形广场对周围的一切张开怀抱，包含天光、晚风和人。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刻，越来越多的同学和慕名而来的听众聚集在这里，席地而坐。
那天的讲者是龙应台，题目叫做“青春迷惘后发现的十三件事”。讲座开始之前，龙应台让“山顶”上挤着观看的观众们到前排坐下，又提议大家在日落的时候齐看夕阳。
这样的场景让九日想到高中时在书里读到过的民国历史，在她的想象中，民国的学生们就是如此围坐着听老师讲课。有那么一些瞬间，她觉得这就是心目中大学生活该有的样子。
九日是 2017 年入学香港中文大学的本科生。在来香港之前，作为远离粤语区的北方人，她对香港并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期待着能去一个离家尽量远的地方。
在她的印象里，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繁华的大都市。但同时，也总有一些声音诉说着它正在“没落”的故事。
来香港的第一天，天气特别好。飞机落地前，透过窗户，她看到地面上的小岛轮廓变得清晰，岛上有山，也有树。学校的接送大巴开在高速上，地面上的巨大白色繁体字地标和蓝色的路牌提醒着她，这里就是香港了。
公路旁边是海，再远一点是山。她憧憬着在这样一个非常清澈、晴朗的地方开启一段新的生活。略带幽默意味的是，后来她才认识到，香港最大的气候特征就是阴雨潮湿。
二
中大人常常自嘲很“颓”，因为学校依山而建，又地处远离繁华港岛的沙田，沾不上中环的“精英气”，同学们的标准装束是“颓 T” 加人字拖。
“颓”和当时在内地讨论很多的“丧”有相似之处。香港年轻人“揾工（找工作）”的压力并不小，学业也并不轻松，再加上彼时社会氛围的紧张，他们普遍处在低迷的情绪中。但在校园里，你总能找到暂时喘息的地方。
九日很喜欢中大人的“乞丐气质”，对于她的许多同学来说，成为律师或者金融分析师并无太大吸引力，学校也在制度上保护了这种天真与任性。
比如，学校对于转专业并没有很严苛的条条框框，更看重的是学生自己的考量和决定，而非硬性的成绩标准。
九日在亲戚的建议下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但大一的学习让她觉得自己实在对经济不感兴趣，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学科，反而社会学探讨的现象和议题对她更有吸引力。于是她递交了一份讲述转专业理由的说明，再经过一个简单的面试，很顺利地转到了自己更想读的社会学专业。
九日告诉我，因为中大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学校还有一个专门记录树种和鸟的 app，叫中大树与鸟。里面可以看到校园里的每一种植物和鸟是什么品种，出现在什么地方，甚至还有编号和校友捐赠的信息。
紧绷与放松的混杂感和香港给人的感觉一样，九日觉得它永远都很复杂、很丰富。“它既有非常都市和现代的部分，也有很多可以和自然交流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密集地聚集在一起。”从高楼林立的中环，再走两个街区，可能就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茶楼或老街；在离岛或更远的地方，则可以找到很多被海环绕、植被丰富的村子和小岛。
九日喜欢坐天星小轮，从极度现代的港岛，搭乘极度传统的轮渡，然后到对岸的离岛享受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一方面有时候你确实会感到有些压抑，比如文献总是看不完，比如高峰期的港铁上总能看到站着睡觉的人，但另一方面你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东西去看，永远会应接不暇。”
三
小王也在当时那场人山人海的讲座现场。他过去读过龙应台的书，很喜欢其中的一些论述。
本科毕业后，他和大多数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一样迷茫，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他在本科老师的推荐下来香港念社会学 Mphil（研究型硕士/哲学硕士），这个两年制的项目可以申请全奖学金，正好有位老师也对他的研究计划感兴趣，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来到香港。
小王关心社会议题，他隐隐觉得现状不是自己想要的，但在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潮之中，他亦困惑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在香港读书的经历可能会帮助他寻找答案。
虽然有时候，小王和同学甚至老师会发生观点上的冲突。
小王曾和研究生室友讨论过龙应台所言“不在乎大国之崛起”，室友很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觉得没有国家的强盛，何谈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小王并非完全赞同龙应台，但他认为，在主流叙事遍布日常的时候，更需要听见个体的声音，因为那事关具体的尊严和权利。
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日常关系，小王和他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反而因为如此，两人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自己对不同问题的看法。
人们在一些观念上会有分歧，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也能达成共识，这是小王所理解的交流。但让他感到惋惜的是，如今更多人只想知道你选 A 还是 B，没有人在意 A 和 B 中间还存在着哪些难以被定性、被标签化的可能性。
小王很感激在中大可以听到很多像这样的近千人的公开讲座，以及日常生活中微小、多样但同等重要的声音。不论这些言说是对还是错，在这里都允许被公开讨论。
他在硕士毕业后选择继续读博，笑称“虽然学术做得不咋地，但我还是特别喜欢学校的环境”。今年是他在香港的第六年。宿舍在后山，PhD 的办公室则在山脚的大学站附近，他每天的行程都会跨越整个学校，便有充分的机会欣赏校园的风景。他习惯在吃完饭之后，吹着风，在湖边散散步，看各种各样的鸟停在湖中间，心情也会变得平静。
