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原文标题：《“炫富”的人，越来越少了吗？》，节选自《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头图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
“暴发户”“炫富”等词语，早些年常见于互联网以及各种文艺作品。然而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消费形式的日新月异，当下再说起这类词汇，就只剩下被鄙夷的“土气”，非炫耀性消费正日益成为新的趋势。
什么是非炫耀性消费？
不再花大价钱去购买奢侈品，而是购买小众、独特、或者拥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消费品（如印着名言金句的帆布包、徽章、手作纪念品等）；阅读小众趣味的文学杂志或观看文艺电影，听尽可能多类型的音乐，而不是单曲循环烂大街的××神曲，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
非炫耀性消费的各种方式看起来都非常含蓄、低调、朴实，但却是新精英阶级借以向上流动的文化资本，从文化和知识的层面，将自身区别于大众。社会学家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在《微小的总和》中研究了非炫耀性消费在新精英阶级的崛起中产生的机制以及发挥的作用，并揭示了消费模式的转变如何影响了当代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炫耀性消费：为什么是裸色指甲油？
从历史上看，专业美甲通常被认为是属于上层阶级和富人的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低薪服务人员的增多（集中在主要大城市），美甲费用大幅降低，普通女性因此也能去美容院享受美甲服务。现在，女性在美容院只需花15美元就能做好指甲。
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调查表明，时至今日，美甲已发展成为价值10亿美元的产业，之前属于上层阶级的活动轻易地就变成了大众行为。随着美甲费用的下降，新的指甲油颜色变得更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美甲变得如此廉价，女性不用花多少钱就能换个指甲油。每个人都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享受美甲。
虽然出现这种趋势，但许多上层阶级女性和职业女性仍然选择裸色。很难说清这些淡雅的颜色究竟是先作为兼具功能性和实用性的美甲色彩而存在，还是先成为特定社会地位的象征。然而，这就是人们理解美甲的方式，选择的颜色不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与那些更物质化、更惹人瞩目的炫耀性消费形式不同，指甲油和涂指甲油的女性为我们设置了一个不一样的障碍——信息成本和了解定义特定社会阶层的隐性细节。
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看来，选择涂什么颜色的指甲油只是客观化文化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通例证。在其里程碑式的作品《区分》中，布迪厄提出，一个人的“品位”与墙上挂什么画或开什么车并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与通过知识、社交网络和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相关，而这些知识、社交网络和教育又通过那些具体物品表现出来。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或金钱相对）是独特的审美、技能和知识（常常通过教育和家世获得）的集合。客观化文化资本意味着某些特定物质获得了优于其他物质的文化或象征价值，而且通常比通过分配而来的任何货币价值都重要。
因此，社会阶级不是通过消费产生（你不能自动“买通”通往上层阶级的路）的，而是通过对一定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接纳，以及获得解读物质主义所隐含的象征意义的能力而产生的。这些价值观、审美观和品位形成了日常生活的“习惯”——我们看待世界以及以我们的独特身份做出规范性判断的方式。习惯并不仅仅是消费模式，还涉及消费的知识。因此，淡粉色指甲油就是特定社会经济阶层标志的具体体现。
女性把涂裸色指甲油作为文化资本的商品化表现，同时也体现了她们于上东区（纽约）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大多数消费选择都是特定阶层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融合的产物，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适用于将不同阶层区分开来。在一个炫耀性消费越来越普及的时代，社会地位通常由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决定。
