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刘梦龙,原文标题:《秦桧杀不杀,真的很重要》,头图来自:《满江红》


今年春节档的满江红,可能不少人都看过了。这部片子如何,见仁见智。但其中最终不杀秦桧这件事,确实让不少人觉得难以理解。


我们常说杀人诛心,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懂这个。诛心的同时是不能忘杀人的,闭上他的鸟嘴,剪尽他的党羽,这才能诛的彻底,诛的安稳。因此,自古以来,得罪了读书人,那得死两次,第一次用刀杀,第二次用笔杀。你看孔夫子杀少正卯,不但要杀,还要明正典刑,杀了之后,再从容揭发其隐恶,踩一万只脚让他永不翻身,使后人引以为戒,这就是好榜样。


那么到了秦相爷身上呢?要按一般老百姓的观点,那真是千刀万剐都不解恨。想当年,秦相爷尸骨未寒,民间就传说他进了地狱,阴司还特意给家里送信,给那位贤内助王夫人提个醒,谁也别想跑。但到了当代文化人的故事里就很微妙了,实际上,在历史上也很微妙。倒不如说,二者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要不说,咱们的文化人那是真懂历史。


当然,电影是电影,哪怕是个架空故事。历史上秦桧可是寿终正寝,备极哀荣,也许创作者觉得没法转过去这个弯,就干脆只诛心,不杀人。反正,我们已经让他出够了丑,至于他之后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继续残害忠良,直到寿终正寝并造福子孙。这都是故事之外的事了,你跟故事较真干嘛?再说,秦相爷虽然做尽了坏事,难道不是已经出乖弄丑,被诛心了吗?一干无知百姓想干什么?今天诛了秦相爷,明天你们想干什么,简直不能想象。


说起来,尤其自近代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们搞谈杀人诛心的时候并不少。但有时,他们又确实宽大无边,不要说杀人,最好连诛心也不要。羞羞面皮,鞠个躬,这就够了,充满了先进的躬匠精神。与之相对的,千载之后,近代以来,秦相爷也不时能遇到一些知己,时不时的,隐隐有点要站起来的味道。


秦桧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奸恶之徒,生平也广为人知,倒也算遗臭万年。但细看秦桧的身前身后事,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秦桧一生最臭名昭著的,当然是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而这件事,使人痛切之外,也常会有人说,秦桧杀岳飞,执行投降路线不过是宋高宗的走狗帮凶而已,不该都归罪于秦桧。这种看法看似通透,其实还真不是这么回事。秦桧和宋高宗这对君臣,也应该说叫有如此君,有如此臣,相互成就,同恶相济。


像岳飞的冤案是带有一定复杂性的。没有宋高宗这样无耻的君主,自然是不能成的,赵老九不能撇清责任。岳飞案最终造成了“臣飞死,臣浚喜,臣浚无言世忠靡,桧书夜报四太子,臣构再拜从此始”的局面。而在这个冤案里,秦桧也绝不被动的,他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当秦桧死后,宋高宗说,从此可以免靴中藏刀,也可见在这对君臣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上下服从的关系。


秦桧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颇为异数的奸臣。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挟洋自重的权相,在广播党羽之外,他权力的最大依仗不是君主的宠信,而是作为投降路线的象征,一个外国代理人的身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身份,秦桧在杀害岳飞这件事上是十分主动,而不绝仅仅是高宗投降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那么简单。


宋朝最终亡于异族入侵,而自宋以后,妥协投降,如抱薪救火,已经深入人心,秦桧夫妻也跪了千年。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后,还真陆续出现了给秦桧翻案的声音,乃至当代也不时耳闻。


比如吕思勉在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里公开说绍兴议和,秦桧主和是有识力,肯负责之处,而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是大言语壮语无用。由此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而胡适也给吕思勉站台,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中说“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直到当代,文人中有再为秦桧翻案的,也不过是捡这二位余唾罢了。


这就是中国文人爱卖弄,标新立异的地方。像后来有人为吕思勉辩解,也不过说,这其实是他在借古讽今,影射二十年代的军阀割据,本意是主张要寻求和平环境。倒是吕思勉自己,虽说不曾表示悔意,也承认今则予说亦多变矣,不再说如此怪话了。我们往好里想,毕竟那时候还没有低调俱乐部,大概胡博士也是这么个借古讽今的态度吧。


像绍兴和议,本质上说,确实存在金强宋弱的大局势。岳飞等人经过艰苦奋战,在北方沦陷区军民的呼应下,也只能说有望扭转,形成更有利继续抗战的局面。这千万人浴血争来的机会,被秦桧破坏了,则不能不使人痛心。


但时局发展到了所复郡县得而复失,国计民生难以支撑,诸将权威太重,使以兵变得天下的赵家天子难以心安的地步。绍兴和议在不得已中,无论是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还是从稳定南宋政权的角度,确实有一种合理性,我们不否认。但要说秦桧有多大功劳,实在是强词夺理。


