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 (ID:bosszhipin),作者:巴浪愚,头图来自:《二十不惑2》


1


安欣是北京女孩儿,生于1999年。我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那是2019年冬天,她正在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书,我在北京工作。


2022年1月的一个晚上,她来我家吃饭。饭桌上,我随口问起:“你今年大几了?”她告诉我,她去年就毕业了。我没有顺势询问她的工作去向,总觉得那样似乎不太礼貌,也害怕给她压力。直到半年以后,我开始做一本和大学生就业有关的书。我给她发去微信,问她可否聊聊。她答应了。这时我才得知,她毕业一年多了,还没开始工作。


202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安欣位于北京海淀的家。她出来接我,走在前面,小声地哼着歌。她的声音很好听,像一串风铃,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我们穿过落满银杏叶的小道,到她家去。相识这些年,她常常在找我玩时,在我房间待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经过许可进入她的房间。那种感觉很奇妙,一个人的房间隐藏着她的审美、价值观,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她这样从小到大都长在这里的。大学毕业回北京后,她曾改变过房间的布局,但还是留下很多成长的线索: 


一张Rick & Morty的海报下,粉色水彩笔写着一行字“不能和家长吵架”,后来,她又用绿色的笔在“家长”后面加了三个字“等外人”;黑色铅笔写着“每天半小时电视(平时晚10:00以后不能看)周六日1小时,暑假每天2小时”。也有母亲写给她的话,在一张白纸上,被她贴到墙上:“做事尽力就好!做最好的自己!宠辱不惊,不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爱你!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棒的小孩!”



安欣和母亲无话不谈,彼此相爱,会一起去livehouse看演出。但她和父亲关系淡漠,极少交流。大概小学5、6年级时,安欣父母离婚,房子和她都被判给父亲,此后接近二十年,也就是直到不久前,他们三个还是住在一起。母亲不工作,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安欣住这个房子的主卧,有一个朝南的小阳台,母亲住次卧,父亲住客厅。


小学时,她还在墙上写过一句话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她说,这是她过去笃信的价值观。她没那么在意成绩,但成绩一直不错。成绩带来了明确的坐标,她总能知道自己在哪儿,且能保证自己一直在那儿。她过着一种随意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生活,体重上下浮动不超过4斤,成绩的浮动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她很聪慧,轻易地便成了一个“强者”。她只和强者交朋友。她最要好的朋友小夏,是她初中班级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医学院读书。我见过那个女孩,聪明,自在,有一种不费力的松弛感。当然,成为挚友还有另一重原因,她们彼此交换了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创伤。


那时她几乎每周都出去玩,和小夏等朋友一起看电影、唱K。她心存一个朴素的念头:等到上了大学,真正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我们坐了下来,我坐在她房间的单人沙发上,上面有很多玩偶。她坐在地毯上。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一半身子被台灯打亮,还有半张脸隐匿在黑暗中。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大学生活。 


因为喜欢大海,安欣选择了去南方读书。我去过她的大学,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学校,离市中心很近,离大自然更近,有自己的山谷、湖泊,有黑天鹅居住于此,夏天,凤凰花开得热烈,从某个校门出去,跨过一座桥,就是大海。


2


如愿上了一所好大学,如愿过上了面朝大海的生活,但安欣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幸福。入学后不久,她就开始迷茫。


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被置于一种体系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及时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然后你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用这套体系评价自己——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步入职场后才有所察觉。假如无法符合标准,便会开始自我否定。此外,进入大学意味着获得此前未曾有过的“自由”。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其实真正的生活早就开始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活,也无力承受突如其来的自由。


起初两年,她加入了学校的登山协会。协会每周有两次体训,分别在周二和周四夜里进行。周末,他们会外出溯溪、攀岩或爬雪山。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那儿,生活被安排得很紧实,她无需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那是一段人与人之间关系过于密切的生活,还承载了她第一次当众大哭的经历。在一次攀冰活动中,她在攀到某个高度时突然失去了向上的勇气,很长时间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底下的同学开始开玩笑,冲她喊:“保护员都站累啦。”在不知所措中,她的情绪从潘多拉魔盒中奔涌而出,崩溃与哭泣突如其来,把伙伴们都吓了一跳。 


