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宗城,原文标题:《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绿皮火车实录》,头图来自:《鸡毛飞上天》


从1980年代至今,绿皮火车承载着一代代人的回忆。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在边境的、小地方长大的孩子来说,在高铁还没有通往故乡之前,绿皮火车不可避免地成为我记忆的重要组成,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去往远方的工具。


这是一篇关于绿皮火车的回忆,它也隐藏了和绿皮火车有关的时代符码和情感记忆。在绿皮火车上,你能看到一个更粗糙而普遍的“下沉中国”,也能在与陌生人的交谈中,感受到时代变迁投射给个人身上的暗影。


空中动车©宗城
空中动车©宗城


1


我是在中国边地长大的孩子,高铁没有开通前,我通过绿皮火车去往中国内陆。回忆绿皮火车,其实是在回忆自己走出去的过程,一个从小生活在小城市的人,渴望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怀着原始的冲动,踏进绿皮火车的车厢,汽笛长鸣,送往辽阔未知的远方。


我对绿皮火车的最初印象来源于铁凝的《哦,香雪》,那是中学时期读到的一篇小说,原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 5 期,全国 1982 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小说的开头写道:“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


如今回看这篇小说,它对绿皮火车的叙述是有些浪漫化了,但可以理解,因为它是山沟里女孩儿的视角,对于 1980 年代初生活在贫瘠大地的农村女孩来说,绿皮火车的车灯象征着走出去的希望。


作者铁凝就曾自述,1980 年代初,她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在《哦,香雪》那样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有一个晚秋,她从京原线(北京—太原)出发,乘火车在北京与河北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下了车。


“站在高高的路基向下望去,就看见了村口那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玻璃、没有窗纸的教室门窗大敞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学生正在黄土院子里做着手势含混、动作随意的课间操,几只黑猪白猪就在学生的队伍里穿行……”


1980 年代,绿皮火车相当于今天的飞机,别看现在很多城市白领已经因为它速度慢、环境逼仄而舍弃它,转而去坐高铁和航班。但在那个年代,乘坐绿皮火车是时髦的象征,你会在火车上遇到作家、音乐人、背包客、城市白领,也能在那里谈论中外议题,小小的车厢成为一个流动的沙龙,一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公共议题广场。


海子、窦唯、北岛、崔健这些当年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坐过绿皮火车。


1986 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探访中国大陆,乘坐的也是绿皮火车。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浪潮翻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区别却分外巨大。当北京城的青年忙着搞先锋文学、民主集会,上海的人们已经接受西方新潮艺术的时候,广阔中国乡村和小镇的人们还在为温饱的生活忙碌,小孩子能上到一所不错的学校家长就心满意足,那还不是安妮·宝贝、郭敬明、韩寒风靡小镇青年的岁月。 


尽管农村已经在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但城镇的流动性还很有限,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进城资格放开,广大农村人才有了到城里做生意的机会。


诗人于坚的回忆能为那个年代提供一个注脚。1970 年,16 岁的他被分配到昆明煤机厂做铆工,一做就是十年。十二年后,他写出诗歌《罗家生》:“烟囱冒烟了/工人们站在车间门口/罗家生/没有来上班。”“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一条领带。”粉尘,碎屑、油污、刺耳的机器轰鸣声,浪漫的幻象在这里消散,血染的灰烬扑鼻而来,于坚在昆明目睹的是慌乱与流动并存的氛围,既有新的东西滋滋冒出,也有城乡结构、区域与阶层之间巨大的不平等。


所以,绿皮火车在 1980,乃至 1990 年代都是时髦。1986 年,索鲁乘绿皮火车一路经过北京、上海,去到内蒙古、桂林、昆明,他把见闻写进了《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发现火车上的中国人都很好客,喜欢聚众聊天。开往桂林的列车上,一对青年男女牵手走进了车厢隔间,索鲁说,这在当年的中国很不常见。与此同时,“中国的妇女穿衣极少露腿,如果有的话,可以说是十足的新鲜事”。


坐绿皮火车穿行于东北草原 ©宗城
坐绿皮火车穿行于东北草原 ©宗城


索鲁有着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他能把火车上的痰盂、烟灰缸、女人的袜子颜色,乃至人们交谈的细节记录下来。他对细节充满好奇,如果有人掏出钱包,他会试着去数数那里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他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他会记下名字。


