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阿孔，制作人：刘逗，头图来自：电视剧《狂飙》
今天的讲述者叫阿孔，他今年 28 岁，是韩国釜山人，但是他的中文说得非常溜。最开始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制作人还以为是在跟一位东北大哥聊天。
在视频采访中，我们第一次见到阿孔，他长着一张和善的圆脸，穿着一件奶油色的毛衣开衫，说起话来特别客气。凭着这第一眼的印象，你肯定想不到，他其实来自于韩国釜山一个颇有势力的黑社会家族。
阿孔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制毒分子，从阿孔出生到现在，他们家里明面上经营着餐厅、夜总会、集装箱租赁等业务，但实际上最大的收入是来自于制毒和贩毒。
在今天的节目里，阿孔会向我们讲述，他作为一个黑帮家的小儿子的成长经历。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这个黑帮家族的发展史。
阿孔的爸爸呢，本来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最早的故事跟电视剧《狂飙》里的高启强非常相似，他也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也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父亲去世，因为要供养家人，而一步步地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的爸爸是黑帮老大
我爷爷奶奶生了三个孩子，我父亲是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爷爷是韩国大韩通运的一个运输员。在那个年代，韩国很流行去国外工作，因为外派的工作更挣钱，我爷爷也不例外，他被公司派到了越南，运输集装箱。
从越南回到韩国后，爷爷就染上了一种很奇怪的病，肚子里面有蛆虫。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但是最后也没有救回来。
之后家里就开始跟大韩通运这家公司要求赔偿，但是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很好的劳动者保障，公司借口说不能确认患病是否跟工作有关，拒绝支付赔偿金。
于是家里陷入了困境。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奶奶作为家里唯一的大人，是应该承担起养家的重担的。但是我奶奶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她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整容，她拉不下脸去街上摆地摊，就把经济负担都推给了我的父亲。而在当时，我的父亲才上初中二年级，是 14、15岁的年纪。
为了能让全家人吃上饭，他什么工作都干，类似于帮人擦皮鞋的小活儿，他一天做很多份。但是显然这点微薄的收入还是不足够养家，他慢慢接触到了当地的黑帮团伙，从小偷小摸开始，一点点往上爬，成为了夜总会里的一个小头目。
大概在 80 年代，他认识了一个纯正的制毒人员，开始合伙制作和贩卖一些劣质的毒品。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位李先生，这个人很有名，可以说是七八十年代韩国最大的毒枭之一。
这位李先生的故事后来拍成了一部叫《麻药王》的电影，当时的摄制组为了写剧本还专门到我们家里来采访过。在这个电影里就表现了当时的一个真实情景，李先生带着他们在韩国制毒，然后卖给日本，他们当时管这个行为叫做“爱国”。
这个组织渐渐地越来越嚣张，随着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制作的毒品不仅仅销往日本，也开始偷偷摸摸地向韩国国内渗透。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最终被警方抓住了，他带领的这个组织也被打击，你现在能在网络上搜索到的新闻都是说这个人已经抓到了，这个事儿结案了。
我们现在能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报道是，1980年，韩国毒枭李黄顺被警方逮捕，随后被判处了 15 年有期徒刑。之后有传闻说，他被捕前就已经吸毒成瘾，再加上与警方对峙时用霰（xiàn）弹枪打伤了自己，最终病死狱中，他的整个制毒团伙也因此覆灭。
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的。要不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事实上李先生没有死，他用了一些手段离开了监狱，逃亡到中国，多年后客死他乡。而他的手下——其中就包括阿孔的父亲和那位在夜总会里认识的制毒人员——则依然活跃于釜山地区。
后来这位掌握着制毒秘方的兄弟跟阿孔的姑姑结了婚，从此这个黑道家族初具模型——姑父管制毒，父亲管分销，再加上一些餐厅、夜总会、高利贷的辅助性生意，算是集齐了黑社会的基本配置。
他们的组织后来不断壮大，由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黑帮之路。
