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清明，各地基层都是如临大敌，怕扫墓烧纸引发山火。清明烧纸这件事，说起来，我们的基层政府和群众已经较量几十年了。但到头来，好像也没什么变化，群众该烧继续烧，基层该防继续防，各干各的。
明明国家搞殡葬改革，基本使传统土葬改为火葬，推行了公墓，这么大的事都干成了，偏偏就奈何不了烧纸这件小事。而像农村禁烧秸秆，城市禁燃烟花爆竹，这些事，当初都下了非常大的力气，放在非常高的高度，高压态势持续了很久。但最终，到这几年，大家都可以明显看到，已经逐步放松了。
像禁止清明点香烛焚纸钱祭扫，甚至进一步各种传统年节，宗教活动中消灭这类做法，这算不算一种移风易俗，我认为算。像点香烛烧纸钱这件事，如果单纯放在社会治理层面来说，算不算一种要排除的隐患呢？我也认为是。只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这不仅是特定时期密集又易于失控的野外火源，也是居民消防，文物保护的重要隐患。
近些年，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气候异常，山火频发，森林防火形势年年严峻，一方面，小火亡人的现象也十分突出，而乡村留守老人的火源管理，烧香拜佛就是一个重点。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地方对香烛纸钱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年年搞运动，发通告，恨不得一禁了之。
甚至我可以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至少烧纸钱肯定是不如法的。佛教中没有这样的做法，也长期不赞成。部分道教人士从民俗的角度进行追认，认为焚纸钱起于焚表，但这本质是一种从俗，从其教理而言，恐怕也是不如法的。
焚烧纸钱，如果从考据来说，算是燎祭的演化。通过消灭财富，表达虔诚。最早焚烧的是真真切切的社会财富，比如金玉、牛马，乃至奴隶。但就像殉葬的奴隶后来变成了泥木的人偶，陪葬的真铜钱也逐渐变成了焚烧的纸钱。烧纸钱大概起于唐末，宋朝的欧阳修还觉得这属于一种礼崩乐坏呢。即使是到了明清，很多士大夫对这种做法依然是不太赞成的，如果某个士人家里坚持不烧纸钱，往往会被士林看作是达观，传为美谈。
但现实是，全国人民都接受了烧纸钱，欧阳修这么大的儒也只能自娱自乐的抱怨一下，而且已经烧了一千年，今后还打算子子孙孙继续烧下去。就是各路大和尚，高台法座，嘴上说烧纸钱不如法，但哪间庙宇里没有法物流通处？不能否认，烧纸钱确实满足了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那就是对先人的追思。而且这种满足是很真切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通过焚烧日常生活所需要铜钱、银锭，乃至衣物的模仿品。这种看得见，摸得着，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形式来实现的。
如果从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来说，烧纸钱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像佛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信仰，和尚也不主张烧纸，而是鼓励人们念经，试图以此平替烧纸。但最后老百姓也只是一边念经，一边烧纸。和尚的那套说辞，其实还有点顺势而行的味道。我们今天所推崇并试图取代烧纸钱的鲜花祭祀，当然更现代化，实际上并不一定胜过和尚念经的做法。
鲜花祭祀，固然也是寄托哀思，但它隐含着否认了冥界是一种物质生活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中强调无神论的一面。这里且不说，我国当代民间信仰泛滥失控的现状，这个问题我在上一篇关于赵世子的文章《鬼神背后是苍生，赵世子身后的真实中国》中有所涉及。外国人能这样做，是因为西方基督教信仰本身，对冥界生活和我国的传统认知是完全不同的。
实际上，西方不少人在接触了中国人的烧纸钱文化后，也开始烧了。这也间接证明，这种看上去很俗的文化形式，对世俗社会就是有吸引力的。
我们可以说烧纸这种形式，在手段是上前现代的，是迷信落后的，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但它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体现了国人对家庭和血缘的重视，也是传统中华文化最核心的部分。甚至大儒如欧阳修在抱怨烧纸非礼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回想一下，为什么儒家的礼源于丧，这可是孟子的观点。
社会最亲密的联系，秩序的最底层基础，无疑是家庭，血脉。从这个角度说，小老百姓烧纸反而有点先秦事死如生的味道，和君王用三牲，玉币来祭祀祖先是一样性质的。为什么儒家所代表的文化强调礼，而礼的大端又是祭祀，本质是通过家庭，家族，强调个人对社会族群的责任。这就是礼的传承，甚至直到今天，也是东方社会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点。