四
提到香港，人们总会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的城市之一。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的作者、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曾经带九日所在的班级去过著名的重庆大厦。走进楼里，电梯旁挂着密密麻麻的牌子，指示着每一层楼的不同目的地：各种各样的宾馆、餐厅、香料店、手机店，不一而足。不同的人种在狭窄的空间里来回穿梭，光怪陆离的场景扑面而来。
九日在和朋友们喝酒的酒吧边上遇到一个黑人朋友，他们在门口交谈了一会儿，得知他在香港做足球教练，空余时间就会经常来重庆大厦和同种族的朋友一起交流、喝酒。
这样的例子在香港随处可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多重身份，但在这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平时在雇主家做事的菲佣姐姐，在周末一两天的假期则会跑到中环遮打道高耸的商厦之间，或是在公园附近铺上垫子，和姐妹们晒太阳野餐，支起手机录视频，练习唱歌，跳舞。
最初，九日也是带着对文化多样性的憧憬来到香港的，但她渐渐发现，“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要真正做到“融合（inclusion）”却很难。
新生入学时，学校会举办迎新会，但它却是分成三个平行板块进行的——本地生、内地生和国际生分别有自己的迎新会，相互之间并没有交流。被分成三个板块的迎新会也隐喻着学生们在校园里的状态，虽然九日也会和一些本地生有交流或是成为朋友，但是关系很难变得更为亲近，“本地生、内地生和国际生好像在三个平行世界，各自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
作为社会学系的学生，老师会带他们去香港的很多地方开展 field trip。尽管在学校修过初级粤语和中级粤语，在和本地人访谈、交流的过程中，说着相比本地生更加缓慢的“塑料”粤语，还是会给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这种时候，九日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似乎确实还是一个异乡人。
身份也是个很暧昧但重要的话题。
初来香港时，小王觉得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距离似乎挺远的，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总是以国际生、本地生或者内地生来界定自己。
有一次，一个本地阿姨问他是哪里人，小王条件反射地以为她问自己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于是自然地回答自己是内地来的。阿姨说，我当然知道你是内地人了，我是问你是哪个省来的。
那时候小王意识到，大部分香港人也都是从内地移民过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大家在文化上总是有着一定的接近性，但在经年累月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所认同的身份。
五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香港很快出现了本土病例，不少学校转为线上授课，香港和内地之间也开始有了通关限制。因为不想上网课，九日和很多同学一样，选择向学校申请 gap 一年，先做一些实习或其他的事，等恢复线下授课后再回香港。
而这一年，我正式入学开始了在香港的留学生活。小王则继续在中大读 PhD。
尽管一切学校活动几乎都转到了线上，我还是希望可以去香港体验当地的生活，并乐观地推测这次网课不会持续太久。于是 9 月初，我和在线上联系到的同学一起填完一系列的健康申报表格，带着若干个二维码，通过了人流惨淡的深圳罗湖关。
根据港府要求，内地来港人员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为了顺利居家，我们提前很久就在网上找到学姐转租的房子，完成线上签约。一边查阅过关攻略，一边线上购买生活用品和食物，并确保它们能和我们在同一天到达在香港的家。
第一次去学校时，我和室友坐上校巴，新奇地看着窗外，跟着它爬上陡峭的山顶，到达新传学院所在的新亚书院。学院里没什么人，钱穆图书馆也是闭馆的状态。
我打卡式地给空荡的圆形广场上竖着的“New Asia College”拍了一张照片，读着公告栏里的《新亚校歌》。直到在网络上找到了龙应台的那场讲座，我才得以想象圆形广场上充满人气儿的样子。
第一学期，我几乎是在出租屋里上大学，班上的同学有一半都在内地，直至毕业，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从未见过。就算是小组讨论，也总是面对着 Zoom 的会议界面隔空对话。
回忆我在香港的日子，一切都围绕着这间并不大的小屋发生。在小屋里做饭、上课、读文献、写论文，喝尽不同口味的维他柠檬茶，吃数不清多少次的麦当劳，还算幸运的是有一扇小小飘窗，让我可以在飘窗边收集阳光，看飘窗下孩子们在台风天里玩塑料袋。
当时的我们，想不到通关会是一件如此遥遥无期的事，直到慢慢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九日和小王在香港所经历的一切——挖掘自己感兴趣的各种讲座、在香港国际电影节观影，我都很少体验过，我很羡慕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完整”的香港。
尽管如此，我和小王、九日也共享着某些记忆，比如，我们和其他学生一样，都吐槽过大学站月台与港铁之间的巨大缝隙。
在记忆里，那些课业压力曾经带来的焦虑早已淡去，但留下的最治愈我的瞬间依然是那些走出门的时刻。在黄昏时分，从维多利亚港乘坐天星小轮到尖沙咀，吹着海风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海水被轮船冲起波浪，旁边驶过的冲浪小艇上，有人向着我们招手。到岸时，跟着慢慢放下来的船板走下船去，恰好听到音乐传来，看到年轻的乐队在路边演出，围着一圈驻足倾听的观众。这是我每每想到香港时，印象最深刻也最平静的画面。