同样，在21世纪，社会地位也不仅仅通过汽车和手表体现，还通过其他人难以理解的暗示、信息和投资来体现。我把志向阶级的这些身份地位象征信号称为“非炫耀性消费”——这是一种特别针对其他同道中人展示身份地位的更少物质化也更隐蔽的方式。有时候这些消费选择甚至都不是为了展示身份地位。无论是所有人都能购买的极其昂贵的商品，还是为孩子的未来进行的投资，他们都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提升整体幸福感（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而购买代表新式非炫耀性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通过不起眼却又意义深远的非炫耀性消费，这些精英们（无论是文化上富有的志向阶级，还是单纯的富人）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和孩子的社会经济地位。
三个重要趋势推动了非炫耀性消费的兴起。首先，物质消费蔚然成风，于是志向阶级有意无意地发掘更隐蔽的约定俗成的象征信号来展现其社会地位。
其次，“有闲阶级”不复存在。全球经济的重建鼓励英才教育，这些精英通过其聪明才智掌握生产资料，而非土地所有权。这些劳动力市场精英（其中很多人是志向阶级成员）相信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的存在，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相同机会。他们的主要精神信念——努力工作和学习知识——也是主要的文化领导力，影响了社会各阶层。
乔纳森·葛舒尼发现，当代社会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表明，那些挣很多钱的人是通过非常努力的工作来获得和维持如此丰厚的收入的，因此，休闲时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他还观察到，休闲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各种消费行为填满，想要获得更多休闲时间反而要付出更多劳动。今天的劳动力市场精英——尤其是其中的志向阶级——用金钱买时间，并通过在育儿、家政、园艺和奢华假期方面的不菲投入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物质消费（尤其是在后衰退时期），不如把资源投资在教育、退休保障和医疗保健等有意义的消费上有价值，所有这些对普通人而言似乎遥不可及，但却是成就志向阶级地位、进一步区分富人和其他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渠道。
后一种消费习惯同样要花费大量金钱，但是表面上看却好像与展现身份地位无关（即使它们确实发挥了这个作用）。因此，非炫耀性消费有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信息成本非炫耀性消费：指甲油颜色和特定文化知识等不那么昂贵、与金钱没那么大关系的象征性消费，以及超高成本非炫耀性消费：育儿、医疗保健和大学学费等异常昂贵的消费——既能显著改善能负担得起这些消费的人的生活品质，又能巩固和缩短已有的阶级界限。
大多数非炫耀性消费的关键在于，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而言，它是一种无形消费，而且如果不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或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很难模仿。非炫耀性消费是新阶级划分的源头所在。
信息成本：非金钱主导的非炫耀性消费
这种利用非金钱主导的方法展现社会地位的形式在凡勃伦的时代也并不完全是异类。凡勃伦就将“礼仪”和“良好的教养”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展现方式来进行观察（和评论）。学习礼仪并展示出来需要花费一定时间，通常只有过着悠闲生活的人才可能有这种时间，恰好验证了凡勃伦所述的上层阶级的两个重要特征。
与礼仪一样，语言也一直是展现社会地位的手段，学习和练习特定语词和转折词的使用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社会批评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曾说过：“不论你继承了多少钱……住在哪里，仪态如何……什么时间吃晚饭，从邮购目录上购买了什么东西……只要一张口说话，你的社会阶级情况就无所遁形。”福塞尔还论述了中产阶级的“伪优雅风格”：他们不习惯称厕所为厕所（而是称为洗手间/盥洗室/化妆室），或称酒鬼为酒鬼（他只是一个 “有酒精问题”的人），也不习惯使用粗言秽语或“死”这个词（一般会用“过世”或“追随耶稣而去”）。
与此相反的是，他们使用起来不自在的一些词，上层阶级说起来却毫无顾忌：“非凡的”“杰出的”“了不起的”“乏味的”“无趣的”。在后者看来，中产阶级总是使用一些平庸之词：“不错”和“无聊”。
这些观察触及了超越金钱和物质的阶级差异：“信息成本”和一个人通过知识学习而获得的文化资本。与传统象征身份地位的商品不同，志向阶级用以定义自身的商品或许与中产阶级用来凸显身份地位的商品价值相当，但前者只能通过特定圈层流通的信息来获得。随着通过炫耀性物质手段来展现身份地位变得越来越普遍，志向阶级转而通过微妙的象征信号、文化资本和语言来让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他们把知识当作一条重要的分隔线。
因此，志向阶级用以塑造和展现其身份地位的信息，只能通过同类人以及作为文化资本来源的社会地位本身获得。正如裸色指甲油并不会让人花费更多，但在精英世界，裸色系指甲油被当作一种标准存在，自有其特别的存在价值，其他非炫耀性消费也拥有相同的价值。与金钱关系不明显的非功能性商品可能与其他商品价格相当，但其信息成本才是树立屏障的原因所在，而非其实际成本。
