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ID：thelivings），作者：梦浮生，编辑：吴瑶，原文标题：《非典型“深二代”生存记录 | 人间 · Z世代》，头图来自：《二十不惑》剧照
暑假里，我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在深圳福田下沙的一家烤肉店。聚会的5人，我、小柳、甜甜、宋江、嘉怡，是高中班里玩得最好的小团体，毕业后，大家散落各处读大学。上次聚会还是大二，我们吃着烤肉大肆吐槽疫情的诸多不便，无限想念疫情前，然后便到了现在。
虽然微信群节假日时没少了消息，但如今线下见面，我一时竟不知用什么话题切入。偶然，小柳问我们考驾照没，说自己今天开车来的，如果没忍住喝了酒，就要劳烦我们顺路送送他。话匣子一下子由此打开，在长沙读大学的宋江开始愤愤抱怨考科目三时操作满分，结果那辆车人脸识别有问题就挂了。甜甜喝了一口茶水，说自己大一寒假就考完了科目一，到现在都没去考科目二，教练一开始还催，后面好像放弃了。嘉怡很帅气地扬言拿到了驾照，但说自己今天必喝酒。
我独自埋头吃菜，悄悄在他们注意不到的角落里用左手调出手机计算器，再偷瞄一眼账单小票，算自己需要A多少钱，又悄悄检查了一遍微信钱包里的数字。他们不必问到我有没有驾照，因为我和他们不再顺路——以前在福田住所的房租太贵了，高中毕业后我家搬到了龙岗区，距离福田整整有1个多小时的地铁车程。我庆幸考驾照的话题不会被引到我身上，他们也就不会发现我压根没有考驾照的心思，更不会发现我拿不出考驾照的报名费。
我是一名非典型的“深二代”，虽然住在深圳22年，但既没有深圳户口，家里也没车没房，更没有富贵亲戚住在深圳，当然，也没有家产需要我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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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均于1974年出生在汕尾，父亲20岁那年听说深圳要改革开放，毅然决然告别家乡，带着刚成婚没多久的母亲，两手空空来到深圳，开始他的风雨闯荡史。母亲告诉我，1994年时深圳设有一条“深圳特区管理线”，他们这些内地人需要边防证才能过关。为了去深圳“捞大钱”，搞不到边防证，那只能以各种途径“偷渡”。母亲说起她的一位朋友，先是坐船到深圳海岸线附近，再一口气游到岸边，可谓艺高人胆大。
（编者注：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即“深圳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内地人通过管理线公路道口及码头、专用通道进出特区时，必须持有效证件，主动递交公安边防警察查验。）
我父母没那么高的技艺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正巧父亲有一个小学同学当时在老家县里海关就职，在他的帮助下，父母一个星期内就顺利拿到了边防证，两人坐上大巴，一路摇摇晃晃踏上深圳的土地。
小学文凭的父亲以罗湖区为事业起点，餐厅后厨、货车司机，他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一边省吃俭用攒“启动资金”，一边熬夜苦读恶补金融知识。着手创业途中，他认识了一些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人一拍即合，最终父亲贷了部分款项，与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皮革公司。公司出资大头来自一位香港的叔叔，父亲负责经营，另有一位本地人负责“拉项目”。
父亲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汕尾家庭观念，母亲人虽到了深圳，但只在家全职操持家务。后来我问起父亲创业初期的生意细节，母亲说不清楚，只讲起刚开始时家里十分困难——他们住在罗湖区莲塘小小的单间里，房间中央靠墙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门边放着一张路边摊常用的矮折叠桌并两个红色塑料小板凳供两人吃饭。尽管母亲做饭时已经十分注意，平时也经常搞卫生，但日积月累，家具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黏腻。每天晚上，父母就在这腻乎乎的家中烦恼着下个月的房租，也忐忑明天能否继续留在深圳。
到了1999年我姐姐3岁时，家中的经济终于逐渐好转，算是奔上了“小康家庭”的康庄大道。2001年我出生后，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举家搬到罗湖东门，租下了套两房一厅的二楼商铺。罗湖东门作为那时全深圳有名的商业街，楼底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热闹的代价是人员复杂，治安恶劣，母亲每次出门买菜都要把斜挎包背到前头，不自觉地用手按住，以此来避免被路过的扒手“划包”。
