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又来访华了，上次来吃云南菜，这次在广东吃粤菜、到北京又直奔川菜馆子，临走前不忘去趟三里屯酒吧。惯例还要搞什么撤掉屏风、倾听中国历史文化的表演，却在正式会谈场合拿不出一点合作的诚意。
国是咄咄逼人，琐事作秀作足，为了找点可吹的素材，耶伦可谓含泪连续品尝中国美食。
我们在上篇文章《耶伦的回旋镖来了，这次打到谁？》就说过，如果耶伦部长真的很想跟我们中国人民一起吃饭，就别惦记砸我们的饭碗。欧美过了300多年世界人上人的日子，无论是辉格史观的民主宪政、还是现在经济学热潮的保护私有产权制度统统都是表象、结果甚至谎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国际高端工业体系，拥有更强的利润话语权、能够更高效地行使有组织暴力掠夺收割而已。
而德法美等英国之后的工业国在爬向工业皇冠的路上，没有一个不使用产业政策的。尤其是美国，从立国的一刻起就大搞产业扶持，是举国体制真正的发明者，也曾是这一制度最熟练的运用者，先有拉英国下马，后把日本一顿暴打，铸就并保护了美国高端工业垄断者的地位。
中国人民也想毫不肉痛地吃大几百的陶陶居，但我们的选择是埋头搞工业、和平竞争。可躺着吸金融大麻的美国人却丢了祖传手艺，耶伦撒币出去，本土工业复兴遥遥无期，还忝着脸来游说中国放弃产业政策，开国财长汉密尔顿有知，怕不是要爬起来和他的首位女性后辈再来场决斗。
产业政策刻在美国经济的DNA
产业政策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引导或控制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总称。现在，一说产业政策就想到补贴，这是因为补贴是最明显的产业政策手段，也因为欧美长期攻击我国以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导致的下意识思维。实际上，关税、政府采购、技术转移、国际贸易安排等手段都是产业政策工具箱的组成部分。
现在谈论美国政府干预经济，大抵从凯恩斯主义下的罗斯福新政开始，实际上，美国干预经济的历史与它立国的历史几乎一样长。
作为大英爸爸的殖民地，十三州是不折不扣的农业经济，供给英国本土刚刚燃起的工业革命之火。主要产业是小麦、烟草、棉花、木材等农产品，主要能源是黑奴和契约工的血汗。这样一个农业国怎么可能靠无形的大手从燃料变成工厂主，乃至登顶全球工业霸主地位？
了解过经济学说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后发国家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保护起步期的本国工业，免受先发国家成熟廉价产品的冲击。美国首任财长、耶伦的大前辈汉密尔顿就是这一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
1791年，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制造业报告》，力主制造业才是经济的未来（这一现在理所当然的论断在当时经济环境下还颇有争议），美国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并保护他们不受欧洲老牌国家工业或手工业产品的冲击。
具体执行上，汉密尔顿列举了几乎当时所有的制造业门类，交出了一份详细的产业政策提案。总结下来，共性核心措施只有三条：降低制造业原材料关税，大幅提高制成品关税，用关税收入补贴美国制造业供应商。
汉密尔顿的名声没有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响亮，但他足以称得上是现代美国政府和经济的奠基者。他不仅参与撰写《联邦党人文集》，在精神上确立了联邦而非邦联的建国理念，还亲手建立了美国的税收、国债和中央银行制度，还以幼稚工业保护政策为美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初动力，把国家干预的产业政策刻进了美国的DNA。
暴躁老哥汉密尔顿还喜欢物理政斗，和副总统伯儿的决斗让他送了命，他的经济思想也没有在他生前实现。一方面是麦迪逊、杰斐逊等南方奴隶主坚决反对扩大联邦经济权力，以及低农产品关税、高制成品关税，不光加剧他们庄园产品在本土的竞争，还可能惹恼英国不允许美国农产品自由进入。代表落后生产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最讨厌本国政府干预经济，最担心友邦惊诧，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我在说反对各种产业回流政策、害怕中国撤回金融开放承诺的华尔街资本，你在想什么？