他在书中写道:“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翻遍了各种宣传册来挑语法错误,还收集不同旅店的‘入住须知’(比如有的会写‘不得在浴缸内小便’)。因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会不停地缠着别人问来问去。”


索鲁明知绿皮火车臭气熏天,夜晚仍睡在火车的卧铺。在他笔下,“绿皮火车到处都破破烂烂,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为了通风,他趁乘务人员熟睡,“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 6 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


1986 年,保罗·索鲁初到中国时,1 美元可兑换约 3 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 4 元。在这趟绿皮火车之旅中,他对于金钱尤其敏锐:在上海担任纺织厂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收入 80 元,如果去喜来登酒店,工资能涨到250 元;在北京市场的小商贩,一个月足可以挣 500~700 元,而在国家另一边,超生罚款的 1000 元是很多工人一年的收入。


北上的自由市场是挣钱的热土,但在云贵边陲,很多贫民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索罗对此感慨道:“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


九十年代,社会改制浮出地表。上海和广东风风火火地进行经济建设,东北青年们在钢铁厂挥汗如雨,夜晚舞池里扭动胯胯轴,而整个华北平原则依旧笼罩在一层迷惘不定的雾色之中。


到了 1995 年后,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开启,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尤其受到影响,许多工人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下岗,有的人留在故乡托关系找活路,有的人坐上绿皮火车,去南方寻找机会。如果你去广东、海南走一走,哪怕在北京和江南问一问,那些经历过世纪末的北方人,也许都有一段共同的绿皮火车南下经历。


这时候,坐绿皮火车对他们来说不只意味着时髦、希望了,而是生存,是要到南方去,找一条活路。时过境迁,如今从内陆去海南也要坐绿皮火车,车厢里也洋溢着东北方言,但此时的他们大多是来旅游、投奔亲戚或者共同创业的。东北如今时髦的是在秋冬季去海南岛过冬,甚至在三亚你会怀疑自己究竟在南方还是东北,物质条件上来了,车厢里的氛围轻松一些,但那道世纪末刮痕留下的缺口,如果跟他们交谈,还是会留在许多人的心里。 


在海南万宁的田间 ©宗城
在海南万宁的田间 ©宗城


2


而我出生在 1997 年 7 月,正是社会上国营企业私有化发生的时候,也是香港回归之际,因此我对那一年印象深刻。小时候,绿皮火车是从故乡湛江到北方的代名词,否则我就要坐上颠簸在坑坑洼洼公路的大巴上,那种看起来很容易出事的大巴,空调开得极冷,从南方小城市晃晃荡荡六七个小时,才到广州的羊城大道。 


时间的快慢有了比较后才出现。如果一个地方只有绿皮火车,人们不会觉得它慢。只不过有了高铁、飞机,从湛江去广州的时间最快变成两个半小时,绿皮火车的快也就成了慢。但在小时候,我的父母希望我坐上绿皮火车,通往他们想去又不能去的城市。


父母是经历过 1966~1976 的人。文革让他们错失了上大学的机会。母亲小时候喜欢去上学,她曾对我说:“那时候女的很穷,一个村有三个女的上学就不错了。”她读小学时,一个学期的学费是几毛钱,六十年代,一分钱可以买两个糖果,五分钱可以买一斤菜,一毛钱有四块豆腐乳。在母亲读书的时候,去上学只能走那些颠颠簸簸的小径。她和同学早上去读书,中午回农村干活,下午再去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到了初中,普通的义务教育变成半工半读,老师要求他们读书、干活轮着来,干什么活?种禾苗、种甘蔗、插秧、收稻谷、挑粪、砍柴、喂牛、喂猪。 


母亲年轻时没能上大学,生产大队看她成绩好,选她当老师。第一年没去成,家里人把她留在农村,她被抽去兵团,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干了一年才被生产大队调回学校,担任农村里的民办教师。 


父亲也在生产大队。他是农民出身,成分良好,但是家里穷,是他们村最穷的,好在父亲是个活雷锋,在学校里人缘好,小学、中学都是班长,上了高中还是班里的团支书。他本来有希望上大学。高考恢复前,上大学采取的是推荐制:一级一级推荐,审核,领导审批,学校录取。父亲的成绩、阶级成分和口碑都没问题,唯独少了一个很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党员身份。


父亲和母亲都没能上成大学,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我的家境并不殷实,多了我之后,他们经济上的担子更重,但在学业上,我的父母从不吝啬分文,教育我多读书、多学习,学习才是头等大事。纵然一段时间内经济状况不好,我过问,他们也只是笑着对我说:“你好好念书就行了,别想太多。”


童年的我对大学的概念是模糊的。那时候,北大清华只是名字上的差距,我只知道它们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却并不清楚要上这两所国家最好的大学难度几何,小时候,我甚至妄自尊大地吹嘘:“北大清华是现实目标,我的理想是出国,考上剑桥,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国家争光!”