但她珍视这次体验,珍惜这种被逼到临界状态的爆发。那一刻,情绪破壳而出,真实的自我也在缝隙中流淌出来。在她过去近20年的人生中,她处理情绪的方式一直是在负面情绪到来之前化解它们,这样就不必承受它们。但现在,她感觉到,释放比消化更解压。 


没有船能永久停泊在避风港湾。大三的来临,让她不得不渐渐脱离社团生活,重新进入茫然之境。她像是一只被抛锚的船,没有航向目标,只能停留在原地忍受海浪击打。她不得不重新面对那个此前暂时被丰富的社团生活隐蔽的问题:她该做些什么? 



后来我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有着安欣同款“大三的焦虑”。但我似乎是个例外。 


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直到大四才真正开始考虑未来去处。此前虽也实习,但全凭热爱驱使。2012年毕业时,我曾觉得人生海海,自有起落,到达某个时间节点,相应的事情会自然发生。我没有雄心壮志,此后的工作也由诸多偶然因素决定。毕业之后,我在昆明生活过两年,又在深圳待了两年,然后来了北京。那时我觉得过一种漂泊的生活未尝不可,可以去到一座城市,生活两年,再轻装上阵,换一个地方,这是多么幸福的事。20出头时,我不想追求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也从不需要任何保障。


10年之后,一切似乎都变了。我变了。大学生们的处境似乎也变了。进入大三的安欣,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开始忙碌:有人忙着考教师资格证——为了有备无患;有人考虑保研;有人积极投入实习——实习能带来必要的学分,但老师们提供了另一个选项:跟着老师做课题,可以抵扣实习学分。安欣选择了最后一项,她不想那么快面对职场。


在我还在媒体做记者时,安欣曾带一位大学同学来我家玩。她向那位同学介绍我的工作时,对方表现得就像是发现了远古人类化石:“现在还有人干这个职业?” 


那一瞬间,我愣在原地,确实有了活化石的风范。我不知该如何回复,特别是考虑到,安欣和她的这位同学,大学专业叫做新闻传播。后来安欣告诉我,这位同学曾经满怀新闻理想。但现在,新闻行业对她们而言,似乎是非常遥远而朦胧的事物,甚至不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3


我理解安欣的茫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中,想要寻求确定的坐标系何其艰难。且置身大学之中,反馈总是被无限拉长。茫然与茫然叠加了。


大三暑假,安欣获得了一次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但她放弃了。她深谙获得好成绩的方法。平日无需紧张,考试前突击一下即可。但她对这样的标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或者说,她失去了判断标准。在某个瞬间,她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主流。“我觉得我不配,我太自卑了”,她这样一遍遍地跟我说。严重的自我否定,让她对毕业之后的生活充满恐惧。 


我想起我也曾有过一次保研的机会,也放弃了。我放弃的原因比她肤浅得多,首先,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其次,父母无法继续供养我,我需要赚钱。与安欣不同的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从未对学校衡量人的那套标准有过任何怀疑。


假如站在更宏观的视野看,我们也许都会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困难。但当我被现实绊住脚步,当她陷入情绪中时,绝望感包围了我们。我那时坚信自己毫无选择,只能面对现实。她坚信自己不配保研,且一定找不到工作。她还坚信,每件事情都有专属于它的最佳时机,并且自己已经错过了。


那是一种纷乱的痛苦,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她的生活停滞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天中的多数时间都在宿舍床上躺着,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她失去了行动力,连更换垃圾袋都成了艰难之事。没有意义,她眼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巨大黑洞,她做任何事情,都只是往黑洞中填补十分渺小的物件,像精卫填海那样。她想像中的自己,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图,她越是想把自己拼回去,越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远离家乡,挚友不在身边,她被强烈的孤独感包围。终于有一天,她彻底崩溃,给远在北京的母亲打电话时泣不成声。但母亲帮不了她,只能重复说了无数次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要到很久以后回望,她才会意识到,是那套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她陷入前途一片黑暗的迷茫中。必须力争上游,必须成为一名好学生。后来她发现,这种迷茫的状态并非她独有。她在网上找到了更多同类:毕业于好大学,是评价体系中的佼佼者,但当他们无法在这套体系中获得确定性的好结果时,一切都坍塌了。