另一方面，英国的军队就驻扎在加拿大，准备随时“开门，自由贸易！”不过等到1812年英国人真打过来了，不用再担心的美国为了筹集军费，一口气把制成品进口关税拉到20%，到1820年再翻一番到40%。
南方奴隶主当然不可能对偏向北方工商业集团的关税格局忍气吞声，薅多少外国人的羊毛竟成了南北战争的导火索之一。但更先进的工业就是更强的暴力，北方教训南方佬后，美国产业政策“变本加厉”，钢铁、纺织、铁路等工业革命明珠受到了更强的保护与扶持。尤其在19世纪末跨大西洋海运成本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关税就是保护美国工业的最后壁垒。
铁路大跃进则开启了典型的美式举国体制。《太平洋铁路法案》规定，指定的铁路公司每修成一英里铁路，联邦政府就发行定量的国债券补贴公司，并授予铁路两侧5英里的土地林矿所有权，甚至直接出动军队屠杀不肯交出土地的印第安人。后世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都没有夸张到在经济活动中展示国家机器最纯粹的暴力。
很多产业政策长达百年之久。1920年美国通过《琼斯法案》，规定美国港口间的运输船只必须使用美国材料、在美国建造，由美国人控制75%所有权，由美国船员担任。百年来，对琼斯法案的批评不绝于耳，但历任总统和国会岿然不动，4万漕船、65万漕工的国内航运的蛋糕只能由美国寡头分食，“自由市场”别想碰到分毫。
19世纪末，边际革命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姗姗来迟，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正朔。从新古典到新自由两大市场至上学派，都将主张政府干预的汉密尔顿视为大逆不道，所以他本人以及国家干预在美国工业崛起的叙事中被极力淡化，反而是“狂野西部”的个人自由传奇成为了宣传主流。今天比尔盖茨辍学、乔布斯车库装电脑、钢铁侠马斯克等充满“企业家精神”的段子，皆出自这种指导思想。
不论后世叙事怎么截取阐述，不论市场万能论传教士怎么叽叽歪歪，都改变不了铁的史实：美国工业对英国的全面反超发生在关税壁垒之后，而不是自由贸易大旗之下。经济国父汉密尔顿把产业政策四个大字牢牢地刻在了其思想之中，美国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肌肉记忆，可比鼓吹市场万能论的那张嘴诚实得多。
冷战以来“美式举国体制”战果辉煌
网上有一句话：“穷则贸易保护，达则自由市场”，用来揭露美西方在产业政策上爬上墙踢开梯子的嘴脸。对此笔者并不完全同意，美国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双标并非利用发展阶段差异做文章，而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发达了的美国也从没搞过真正的“自由市场”。
上世纪30年代，工业已经独步全球的美国政府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新一轮背书和手段指导，终于将“举国体制”修炼大成。罗斯福时期的举国体制还有应对大萧条和二战的“借口”，那么战后美式举国体制的壮大就是对耶伦和鼓吹放弃产业政策的肉喇叭的最好回旋镖。
信息革命无疑是战后最重要的经济浪潮，美国在信息科技的优势使其在军事、经济和民生方面全面领先苏联。美国政府始终对信息技术的硬软件产业保持高度关注，并且整合全国各方资源集中予以发展，所以我们就以半导体产业为索引，看看美国人怎么把举国体制发挥到淋漓尽致。
半导体技术源自军工需求，美国军方是半导体产业早期最大的投资方。美军不仅为通用电气等老牌企业建立晶体管等集成电路生产线提供资助，还利用采购合同的方式扶持了一大批新兴半导体企业，其中就包括硅谷的黄埔军校——仙童半导体。美军采购渠道稳定、出手阔绰，愿意支付大量溢价鼓励企业迭代技术和扩大生产，为美国半导体提供了第一桶金。
根据美国人自己的研究，50-70年代，80%的半导体产品由军方采购，军方贡献了半导体行业研发经费的40%-45%。军民融合是美式举国体制的重要支柱，军方采购波音等企业军品的高溢价，就是在交叉补贴其民营业务；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DARPA）是著名的高技术民企孵化器；NASA更是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对马斯克慷慨解囊。
当然，这些都不耽误美国用各种奇怪甚至令人发笑的阴谋论抹黑我们的军民融合战略，再毫无根据地制裁我们的企业。