其实,秦桧到底坏在哪里,明末王夫之早就说的很清楚的。所谓“杀人宗族,尽解诸帅之兵,大坏军政,粉饰治平,延及孝宗而终莫能振。”说到底,秦桧的真正罪恶,是不但配合宋高宗苟合,而且利用手中权力,长期破坏国家建设,最终和高宗一起从根子上造成了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种开国的格局一旦形成,就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能在短期内改变的。


日后,宋孝宗等后辈想有所作为,却面临军政长期败坏,积重难返的局面。结果就是,南宋的历次北伐都不免虎头蛇尾,长期在战和间摇摆不定,偶有振作,也难改积弊,直到灭亡。


这种“死而后已”的长期破坏,及其造成的不可挽回局面,才是秦桧的大罪恶。从秦桧的角度说,越是祸国殃民,南宋的军政力量被破坏得越严重,越需要依靠讨好外敌来维持局面,他的权力就越稳固。他虽然是南宋的宰相,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却是完全对立的。


秦桧是金人间谍之说,未必是真的,但在破坏抗战的这个问题,甚至秦桧要比求一心苟安的赵构还要主动和恶劣,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王夫之说,“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是很有见地的。


这个道理不复杂,前人说得很透,而像吕思勉、胡适肯定也是懂的。不外乎是中国的文人,由于过去社会教育的不普及,长期有一种众生愚昧,唯我独醒的莫名自信。有时候竟到了不顾是非黑白,甚至刻意和社会的一般常识对着干,以显得自己高明。这种做派,实在是一种未开化时代的积习,自以为高,其实落后的要命。


其实,我们说历史上的秦桧,很值得注意的是秦桧身后的一些事。在民间故事里,秦桧就像我们说的,臭名远扬,死后被编排了无数报应故事。像聊斋里,就说青州冯孔博家杀猪,发现身上写着是秦桧七世身,连猪肉都是臭的,蒲松龄则痛斥,秦桧的肉,只怕连狗都不吃。秦桧转世为变猪狗,或者在冥界受苦行,一直是传统笔记小说的常见题材。


这些报应故事,一方面体现老百姓朴素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其中不少则含有所谓教化的成分,是刻意说给老百姓听的。


然而在真实历史上,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的,秦桧本人在主导了绍兴和议后,作为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一直执掌相权。直到秦桧死前,都还在疯狂迫害主战派的大臣,试图兴大狱,斩草除根,幸亏他及时病死才作罢。就生平来说,秦桧真担得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古语。


和民间喜欢的报应故事不同,秦桧本人不但享尽荣华富贵,还造福子孙。秦桧本人据说极度惧内而无后,连私生子都不敢认,明面上的子孙是抱养的妻侄秦熺。


秦桧妻王氏,也就是后来也陪着他一起跪在岳庙前面那位。这位王氏出身是宰相王圭一族,据说本人也颇有才智,才能和秦桧狼狈为奸,一起遗臭万年。秦桧虽然是进士及第,但家世颇为寒微,只怕需要用到王氏一族的地方也不少,秦桧惧内竟不惜以王氏族人为后,除了爱妻,未必没有其他原因。


在秦桧生前,他就利用自己的权势,使自己的养子秦熺成为宰辅一级的高官,长孙秦埙也在他的庇护下,高中探花,科举入仕,并火箭提拔为尚书一级的中央大员。在秦桧死后,秦熺父子也随之失势,被迫退休,由此秦家逐步衰落。


那么,秦家到底衰落到什么程度呢。秦桧死后二十多年,陆游拜访了当年和他一起考科举的同年秦埙,秦氏一族已经分家而居,但还是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只是,大家都说秦家已经衰落了,不时甚至要典当来维持局面,陆游特意留了一笔感慨,“岁收不过十万斛米”。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极有红楼梦贾府的那股子衰落劲。当然,秦埙的儿子不是贾宝玉,他长子秦钜名列宋史忠义传。在南宋嘉定十四年,他任蕲州通判,坚决抵抗金兵入侵,最后和两个儿子一起以身殉国。秦钜的故事,这些年来讲的人不少,毕竟秦桧的子孙最后抗金而死,这样戏剧性的转折也颇为吸引人。


但很少有人提,那就是秦钜这个通判只怕和秦桧也不小关系。嘉定这个年号,始于嘉定和议。南宋权臣韩侂胄发起开禧北伐,结果将帅乏人,惨败收场,本人更被斩首献给金人乞和。韩侂胄在开禧北伐前为振作人心,追封岳飞为鄂王,削掉秦桧追封的一切官爵,剥夺原本忠献谥号改为缪丑。这些称谓,一直影响到后世,以后的文人常常尊称岳飞都称为鄂王,斥秦桧为缪丑。


然而,开禧北伐终究是失败了,南宋在新一代投降派领袖史弥远的主导下,献头和议,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相对应的,秦桧也跟着恢复一切荣誉,而身为秦家嫡派子孙的秦钜,在曾祖父死后半个多世纪,恐怕又沾上了这位老祖宗的光。


