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ID:renkou8gua),作者: 陈文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生),责编:张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头图来自:《中国奇谭》
酒桌,饭桌,麻将桌……终归还得回到办公桌。春节假期刚刚过去,广大打工人便开始新年搬新砖。“猪猪我呀,又回到我的浪浪山啦”。网友自比大热动画《中国奇谭》里的小猪妖,调侃回到工位的心酸与无奈。工作是什么?是墙上的时钟暗自奔跑,冰冷的键盘噼里啪啦,是打工人酸痛的腰背、灵魂出窍般的疲惫。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我们命运的后颈皮。明明工作前眼里还有光,有一股不谙世事的清澈懵懂;然而工作后只剩萎靡不振,浑身散发着深深的倦怠。
人人热爱工作的黄金年代似乎已成为过去,浪浪山里的小妖怪也厌倦了无休止地重复劳作。当前的工作,为什么令人如此疲惫?有人说是因为上班时间太长,“996”“007”各显神通,“内卷式”加班令人精疲力竭;也有人说是因为工作太过枯燥,机械式重复令人心生厌倦,提不起干劲……
由国家统计局公报可知,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47.9小时,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按照每周5天、每天8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长计算,刚刚过去的2022年里,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9.58小时、每天加班超过一个半小时。考虑到劳动者不仅限于企业员工,实际时长可能会更多。如果你每天加班不足一个半小时,不妨安慰自己至少跑赢全国平均值了(开个玩笑)。
也许你会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作时长难道不是逐渐减少?为什么感觉自己工作投入的时间比以前要多,闲暇时光也越来越少呢?诚然,自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国家变得更富裕,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在过去的150年里急剧减少。以加班文化和超长工作时长著称的邻国日本,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在2000~2017年间从1859小时减少到1738小时;韩国从2509小时减少到2063小时,减少了18%左右。
相比之下,伴随着GDP飞速增长,中国大陆的劳动时数却呈现逆势增加趋势,2000~2017年间从2090小时增加到2174小时,增幅达到4%。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在于我国处于弯道超车的后发阶段,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并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而提高,较为依赖人口红利。堪称典型的勤能补拙,大力出奇迹。
毋庸置疑,我们的工作时间确实正处于不断延长的阶段。对于互联网等行业,尽管国家明确指出“996”“007”“大小周”等制度违反劳动法,但与打工人彻底逃离“内卷式”加班尚有距离。猎聘网2021年发布的《当代年轻职场人现状洞察报告》显示,受到工作量过大、职场内卷、开会过多的影响,我国“90后”职场人中加班时长在1~3小时的超过九成,3小时以上的占5.83%,1小时以内的仅占3.68%。
大量研究表明,长时间的工作和不规律的轮班可能会给身体、精神和情绪带来压力,通过减少睡眠时间(Colten & Altevogt,2006;Nagai 等,2010;Hoevenaar-Blom 等,2014)和睡眠质量(Nakashima M.等,2011;Afonso P.,2017)加剧疲劳。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以昼夜节律的睡眠/觉醒周期运作,苛刻的工作时间表可能会打乱身体的自然循环,从而引发疲劳、压力和注意力不足(Wong等,2019)。“996”们带来的“福报”或许又叫非自然死亡。
无意义的重复性劳动
在《怪诞行为学》中,作者曾做过一个测验:让两组学生组装乐高玩具,并且付给他们一样的报酬。第一组学生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会把玩具收起来;第二组则不同,工作人员会把学生组装好的玩具当面拆掉。从报酬的角度看,两组学生的工作态度应当一致。但实际却是:第二组学生很快就放弃了测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毫无意义。同样的工作,因为意义的变化,就对劳动者带来如此明显的影响。
工作特征模型(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JCM)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该理论由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哈克曼和伊利诺依大学教授格雷格·奥尔德汉姆提出(Hackman & Oldham,1976),包含5个核心维度:
1. 技能多样性:完成一项工作任务需要员工具备的各种技能和能力的范围;
2. 任务同一性: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完成并能明确看到工作结果;
3. 任务重要性:工作对其他人的生活或工作有多大的影响;
4. 工作自主性:工作使员工具有多大程度的自由、独立性、裁决权、支配权;
5. 工作反馈:工作是否能使员工直接、明确地了解工作的绩效。
根据这一模型,一份工作能让打工人产生三种心理状态:体验到工作的意义、体验到对工作成果的责任和了解到工作活动的实际结果,进而影响个人和工作的结果。说得通俗点,有创造性价值的工作能激发出员工更多的工作热情,而具有负面压力的、无聊且单调的工作会对员工的积极性造成灾难性后果。
时下大热动画《中国奇谭》第一集里,熊教头要求手下一天之内必须做出一千支箭,兔子、青蛙、乌鸦等只能兢兢业业地砍竹子赶工。领导要求晚上之前砍一千斤柴,小妖怪们也只能毫无怨言,斧头一挥,埋头苦干。经过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完成的KPI折磨后,打工妖们个个憔悴,疲惫不堪。