70年代起，半导体商业化如火如荼，美国却遇到了一个异军突起的对手，它的好大儿日本。面对日本半导体企业僭越全球市场主导权的举动，美国为产业政策的举国体制奉上了一出最精彩的表演。
在国内，美国半导体大企业77年组成了半导体协会，发挥美国“企业有国”的制度优势，开始游说和“采购”产业政策。82年，美国放开反托拉斯的并购限制，半导体国内市场迅速向英特尔等巨头集中。
同年，11家企业和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等4家公共机构组成半导体研究公司（后来改名半导体制造技术科研联合体SEMATECH），光从DARPA渠道就给予了SEMATECH5亿美元补贴。政、军、产、学、研一起上阵，不知日本有没有回忆起二战时被美国工业碾压的恐惧。
对日本，应半导体协会要求，85年美国举起了最趁手的301调查大棒。其实日本早就麻了，50年代开始，纺织、钢铁、彩电、汽车，哪一样出口品没被美国搞过？只要伺候好美国的小脾气，再转头拓展第三世界市场就好了。
没想到这次美国下手太狠，不光设定日本半导体出口最低价格，还要求日本国内市场必须有20%的份额归外国半导体公司所有。但日本还是习惯性跪了，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2年后美国再次发动301调查，声称日本没有遵守协议，对所有日本半导体施加100%关税。再加上《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以及美国强迫日本放弃统制经济的各项产业政策工具，日本半导体由此彻底失去进军产业链最顶端的机会。
尤其讽刺的是，此时新自由主义已经大行其道，但美国产业干涉的肌肉记忆早已炉火纯青，一边打着所谓自由市场的旗号大搞保护主义，一边利用工业大国的底蕴集中国内资源实现了一波技术跃进。哈耶克的大手，还是招架不住国会议员砸车砸录音机的大锤。
当然，美国作为西方盟主，也必须把部分产业的发展机会分给几个冷战橱窗装点门面，80年代后，更将产业链外包作为转换金融霸权的国策。但这个过程中，美国充分践行“朕不给的，你也不能抢”，日本想染指高端半导体生产，被美式举国体制一顿暴打，最后这块肥肉却赏给了韩国和台湾地区。只能说没有独立的国格，就没有独立的产业政策，最终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工业体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真正过了一段天下无敌的寂寞时光，再加上此时需要用新自那一套给其他国家洗脑，美国的产业政策逐渐隐藏幕后，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合规”、“竞争”外衣。华盛顿共识的传教士们也借此大谈特谈“美国强大就是因为不搞政府干预”，造成了“达则自由贸易”的错误印象。
还以半导体行业为例，随着几个公共机构退出SEMATECH，美国的扶持补贴政策转向税收优惠、国家实验室与企业的合作等等。为了规避WTO禁止为特定企业提供定向补贴的规定，美国的很多补贴政策被设计成“竞标”模式，即政府提出某些技术或行业需求，企业“揭榜”拿补贴，至于怎么让补贴“竞争性地”流入特定企业，懂的都懂。
同时也有大量补贴分散到了地方政府，因其分散琐碎，所以隐蔽性很强。比如英特尔在美国很多州拿到巨量的优惠贷款、创造就业补贴等等资金，有研究统计这些地方补贴的规模可以达到同期联邦补贴的37倍。而且地方补贴大多与创造当地岗位数量或者当地投资额挂钩，半导体巨无霸很容易吃下一个补贴项目的绝大多数拨款，实际上享受了定向补贴。
根据OECD的统计，2014-2018年间，全球半导体企业受补贴规模排行榜前五中，3个来自美国，总共获得补贴170亿美元。而其他行业的补贴更是不胜枚举，光波音空客就互相指责不合规补贴在WTO互撕十多年。而其他国家显然没有欧盟的国际法务能力，面对美国精心设计的产业政策，要么看不出来，要么看出来了也没法在国际舆论场上反抗。
天下无敌的美梦做到2010年代，美国突然发现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一个拥有完备工业体系的中国，美国以往的狗链子或安全利益要挟奏效不得，靠所谓开放市场引导中国变更国本的企图也失败了。眼看中国不守“你不能抢”的规矩来抢皇冠明珠、砸美国垄断的饭碗，美国也只好甩掉冠冕堂皇的“自由市场”外衣，重新把产业政策拉到台前。
特朗普当了第一个不要脸的人，关税、制裁、强迫企业搬迁，仿佛重回狂野西进年代。拜登上台时，国内一群人眼巴巴地幻想美国至少重新把“市场主导”的外衣穿回来，然而拜登就坡下驴，在国内连推基建、芯片、新能源三项法案，撒币万亿大搞产业政策，没有一点自由市场领袖的体面。
