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刘梦龙，原文标题：《秦桧杀不杀，真的很重要》，头图来自：《满江红》
今年春节档的满江红，可能不少人都看过了。这部片子如何，见仁见智。但其中最终不杀秦桧这件事，确实让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
我们常说杀人诛心，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懂这个。诛心的同时是不能忘杀人的，闭上他的鸟嘴，剪尽他的党羽，这才能诛的彻底，诛的安稳。因此，自古以来，得罪了读书人，那得死两次，第一次用刀杀，第二次用笔杀。你看孔夫子杀少正卯，不但要杀，还要明正典刑，杀了之后，再从容揭发其隐恶，踩一万只脚让他永不翻身，使后人引以为戒，这就是好榜样。
那么到了秦相爷身上呢？要按一般老百姓的观点，那真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想当年，秦相爷尸骨未寒，民间就传说他进了地狱，阴司还特意给家里送信，给那位贤内助王夫人提个醒，谁也别想跑。但到了当代文化人的故事里就很微妙了，实际上，在历史上也很微妙。倒不如说，二者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要不说，咱们的文化人那是真懂历史。
当然，电影是电影，哪怕是个架空故事。历史上秦桧可是寿终正寝，备极哀荣，也许创作者觉得没法转过去这个弯，就干脆只诛心，不杀人。反正，我们已经让他出够了丑，至于他之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继续残害忠良，直到寿终正寝并造福子孙。这都是故事之外的事了，你跟故事较真干嘛？再说，秦相爷虽然做尽了坏事，难道不是已经出乖弄丑，被诛心了吗？一干无知百姓想干什么？今天诛了秦相爷，明天你们想干什么，简直不能想象。
说起来，尤其自近代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搞谈杀人诛心的时候并不少。但有时，他们又确实宽大无边，不要说杀人，最好连诛心也不要。羞羞面皮，鞠个躬，这就够了，充满了先进的躬匠精神。与之相对的，千载之后，近代以来，秦相爷也不时能遇到一些知己，时不时的，隐隐有点要站起来的味道。
秦桧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奸恶之徒，生平也广为人知，倒也算遗臭万年。但细看秦桧的身前身后事，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秦桧一生最臭名昭著的，当然是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而这件事，使人痛切之外，也常会有人说，秦桧杀岳飞，执行投降路线不过是宋高宗的走狗帮凶而已，不该都归罪于秦桧。这种看法看似通透，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秦桧和宋高宗这对君臣，也应该说叫有如此君，有如此臣，相互成就，同恶相济。
像岳飞的冤案是带有一定复杂性的。没有宋高宗这样无耻的君主，自然是不能成的，赵老九不能撇清责任。岳飞案最终造成了“臣飞死，臣浚喜，臣浚无言世忠靡，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的局面。而在这个冤案里，秦桧也绝不被动的，他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当秦桧死后，宋高宗说，从此可以免靴中藏刀，也可见在这对君臣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上下服从的关系。
秦桧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颇为异数的奸臣。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挟洋自重的权相，在广播党羽之外，他权力的最大依仗不是君主的宠信，而是作为投降路线的象征，一个外国代理人的身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身份，秦桧在杀害岳飞这件事上是十分主动，而不绝仅仅是高宗投降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那么简单。
宋朝最终亡于异族入侵，而自宋以后，妥协投降，如抱薪救火，已经深入人心，秦桧夫妻也跪了千年。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后，还真陆续出现了给秦桧翻案的声音，乃至当代也不时耳闻。
比如吕思勉在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里公开说绍兴议和，秦桧主和是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而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是大言语壮语无用。由此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而胡适也给吕思勉站台，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中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直到当代，文人中有再为秦桧翻案的，也不过是捡这二位余唾罢了。
这就是中国文人爱卖弄，标新立异的地方。像后来有人为吕思勉辩解，也不过说，这其实是他在借古讽今，影射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本意是主张要寻求和平环境。倒是吕思勉自己，虽说不曾表示悔意，也承认今则予说亦多变矣，不再说如此怪话了。我们往好里想，毕竟那时候还没有低调俱乐部，大概胡博士也是这么个借古讽今的态度吧。
像绍兴和议，本质上说，确实存在金强宋弱的大局势。岳飞等人经过艰苦奋战，在北方沦陷区军民的呼应下，也只能说有望扭转，形成更有利继续抗战的局面。这千万人浴血争来的机会，被秦桧破坏了，则不能不使人痛心。