黑帮冲进了我们学校
我们今天的讲述者阿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的，所以他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童年。
阿孔的爸爸，作为黑帮头目，的确是个看起来非常严肃的男人，面无表情的时候怎么看都像是别人欠了他钱似的，此处你可以参考韩国演员崔岷植的长相。
据说每次家里聚餐的时候，妻子都会强调让他尽量笑一笑，不然一起吃饭的人容易消化不良。
我和姐姐小时候是很怕父亲的，他在家里即使没有批评我们什么，只是一言不发地坐着的样子也很可怕，整个房间的气压都被他的存在拉低。虽然他不太对我们发火，但是我们都见过他在外面批评工作人员的样子，他会特别大声地对他们吼叫，甚至有的时候会打他们一个耳光。
在当时，父亲常见的装扮是西服配皮鞋，因为在那个年代，穿西服被认为是一件很帅的事情。不光是自己穿，在公司开大会的时候，他也会给手下们一笔钱，让他们去置办一套西装。这样在活动的时候，一眼望过去，黑压压的一片，显得非常有气势。
那时候的黑帮很喜欢夸大自己的外观，我经常见到那种纹着大片纹身或者穿着大花衬衫的叔叔，还有那种 200 多斤还硬把自己挤进西装的胖子。他们喜欢大嗓门地说话，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害怕自己。
穿着夸张的黑帮叔叔们经常聚在我们家里，抽烟、吃饭、大声讲话，所以我们家里从事黑帮这个事儿，周围的邻居都是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都会告诉自家孩子，“不要跟这家的孩子一起玩，他们家里不干净。”
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受到的排挤也少一些，姐姐比我大四岁，我们在同一个小学里，她几乎一个朋友都没有，甚至还会遭到同学的霸凌。班级里的小男生，可能是觉得欺负一个黑帮家的女儿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所以他们没事就会去招惹一下姐姐。
姐姐本是习以为常了，也不太跟他们一般见识。但是有一次闹得很严重，有一个男生用裁纸刀划伤了姐姐的胳膊，当时就流血了，姐姐被送到了医院。
当天我也在学校，我就眼看着我爸爸带着一大帮黑帮里的叔叔们，冲进了学校，跑上了楼。他们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地大喊“管事的人在哪里”，沿路还有一些打砸的举动。他们冲进了老师办公的区域，想让管事的老师给一个说法。
那天我就提前放学回家了。
后来听说警察来了，爸爸和叔叔们从学校里撤了出来，但是最后具体怎么协商和解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非常清楚的一个点是——我的父亲当天晚上就回来了。
而之所以他能这么顺利地回来，是因为背后有我母亲。早年间，在他没认识我母亲的时候，这样明目张胆地搞事，肯定是要被抓进去拘留的。
阿孔的母亲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母亲的爸爸是一位参与过朝鲜战争（咱们这边叫抗美援朝）的南韩将军，有着非常雄厚的军政背景，同时也非常腐败，利用职权贪敛了大量的财富。在 70 年代，他就有财力送家里的六个孩子全部出国留学。
阿孔的妈妈留学归来之后，进入了大韩航空工作，之后认识了已经成为黑帮头目的阿孔爸爸。对于一般人来说呢，黑帮成员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但是阿孔妈妈不一样，因为家里的特殊背景，她从小的性格就非常刚烈，是一个什么人都不怕的主儿。
就像《狂飙》里的高启强和陈书婷一样，阿孔的爸爸妈妈深深地为彼此所吸引，他们恋爱结婚至今，仍然是形影不离、恩爱如初。在后来这几十年里，阿孔爸爸进过四五次监狱，这个时候往往都是阿孔妈妈在外面维持事业的运转。
我人生中唯一挨过的那一拳
有了母亲这边的家族助力，这个黑帮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保护伞，不仅在犯事儿之后可以免于牢狱之灾，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意渠道。
大概是在阿孔出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父亲开始涉足房地产投资。生意上赚得多的时候，他们就会暂时地停掉风险系数更大的制毒工作。
在 90 年代的釜山，社会治安和法制建设都不如今天，有着保护伞的黑帮组织甚至会明目张胆地嚣张行事。
因为姐姐被划伤的事件，阿孔和姐姐转学了，但是他们在这个新学校里也没能待上多久。
在这个新学校里，又出了一个事情。
有一天放学之后，我跟同学在校园里荡秋千。有几个高年级的小孩过来，很霸道地让我们起开。虽然当时我才一二年级，但还是大着胆子跟他们讲道理，说，“这里是我们先来的，应该是我们玩完了之后，你们才能玩。”
讲完之后，这哥们就直接用拳头打了我一拳，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那种脸上的疼痛，真的记忆犹新，因为我人生中只有那一拳。
被打完之后，我哭着喊着回家了。