父亲的生意还在走上坡路，等到我上幼儿园时，我们一家人又搬到了治安稍好一些的福田区，一套复式公寓。这套房子大有来头，是父亲一个朋友买下给年迈的父母养老的，当初被精装修了一番，老两口也确实跟着儿子儿媳住进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这套复式在5楼6楼，老人上下楼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们又搬出去了。我们刚搬进去时，10岁的姐姐上蹿下跳，左摸摸右摸摸，竟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暗格，打开一看，里面藏着房东家不知哪位的小几千私房钱。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皮革公司的业务愈加繁忙起来，他平时要不是出差去浙江海宁的皮革厂，要不就是在深圳各处跑客户。他雇了一位司机接送出行，所以我们姐妹俩平日上下学也都能蹭个车。
2008年，我在福田区家附近的小学就读一年级，父母第一次爆发了尖锐的矛盾。暑假的一天，母亲久违地带着我和姐姐回了汕尾老家，我只记得我俩正在大姨家看奥运会开幕式，大姨在一旁用福佬话念叨着，似乎在宽慰着母亲，话里话外大概是“都会过去的”。年幼的我尚且懵懂，加之从小在深圳长大，并不熟悉家乡方言，只隐约明白家里可能出现了什么大的变故。
同年10月份，我升上二年级，老师通知说学校要举行秋游活动，并下发了意愿书，吩咐我们拿回家让家长填写，决定去秋游的，要带上135元的“秋游费”。那次秋游是去欢乐谷，我一直挺期待的，我按照一年级时的经验，轻车熟路地先在意愿书上勾下了“同意”，空着家长签名，等到母亲来接我们放学时，就把意愿书交给了她。
等来母亲后，她看了一眼意愿书，并没有说话。待到晚饭，父亲未回，母亲与我们对坐在饭桌旁，她面色略有些窘迫、踟蹰，两张意愿书摆在餐桌上，她攒了好久的劲才终于开口，说家里最近经济很困难，最好还是避免不必要的开支。我和姐姐一时被这话冲击到，呆立半天沉默着消化。最后，我俩拿过意愿书，亲手将原本的“同意”勾划掉，重新勾选了“不同意”。
“要是你爸不去搞房子——”母亲最后哀叹了这么一句。
母亲出于愧疚，在学校秋游的日子带着我俩到深圳湾红树林玩耍。她教我们放风筝，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零食，我们坐在地上野餐，一起看着日落海面，那几乎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然而第二天回校，当班里其他同学兴致勃勃地聊起欢乐谷秋游时，我还是难忍伤心，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前几年眼红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想要趁着风口大赚一笔。结果，2008年深圳楼市崩盘，父亲公司资金链断裂，我们家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也是父母爆发矛盾的直接原因。
有一天母亲送我和姐姐上学时，我小心翼翼询问母亲，才知道家中大概欠了50多万外债，但年幼的我尚且对金钱并没有深刻的概念，只是出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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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位置的一个城中村里。房子前后左右都是逼狭的小巷子，我们住的楼层低，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对面楼上下四五家的阳台，而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伸手就可以碰到另一栋楼的墙壁。童年的时候，我想要模仿动画片里看日出，于是定好凌晨5点的闹钟，早早起来跑到客厅窗台旁扒着栏杆探头尽力向上眺望，却只能从一方窄窄的天空里看到渐渐明朗的天色。
我后知后觉地知道，我们家是见不到太阳的。
虽然楼与楼距离如此相近，但邻里关系很一般。深圳外来人口多，不同的出身背景，人和人的交往自然会防备冷淡。偶尔母亲带我去买菜，回来时遇到了邻居婆婆出门，双方只笑一声招呼下，便低头匆匆错身离开。我问起母亲这是哪层楼的邻居，母亲想了一下，才跟我说是在5楼住了很久的婆婆。
我对那位婆婆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记忆稍稍清晰的是一楼卖桶装水的邻居，白天他们经常拿水桶挡住绿色掉漆的铁门，不让它关上，因而我出门从不带楼下大门的钥匙。我们家不跟邻居主动来往，当然也没有邻居跟我们家主动打交道，大家只是恰好住在一栋楼里，最熟的关系仅限于点头之交，所以我曾经很难理解那句“远亲不如近邻”。
即便如此，深圳这座城市又实在太容易给人制造出所谓的“归宿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像是刻进了每个深圳人的DNA里，我总是错觉，我整个人生好像和这座城市的成长拧在一起——我了解它的过去，对它知根知底，它见证我的青春，钢铁森林是我所有记忆的背景。