那时候,世界很小,可能只是一间教室、一所学校。现在想来,自然是感慨年少想法的天真,但在那时,确实是这个狂妄的想法支撑着我不断向前,怀着对学习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看书听课,努力奔跑,只为实现对父母许下的诺言。 


只可惜,我没能上顶级大学,高考结果不算很坏,只是不如平时发挥。我记得人生中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在高二夏令营的时候,参加天津南开大学的历史夏令营,当时暗暗有去南开大学的想法。巧合的是,我的确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大学岁月,只不过并非南开,而是天津师范大学——民国女侠施剑翘的母校。父母对我想去北方,不留在广东的决定有些反对,而我的念头很简单——去一个离北京近一点、离家远一些的地方。重新开始,独立生活。


写着“晋京赶烤”的粥饼屋 ©宗城
写着“晋京赶烤”的粥饼屋 ©宗城


就像许多年少时的叛逆儿一样,我在十八岁那年有一股强烈的渴望离开家的冲动。离开是为了逃离太熟悉的环境,家庭的爱,有时会让人感到压迫,你知道他们是在乎你的,你没办法指责那种在乎,只是横亘在观念中的高墙太坚固,所以只能暂时离开。


父母刀子嘴豆腐心,随我一同坐绿皮火车上天津,那一年,我坐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南方的一切在橱窗中迅速后退。我看见郁郁葱葱的草木,苍茫的黄土,还有大桥下滚滚东流的大河,阳光洒水犹如星星闪烁。到了深夜,一盏孤灯从眼前划过,隔着灰雾,依稀能看到平坦的荒原上破败的村舍。


我去天津念书,父母送我去学校,我们提前三天在学校南门外下榻。那几天雾雨迷蒙、灰气沉沉,偶有阳光也畏畏缩缩。晚上,爸妈睡意昏沉时,我还在床上不停滚来滚去,时而用被子掩面,总之睡不着。睡不着的人容易想事情,我就在想当几天后与爸妈告别、独自上路的日子里,我怕是会止不住地想念他们吧,许是要日日夜夜短信或者电话。可一个月下来,我发现我并没有那么想家,对家人的牵挂甚至比一些本地人还轻。


惭愧的是,原本约定好的一周至少一次电话,到了周末,还是母亲打过来我才记起。她会问为什么这周都没打电话给她,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时间。其实打个电话能花多少时间。 


还记得大一国庆节的一个中午,我从图书馆返回宿舍,把手机留在宿舍充电,自己则回到图书馆,一看就看到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我优哉游哉地慢步回到宿舍,重新打开手机。十几通未接电话,清一色的联系人,只有两通不是,一通是大哥的,另一通是负责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


一问同学方知,母亲打电话给我迟迟无人接,半天我没个音信,把她给急的,先打了通电话给大哥,大哥电话微信双管齐下也没人回,电话就打到了老师那去了。家长来电,老师当然重视,于是,一打开QQ、微信,联络群、男生群还有几个同学群都在问:“谁知道宗城去哪了?”


在北方,我总是被一些重复的情绪缠绕,周而复始。我对家情感复杂,离别的时候,我会不舍,可在外地通电话,又总是自己先挂。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家里就只剩母亲和父亲了,甚至有时父亲也会离开,他有段时间去云南打工。这样的话,母亲就成了所谓的空巢老人,也难怪她会想回农村,那里至少还有一些熟人。 


后来,我习惯了一年回一两次家的生活。而在生命前十七年,我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 


在湛江拍到的有趣水果 ©宗城
在湛江拍到的有趣水果 ©宗城


3


我在大学本科期间投入到一种新鲜感之中。全新的生活、开阔的体验,我暂时将对故乡的回忆抛在脑后,全情投入充满变化的生活之中。大学四年,我往返于天津和北京的站台,在天津读大学,在北京实习,在城市巨兽的体内随同奔涌的人潮荡发荡发。