一如既往地父母不在家，只有奶奶在，她看我脸上挂着眼泪，问我怎么了，我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但是，我奶奶是一个特别夸张、特别不接地气的人，等晚上我父母回到家，她就开始添油加醋地跟他们描述了一番，“你儿子今天放学被一帮人给群殴了！你看看！我孙子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我父亲听了之后就暴怒，开始打电话摇人，半小时后，我们家里就聚集了一帮叔叔。我父亲就特别大声地问我，“到底是谁打了你？快告诉我名字！”
我嘟嘟囔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
于是我父亲就带着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去大海捞针般地找，在学校周围排查。最后找到了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卖部，那家的儿子是那几个高年级小孩中的一个。他说，他跟打人的那个人也不熟，但是知道他们家大概住的方位。
得知了方向之后，父亲让工作人员去那个附近挨家挨户地找，敲开每一家的门，问他们“家里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釜山真的是没有王法，黑帮居然可以这么行事。
大概找了一个多小时吧，就听说找到了，我父亲就带着我过去。一进门，我看到他们家客厅已经被工作人员都砸烂了，说是家里的大人还没回来，只有那个小孩自己在家。我父亲肯定不会对一个孩子动手，他就要求他一直做蹲起，就一直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地循环，直到他都站不起来了。
然后我父亲跟他说，“你不可以欺负我儿子。”
我当时看得可爽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妈妈跟我说不用去上学了，在家休息。这一次休息的时间还挺长的，后来我就转学到首尔去了。
首尔“贫民窟”
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蔓延到了韩国，随着外汇危机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在那之前的两年，阿孔的父亲正投身于房地产生意，甚至赌上了大部分身家投资了一幢大楼的建设，而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阿孔家里的正道生意一落千丈，这幢楼也逐渐成为了烂尾楼。
之后的几年这个组织都只能尽力维持，但随着负债越来越多，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为了躲避债主，保障家人的安全，大概在2002年前后，阿孔父亲带着一家人逃亡到了首尔，希望能暂时避一避风头。同时，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资金，父亲又踏上了制毒的老路。
只有我们一家人去了首尔，父亲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都没有跟来。我们在首尔住进了一个像贫民窟一样的地方。但是其实对于我和我姐而言，并没有一个“家道中落”的概念，因为父母对我们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他们说，“首尔是韩国最发达的一个城市，这里的房价非常贵，我们变卖了釜山所有的资产，才能在这里买这样一个小房子。”
我当时还觉得挺激动，“哇！太厉害了！这房子得有多贵啊！这得多少钱啊？”
其实那个房子真的特别破，我从来没住过那么小的房子，说是一室一厅，但是那个卧室还没有我现在的卫生间大，客厅也非常小，只能并排躺下六七个人，卫生间的门还是那种推动式的、吱吱呀呀的塑料门。
但是在首尔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学校里基本都是贫民窟里的孩子，跟我特别合得来，这里面没有歧视，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家是干什么的。
上了一段学之后，我父亲就开始给我看《还珠格格》，我可喜欢了，我就在想，“哇这也太厉害了！个个都会轻功、都会飞！太酷了！”
后来我父亲就问我，“你想不想去中国看一看？”
我说，“中国是哪？”
他说，“就是还珠格格的那个地方。”
“我去，我必须去。”
于是我母亲带着我出去了，因为父亲禁止出境，所以当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去了中国。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误会了，我以为是去旅游，但是实际上我是去留学去了。
现在回过头看，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会在那么小的年纪把我送出国，完全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外债高筑，父亲不得不又走上了制毒的老路，于是把我和我姐都送出国了——我是去的中国，姐姐是去的美国。
漂洋过海到东北
到了东北之后，我才终于开始比较稳定地上学，算是完整地接受了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