但时局发展到了所复郡县得而复失，国计民生难以支撑，诸将权威太重，使以兵变得天下的赵家天子难以心安的地步。绍兴和议在不得已中，无论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稳定南宋政权的角度，确实有一种合理性，我们不否认。但要说秦桧有多大功劳，实在是强词夺理。
其实，秦桧到底坏在哪里，明末王夫之早就说的很清楚的。所谓“杀人宗族，尽解诸帅之兵，大坏军政，粉饰治平，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说到底，秦桧的真正罪恶，是不但配合宋高宗苟合，而且利用手中权力，长期破坏国家建设，最终和高宗一起从根子上造成了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开国的格局一旦形成，就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能在短期内改变的。
日后，宋孝宗等后辈想有所作为，却面临军政长期败坏，积重难返的局面。结果就是，南宋的历次北伐都不免虎头蛇尾，长期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偶有振作，也难改积弊，直到灭亡。
这种“死而后已”的长期破坏，及其造成的不可挽回局面，才是秦桧的大罪恶。从秦桧的角度说，越是祸国殃民，南宋的军政力量被破坏得越严重，越需要依靠讨好外敌来维持局面，他的权力就越稳固。他虽然是南宋的宰相，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却是完全对立的。
秦桧是金人间谍之说，未必是真的，但在破坏抗战的这个问题，甚至秦桧要比求一心苟安的赵构还要主动和恶劣，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王夫之说，“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是很有见地的。
这个道理不复杂，前人说得很透，而像吕思勉、胡适肯定也是懂的。不外乎是中国的文人，由于过去社会教育的不普及，长期有一种众生愚昧，唯我独醒的莫名自信。有时候竟到了不顾是非黑白，甚至刻意和社会的一般常识对着干，以显得自己高明。这种做派，实在是一种未开化时代的积习，自以为高，其实落后的要命。
其实，我们说历史上的秦桧，很值得注意的是秦桧身后的一些事。在民间故事里，秦桧就像我们说的，臭名远扬，死后被编排了无数报应故事。像聊斋里，就说青州冯孔博家杀猪，发现身上写着是秦桧七世身，连猪肉都是臭的，蒲松龄则痛斥，秦桧的肉，只怕连狗都不吃。秦桧转世为变猪狗，或者在冥界受苦行，一直是传统笔记小说的常见题材。
这些报应故事，一方面体现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则含有所谓教化的成分，是刻意说给老百姓听的。
然而在真实历史上，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的，秦桧本人在主导了绍兴和议后，作为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一直执掌相权。直到秦桧死前，都还在疯狂迫害主战派的大臣，试图兴大狱，斩草除根，幸亏他及时病死才作罢。就生平来说，秦桧真担得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古语。
和民间喜欢的报应故事不同，秦桧本人不但享尽荣华富贵，还造福子孙。秦桧本人据说极度惧内而无后，连私生子都不敢认，明面上的子孙是抱养的妻侄秦熺。
秦桧妻王氏，也就是后来也陪着他一起跪在岳庙前面那位。这位王氏出身是宰相王圭一族，据说本人也颇有才智，才能和秦桧狼狈为奸，一起遗臭万年。秦桧虽然是进士及第，但家世颇为寒微，只怕需要用到王氏一族的地方也不少，秦桧惧内竟不惜以王氏族人为后，除了爱妻，未必没有其他原因。
在秦桧生前，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势，使自己的养子秦熺成为宰辅一级的高官，长孙秦埙也在他的庇护下，高中探花，科举入仕，并火箭提拔为尚书一级的中央大员。在秦桧死后，秦熺父子也随之失势，被迫退休，由此秦家逐步衰落。
那么，秦家到底衰落到什么程度呢。秦桧死后二十多年，陆游拜访了当年和他一起考科举的同年秦埙，秦氏一族已经分家而居，但还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只是，大家都说秦家已经衰落了，不时甚至要典当来维持局面，陆游特意留了一笔感慨，“岁收不过十万斛米”。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极有红楼梦贾府的那股子衰落劲。当然，秦埙的儿子不是贾宝玉，他长子秦钜名列宋史忠义传。在南宋嘉定十四年，他任蕲州通判，坚决抵抗金兵入侵，最后和两个儿子一起以身殉国。秦钜的故事，这些年来讲的人不少，毕竟秦桧的子孙最后抗金而死，这样戏剧性的转折也颇为吸引人。
但很少有人提，那就是秦钜这个通判只怕和秦桧也不小关系。嘉定这个年号，始于嘉定和议。南宋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结果将帅乏人，惨败收场，本人更被斩首献给金人乞和。韩侂胄在开禧北伐前为振作人心，追封岳飞为鄂王，削掉秦桧追封的一切官爵，剥夺原本忠献谥号改为缪丑。这些称谓，一直影响到后世，以后的文人常常尊称岳飞都称为鄂王，斥秦桧为缪丑。
然而，开禧北伐终究是失败了，南宋在新一代投降派领袖史弥远的主导下，献头和议，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相对应的，秦桧也跟着恢复一切荣誉，而身为秦家嫡派子孙的秦钜，在曾祖父死后半个多世纪，恐怕又沾上了这位老祖宗的光。
其实，无论是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还是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之所以失败，都和秦桧留下的，始终无法清理的余毒造成的，南宋的积贫积弱和军政混乱是有关系的。但偏偏是这样的局面，又导致南宋无法彻底清理秦桧所象征的投降路线。
反过来，这种总路线的往复动摇，又庇佑了秦家人，甚至是他们几十年后还能沾上老祖宗的光，始终荣华不衰。说的不客气点，虽然后来岳飞平反，秦桧追夺，秦氏子孙在南宋所享受的富贵，恐怕还是胜过了岳家子孙的。