这种归宿感伴随我度过18年。
虽然父亲事业遇冷，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他剩下的人生一直在筹谋着东山再起。2009年后，本就忙碌的他更加脚不沾地，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应酬。
一天，父亲带着我去一个合作伙伴家里吃饭。那位叔叔是湖南人，家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有两个女儿，比我大一两岁。我跟父亲进门时，她们正在上钢琴课。父亲表现得倒是稀松平常，那个叔叔极为热情地让我跟着他的女儿们去玩耍，我比较怯生，乖乖坐在客厅等着她们下课的时候，父亲和叔叔已经拿着几份文件在细细研究了。
大概等了10分钟，我看到优雅温柔的老师走出了开放的琴房，点头跟主人家道别。两个姐姐随后从琴房里出来，大大方方地坐到我身边，聊了几句后便自然地拉着我参观她们家。路过琴房时，我出于好奇多看了几眼，一个姐姐发现了，就打开琴盖，随口教了我一些基础琴键，比如“DO”音怎么找，黑键和白键的区别是什么。我一边听着，一边克制不住地对她们心生羡慕。
晚上吃完饭回家后，父亲又一头扎进书房忙他的文件，母亲打趣问我那个叔叔家怎么样，还愿不愿意跟父亲去他们家玩？我下意识地抗拒。现在回想起来，年龄尚小的我在得知家里的经济难关之后，再遇到家境良好、大方有教养的同龄人，心头自然会缭绕着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感。
所幸父亲再也没有带我去过那户人家。
搬家到福田区的城中村后，母亲给我办了“深圳通”，学生半价，每天我在深圳发达的交通中来回穿梭，仿若在解锁一个个新地图。周末我常常拉着朋友坐地铁到深圳博物馆、市民中心、图书馆，去更远的地方四处乱晃。那个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在深圳长大的汕尾人，我们因此熟络起来。她家里是开小卖铺的，我特别爱去她家玩耍，叔叔阿姨会给我塞很多零嘴。当然，我也会很仗义地在作业上对她伸出“援手”，如此一来二往，小小的我们由此互相认定对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姐妹。
姐姐这年已经13岁，进入了青春叛逆期，她不太愿意跟我这种低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迷上了二次元动漫。寒假的时候，她用压岁钱购置了一套cosplay的服装，准备去参加深圳体育馆的漫展。姐姐第一次晾晒那套服装时正巧我起夜经过阳台，迷迷糊糊中，我看见一件长袍白裙悬挂在空中，心头狠狠一震，再低头一看，阳台的石台上还放着一顶翻过来的白色假发，我一个腿软，差点没站稳跪下去。
后面我偷偷解开了姐姐的QQ空间相册，看见她在漫展戴着白长发、穿着白长袍，笑得异常灿烂。至今我也不知道姐姐cos的是哪一位角色，但脑海里每每闪回她因为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露出的幸福又自信的笑容，就由衷地替她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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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舒适，还有视野的拓宽、眼界的提升。2013年9月，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据学生所住学区划分初中学校），我进入城中村所属的片区中学就读。那段时间与外教的积极交谈，令我的英语口语至今都不俗。学校的试卷题总是会紧跟时代潮流，对于我来说这些日常都是亲眼目睹，譬如写“共享单车”，我回家路上就摆满了“小蓝”“小橙”，自然有话可谈、有句可写。
然而对于我父母而言，深圳只是一个“繁华的居住场所”，不是“根”。他们曾经也起心动念，要将户口迁到深圳。深圳从2012年4月开始施行“积分入户”政策，具体的条件涉及到“年龄”，18到35岁加5分，35到40岁加1分，只要年龄超过了40岁，每多一岁就扣5分， 学历中专或高中以上加分，如果在深圳有房，按揭中加20分，红本在手加30分——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达到100分，就可以在深圳申请入户。我父母当时已38岁，都只念了小学，我们家这么多年也确实没能在深圳买房。他们两人的分加一起都没有100分。
童年时，我从未觉得“非深户”与“深户”之间有区别，直到2015年9月，我面临中考升学，这才知道深圳中考考生是分为A类、C类、D类的——A类指具有深圳户籍户口的考生，C类指享受市政府优惠政策人员的子女，D类指除了A、C类考生外，符合参加统一划线录取条件的考生。