产业政策重归台前，美国人却惊恐地发现故技重施没有卵用。当今的美国早已不是90年代挟第一工业国余晖的美国，产业配套、成本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被30多年的金融吸毒毁掉，无法像当年一跃甩开日本一样，甩开中国的技术追击。即使在尚有技术存量优势的领域，也难以落地构建美国可以严密控制的产业链。
如果将中美科技竞争比作赛车，产业政策无疑是车的油门。现在耶伦把油门轰到地板、发动机转速爆表（超大额补贴和通胀），弯道上的中国产业之车还是越逼越紧。于是耶伦竟跑到中国来说，你们把油门拆了我们再来赛！明知不可能听还偏要来唠叨，不得不令人怀疑老太太来华的主要目的，不会真是赶着大选前多来吃吃喝喝吧？
搞不搞产业政策，就不该是个问题
当然，早在耶伦之前，国内拾西方牙慧的经济学家已经几十年如一日鼓吹“政府退出、市场包办一切”，这帮小喽啰没把中国政府忽悠瘸了，就不得不有劳耶伦大驾，这其中最受伤的，可能还是美国产业政策的祖师爷汉密尔顿吧。
就连号称最自由市场的美国也是靠产业政策才取得经济成功，讨论“没有产业政策世界会更好”有何必要？
当然，产业政策反对者也不是举不出实例，他们最喜欢拿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失败说事——这又犯了不可比的错误。拉美国家人口少、资源品类狭窄，经济体量小、政策和经济表现都极易受到外部因素制约。说一句残酷的话，小国不配玩全体系的工业化游戏，反而是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工业化进程才具有可比性。
事实上，中美工业化的进程确实表现出了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西进运动铁路大跃进的土地财政、债务财政问题，比如艾森豪威尔州际公路建设中的征税收费和央地财政分配问题，比如幼稚工业发展中生存保护与竞争倒逼的关系，比如怎样完成从跟跑到领跑的产业政策模式切换，无一不在中国有着强烈的既视感，才是我们应当从美国工业化历史中汲取经验、深刻思考的议题。
政府从不外生于社会经济，政府创造价值，企业也创造价值；政府会犯错，正如企业会犯错；政府搞协调控制，正如企业搞协调控制；政府会失能，一如市场会失灵。政府与市场的混同、分工与协作，应该是讨论产业政策乃至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仅仅3年前，美国骂我们“产能过剩”、“政府干预过度”的产业都是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欧美自己放弃了这些产业，所以从来都是站在干岸上骂我们不腰疼。我们今天能欣赏到民主党一边高呼绿色低碳一边抱怨中国清洁能源产品过剩，一边万亿补贴登多多一边指责我们政府补贴的双重回旋镖，如果没有产业政策，我们怎能欣赏到这份尴尬？
所以，搞不搞产业政策从来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怎么搞好产业政策。还以新能源补贴为例，此前我们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发生过大规模的骗补事件，但如果没有前期新能源车企的成长，放特斯拉进来的决定就不是引入鲶鱼，而是引入蝗虫了，遑论今天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和国外市场的攻城略地。
这个案例折射出太多产业政策需要研究的问题：
怎么根据科技和经济条件，超前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
怎么避免优惠政策被滥用，确保社会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
怎么赋予补贴扶持政策更多的国内竞争性，怎么恰当的引入强大的外国竞争？
如果未来我们成为了领跑者，又该怎么兼得扶持与自发的优长？
再碰到鼓吹什么“美国不搞产业政策”、“自由市场是高科技发展唯一解”的神棍，我们也不必搭理，集中精力思考好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和他们浪费口水更有价值。
至于耶伦部长，希望她在饱尝中国美食后，别把自己拉到和我们国内神棍一样的水平，回国好好温习一下老前辈汉密尔顿的思想和手艺，重新提高美国产业政策的效能。中国欢迎公平竞争，但如果因为你们自己缺零少件（产业空心化）或者载客太多（国债、毒品和既得利益团体），那也不能怪中国“作弊开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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