好在,痛苦之中往往包含着奖励,只是需要经过时间,蒙上一层滤镜之后才能意识到。她现在感慨,大学给了她太多收获。因为大学生活第一次打破了她的自洽,她从“强者“变成了“弱者”,第一次用平视的眼光看待万物。 


但这还是无法让她直面“工作”。去工作?一想到这儿,她觉得自己像一件被培养多年终于打磨出来的合格商品,要被运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了。她不喜欢这种感觉。她没有参加任何一场秋招、春招。毕业后,她回了北京。 


有时,母亲会问她:“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要干嘛?”不是责备,只是疑问。她告诉母亲,自己害怕找工作的过程,还想再游荡一会儿。有时她跟母亲说,她在想象一种可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有时她又觉得,自己缺乏游荡的资本,需要先找到一份固定工作,有了积累,再去实现游荡的愿望。


母亲温和地开玩笑:“反正你的钱还能支撑你一段时间,没钱你就自然会出去工作。”


2022年2月底,她去了一趟涠洲岛,在那里做义工。白天清扫院子里的落叶,晚上站在酒吧门口招揽生意。她不怎么喜欢酒吧老板——那是个30岁的成都女人,性格火爆,常与酒客觥筹交错,这样可以让他们买更多酒。有一天,老板未经许可翻了她落在酒吧外头揽客桌子上的本子,上面写着她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干活不用太认真,差不多就行了。


老板很生气,跟她说:“如果你不开心,就不要在这里干了。” 


她也理直气壮:“我还要在这待5天。”——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完成。


她喜欢这里的生活。在岛上,她第一次有了心无旁骛的感觉。“你在生活里面”,里面没有目的。一切都很慢。中午干完活,下午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从民宿走到海边,只要两分钟。她常常和义工伙伴们一起,去海边看日落,捡贝壳,或者去咖啡馆里坐着,看一下午书。岛上到处都有吊床,随时可以躺下来。他们在夜里升起篝火,烤窑鸡、烤肠和鸡肉。他们放烟花。半夜去远一些的地方看荧光海。或者坐船到海的深处看鲸鱼。她看到了很小很小的鲸鱼,一时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她遇到了很多人。然后,她跟着一个卖电子烟的微商一起去了大理。他们遇到另一群人,重新开始每天毫无计划的玩乐生活。


4


从大理回来后,安欣一度对体力劳动充满桃花源式的幻想。哪个年轻人没做过这种梦呢?去图书馆当管理员、去咖啡店打工或者做小卖部老板。但是,在一家咖啡店当了三个月店员后,她的幻想破碎了。体力活很苦,也无聊,一天要站上八九个小时。它不是田园式的牧歌,完全是工业化的产物。 


那时北京疫情严重,她上班时,每天都要做核酸,还要站在门口检查别人的核酸记录。她不喜欢干这个,但不得不执行,因为店长会透过监控观察她。


每天站在店门口,望着一成不变的单调景观时,她都觉得自己像个守门员,只是没人将球传给她,她的脑子里不断地寻求意义,但她的眼睛里只有一片空虚。


有时,她会掏出口袋里的本子写上几笔。在我们聊天的夜晚,她在台灯下一句一句轻轻地念给我听: 


“其他人都把你当成人形站桩时有人会回应你,帮助你,把你当成人看,真的很感动,人需要被看见。” 


“不能合理化所有。尊重内心的感受,一味地坚持是对自身的异化。” 


“早上拖地时情不自禁哼起了王菲的《梦中人》,假装自己是《重庆森林》中的阿飞。你说,极度渴望自由的人是不是比自由自在的人更适合唱这首歌?”