说秦桧身后，当然不是想说苍天无眼之类的牢骚话。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读书人当然不会和老百姓谈这些，但他们心中又是始终了解这些的。在了解这些的读书人的心中，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心中，恐怕秦桧的形象是颇为复杂的。
其实看宋人笔记中的秦桧，里面就写了不少秦桧颇有智谋的段子。比如说南宋初年，经济凋敝，货币紧张。当时用的是铜钱，但朝廷的铸造能力有限，经济不好，发行的新钱铜含量不高。于是，老百姓不但不喜欢新钱，还把质量更好的旧钱收藏起来，不愿意使用。
注意到这点后，秦桧故意叫街上的剃头匠到府里给他剃头，然后称赞剃头匠活儿干得好，随手抓了一大把旧钱给他。眼看剃头匠受宠若惊，又装作无意说，抓紧花掉，过几天朝廷就要强行兑换新钱，旧钱就没用了。结果，剃头匠到街上一传，很快钱荒就缓解了。
这是秦桧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秦桧当然很有才能，他本身进士及第，是状元之才，是顶尖的读书人。但像这样的才智故事，与其说在客观记录秦桧这个人，倒不说体现了一种微妙的心态。子贡就说过，桀纣没有那么坏，只是大家都厌恶他们，于是各种罪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么，秦桧这样的一个大恶人，却在不少宋朝文人的笔记里是颇为立体的，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看秦桧的身后情形，特别使人遗憾不是苍天无眼，而是我们一旦放眼近代，似乎秦桧这类情形并不少见。除了像吕思勉之类标新立异的旧文人，还有很多人，只怕这些才是真心和他惺惺相惜的。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秦相爷最特殊，最要命的特点，是他身为一个外国代理人主导了南宋的政治。其实在古代，虽然勾结番邦、吃里扒外的戏台大反派从来不少，但中国人对外国代理人的认识还真不多。要到1840年后，甚至要到清末民初，秦相爷一流的人物才算真正抖起来。
近代以来，长期外强中弱，一边倒的局面，造成了一种外国即先进的烙印，深深打进很多人心里。这就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外国代理人，甚至从单纯的挟洋自重，发展到了全面尊洋鄙华的程度。前所未有的，他们站在了一种道德的高度，以先进启蒙的高等人自居。
不但如此，他们也确实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旧中国，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并利用自己和外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掌握生产资料，垄断了知识、财富，彼此互通声息，最终形成了买办、政客、学阀一个个紧密相连，又深具影响力的一个个圈子，牢牢把控着旧中国。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是颇为普遍的。而这种现象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发展到其中一些人，哪怕是越线了，比如说直接落水做了汉奸，又或者出卖了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他们也能得到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的得到各种宽容和优待。
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秦桧的子孙一样，他们的败落，在他们看来叫败落了，退出核心圈子，不能再指点江山了。但在一般人看来，那叫人上人，根本和普罗大众不是生活在一个层次的。
甚至，像买办之流，虽然在建国初该走的走，该镇压的镇压了。但随着国门重新打开，一切为招商引资让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大潮，他们又重新抖起来了。甚至，过去那些替外国做代理人而被打倒的老家伙及其徒子徒孙，还以此为功，以此为媒，在国内国外得到了不少补偿，攀上了新的门路，俨然像当年秦家子孙享受到老祖宗恩典一般。
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对这样一个圈子，对这类人，不要说杀人，连诛心都诛不得。这种情形，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发展无疑已经得到了扭转。无论是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好，中外实力对比也好，大环境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年深日久，他们子孙相传，盘根错节，在我们整个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不少位置，有着不小的能量。他们时不时就要露出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旧习气，理所当然，仿佛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般。而我们要想真正从近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便要彻底和这种旧时代的余毒告别。
像秦桧这样的人物，是一种象征。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再有秦桧这样的神奸巨恶。但在一些人的心底，秦桧可不是跪着的，而是高高在上，在用向他们招手展现着美好的未来。诛恶务尽，罪有应得，在社会的客观发展中，像秦桧之流，能不能得到他应有的下场，则确实是一个事关人间正气，乃至家国兴衰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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