我当时在的那个学校是一所历史挺悠久的公立小学，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一位恩师，他很严厉，甚至会体罚学生的那种，但是他也非常负责，每天都会在课后帮我补习一个小时的中文，所以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中文水平已经非常好了。
在留学的过程中，我寒暑假都会回国嘛，有一次回国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已经搬家了，从“贫民窟”搬到了一个高档小区，相当于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差不多缓过来了。
小学毕业后，我的初中也是在中国上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费就已经很多了，基本上一个月有一两万人民币，等到初中毕业我的账户里大概有了 20~30 万的存款。
后来上高中，公立学校里的外籍学生一年的学费是 2 万人民币，其实我账户里的钱是完全够的，但是正处于青春期的我，仗着父母不懂行情，跟他们说一年的学费是 20 万，而且三年的学费要一次性交齐。
那个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很宽裕，我父母也没有多问，所以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财富值就顶天了。
上了高中之后，我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他们都是“枫叶国际学校”的，都是富二代。我们这帮人每天晚上 10 点，准时到夜场报道，蹦迪、抽烟、喝酒，嗨到凌晨一两点，然后出去吃个夜宵，玩一玩、聊聊天。
到了早上 6 点钟，学校就开门了，我每天准时第一个到校。到了学校之后，我的一天就开始了，7 点钟准时趴下，开始睡觉，睡到下午 4、5 点钟，放学回家洗个澡，到了晚上，我又该去夜场上班了。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天天如此，然后我就得了胃穿孔。
为了养好胃穿孔，我在韩国住了一两个月的医院。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母亲就开始劝我，说，“儿子，咱不能再这样了。你看你爸经营的那夜场里酒都是假的，咱家的都是假的，那别人家的能是真的吗？你要是想喝酒，可以买点真的、好的酒，在家里喝嘛！我儿子这么金贵，哪能喝假酒啊？”
我母亲就是一个这样溺爱孩子的人，而且到现在为止，她依然是这样的。
父亲的左手
在 2010 到 2013 年左右，也就是阿孔上高中的阶段，他们家的公司已经完全从经济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中缓了过来，发展得如日中天，并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
怎么衡量一个人算不算是成了有钱人呢，在中国可能不太好说，但是据说在韩国有这么一个具体标准的，叫做三三三公式——说的是要有 30 亿韩元的现金，30 亿韩元的固定资产，以及 30 亿韩元的证券股票，加起来拥有 90 亿韩元，也就差不多是 4800 万人民币左右的一个财富值，你就能算是个有钱人了。
阿孔他们家具体有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肯定是过了这个线了。
有着母亲给的溺爱和父亲给的财富，以及来自家族的各种保护，阿孔可以说是一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关于家里的黑道生意，父母一直没有跟他透露过多的内容，直到高中毕业，他从中国回到韩国，才迎来了成人世界的第一课。
我那一次回国降落在首尔的仁川国际机场，是我父亲来接的我。我当时看见他的左手上绑着石膏，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他骨折了，但是他这个骨折有点奇怪，正常骨折打的石膏会比他那个更长一点，我当时有点纳闷他的石膏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短。
路上我也没多想，直到回到家里，父亲在帮我搬运行李的过程中，胳膊上的石膏不小心被刮掉了，咕咚一声掉到了地上，我才看到，我父亲没有了左手，他的整个左手变成了一个肉团子，没有什么手心、手背、手指，只剩下一团。
我惊呆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他抱抱我，说，“没事，这都是小事情。”
我强忍住巨大的情绪冲击，硬撑着说一句，“好的。我这趟行程太累了，我要回屋休息一下。”
进屋之后，我拿起枕头盖住脸，开始痛哭，一边哭还一边想着，我不能哭太大声，生怕外边的家人听到。
第二天，我稍微缓过来了一些，就跑去问母亲怎么回事，她不肯讲。
我又问，“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她说，“是这一年内发生的，就是一个小事故。”
我感觉我的整个心脏都要停了。在那一年内，我基本每天都在跟那帮狐朋狗友一起花天酒地，玩得是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就是在这同一时间，在韩国居然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一件事，父亲在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我觉得自己简直禽兽不如，我还是个人吗？