我第一次到达北京南站时慌乱极了。看到山呼海啸的人流,自己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这个城市的内部一片茫然,坐哪站地铁,起初也不确定。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坐在轮椅上,断手断脚似的,乞求路过的人给他钱财,也看到一个瘦得像根火柴的中年人在发放地图,他看到我,也随手发给我一份。地图上,四通八达的线路像蜘蛛网一样缠绕,整个北京就这么被画在纸上,通过一个个站点的联系,向世人彰显它的规整与庞大。


坐地铁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老家没有地铁,出行都靠自行车、摩托和公交,到达城市坐地铁,对我来说是个考验。真的要买票了,我找了几十秒,都不确定投入口的具体位置、投入钞票的准确面向,后面排着长队,加剧我的紧张,我怕耽误别人的时间,也怕别人发觉自己不会用,所以走开,假装自己在找合适纸钞。


当时,我常去的火车站是北京南站和北京西站。南站通高铁,西站通绿皮,往返京津,主要是天津南到北京南的线路,但有时要省钱,我就去天津站坐近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绿皮火车充满了嗑瓜子和方便面的味道,环境肯定比不上高铁,但它更能体现出社会的不同阶层,尤其是工人、农民还有小镇青年。


在出版社实习期间,每周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要坐上开往朝阳门的地铁。从五道口到朝阳门需换乘,算起来有十站的旅途,如果畅通无阻,半个小时可以到达,但一般来说,算等车、挤车、换乘、下车后走路的时间,大约要一个小时。有时候,我在五道口等二十分钟都无法挤上车厢。


早班车的地铁像一台研磨机,每一个人都被碾压,即便是筷子一样的瘦子,进入车厢后也无法动弹。他会竭力伸长脖子,试图呼吸上层的新鲜空气,但除非他身高一米九以上,否则他能闻到的,还是汗臭味、香水味和烟味。


即便坐上车,乘客也要小心谨慎,坐到西直门的人,在知春路站需尤其留意,那是换乘大站,出来和进来的人都够你呛一壶。上地铁的人总盼望进去,地铁里的人希望进的人越少越好。你总要面对被挤出的难堪,第一次你也许会生气,多遭遇几次,也就习惯了。


相比起来,天津地铁高峰期也挤,但没有北京严重。在北京,被挤成面条是常态。坐地铁,最舒服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李健翻唱过一首歌,就叫《十点半的地铁》:“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 /胖胖的她/重重的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


在沈阳北换乘 ©宗城<br>
在沈阳北换乘 ©宗城


4


本科四年是我坐绿皮火车最多的时候,后来经济情况好了一些,坐高铁的次数开始增加。绿皮火车并不浪漫,文艺青年以为浪漫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陈设精致、车厢里都是有闲阶级的火车,真实的绿皮火车逼仄简陋,大叔翘着二郎腿吃着花生打着牌,大婶对着哭唧唧的孩子像开油门一样张大嗓门喊她不要闹,过道边的汉子叼根烟吞云吐雾,对面搞推销的阿姨见一个人给一张二维码。坐在床上能闻到香烟混合着厕所坑的味道。


绿皮火车的坏处是慢,好处也是慢,慢下来,无聊了,别人才愿意讲点东西。飞机上,众人就盼着平安落地,没有跟陌生人聊天的闲心。比如有一回我去海拉尔,在车上认识了一个满洲里人、一个黑龙江人。满洲里人说现在进不了他的故乡了,那里三年来有九轮疫情,一例病例出现,城市就进去管控状态。很多外乡来满洲里的都离开了。 


大哥是从广州北上,估计是在广州打工,对床就是他媳妇。黑龙江人现在住辽宁,做小本生意,他的儿子在海拉尔。他们问我做什么,我说我是记者,因为说自己是记者,做报道的,别人就容易对你敞开心扉。大哥推荐我一定要去恩和看看,说那里很美,有一个俄罗斯民族乡。


还有一回,我回家,睡绿皮火车硬卧上层,听下方男人说,“要得,要得。”女人说,“晓得,晓得。”当晚,我下去找到一个充电口,旁边小女孩和男孩聊天,不是一家的,只是碰巧在车上认识,孩子比成人更容易亲近。


女孩天真地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


男孩问:“为什么?”