回到烧纸这件事，客观地说，我承认烧纸不太好，存在安全隐患。但这种隐患确实没有大到要用严刑峻法，把它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从根源上说，我们目前其实也没有合适手段去完全替代它的社会功能。一个历史悠久的事物会消失，往往不是因为它落后了，而是在它的生态位上有了更好的替代品。这就像历史上消灭骑兵的，其实不是机关枪，是机械化步兵、坦克各自分化替代了他曾经的军事职能。即使是这样，直到今天，其实骑兵也依然顽强存在于一些特定领域。
我们这些年来，社会的管控是有一种逐步放开的趋势。这是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舆论不断下沉之后，社会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我们过去的社会治理，经常体现出一种强制性，就像是老子教训儿子，私塾里的老先生一样，说的都是有道理，进步的事，但往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教化倾向，一种明显上对下的姿态。
过去，我们的政府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最直接领导者，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如此。我们在政府的直接带领下，消灭了许多固俗旧习，极大改造了人和社会精神面貌，使之走向现代化，突出一个精神改造要走在物质改造的前面。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我们国家能下大力气，基本实现了土葬向火葬的全面转变，真有移山倒海之力，这点不应该否认。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狂飙猛进的高速城镇化，基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人们几乎都是生活在集体之中，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要高于群众，加上政府权威，实际上干部往往扮演了大家长的角色。而今天的社会，人们普遍是各自独立的，原子化的社会人，而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又有几个敢说文化水平要比群众高？这种情况下，过去社会管理的很多做法，今天已经不再能适用了。
我们还是以清明烧纸为例，来说明这种变化。直白说，如今清明到山头烧纸的人，其实是相对变少了。这是因为城市大规模的公墓推广，乡村也广泛推行了集中的公墓安葬制度，人们就算清明烧纸，在公墓指定的地方烧，危险性也大大降低了。这当然有强力的政策引导因素，但根本上说还是适应了城镇化，小家庭化以后，人们的客观需求。
从技术上说，当代火源监控手段要比过去高明得多，比如现在广泛采用的无人机，配合卫星监控，基本能实现对火源的实时管控。近年来，国家在大规模推广以水灭火，中央地方都投入了大笔经费，进行基层消防设施升级。即使是我所在偏远乡镇也咬牙购买了消防车，在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规划中配置了消防栓、蓄水池，甚至给弱势群体住所统一安装了烟雾感应装置，进行了线路改造。
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直接改变。这些改变本身使烧纸的危害性，其实在逐步减轻。反而它在维系人们的传统生活，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在人们普遍孤独无助的现代社会中日益突出。
相对来说，当代基层为什么禁不住烧纸。实际上，清明烧纸，人人在烧，既法不责众，也罚不胜罚。客观说，就算基层严格按所谓政策来，上纲上线，指望靠一点象征性的罚款，或者干脆就是批评教育，不仅不顶事，还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完全是费力不讨好，自找麻烦，本身就不太具备执行性。
这里更不用说，要使所谓禁烧政策落实到具体层面，不能指望这些年大学毕业，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乡镇干部，要依靠土生土长的村干部。不得不承认当代乡村工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乡谊人情，而不再是上面的几句话。
村干部终究是村民选出来的，一定程度上，村干部也是乡村利益的代言人。绝大多数的村干部，自己也一样烧纸祭祖，在一些这方面传统比较浓厚的地区盖庙，盖宗祠都要带头，更不会愿意去帮着政府得罪乡亲。因此，除非气候干燥，出台禁火令这样的特殊时期，基层也只能进行有限劝导，只要不引发山火，对烧纸祭祀这样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乡村干部为抓手，尚且带有熟人社会性质的农村如此，城市面对完全原子化的市民，指望社区和街道，那只能是更加宽松无力。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台所谓禁售也好，搞所谓文明宣传也罢，只能是政府说政府的，老百姓过老百姓的。