那一年似乎是停滞的一年，我在动物森友会里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尽管疫情的阴云笼罩，但香港人也如常挤着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上下班，所有事情好像依然如同相互勾连的齿轮一样规律地运行着，只是历史的痕迹不断覆盖着另一层痕迹，有一些痕迹就难以重见天日了。
七
我经常安慰自己，很多没有做的事情可以再回来体验，但很多东西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就很难重新来过。
直到九日在香港租的房子到期时，她也没能赶回来，只好让朋友帮忙打包好行李退租。
九日只能在日记里和这个房间告别：“这个地方混合了很多我个人的记忆以及这个社会的记忆，然后它就在那里戛然而止，和很多事情的戛然而止一样。那些与自己有关的小情绪，那些与时代有关的大情绪，都让这个空间丰满而感性起来。如今我和它作别，历史的潮水也毫不留情地淹没喧嚣，继续奔涌。”
在我毕业以后，面授课已基本恢复。九日也在 2021 年秋天回到香港继续她的学业。空气中弥漫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气息，一切都看上去很平静，但很多东西又在悄然地消失。
大学食堂前的文化广场上，横幅换成了“棱角分明，毋负期许”。服役 30 载，与站台距离总是很大的港铁，正在迎来全面焕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这座小岛，成为“离港潮”中的一朵浪花。
2020 年底，中大宣布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将不复存在，仅保留馆藏在图书馆。亚太研究所下属的“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也改名成“社会创新研究中心”。
这些小事，在社会的巨变中如同小小的涟漪，却也将一圈圈的波纹传向更远处。
在一些本地朋友的社交媒体上，九日看到他们表达对香港的不舍，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分别的忧郁情绪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弟学妹会问她在香港读书会不会遇到歧视这样的问题。
22 年的夏天，九日从中大毕业，继续去英国留学。她在申请文书里写到，自己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中间人（in-between）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不论是在香港和内地，国内和国外，她在任意一边都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而是一个掉在缝隙里的人。
七
我的朋友 yy 在这一年秋天成为香港浸会大学财经新闻的 Master。在她眼中，香港正好是一个离家不会太远，某种程度上又更加自由、包容、国际化，以及“留下来做中文新闻比较有希望”的地方。
因为香港的青年人才流失，政府开始积极地调整人才引进政策，比如，把开放给毕业生申请的 IANG 工作签证年限由一年延长到两年。香港的工作机会变得更多，和 yy 一起入学的内地生们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在香港工作作为选项之一。
就读新闻系，让 yy 有机会到香港的不同领域进行采访，比如做流浪动物救助的本地组织。在和受访者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总是会很耐心地用缓慢的普通话回答她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鼓励着 yy 变得更加开放，也让她更愿意了解和接触各种各样的香港人。
随着防疫限制的逐渐放开，她有机会跑去中大听卓越传媒人驻校计划的公开讲座，参加很多独立书店举办的线下活动。
有一次，深水埗的一拳书馆举办真人图书馆，活动邀请了记者和导演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大家像朋友一样自在地坐着聊天，分享者并不单方面地输出，而是积极地鼓励大家提问。相比过往参加的一些活动，yy 在这里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和尊重。
但与此同时，yy 也在反思，如果不是在香港读书，自己好像不会对香港文化产生过多的好奇。yy 的很多朋友觉得，内地和香港之间只要没有冲突就好了，但她认为更可怕的是，互相不再对彼此抱有好奇心。在香港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偶像团体 Mirror，内地很少有人知道，而香港的年轻人似乎也并不关心内地正在流行的是什么。
八
yy 的话让我想起了 2021 年初的一个深夜，在某个聊天 APP 上听“两岸青年大乱聊”，很多两岸三地的朋友感叹“原来我们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然而那些交流只存在了几个夜晚，还有太多的“好奇心”没来得及被满足，便被切断了。
而将切断了的生活重新衔接上，就能够让对话继续展开吗？我们还能够真的理解甚至共情彼此吗？这些问题远远没有答案。
3 月的第一个周末，香港一年一度的 Clockenflap 音乐节在停办三年后终于顺利举行，并创下自创办以来首次门票全数售罄的历史性票房。来自欧美、东亚的乐团和港台新生代音乐人得以齐聚在中环海滨，对着维多利亚港演奏。
因为陆港通关，外加“口罩令”的解除，我看到身边和网络上的很多内地朋友都去到了音乐节的现场，看着他们从现场传来的视频，热烈的声音、灯光、烟雾和背景里的维港交融在一起，让人感到香港好像依然是那个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的窗口。
我一边为重新归来的繁荣感到开心，一边又不确定这种繁荣是否只是一种假象。我知道有些东西确实是不会再回来了，但也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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