在此借用社会学家道格拉斯·霍尔特的一个例子，听歌剧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文化资本，而是把何时将这一活动列入计划表，去哪里购票，对音乐的欣赏，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引用歌剧信息的能力，拥有能分享这一经历的朋友——以及最终能理解去听歌剧是对时间的一种有价值的利用这些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文化资本。
只要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失业现象和大衰退的余波有所思考，我们或许也能轻易得出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许多观察结果相同的结论。克鲁格曼的真实见解的重要性远不如意识到阅读克鲁格曼的作品很重要的重要性。阅读《纽约时报》是志向阶级的共同语言之一，在晚宴上引用克鲁格曼的论述（并且知道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是融入这一群体的重要尝试。对克鲁格曼和《纽约时报》的重要性的认识才是对文化资本的展示，而非对前者的思想本身的认识，以及对其本人对自己思想的见解的认识（恕我直言）。
塑造文化资本的远不止金钱和实物，布尔迪厄对于特定社会群体如何形成共同的审美和价值观的理论的适用范围非常广。镀金时代的精英们十分努力才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地位，而今天的志向阶级在消费模式上则表现出“文化杂食性”，反映出教育和沉浸在不同环境中（无论是出国旅行还是成为国际学生）对其知识性、世界性和开放性的影响。
50多年前，万斯·帕卡德在研究阶级行为时，就针对上层阶级的这一特性进行了观察：“较低阶级群体中的普通人面对奇怪的食物时，会感到焦虑，认为它们充满危险。一位来自中西部的主妇十分惊讶地表示，她的女仆从不吃其用来招待客人的鹿肉、野鸭、鲳鲹和鱼子酱等非常昂贵的食物。哪怕这些食材都已完全处理好，并且蒸熟了可以食用，女仆也会单独做一些腌猪肉、青芜菁和土豆吃。这些才是她熟悉的食物。”
今天的志向阶级通过不同的文化资本形式和图腾对象，欣然接受其文化杂食性状态。他们会去民族风情小餐馆而非苹果蜂连锁餐馆，购买本地农家鸡蛋，穿汤姆布鞋，并且以此为傲，因为这些象征着文化资本的商品信息明显来自《纽约客》及其就读的精英大学，展现了他们的社会和环保意识。虽然他们都有全职工作，但拥有这种知识意味着他们要么拥有令人羡慕的闲暇时间阅读或逛农夫市集，要么就认为值得耗费时间获得这类信息。在其针对美国阶级的研究中，霍尔特把这种类型的文化资本描述为具有“本真性和鉴赏力”，这正是上层阶级所褒奖的特质（不考虑价格因素），而下层阶级则看重商品是否昂贵。
相对于上层阶级在个人嗜好与当代非虚构作家和戛纳电影节获奖纪录片等共享知识方面的额外投入，下层阶级则乐于分享“（物质）奢侈品的集合信息”。在一项针对当代中上阶层音乐品位的研究中，社会学家理查德·彼得森和罗伯特·克恩发现，这一群体并不特别偏好歌剧和古典音乐，而是对嘻哈、流行和民谣都感兴趣，但也都有着预期之中的高雅品位倾向。许多中上阶层都是通过高等教育和职业位置（前者的包容性往往更大）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彼得森和克恩推测，这些新精英或许比老精英更具开放性。
更可笑的是，有人可能会将新精英的这种多样化“中庸”消费选择，视为一种维系其纯粹社会地位的象征界限。换言之，他们知道拥有多样化和特殊的消费选择，代表着一种紧随教育和知识而来的文化复杂性，而正是这些教育和知识驱使其获得现在的社会地位。
志向阶级崛起，金钱不再重要了吗？
从公开展示财富（或是假装的财富）到低调释放阶级信号的转变过程，同样体现在志向阶级的食物消费上。事实上，异域食物或所谓地道美食已理所当然地成为志向阶级文化资本的标志——而且经济水平不同的群体都得以享用。虽然只有顶层收入群体有能力给孩子们开出斯坦福大学的学费支票，但对特定食物的消费则成为整个志向阶级具象化文化资本的统一形式。今天的志向阶级流连于提供不同形式的羽衣甘蓝、杏仁拿铁和美味食物的咖啡馆和餐馆。杂烩取代舒芙蕾，鸡肉派、手工芝士通心粉和啤酒（只要是手工制作）已成为志向阶级烹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交美食，从银行家妻子的餐桌到时尚编剧与朋友的周日早午餐，它们在各种场合闪亮登场。
这类食物当然比麦当劳贵，但其中大多数的价格还是在志向阶级能负担得起的范围之内，而从文化资本角度考虑，他们相信值得为这类食物付出。尽管这类文化资本看上去更大众化，但正如社会学家约翰斯顿和鲍曼观察到的那样，美食文化再次证明了布迪厄的基本观点：日常文化形式创造并维持社会地位。羽衣甘蓝沙拉或许不如歌剧那般高不可攀，但它仍然是维持阶级界限的手段，只是更加巧妙而已。
对特定类型知识的积累和对文化资本的分享，意味着新精英们利用这一信息来购买特定商品，以特定方式行事，进一步巩固其地位。或如可汗所写：“精英们利用文化资源来识别彼此，在展示适当属性的基础上分配机会。”指甲油不如游艇和手袋昂贵，但更巧妙，而选择涂哪种颜色的指甲油更涉及适当的审美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同类人欣赏品位的了解。什么时候需要写感谢信，怎么拿叉子，应该带多少书去上课（比如说一本不带）——都是一些看上去不怎么费钱的习得行为，但却是因为身在特定社会经济群体中而获得相关经验的表现。“表面上看来自然、简单的品质，”可汗评论道，“实际上是在精英机构反复学习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镀金时代的精英和今天的“暴发户”（想想千篇一律的俄罗斯寡头或好莱坞明星）或许会光明正大地努力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但志向阶级则会谨慎而为。想想看，即使是最富有的志向阶级的厨房里常见的也是铜壶、质朴的斯蒂克利餐桌和类似英剧《唐顿庄园》里使用的那种炉灶，而不是呈现出住在楼上的英国贵族那种庄重的巴洛克风格。
