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图来自:电影《胭脂扣》

一、“迷信”的香港人

邵栋:我叫邵栋,今年 33 岁。现在是香港的高校教师,日常教授文学和小说。我是《空气吉他》的作者,写小说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之一。


■ 邵栋老师 / 图:邵栋

这期节目缘起于去年 9 月,今天的讲述者邵栋老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空气吉他》。这本小说里写了很多个故事,很多故事和他的家乡有关,和他过去的回忆有关。但也有一些故事,是关于香港的,带着一些不可思议的奇情气质。

比如其中有一篇故事叫《泊凫》,凫指的是一种野鸭。这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在香港大学附近的西营盘邮局工作的年轻邮递员。在香港炎炎夏日的中午,他坐在开足冷气的办公室,正对着邮局的大门,想着的竟然是自己工作场所的风水问题。

西营盘邮局可能是港岛西“风水”最坏的地方了。门前就是一条下坡的薄扶林道,路势甚急,传说这种“割脚水位”最不是聚气集财的地方。更要不得的是,薄扶林道在门面前还拐了个大弯,好像一张大弓对着邮局,这就是风水上所谓的“反弓煞”,是“避无可避的大煞”。


邵栋:香港有很强的迷信和风水上的传统。比方说刚才提到的“煞”其实就是风水上的一种说法。当然对于“风水”当下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主要的一条讲究的是气流的流动。比方说如果在一条死路的尽头,正好有一栋房子,那风水上会认为这是不吉利的,因为它处在一个非常“冲”的地方,气流就不能很好地流动。

风水上还讲究“背山面水”,门前有一个弧形,可以更好地把气聚起来。但如果它的气是往外聚的,这就是“反弓煞”,对住在房屋里的人不好。生活中有很多和风水相关的说法。

我从 2012 年大学毕业以后来香港,我身边的香港人的确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处处透露着相信玄学和敬畏神明影子。

比如在香港,你买了新房子,或者商铺要开业,这对风水的要求很高,会有一些酬神的礼节。比方说摆上乳猪,拜一拜什么的。另外他们会买很多橘子树,因为在广东话里,“橘”和“吉”利的“吉”同音,求个吉利。

这种“讨个口彩”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在广东话里,“空”和“凶”是一个字,你就要避免在搬家的时候说“交空”,要说“交吉”。还有像汽车的逃生门不叫“逃生门”,而叫“太平门”,因为他们觉得“逃生”这两个字不好听。去香港玩儿的时候,也千万少说“大酒店”“回大酒店”,因为大酒店一般特指的是火葬场。他们特别注重这种字眼。

另一方面,香港人也很重视房子的采光、走向,他们觉得这和家人的健康状况有关。尤其在一些比较老的社区里,会在商铺或者家门口制作一个小的神龛,供奉一些蔬果,希望土地神保佑他们家庭人丁兴旺。

每到农历年的 7 月中旬,香港也会有盂兰盆节,他们也习惯做一些路祭,做一些特定的食物烧一些特定的纸钱,来表达他们对于死者或者鬼神之事的敬畏。

二、“鬼气森森”的城市

除了传统,还有传说。

说回我们开篇提到的《泊凫》这个故事,关于那个魂不守舍的邮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是一个在香港湾仔广为流传的鬼故事——

有一个鬼邮差,他的穿着、相貌与平常邮差没什么不同,只是脸色更苍白一些。但他从不在白天送信,每每送信要等到午夜过后。而且送的也不是邮件,而是一张白纸。收到白纸的住户,不出 7 日,家中必有人身故,且多为突然死亡。而那张白纸也会随着死者的亡故而离奇消失。


邵栋:香港有大量民间流传的鬼故事,其实也和他们命案以及死亡率比较高有关。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在 1997 年回归以前,大量的黑社会之间的仇杀,包括未知人口被分尸这样的恶性事件。相对而言,即便是现在,每周还是能在新闻报纸上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命案,比如追到别人家里把别人砍死,这样的故事。

香港每个区好像都有一个代表性的鬼故事。比如离尖沙咀很近的佐敦,附近有个商场叫佐敦荟。我经常去那儿,因为淘宝的自取快递点就设在那里。但是很多人晚上是不敢去那里的,这里以前原本是一栋居民楼(注:前身是嘉利大厦)。因为老建筑防火设施做得不好,1996 年发生了一场火灾,当时很多人被烧死了。

香港人那么迷信,一栋大楼里大量的人突然死亡,这个楼很难再租出去了,于是他们选择重建。重建之后,又传说总会听到在无人处有人小声讲话,这种猛鬼的传说多了以后,大家晚上更不敢去了。