近些年来，包括禁放烟花爆竹，禁烧秸秆，很多政策的逐步松动，都和这种基层治理的难以为继有关。这本身说明了当代基层已经面临一个迫切的治理转型阶段。社会越是发展，越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任何攸关民生政策的出台，执行都需要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配合，才能真正落地，而不是单纯地依靠政令和强制执行就能实现的。我们的社会治理要逐渐从过去那种教化式的作风，转变对社会共识的平等构建。
像烧纸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还指向了我们当代社会发展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应对传统，怎么使传统适应现代化。一味地认定烧纸就是落后，强调鲜花祭祀就是先进，试图以政令的形式取而代之，已经被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是把人民群众看作背景板式的纸上谈兵。一味地认为鲜花文明烧纸落后，本质上和斥责吃狗肉落后是同一种逻辑的产物。
我们过去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可谓改天换地。因此，我们往往在社会治理上格外强调进步性，带有一种革命式的叙事，仿佛迫不及待的要和过去一刀两断。事实上，很多人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物质到位了，思想自然也到位了，物质的现代化实现了，精神的现代化也就自动跟着实现了。而另一些人则从老经验出发，特别强调精神的超前发展，好像精神领域的目标定得越超前，物质层面进步起来就越容易。前者走极端实际上是一种唯生产力论，而后者走极端则直接变成了唯心论。
实际上的情况，精神和物质的发展应该是平衡的，而我们的当代社会日益体现出一种物质与精神发展的脱节，乃至必须靠某种程度上的回溯传统，以此来弥合填补其中的裂隙。
中华文明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由此才是中国。我们不能指望建立一个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白纸上构建的所谓理想现代化。这种想法，本质和全盘西化没有区别，是一种一体两面，都不是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正视一些传统习俗，哪怕是存在一定落后色彩的传统习俗依然承载着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的客观现实，不能简单以先进落后来区分。这些习俗势必要长期存在，我们也依然有着当代移风易俗的使命。但这项工作能实现的前提，是要正确认识到旧习俗的功能和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逐步探索引导，寻找适应当代社会的可能替代物。而不是简单地扣帽子，搞新旧文化替代，那样只会和群众形成了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自说自话，一事无成。
不可否认，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有很多问题要去探索，甚至这种诉求本身，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不能看到烧纸就害怕，也要看到，当代的年轻人素质是越来越高的，他们就算是烧纸，也确实更讲规矩，更注意安全，事情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实际上，就像我们在大年初二的文章《当关晓彤在春晚穿上明制汉服》中讨论的那样，比如近年来汉服的大规模复兴，就反映了年轻人在传统文化中寻求自我的迫切需求，和他们带动传统革新的旺盛活力。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烧纸这个程序，是通过对这类传统的实践，在日益焦躁不安的现代社会里去寻求传统的精神慰藉，乃至落实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从根本上说，我们先辈流传下来，为社会所广泛接纳的各种传统，也包括清明烧纸，都不是一种黑盒。他们所指向都是我们古老文明内核中的一些东西，以这种仪式性的形式来实现。
我们要怎样在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中，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和对人的日益非人化，也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来寻找一些营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不应该固步自封，强求原汁原味，而应该使它逐步的，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情况下，与时俱进，寻求同现代化的和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刘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