当时情绪就太上头了，我想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的真相。
父母嘱咐所有工作人员都瞒着我，后来是几经周折，我才找到了那个给我父亲做手术的医生，因为这个伤势太严重，所以不是公司里的医生给做的，而是在正规医院里的一位特聘医生。
他上来就问我，要不要看一下当时的照片。照片递过来，上面的景象让我终身难忘——父亲的手指是一节一节地断开的，那些指节就像是乐高积木一样摆在那里，整个手背都被砸烂了，分辨不出形状，成了一滩肉泥。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之后那位医生跟我讲了很多话，可是我一句都不记得了。我毫无知觉地走出医院，在大门口放声痛哭，整个人都崩溃了。
后来我问过很多人，想知道这件事的具体情况，但是都没有成功，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我。
经历了这件事，我瞬间感觉自己长大了，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父母把我送到国外——假如我在韩国国内，目睹这样激烈的冲突之后，很有可能会一时冲动想要去为父亲报仇，但是这里面的事太危险了，一旦冲动行事，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
“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虽然直到今天阿孔还是不知道父亲的手是怎么受伤的，但根据东拼西凑的说法，应该是和黑帮争斗、仇家报复有关。那张照片上血淋淋的画面，让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父亲在做的事有多么危险和残酷。
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阿孔要去服兵役了。大家应该都知道，韩国实行强制兵役制度，每个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兵种不同，服役期限也不同。
当然啊，有权有势的家庭大多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儿子避免兵役，阿孔家也不例外，但是呢，因为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阿孔没能完全规避掉兵役，不过他可以去一个非常轻松的兵种。
兵营不像外面的社会，在这里，特权偶尔也会失效，而对于阿孔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被打压的感觉。
回国服兵役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个时段。那段时间韩国换党政，李明博总统任期结束，以至于家里没能为我拿到赦免权。
我当时可排斥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人服过兵役，那些叔叔们能给我讲上三天三夜监狱里的故事，但是没人能告诉我，服兵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具体要注意什么。
最后想尽了办法，我可以跟那些残疾或者有重大疾病的人一起被安排到市政厅完成义务兵役，但是有一个 30 天的新兵训练营是怎么也躲不掉了。这个训练营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因为不管你在外边怎么样，在训练营的这 30 天里面，大家都比较平等。
在部队的第一天，大家都在跑操的时候，我在跟一位长官一起散步，他是我姥爷带出来的兵，自然对我关爱有加。当时我挺美的，心想有他罩着我，我在这里面的日子应该还不错。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他的官阶比较高，不负责直接带我们训练。
而我的直属教官呢，他们看我非常不顺眼，跟我说“你从国外来的没有用，我们韩国是一个非常讲究法治的国家，所有人人平等。不论你认识再大的官，该做的训练也还是要做，你一项也不能落下。”
我当时心想，“你有病吧？你真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但是后来遇到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联络外界了，我没有手机、不能出兵营，他们就开始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欺压。在他们看来，我就是太猖狂了，于是他们让我去扫厕所，去刷淋浴间。
他们还会给我们一个小册子，就像幼儿园小孩盖章似的，盖满 12 个就可以打 3 分钟电话，我好不容易攒齐了，但是教官说不允许我打，别人都可以打，只有我不可以。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上天又给了我一个机会，兵营里要开展枪击实战训练，教官说拿到冠军的人，可以使用他的私人手机给家人打电话。我一听就来劲了，我当时所在的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残疾部队的训练营，别说他们了，就算是正常的新兵部队，又有几个年轻人会打枪的呢？他们碰都没碰过。
