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不出意料的观察到了两种倾向：“不要过度解读”和“要过度解读”。考虑到只需要节选“不要断章取义”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要断章取义”，这两种倾向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希望不要过度解读的人也无法否认朗朗上口的歌词中被吐槽的某次剧本杀游戏中出现的“边缘—中心”矛盾，而希望过度解读的人或许对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一无所知，却也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的被吃着韭菜盒子的神秘公主与抽着电子香烟的异域王子骑脸输出中体验何谓“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意外，最近伴随着“孔乙己文学”与“《我为什么不喜欢孔乙己文学》”引发的争论，果然有网友将两者联系起来，在B站上发布二创作品《阳光开朗孔乙己》，不过20小时已有上百万播放量。前段时间，“骆驼祥子文学”引发的网络愤慨还未消散，对“孔乙己文学”的争论和批评又再添一把火。
《阳光开朗大男孩》为什么会被网友们过度解读？并为什么会有人将“孔乙己文学”与《阳光开朗大男孩》嫁接在一起并引起共鸣？为什么这些年被一些官媒树立的正能量形象和宣传话语总是会遭到网络上年轻人的抵制？我们恐怕要从本文开头提到的“边缘—中心”矛盾来说说。
巴西社会科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经济社会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依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这对于它们当前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这套模式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当是耳熟能详的，因为自中国踏入追求现代化之路之后，这种“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显然并不独属于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如此，“城乡二元”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完全可以被拓展进依附理论提出的经济模型当中去的。
事实上，依附论者松凯尔就曾说过，“我们设想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普遍进程的两面……它在地理上表现为两大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先进的、发达的、宗主的国家与不发达的、落后的、贫穷的、外围的、依附的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国内根据地域、落后的、原始的、贫困的、依附的集团和活动的两极分化”。
显然，作为发展仍然很不均衡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边缘—中心”的矛盾结构，依附的现象，在我们国内也仍然广泛存在，只是很多的问题在统一目标下，在长期高速发展建设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默契的牺牲。然而，在高速发展多年之后我们进入转型时代，身处边缘结构的人们被无孔不入的互联网照见于中心结构之上，自然会有人发出种种疑问与不满。
当下对“孔乙己文学”争论与批评的背景，是去年以来的高失业率，以及史上最多的毕业生人数所引发的青年群体“毕业及失业”的广泛焦虑。（目前比较权威的数据来自于去年七月，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9.9%、4.3%）。
工作无忧，旱涝保收的人可能很难理解招聘市场上5000一个熟练工3000一个大学生的情景对于被父母倾注了大量期望的人的伤害有多大，特别是享受过了过去三十年帕累托最优改进带来的发展红利的父母辈们其实很难理解今天应届生的焦虑与失落，更不要说即使大学生/研究生们放低预期，年景不好的现在，提供了大多数就业岗位的各类中小型企业所有人更是不会去雇佣一个想法多出力少的大学生的。大学生们绝不是为本就抗风险能力较低也缺乏专业知识和融资手段的小老板们的选择。
就算真的如同某些人的假设那样，大学生们去当了环卫工劳动模范，那么这也必然意味着原本可以去当环卫工的人必须另谋出路了——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以目前环卫工群体的平均情况而言，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在这样的年龄下继续“向下兼容、向下内卷”？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对“孔乙己文学”的批评中，网络青年们的愤怒与消极反抗从哪里来。指责当代“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们是眼高手低、是自甘堕落的孔乙己，估计是没有体会过校招与社招中的辛酸与无奈，而且“向下内卷”根本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去牺牲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边缘群体罢了。
往大了说，这不过就是一种话语陷阱，通过强调还有更边缘的群体来否认事实上已经是边缘群体的青年们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客气的说，这几乎是一种PUA，是一种懒政。
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柯拉柯夫斯基在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中》描述过一种政治犬儒主义，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即“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一种枯燥乏味的思想例行仪式”。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林哲元认为这种政治犬儒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在宣传中虽然仍然沿袭过去的意识形态用语，但没有人真正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只是维持表面的信仰仪式。
当“孔乙己文学”的批评者面对质疑时表达出“自己也是加班熬夜的辛苦打工人”时，对官方意识形态依然有所希冀的人们很难不在脑海里pic出一度爆火的《觉醒年代》中，先行者们追求八小时工作制时的场景。而这种代表着经典官方意识形态的景观一旦与当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布道者创造的景观发生碰撞，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之处：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追求的都应当是人类的自由发展，因而加班这种阻碍人类自由发展的东西显然是应该被摒弃的。即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许依然不能避免过劳，却也不应当将这种过劳进行轻浮的解构，毕竟这是损害意识形态载体自身的行为。
从更深一层来说，就像文章前面提到的，城乡二元即是依附论在国家内部的表现。那么，正常的解决方式应当是调整经济结构，打倒各种意义上的依附阶层，发展独立自主的高新科技，破除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独立而自由的发展。
只不过，这绝不可能通过让大学生去当环卫工来实现，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Dr.Luo指出，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分期本身就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建构的工作伦理和分工秩序被质疑的基础上。微观上很重要的驱动机制是教育，教育除却可以培养合适的人力资源生产要以外，教育还可以带来材料和要素们关于个体尊严和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对抗性反思。所以号召回归工作伦理和分工秩序简单生活方式这种怀旧主义是无法应对新历史分期的内在矛盾的。
我们在学习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时，相信大部分的教案与老师都会强调孔乙己的悲剧是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而如今，却有人认为孔乙己悲剧的“真相”是其人“好喝懒做”、“总是偷”、“除了读书写字没有其他本事”，这真是堪称对鲁迅的晚期资本主义解读了。
当代青年面临的问题是“好喝懒做”、“总是偷”、“除了读书写字没有其他本事”吗？我想不是的，孔乙己再落魄，终究还是知道茴香豆的茴有四种写法，写得了一笔好字的。因而，似乎看起来只要改了好喝懒做和偷鸡摸狗的毛病就可以过上起码温饱的生活，可在微软推出的ChatGPT系列席卷全球的今天，即使你会背康熙字典又能手写印刷体，缺乏个人资本要素和社会资本要素的当代青年的劳动市场议价能力已经被进一步降低了，如果不改变结构性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青年何止不是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反而欲做孔乙己也不得了。
谈《孔乙己》就离不开那句经典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还是要记住，这“哀其不幸”可还在“怒其不争”之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