还有比较常发生鬼故事的地方就是大学,同学们晚上都不爱睡觉,就会讲一些鬼故事。比如香港大学,香港大学因为是依山而建,结构非常复杂,楼层与楼层之间不是绝对平齐的状态,所以会导致你从某一栋楼的 2 层往上走,走很长距离,其实你还是在 2 层这样的诡异情况。学校在建设的时候,经常用水泥墙作为楼层之间的过渡,学生之间便流传一个说法,当年有一位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死亡,被糊进了其中一面水泥墙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恐怖,晚上不要来。


■ 香港大学另一个传说纷纭的地点:黄克竞楼通往厉树雄科学馆的这条走廊,非常长,传说晚上走这条长廊千万不能回头 / 图:公众号港大RIC锐克

还有很多故事是和豪门恩怨有关,比如李嘉诚在香港大学捐建的庄月明楼。庄月明是他故去的妻子,身体有一些残疾,去世也很多年了。去世以后,李嘉诚就在庄月明的母校建了这么一栋楼,从外观看起来非常诡异,风水上也是相当的不吉利。它的外观使用了非常多的玻璃,空间很大很透明,天花板好像南方的棺材板一样,有一个弧度——所以很多人也说这是一个“棺材楼”。

很多人说李嘉诚先生的成就和她太太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但他似乎没有那么重恩义,没有很好地回馈太太的家庭。他建这样一栋建筑的真实目的,可能是一种补偿心理。当然众说纷纭,最后都成为这座城市传说中的一个注脚。

在民众心里,香港的很多地标建筑,它的起落和形态都是某种叙事的延续,比如非常著名的,香港中环三栋金融大厦: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长江集团大厦和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的跨越十几年,各出奇招的“风水大战”,也一直为港人所津津乐道。

为什么香港会有那么多和风水,灵异相关的都市传说?为什么他们又那么喜欢讲鬼故事?除了遵循传统以外,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鬼怪是不是还有更多的神秘联系?

三、水与鬼

宋朝著名的笔记体志怪小说《夷坚志》当中有一篇叫《鬼国记》,讲的是一个叫杨二郎的巨商,经商途中不幸遇到海盗,一船人葬身于茫茫波涛之中,只有杨二郎先跳海逃了命。他在海上漂泊了两天,到达了南海上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的人形态奇特,有特异功能,这个岛屿也被称作为“鬼国”。这个“鬼国”的具体方位在哪儿?并没有明确的考证,有可能是日本的一个列岛,或者在东南亚,但有没有可能,指的是香港?

从空间上来说,香港,这座如今繁华无比拥有无数个别名的超级都市,以前只是一座遍布原始风貌的小岛,现在看上去繁华的香港大学,从前也只是一道瀑布而已。而香港闷热、潮湿,多雨的气候,即使在千年后,当现代文明已经掩盖了所有原始的痕迹,在特定的时间,它依旧是滋生鬼魅最好的舞台。

邵栋:香港的气候非常潮湿。我在江浙长大,记忆中的梅雨季也就一个月左右。在香港,可能将近小半年都是这样的天气,湿度达到 100%。所以这种霉变的,潮湿的,有点不健康的环境,让人半夜睡不着,会让人对鬼故事感兴趣。

另外香港本身又多水多海,“鬼”和“水”又是长期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上世纪 60 年代,很多人逃到香港来,最常见的就是走水路——从深圳湾游到香港新界。但因为海里有鲨鱼,很多人死于非命。比如两兄弟一起下水了,最后可能只上来一个,另外一个你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另外广东、福建都有出海做生意的传统,不管是去东南亚还是南美洲,他们在异乡的遭际,或者客死他乡的故事,也会逐渐变成他们的社区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鬼故事。


■ 许鞍华导演电影《投奔怒海》剧照

香港和内地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社区感很强。很多的房子可能已经造了五六十年了,居民对于周边的餐厅、老板非常熟悉,互相之间的互动聊天也特别多。你去一个餐厅去个多几次,老板就认识你了,如果你真的没带钱或者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不会让你抵押任何东西,会让你下次再给。

这种社区感也催生出香港人很强的是非观念,很重恩义。我印象很深在疫情初期,因为口罩紧缺,一些香港无良的药房会把过去 10 块钱的口罩改成 20 块。然后就引发大量社区里的老居民的不满,会用强烈的语气谴责他们。

这种重恩义的观念,也渗透在香港的鬼故事里。

四、歉疚与哀思:第一代的鬼故事

如果我们拿香港的一些本土鬼故事和西方的恐怖故事去对比,大概会有一个印象,香港的“鬼”,最终都会告诉我们他变成鬼是因为有冤屈或者遭遇了什么不可抵御的灾难。当然这不是一个全面的判断,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

根据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云根的一份关于《鬼魂传说与香港地方记忆》的研究,香港最早的鬼故事常见的主题多为:因为疫病全家死绝而成为孤魂野鬼;或者因为战争和天灾而转变成鬼。