我就不一样了，我小时候经常摸枪，打枪就是我的童年游戏之一。在举办的射击比赛和拆枪重组的比赛中，我都拿到了第一名。但是一看第一名是我，教官又反悔了，总之他们就是不让我打电话。
我实在是太痛苦了，回到宿舍之后，我就开始摔东西了，当时我们有一个选项是可以退出的，这次退出了、下次再来，重新再来 30 天。虽然我已经熬过 20 多天了，但是我太生气了，我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就在我摔东西的时候，他们大概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害怕我出去之后找他们的麻烦。于是就有一个长官出面，跟我示好、希望能跟我和解，他给我了一只拐杖，说，“之前他们这么对你，我并不知情，现在我已经严厉地批评他们了，剩下的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吧。”
于是在剩下的 10 天里，我什么也没干，就拄着拐杖，熬到了出营的日子。
在我父母来接我的车上，我摇下车窗，对那些教官破口大骂，骂完之后，扬长而去。在路上我跟父母讲了讲，在训练营的这一个月里我都受到了哪些待遇。
要不要成为黑帮的接班人？
关于训练营里的事，阿孔的爸爸觉得都不是个事儿，他从小就教育儿子，要少抱怨、多做事。比如你坐飞机觉得旁边的人很吵，那你要做的不应该是抱怨，而是努力赚钱买头等舱；比如小区里有人乱扔垃圾，那抱怨也没有用，不如努力干活换个物业更好的高档小区。
他相信这种“谁强谁有理”的丛林法则：没必要抱怨兵营里的教官，说到底还是家族人脉不够广，没能给儿子搞到兵役豁免权。
从训练营出来之后，理论上阿孔还需要到市政厅里再工作 23 个月才能完成兵役。不过，他满打满算也就执行了 6 个月，因为家里有门路，他可以不坐班、直接获得打卡记录。
在这段时间里，阿孔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解家里的业务，考虑要不要接班，成为一个黑帮二代。
在服兵役的这段时间，父亲曾经跟我商量过要不要接班的事情。除了制毒和高利贷这种非法业务，家里还有餐厅、夜总会工厂等合法业务，可以由我来继承。在父亲的带领下，我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有选择去接班。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我想做的事儿。
第二个，我是真的学不会。
不管是工厂还是餐饮，都需要专业知识背景或者相应的管理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就能速成的。
此外，真实的黑帮组织跟影视里演的区别很大。最近不是有很多人看《狂飙》嘛，现实里的黑帮没有那么帅，也没有那么风光，更不可能出现只手遮天，甚至警察、官员都管不了的情况。
家里的非法产业之所以现在还能存续，一是因为规模不大，二是因为有母亲家里在官场上的权限，黑帮的势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个，我太想回中国了。
我在韩国没有一个朋友，我在中国接受公立教育，在中国长大成人，整个的思维都是很“中国式”的，跟韩国的同龄人完全玩不到一块。
当然了，服兵役期间是禁止出国的，但是我当初利用家里的关系进行了协调，时不时就坐着飞机去往欧洲和中国。
我还记得在市政厅里熬过几个月之后，我终于又有机会回到东北，一下飞机我就闻到了那股无比熟悉的、夹杂着雾霾味的空气，我整个人都活过来了。我感觉我到家了！
最终我算是完成了兵役，至少打卡记录是完整的。但是 2016 年底，韩国开始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提案，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官员的变动和调查，其中就包括对于违规兵役的调查，这个名单中就有我。因为我的出境记录跟兵役时间是冲突的，所以被宣布为兵役无效，需要重新服兵役。
对于我来说，再服一次兵役还不如直接杀了我。于是我就利用了不常驻在韩国的韩国人可以不服兵役这个规则，我回到了中国定居，并且保证自己每年在韩国的时间不大于 14 天，就可以不用服兵役。
我父亲被限制出境，我被限制居住时间，这也就导致了，我和父母很难再一起生活了。
结尾问答
2017 年左右阿孔回到中国，后来他在中国找了一份合法的工作，并在这期间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一位从事教育领域的高知女性。在结婚之后，太太辞去了工作，夫妻二人开始投身于教育相关的公益事业。
嗯……怎么说呢，就是阿孔把他爸爸在韩国干黑社会挣的钱，拿了一部分来中国做慈善，主要是给山里的孩子们建学校和聘请优质教师。
在韩国那边，最近这十年发生的事情，阿孔不方便展开来讲，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几个月前，韩国警方开展了一次毒枭大清理，他的父亲被抓进去过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家里找了各种关系，帮他免去了牢狱之灾，只需要完成相应的社工小时。