其实,无论是孝宗年间的隆兴北伐,还是宁宗年间的开禧北伐,之所以失败,都和秦桧留下的,始终无法清理的余毒造成的,南宋的积贫积弱和军政混乱是有关系的。但偏偏是这样的局面,又导致南宋无法彻底清理秦桧所象征的投降路线。


反过来,这种总路线的往复动摇,又庇佑了秦家人,甚至是他们几十年后还能沾上老祖宗的光,始终荣华不衰。说的不客气点,虽然后来岳飞平反,秦桧追夺,秦氏子孙在南宋所享受的富贵,恐怕还是胜过了岳家子孙的。


说秦桧身后,当然不是想说苍天无眼之类的牢骚话。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读书人当然不会和老百姓谈这些,但他们心中又是始终了解这些的。在了解这些的读书人的心中,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心中,恐怕秦桧的形象是颇为复杂的。


其实看宋人笔记中的秦桧,里面就写了不少秦桧颇有智谋的段子。比如说南宋初年,经济凋敝,货币紧张。当时用的是铜钱,但朝廷的铸造能力有限,经济不好,发行的新钱铜含量不高。于是,老百姓不但不喜欢新钱,还把质量更好的旧钱收藏起来,不愿意使用。


注意到这点后,秦桧故意叫街上的剃头匠到府里给他剃头,然后称赞剃头匠活儿干得好,随手抓了一大把旧钱给他。眼看剃头匠受宠若惊,又装作无意说,抓紧花掉,过几天朝廷就要强行兑换新钱,旧钱就没用了。结果,剃头匠到街上一传,很快钱荒就缓解了。


这是秦桧很有名的一个典故。秦桧当然很有才能,他本身进士及第,是状元之才,是顶尖的读书人。但像这样的才智故事,与其说在客观记录秦桧这个人,倒不说体现了一种微妙的心态。子贡就说过,桀纣没有那么坏,只是大家都厌恶他们,于是各种罪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么,秦桧这样的一个大恶人,却在不少宋朝文人的笔记里是颇为立体的,是很耐人寻味的。


我们看秦桧的身后情形,特别使人遗憾不是苍天无眼,而是我们一旦放眼近代,似乎秦桧这类情形并不少见。除了像吕思勉之类标新立异的旧文人,还有很多人,只怕这些才是真心和他惺惺相惜的。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秦相爷最特殊,最要命的特点,是他身为一个外国代理人主导了南宋的政治。其实在古代,虽然勾结番邦、吃里扒外的戏台大反派从来不少,但中国人对外国代理人的认识还真不多。要到1840年后,甚至要到清末民初,秦相爷一流的人物才算真正抖起来。


近代以来,长期外强中弱,一边倒的局面,造成了一种外国即先进的烙印,深深打进很多人心里。这就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外国代理人,甚至从单纯的挟洋自重,发展到了全面尊洋鄙华的程度。前所未有的,他们站在了一种道德的高度,以先进启蒙的高等人自居。


不但如此,他们也确实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旧中国,有着超出一般人的水平,并利用自己和外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掌握生产资料,垄断了知识、财富,彼此互通声息,最终形成了买办、政客、学阀一个个紧密相连,又深具影响力的一个个圈子,牢牢把控着旧中国。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是颇为普遍的。而这种现象发展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发展到其中一些人,哪怕是越线了,比如说直接落水做了汉奸,又或者出卖了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他们也能得到心安理得,顺理成章的得到各种宽容和优待。


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秦桧的子孙一样,他们的败落,在他们看来叫败落了,退出核心圈子,不能再指点江山了。但在一般人看来,那叫人上人,根本和普罗大众不是生活在一个层次的。


甚至,像买办之流,虽然在建国初该走的走,该镇压的镇压了。但随着国门重新打开,一切为招商引资让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大潮,他们又重新抖起来了。甚至,过去那些替外国做代理人而被打倒的老家伙及其徒子徒孙,还以此为功,以此为媒,在国内国外得到了不少补偿,攀上了新的门路,俨然像当年秦家子孙享受到老祖宗恩典一般。


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对这样一个圈子,对这类人,不要说杀人,连诛心都诛不得。这种情形,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的发展无疑已经得到了扭转。无论是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也好,中外实力对比也好,大环境早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但年深日久,他们子孙相传,盘根错节,在我们整个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不少位置,有着不小的能量。他们时不时就要露出那种“刑不上大夫”的旧习气,理所当然,仿佛天不变道亦不变一般。而我们要想真正从近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便要彻底和这种旧时代的余毒告别。


像秦桧这样的人物,是一种象征。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再有秦桧这样的神奸巨恶。但在一些人的心底,秦桧可不是跪着的,而是高高在上,在用向他们招手展现着美好的未来。诛恶务尽,罪有应得,在社会的客观发展中,像秦桧之流,能不能得到他应有的下场,则确实是一个事关人间正气,乃至家国兴衰的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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