当然,如果只是高强度的重复劳作,倒也不至于彻底“开摆”。第一次全体加班赶制弓箭时,小猪妖发现加了羽毛的竹箭飞得更稳更远,不惜扒掉了好兄弟乌鸦的羽毛,也要为大王打造出厉害的箭。上司对这一“新产品”并不买账,直接勒令小猪妖返工重做,“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像不像努力改进陈旧工作模式,却得不到领导赏识的打工人?员工的工作自主性被狠狠挫伤。
好不容易完成领导天方夜谭般的KPI,甲方爸爸们又临时变卦,“唐僧要烤着吃”,辛辛苦苦砍的柴付之一炬,“马上去采两千斤二十年以下的山胡桃木”。朝令夕改的工作内容就像中午通知下午就要的PPT,早上通知晚上就要的总结汇报。打工人前期的努力得不到正向的工作反馈,之前以为很重要的任务也只是上司口中轻飘飘的一句话罢了。
在某种程度上,相比于加班时长,工作特征(尤其是工作要求)与疲劳的联系更为紧密。荷兰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加班在荷兰工人中很常见,大约三分之二的人经常加班(平均每周加班3.5个小时),但他们似乎是从事有吸引力的工作、拥有良好工作特征的快乐员工,而不是疲惫的员工(Debby等,2004)。
当然,如果加班时间突破临界点,比如亚洲的劳动者普遍处于长期极度加班状态(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即使是在精心设计的工作环境中,员工也会因为不能充分恢复而感到疲劳,引发包括心身疾病、情绪衰竭、睡眠问题和心血管疾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如何逃离浪浪山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应该是一种有着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活动,人因为劳动而更富有创造力。人们为成为社会建设的“螺丝钉”而倍感骄傲,曾几何时,又渴望逃离劳动被异化、时间被剥夺、意义被消解的命运。
山还是那座山,我们却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小猪。只身向摇摇晃晃的人间而去,迫切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只是在为生活忙碌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提醒自己:劳动不是人类的唯一需求,过劳更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唯一渠道,奋斗也需要建立在身心健康的基础上。
作为普通打工人的我们固然无法撼动大环境,但在有限的条件下学会自我心理调适,为工作赋予新的意义,不失为减轻工作倦怠感的一种途径。比如,试着对没有边界感的任务勇敢说“不”,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学会好好休息;在工作之外,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丰富自身的生活,避免陷入原子化境地;如果力所能及,参与构建工作文化,从身边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当然,社会问题也不能一味指望脆弱的个体去承担。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管理人员应当学好科学管理方式,消除“雇员的长时间工作带来的效益更大”这一错误观念,要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优化员工的办公效率,用更少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使双方都能够从“时间的暴政”中得以解脱(廉思,2021)。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修订并完善劳动法,加强监管措施,切实保障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不负光阴的奋斗拼搏固然重要,却也必须警惕效率至上主义把人异化为工具,使我们沦为透支了前进动力、疲态尽显的社会齿轮。
毕竟,小猪妖真正想要逃离的,从来就不是浪浪山啊,是日日重复、疲惫麻木、被漠视被否定的生活。幸运的是,希望总是存在,夏天过后便是万物丰收的秋天。大圣赠予的三根毫毛,是我们内心将熄又亮的诗和远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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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Disorders and Sleep Deprivation: An Unmet Public Health Problem[M].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2006.
[3]Debby G. J. Beckers, Dimitri van der Linden, Peter G.W. Smulders, Michiel A. J. Kompier, Marc J. P. M. van Veldhoven, & Nico W. van Yperen. Working Overtime Hours: Relations with Fatigue, Work Motiv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Work[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04,46(12):1282–1289.
[4]Hackman, J. R., & Oldham, G. R.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16(2):25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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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ong, K., Chan, A. H. S., & Ngan, S. C. The Effect of Long Working Hours and Overtime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 Meta-Analysis of Evidence from 1998 to 2018[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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