大体来讲呢，他们家的黑帮也经历了一个洗白的过程，正如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变成了一个表面看起来相当正经的公司，甚至还给员工都上了社保，明面上经营着很多合法的业务，粉饰着背后非法的生意。
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一个转身，黑帮，成为了资本。
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产业，是给三星、LG 这种大公司做配件代工的化工厂。
早年间，这些都是大公司自己在经营的业务，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工作环境会有很多污染，导致工人们的身体会受到损害，碍于品牌形象，打官司和赔偿的成本都非常高，于是就会找产业链中的工厂来代工。
这里的污染真的挺吓人的，我父亲有时候会去化工厂里视察，即使是穿着防护服，在里面短短三、四个小时，出来之后就会浑身起红点。
而在工厂里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有的会失明，有的会落下身体残疾，还有的会患病。这些身体健康上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针对这样的情况，韩国的劳工组织会进行抗议游行，他们在工厂前面拉横幅、喊口号，为了争取更大范围的关注，获得相应的工伤赔偿。而我父亲经营的其中一项业务就类似于“雇佣兵”，他会带着手下的工作人员去镇压这样的游行。
刘逗：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化工厂里的工人，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污染，导致身体有了残疾，健康受到了损害。而当他们去游行的时候，您父亲的手下还会去镇压他们。跟之前提到的黑帮抢地盘、抢销路，这种帮派斗争不一样，他们都是打工的普通人啊，当他们受到了这种待遇的时候，你内心会觉得愧疚吗？
阿孔：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在于，我没有真实地看到过那个画面，所以我不会。如果我真实地看到，我肯定会阻止，但是我没有看到过当时镇压的场景。
这就好像您在问我说，“你在花这样得来的钱的时候，会不会感到愧疚？”
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从小没有看见过（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就觉得没啥事。但是如果我看见了，我可能会选择不买这个东西，我可以不住这么好的地方，我可以不干什么……
刘逗：你在长大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时刻，你对于你爸爸在做的这些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觉得他是违背了你的价值观的，或者说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是不对的？
阿孔：是这样的，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信念，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扭曲的信念。就像最开始父亲、姑父和李先生在一起制毒、贩毒的时候，管那样的事情叫“爱国”。我的父亲和姑父后来在做的黑帮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只是管这个叫工作。
在他们的信念里，做的坏事情越多，他们越需要一种挽救的精神。所以他们每年会在基督教和佛教教堂里，进行大量的捐款。在釜山最大的寺庙里面，有一口很大的钟，上面就刻着我父亲的名字。
他也会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如果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做过的事情太坏；但如果说我是一个坏人，我做过的好事比普通老百姓要多得多。那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
我可能是被我父亲的想法所影响，所以我不会对他的事业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刘逗：在你看来，作恶和做好事是可以互相抵消的吗？
阿孔：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但是可能还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救自己，虽然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救，试试吧……毕竟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我一直在捐款、在做慈善，都是好事情，所以看看能不能用我这辈子做的好事情来抵消上一辈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讲述者：阿孔，制作人：刘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