“非深户”属于D类，有些高中的分数线会分类别而定，一般A、C类一条分数线，D类一条分数线，“非深户”的分数线往往会比深户的分数线高上几分，有的甚至能高上20到30分。看完了资料，我心里产生了浅浅的无力感，好像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作为“非深户”要留在深圳，总是要比深户努力一点。2015年，福田区实行公办高中教育免学费，我想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暗自下定决心要考上福田的公办学校。当年姐姐19岁，刚从深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考入了广州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校，读电子商务，家中只剩下我与父母3人。
往前翻一年，事业一蹶不振的父亲突然看中黄金行业，决定放手一搏。但再也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于是他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甚至是高利贷，孤注一掷将所有资金推入黄金市场。可惜泡沫消散后，吃到红利的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才一年，他的事业又以失败告终。
利尽人散，父亲与曾经的事业伙伴逐渐失去联系，因为借钱，家中已经跟老家的亲戚们闹得很僵。父亲从此在家酗酒颓靡，从精装的白酒到二锅头，再降级到不知道从哪买回来的矿泉水瓶装的劣质酒精。
尽管如此，父亲知道我将要面临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后，克制地将自己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时才走出房门。我曾无意从门缝瞄到过，父亲背对着门躺在床上，拉紧窗帘，瘦削的肩背轻轻起伏，床脚散乱堆着几个空酒瓶。一向乐观的母亲也开始常常望着家中的角落发呆，偶尔我撞见她默默垂泪，她就假装打哈欠问我作业写完没，然后很忙似的离开原地去做家务。一辈子都没迈出家门的母亲，因帮着父亲与娘家借款，那堆叠的债务也让她愧疚难耐。
我从学校回来，在楼下偶尔能听到他俩的哭闹怒骂。家中的杯子似乎又被打碎了几个，我在路灯下静静听着，等到路灯亮起，吵架的声音也会逐渐消停下来。我上楼，开门后目不斜视，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在父母特地为我创造的克制的宁静中，泪眼模糊地赶完当天没写完的作业。
在这样沉郁的氛围里，2016年7月，我超常发挥考了“400+”，被家附近的名中学所录取。那是一所公办学校，而我的分数几乎就是年级前五。我久违地在父母脸上看见了笑容，父亲意外地为我出门去了一趟市场买了烤鸭回来，再将烤鸭的骨头细细拆掉，一块一块地把肉堆到我的碗里。
一个多月后，我高中入学前几天，长期酗酒又心情郁结的父亲因为一场突发的疾病，在短短3天内离开了人世，甚至没来得及见证我成为一名高中生。
办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在家中打理了一辈子家务的母亲只能咬牙出门找工作——我们的房租、姐姐的学费、我的生活费，还有父亲遗留下的债务，都需要钱。她虽从来不会跟我分享家中现今是什么情况，但我从她每天灰败的脸色中知道，她又碰壁了。
深圳是一座太年轻的城市，它的人才引进政策，它的很多机遇，吸引着年轻的人们，他们背井离乡，在深圳形成了一阵阵的年轻浪潮。而在这浪潮里，已经42岁的、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交际网的母亲，就像一只井底之蛙，虽听着海浪的声音，但无论怎么努力，也跳不出随着年龄增长越筑越高的井口。最后，母亲在亲戚的推荐下，去到亲戚的朋友家当保姆，一个月拿3000元的工资。
2016年年底，房东那边可能得到了一些内部讯息，给我们说要在楼里加装电梯。要建电梯，就一定会贯穿我们家，于是房东让我们在2个月之内另寻住处。
我们搬离了住了近8年的屋子，匆忙之下，只能在原来的城中村里找房子。这次的房子只是一间十几平的单间，一起搬过来的家具是一张上下铺和一个小沙发。母亲睡下铺，我睡上铺，小沙发则放在床头。餐桌与我的书桌是同一张折叠桌，不用时需要收起来，不然会挡住储物柜兼我的书柜。每当我取个作业时都得飞檐走壁。母亲触景生情，回想起刚开始来深圳时住的那个小单间，跟我们笑称她回到原点了。
2017年1月，放寒假的姐姐回家了，家里愈发逼仄。姐姐只能跟母亲一起挤在下铺。父亲去世之后，姐姐作为长女变得沉稳了太多，她出手了所有cosplay服装和手办，推了所有朋友的漫展邀约。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早早找好了实习单位，晚上10点我放学回家，她通常都在家里唯一的餐桌上赶文稿，但只要一听到我回来了，就会一声不吭地抱着电脑坐回下铺，将餐桌留给我。
也许我心里是羡慕姐姐的——2012年始，她因为读中专而住校，2015年后她又去广州读书，一如母亲从来不跟我们哭诉家中的苦楚一样，我也不愿意让远方的姐姐知道父母的争吵。