当旧的社区因为这些悲惨历史,而出现大面积突如其来的死亡,社区会不断缩小,最后可能消失或者融入其他群体,演变成新的社区。而旧社区中非常幸运能够活下来的人,往往会以鬼魂故事的方式寄托他们的歉疚和哀思。这就是香港的第一代鬼故事。


■ 大量的都市传说来源于过去香港人对天灾的记忆

陈教授在论文中就提到了这么两则广为流传的第一代鬼故事:

1972 年,香港爆发了“六一八”雨灾,引发了严重的山洪,有很多人被活活埋死。虽然当年出事的地方建上了市民公园,公园里也修建了水池,被认为是震慑亡灵的煞气之用。但事隔多年,在每年的 6 月 18 日,仍然会有人在公园拜祭。



据说,有一天晚上,一个菲佣牵着一只小狗散步,小狗突然挣脱索带,走进水池狂吠。这个菲佣走近一看,池底竟然浮现出一张人脸,吓得她拔腿就跑。



另有一天,一对情侣深夜在公园拍拖,从地底下突然传来呻吟之声。男生困惑之际,发现这个声音竟然是从女朋友的嘴中传出,好像中邪了一般。男生自己的手也突然布满泥污,就和刚从泥石流里拿出来一样,不知是发生了什么。


这样的异闻或者鬼故事,与其说为了吓人,不如说是香港早年因为居住环境的险恶而给居民留下的惨烈的灾难记忆。

而到了当代,香港进入了一个人口激增的时代。越来越多新的城市问题涌现,鬼故事也不再是人变鬼这种老掉牙的剧情,更多的故事描绘的是拥挤、贫富差距极大的城市生活催生出的悲剧。

邵栋: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居住环境非常恶劣,比如在电视剧里会看到有那种“笼屋”,大家像被贩卖的动物一样住在一起。这里汇集着香港大量的地下人口:偷渡者和色情工作者。一间 50 平米的房子,可能住了七八个人。很多人会想办法节省自己的开销,一天只吃两顿或者干脆不吃。

在这样的老房子里,隔音很差,再加上人口密集,空气不流通,心理状况也会受到影响,社区里奇奇怪怪的凶杀案会给他们一些联想,鬼故事就有了创作的土壤。

五、城市悲剧:第二代的鬼故事

邵栋: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香港人的生活充斥着巨大的跌宕。首先这是一个随处能感觉到贫富悬殊的地方。香港有很多所谓的豪宅区和贫民区,但可能这两个区只有一街之隔,楼价差了好几万。比如像尖沙咀非常繁华,物价也非常高,但它过去一站就是佐敦,这里聚集着大量的尼泊尔人和巴基斯坦人,地价又是特别低的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结构里,很穷的人和很富的人都能互相看到彼此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就在你的街对面开着宾利劳斯莱斯,或者推着小车卖那种 5 块一件的内衣内裤。这种巨大的落差,对心理的刺激是很大的,常常让人感受到一种大起大落的际遇,有的时候甚至比生死的起伏还大。

所以香港的鬼故事里,特别多“鬼”变成“人”,“人”变成“鬼”,“富”的人变成“穷”的人,“极穷”的人变成“极富”的人的故事。

比如说,2013 年上映的由任达华指导的电影《李碧华鬼魅系列:迷离夜》的第一个故事——《赃物》,它讲的就是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一个男人,住在只有几平米的房间里,渐入绝境。他憎恨命运的不公,决定去盗取那些风光大葬的有钱人的骨灰,企图勒索赎金过活。当然最后,穷鬼也如愿变成了真鬼。


他们经常会调侃自己是“穷鬼”。之前香港有那种法拍的凶宅,价钱比市价便宜。很多人可能会很忌讳,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的凶宅非常多人排队要去买。有记者采访,问,“你们难道不介意这是个凶宅吗?”回答说,“我自己就是穷鬼,还怕鬼吗?”

香港人对于积累财富的执念,超越生死,他们憎恨不义之财,相信报应,这是贫苦阶层长期磨练下的一种自我劝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只有在香港这个贫富悬殊的商业社会才会诞生出这样犀利的描绘人类贪欲的鬼故事。

时代不同,鬼故事的书写也在相应发生着变化。第二代的鬼故事记载的不再是战争天灾这样的历史大事,而更多的来源于民间的自杀案,凶杀案或者冤死案这样的小历史。

比如 1992 年至 1993 年轰动全港的——屯门色魔案件,凶手在香港好几个地方尾随独身女性,强奸以及抢劫 9 名女子,并杀害了其中 3 人。造成了当时香港很多年轻女性的恐慌。