“我几乎能忍受做事中的所有,不做事的恐慌会压倒一切。” 


“有一整天的时间来直面自己是可怕的。” 


“上班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感性上感到无聊、重复,理性上觉得没有自我成长。站在这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浪费时间。” 


“一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绝望。”


……


我坐在沙发上,听她小声地读这些句子,深受触动。她以一种尽量平静的语调读出来。但它们展示了一种暗流涌动和纷乱。这是一种真诚的写作,需要一个人强迫自己,拷问自己。在那个场景下,我认为我没有任何立场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她提任何“可行性“建议。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袋土豆——我曾在书上看到这个比喻,我是一袋黯淡、保守的土豆。正因如此,我格外珍视她的痛苦。 


不久之后,一位好友曾与我探讨,像安欣这样的状况,是否帮她认清现实才是对她的帮助。那时我说,我坚决捍卫所有脆弱情绪,也珍视她身上不社会化的部分。我深信每个人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外力只会让这一过程变得扭曲。并且,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现实”呢?如果是指那些让人不悦的、变得圆滑的部分,那不去适应又如何?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稳固,但它其实是脆弱的、容易打破的,我们随时都在寻找平衡,只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依靠一套“标准”说服自己暂时栖于安全之地罢了。


从咖啡馆离职后,安欣重新回到无所事事的状态当中。她知道她必须去找工作,但依然对此充满恐惧。她承认自己过于脆弱,总是设想找工作时会受挫。她不知道简历上能写些什么,因为她“啥也没干”。她没有特别想做的事,也没有特别不想做的事。更缺乏勇气去过一种彻底的、完全边缘的生活。我们就是在这时见面的。


那天结束对话后,她调大了音箱的音量,是一些她喜欢的独立乐队的歌曲。我们在她房间跳起舞。昏暗的灯光下,她步伐轻盈,和她的声音一样美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总以为她是一个简单、有些散漫,有些害羞但灵动有趣的人。这一次,我窥见了她的迷茫,我们好像共同经历了一段旅程,我们举着微弱的火把,在她内心深处的黑洞里走了一遭。她说,她觉得我们的距离更近了,没想到我们能有这样的对话。我非常感谢她,愿意让我将火把再靠近一些,对着那些暗角反复打量。



临走前,我在客厅见到了她的父亲。那是晚上7点多,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裹着被子,正在玩手机。大概不知道有外人在,见到我时,他有些惊讶,匆忙地直起半截身子,跟我打招呼。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脑海中升起了无数疑问:安欣和她母亲使用客厅吗?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吗?安欣在外读书的这些年,她母亲是如何与父亲相处的? 


安欣送我下楼。我忍不住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搬出去?


12月初,安欣从家里搬了出来。她很兴奋。但她还没找到工作。在我家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不少人对她感到好奇,问她是否在找工作,家里如何看待她现在的状态,不工作的这一年她在干什么。我担心她尴尬,私下问她。她说:这也是社会人必须要经历的吧,我现在心态挺好的。


12月下旬的一天,她告诉我,她上了两天班了。那份工作谈不上好坏,但还算轻松,她能够胜任。她说,能够有一份工作,保证她每个月付得起房租,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她看起来状态不错。 


又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找我们录制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对新一年的期待。路灯下,安欣小声讲述着自己过去一年的种种。在谈到变化时,她说她觉得自己“更开阔”了。我想这和她这一年的“Gap”不无关系。她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不再那么害怕脱离体系。她为自己的内心增加了一点自由度,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


“如果你体验过另一种生活方式,你也能接受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可以随时暂停这个游戏。”我想起那天在她家,她跟我说的话,以及她跟我提及的一个词,“清明”。对,她想要清明。保持内心的清明,不被外界牵着走。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这比按照既定的轨道行走更需要勇气。你要承受孤独和不被理解,要付出“落伍”的代价,你必须有足够清晰、坚定的自我认知。


她在灯光下小声地、动人地讲述着。结束之后,我上前拥抱了她。 


(文中安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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