生活中无处不体现随意性已成为志向阶级的一种习惯。从表面上看，很多志向阶级成员都是“精英阶层”的一员，或者至少接受过类似的精英教育，因此这些线索还是身份资格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揭示了获得这一资格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完成大学教育，阅读知识分子出版物，了解最新的食品生产动态）。
想看清身份地位和与金钱关系不甚紧密的非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关系，经济水平较低的志向阶级的行为或许能提供最佳视角：时尚达人们——那些在电影业、编剧界或出版业工作的20来岁的年轻城市人——挣的钱才勉强够付房租，更不用说去参加有英国女王或花旗银行总裁出席的宴会。
然而对于这种略带幽默的讽刺性亚文化群体而言，了解最新酷炫潮流或消息灵通就是其所拥有的全部，因此，他们也同样在进行非炫耀性消费，只不过是通过阅读和参考不知名的博客和推特简讯，拎着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帆布包和骑死飞自行车来体现其社会地位。他们喝大麻奶而非牛奶，开改装过的烧植物油的旧奔驰而不是二手本田雅阁，从快餐车上购买快餐而非麦当劳，即使这些商品或多或少都存在价格差异。使用植物油的汽车（从身旁开过时能闻到一股炸薯条的味道）和杏仁酱（事实上吃起来跟花生酱一个味）是志向阶级文化资本的体现。这些行为和商品并没有让人花费更多，但却体现了一个人对当地亚文化、廉价小酒吧和哪里有特别的快餐车等信息了如指掌，能轻松玩转这种局内人的信息游戏。
虽然志向阶级的特殊习惯和消费实践通常都是财富和知识的体现，却又并不给人以招摇的感觉。与普拉达标志不同，人们并不会认为这些习惯全都是在展示身份地位。21世纪，大家对精英阶层和文化资本的历史性描述出现了反转。在凡勃伦时代就受到褒奖的感谢信和良好的礼仪现在仍然备受推崇，但不必要的感谢和过于矫揉造作的礼节则被认为是用力过猛。今天的一些志向阶级成员在竭力淡化商品品牌、避免刻意卖弄的同时，又积极提升文化资本及其象征信号——不花钱又难以模仿的行为和难以获取的信息。
时尚达人们或许不是劳动力市场精英（尽管很多确实是），但他们通过获取小众信息来塑造精英形象。他们知道应该读谁的作品，应该在推特和Instagram上关注谁，了解各种暗语和意义不明的（近乎恋物癖式的）消费品，包括杏仁拿铁、青果汁和12美元的卡西欧计算器手表等。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对于“生活方式”的描述。那就是，虽然金钱与身份地位相互关联，却并非完全等同。收入水平相当的个体的行为和消费模式并不一定相同，一个人的行为更多的是由其如何获得社会地位、来自哪里和在哪里生活决定。
这一观察结果也反映了布迪厄的某些思想，他相信无法简单地通过物质商品实现阶级地位的提升。布迪厄还将看到，这种社会地位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社交对象和我们选择的信息和暗示信号所衍生的副产品。品位和生活方式代代相传，一个人或许从幼年就已开始相关学习，或是因具备某一特定群体身份而习得。如果一个人不是在精英教育环境中长大，他仍然是个局外人。
品位和习惯实质上代表着一层又一层的社会地位和知识积累，后者或许是金钱的作用，但又不能完全由金钱决定。因此，与金钱关系不甚紧密的非炫耀性消费就围绕着隐性知识、文化资本和习惯以及米歇尔·拉蒙特所说的“象征性分界线”展开。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拉蒙特认为，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太严苛，忽略了衡量社会地位的其他标准，尤其是忽略了在他看来在整个上层阶级中都极为重要的（但却有着不同标准）道德标准。道德是一个超越传统经济甚至文化界限的阶级问题。
一个人知道《纽约书评》或《巴黎评论》的重要性不足以称为富有，还要看其对婚姻（是否有情妇）和成功（权力或名望）的价值观，以及通常会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这些才是彰显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而且这些问题已成为各阶级都不能逾越的红线。以拉蒙特的研究为例，她在法国采访了一些男性专业人士，发现在谈论婚外情时，他们表现得比美国受访者更自在（即使统计数据显示后者发生婚外情的概率与前者一样高）。而每个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则各有不同，法国中上阶层（权力和名望）和美国中上阶层（金钱的意义）的成功观，分别代表了各自国家对于成功的普遍认知。
一个人在拥有一定资本后成为某一特定群体的一员，是资本积累的结果，但与这种资本积累不同，象征性分界线则代表着固有界限，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可以选择让哪些人加入自己的群体或是将哪些人排除在外。正如已故社会批评家A.A.吉尔总结的那样：“后来，金钱不起作用了。”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
译者：尹楠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