女孩说:“我要挣很多很多钱,才能给奶奶买新衣服。”


我对满洲里、海拉尔有一种边境上的共鸣,因为我也是在边地长大,从小把这个小地方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第一个坐标。而绿皮火车不可避免地成为我记忆的重要组成,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浪漫、美好,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你只能坐绿皮火车去更远的地方。


如今我客居在大城市,故乡也通了机场和高铁,绿皮火车已经不再是刚需,看到订票网站上从上海到湛江坐绿皮火车还要29个小时,这熟悉的数字令我恍惚,而在十年前,这还是一个我常看到的数字,甚至在当时的自己看来,这是回家需要承受的时长,你会上去,下来的时候觉得骨头散架。那时候,交通费能省则省。


火车常出现于电影里,出现在边疆,承载着乡愁,承载着未竟的心愿。火车临近,巨大的轰鸣声就会盖过天空,火车制造的风声扑向粉团黑面,水平线上的人们,仿佛朝圣般虔诚地静静望着。火车继续开动,一个平凡的夜晚流走。自北向南,绿皮野兽颠沛在山河表里。你在车上独处,不知何时睡去,醒来又是陌生之地。 


在鄂温克 ©宗城
在鄂温克 ©宗城


5


本科某一年寒假,我再次坐绿皮火车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出站口等待。当我走下车,跟在我父亲身后,我发现原来人老了真的会变矮,几年前我回家,还要仰视父亲,现在我看着他的背影,已经不用抬头了。但我父亲走路还是脚下生风,下车以后,他硬要自己帮我提行李,哪怕穿着拖鞋,也要走在前头。


他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和母亲跟在他的身后,直到走在家门口,他才放下行李,叉腰喘粗气。


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他年轻时候写作,但年纪大了,表达自我的次数愈发的少。他总是把心事藏着,把坚强的一面外露,一个人扛着很多苦很多累,直到有一天扛不动了,还要微笑地对儿子说,没事,我能行。


如今回想起父亲,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个看电视的背影。我父亲喜欢看建国初的片子,小时候,我不很理解,有一次在酒店,他又一次调到中央一套,看一部讲建国初石油钻井队的片子,当我看到电视里的人物们,如此热情地“为别人好”,真诚地相信他们走在一条理想的路上,言谈举止和生活中的爸爸何其相似时,我想,我似乎有点理解了他,就像我在长大以后,很喜欢回顾童年的片子,写一写走散的伙伴。那是一段不忍苛责的青春。 


每当想起父亲,我就会联想到“背”和“扛”这两个动作,他不是背着什么,就是扛着什么,总是给自己找活干,很少给自己轻松的时候。他到六十岁还给人做散工,某年冬天,我回到家时,他已经出去两个月了。他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去云南作甚?母亲说,他去那里的一个小城市里打工。他在那里有朋友。我依然不理解,从湛江到云南路途颠簸,母亲一脸慈笑,“他喜欢去,谁拦得住。”


半个月后,父亲回来了。他本就黝黑的皮肤黑得更深,草绿色的鞋子磨损严重,好在人没有大碍,还是一幅神清气爽的样子。


在云南,他其实没有赚到多少钱,还被工头克扣了工资。在那里,少给临时工几个子儿十分普遍,尤其是像父亲这种“老胳膊老腿”,本身就是临时打工,没签合同,你就算被坑了,也没处说理。


他回家后,母亲给他煲了一碗热热的鱼头汤,笑他不听劝。父亲也不反驳,一副闷闷的样子。待喝完汤,他就下楼散步去了。


父亲和母亲喜欢在站台等我,我珍惜每一次见到他们的机会。 


到后来,我在站台看见他们的次数变少了。


在我家的小区,顺着窄窄的小道,旧屋楼下的灯泡孤零零地在黑夜中闪烁。回到家里,母亲依然絮叨。按她的说法,因为关心我,又那么长时间不见,所以要多多过问。每逢吃饭,母亲就喜欢和我说话,她爱问问题。我有时候烦了,她说:“你回湛江也只有吃饭时间在家,我现在不问就没机会了。”


如今再度北上,告别家人,母亲开车送我到车站,挥手告别,平平常常。在绿皮火车里,我把几句话留在了备忘录: 


每次回家,都是一条漫长的路,而我的父母已经没有力气走很长的路。


我跟他们都是平常的交流,为了这平常的交流,我要走很长的路。


也许,我还有几十次走这条路的机会。


也许更少。走一次,少一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作者: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