凶手伏法之后,屯门就开始传出夜间有少女游魂,或者出现服毒自杀的家庭惨剧,后来又被邻居目击到有鬼魂在楼宇间漂浮。

其中一则鬼故事更能说明当时人心惶惶的状态——

说在屯门,一到夜晚就非常冷清。有一天晚上一个女孩独自一人回家,在等电梯。旁边有一个女人也在等电梯,但她怎么按电梯的按钮,就是按不上,于是这个女孩儿就帮她按。两个人乘同一部电梯上楼,女孩儿又主动问她要到几楼。这个女人到楼层了以后,出电梯时,突然对女孩儿说:你以后别这么晚在街上游荡了,不会每天都有人陪你坐电梯的。然后门就关上了。



女孩后来才知道,她遇到的这个陌生女子,前不久在隔壁单元上吊自杀了。


邵栋:我个人觉得香港社区里的一些意外死亡事件,把它转化为鬼故事,某种意义上是不希望大家忘记这些意外。去世的这些都是普通市民,他们是也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不论他发生了什么,我能对他的遭际和困顿感同深受。我不希望他被忘记,所以在他的经历基础上添油加醋,有一些奇情或者夸大的成分。

虽然他的人生很平凡,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但成为了“鬼故事”以后,他们和这个社区的记忆融在了一起。想要告诉人们,香港不只有高楼大厦金融巨子,也有普通的、悲情的小人物。

六、等待与时间

进入现代,香港的一些老社区因为卖地卖屋而离散,往昔在公社广场上乘凉的时候,居民们口耳相传鬼魂故事的场景已经很难再复刻了。而新时代的年轻人,又缺少老人的陪伴,既对风俗礼仪非常陌生,也无法再通过参与祭祀的方式,传承禁忌或者听到老的鬼故事。

鬼故事的叙述群体,从家庭社群,转移到特定的群体:专业的宗教人士,教徒,或者是兴趣团体。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电视电影等文艺作品,开始挖掘香港的鬼故事这座富矿:九十年代有线电视的《怪谈》,2000 年初的电台节目《恐怖热线》,再到僵尸鬼怪电影《胭脂扣》《阴阳路》等等。不论是什么时代,电影的类型如何,邵栋认为这些创作的鬼故事都在试图回答一个核心命题。

邵栋:比如最典型的《胭脂扣》,这是一个讲逝去亡灵回到现实中寻找过去爱人的鬼故事。但它讨论的主题是有关承诺会不会兑现,时间能否让爱情永恒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香港的鬼故事里,很多讨论的都是承诺和时间,关于“鬼”能否突破生死界限,突破物理的隔阂,我现在已经变成鬼了,我能否扭转这一切。


■ 《胭脂扣》剧照:由梅艳芳饰演的女鬼如花来人间寻找曾经的爱人十二少 / 图:豆瓣电影

这和香港文学中最重要的主题“时间”是有呼应的,也和香港人自己的心态有关。80 年代涌现出了非常多类似主题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中英谈判还没有结论,香港人对未来的想象还不清楚,他们有很多的担忧,也会有很多对于时间的想象。

你会发现,香港人对于“鬼”的这个形象的理解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在表达恐惧,也用“鬼”来比喻城市人的一种性格。比如在香港的语言体系里,经常会说“鬼马”“鬼机灵”,包括他们电影里“开心鬼”这样的形象,都不是负面的,反而是有点邪派,但非常聪明讨人喜欢的形象。

他们对“鬼”的亲近可能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与命运有关。

张爱玲曾说过,“香港,它包括在外”。我们通常说一个地方是“包括在内”,虽然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每次说到香港又好像下意识不把它放在主流的文化当中描述,它好像既在里面,又不在里面,既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边缘。

我族之魂曰祖,异族之魂曰鬼。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人间世界处于神仙世界之下,鬼的世界又处于人间世界之下。所以不论是上下远近,还是高低优劣,“鬼”都被排除在了人类世界之外。这种状态,和香港也是惊人的一致。

文化学者杜维民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边缘中心论》,他认为中华文明或者中国一些最有生气的地方,可能是在传统上很边缘的地区。

像香港,在这样一个边缘地方,人口这么少,地方这么小,在 1997 年的时候,它的 GDP 高达内地的 25%(注明:1997 年占比应为 18%,回归后最高占比 20%), 这是如何做到的?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边缘等等劣势而缺少斗志。所以我觉得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论你是哪国人,什么性别,什么族群,我们只看你做了什么。你做得好就是好,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你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会因为我是人,你是鬼,我就不认你。

所以某种程度上在香港这么多鬼故事的书写,也是在表达他们自己社会边缘人,或者起点比较低的一个认知。但他们相信奋斗,相信超越——毕竟,香港,从一个南方的小岛变成世界上最特别的城市之一,这不正是一个最大的,关于“鬼”变成了“人”,关于跨越阴阳边界,最好的故事吗?


■ 香港 / 图:邵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