被通知搬家的时候，姐姐专门从学校请假回来帮着上班的母亲到处找房子，让我安心上课。她一手操办了搬家事务——测算房子大小、购置新家具、规划空间，我从来不知道她可以这么干练。等安置好一切后，我看着姐姐拖着行李箱回学校时脸上尽是疲色，眼中突然就浮现出那个在漫展上生机勃勃的少女……我想，姐姐偶尔会不会也羡慕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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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开始，我就隐隐能感受到“筛选”的存在。小学班主任在班上统计“非深户”时，班里有近3/5的同学举手——初中时是1/2，高中就只剩下1/3了。“深户”并非一定就等同于家境优越，但无法否认的是，大部分“深户”的经济条件还是优于“非深户”的。
前面聚餐的朋友中，有3人是“深户”：小柳家中做外贸生意，嘉怡父母是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引入的，宋江纯粹就是本地人。我读书的高中当时风气还不错，大家并不那么在意各自家中条件如何，只看是否玩得来。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班后，我和朋友们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走读生，路上偶遇了几次，便渐渐熟悉起来。
白日里，我们聊课上的趣事、某个班的八卦、新出的番剧，偶尔也听他们讲旅游的故事。我们一起畅想未来，相约以后住在同一栋楼做邻居。可下了晚自习回到家，我就好像是灰姑娘脱下了晚礼服和水晶鞋，晚礼服不属于我，水晶鞋也不属于我，它们都是仙女教母——我的好友们给予我的镜花水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极为割裂的岁月，而我的成绩便在这种割裂中断崖式下跌。
班主任是一名中年男教师，湖北人，他说自己原本是不想当老师的，但政策调剂他去了师范专业，一番心灰意冷之后，还是接受了现实。早些年他在湖北教书，后被深圳的特殊政策所吸引，2000年来到深圳发展。因为他带着内地教师根深蒂固的严厉，所以我们都很怕他，但他在我成绩下降后主动找我谈过几次话，小心翼翼劝我不要太有压力：“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能够活得开心。”
2018年我高三了，虽然学校装修了好几年的教学楼终于接近尾声，但仍然无法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只能跑到隔壁小学补课，晚上则在食堂里自习。
食堂的晚自习并不那么严格，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也是被几周以来紧锣密鼓的补课压抑得没办法，我一顿舌灿莲花成功怂恿了嘉怡，决心在小学下课后就翘掉晚自习，一起去附近的麦当劳。
我和嘉怡又顾忌一次性逃太多人容易被抓包，因而打定主意瞒着剩下3位。然而，好友之间果然心有灵犀，刚走进麦当劳，我们恰好看到端着餐盘正往位置上走的甜甜和小柳。我和嘉怡错愕地对视了一眼，砰地上前坐到了他俩对面，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们惊恐的表情。
那天我们吃完麦当劳，太阳难得没有下山，走在归家路上，嘉怡说自己以后想学医，不想离家太远，准备冲刺南方医科大学；小柳想走金融，日后好帮持家里，考上什么学校再说；甜甜的父母希望她当老师，但她自己还没有任何想法；我一直向往心理学，总觉得读懂自己看穿他人，好像就能找到我一直缺失的安全感。
久违的余晖从高楼大厦间隙里逃逸出来，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强压下，寻到了喘息的缝隙，重新发现了光芒。最可怜的是宋江，晚自习结束后，他才发现我们疑似结伴溜走，在微信群里疯狂谴责我们，气得几度退群，又被我们好说歹说几次拉回群里。
高三的时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累积成山又一夜清空的试卷，昼长夜短、昼短夜长，又复一轮，黑板旁的倒计时表归零。可惜我的成绩并没有在这可触摸的时间里重回巅峰，2019年高考数学奇难，向来靠数学拉分的我几近崩溃，堪堪将卷子写完。
我很想大哭一场，甚至不敢回到家里那十几平的小房子。我不敢面对母亲，也不想耽搁太长时间让等着的好友们看出异样。最后，我回到班级备考室趴在桌子上静静流了一会儿泪。甜甜第一个发现了我，她什么也没说，只给我递了一包纸巾，宋江和嘉怡也来了，宋江这个超级大直男问了一句：“小梦怎么了？”
眼前一片被糊住的黑暗，我感觉有人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头，甜甜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出：“小梦只是困了。”
高考出分时，我们家住了10年的城中村传来了明确的“旧改”信息，房东趁机涨房租，母亲照顾的那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不再需要保姆，她失业了。
8月份，母亲找好了龙岗区的房子，两房一厅，租金跟城中村的单间一样，我们又开始了搬家。
我、母亲和姐姐坐在颠簸货车的后排，车窗一路路过了我每个清晨上学匆忙买葱油饼的早餐店，父亲以前让我跑腿买酒的小卖铺。我看见常去的快递站里的小哥拿了瓶水正好从小卖铺出来，往前不远，糖水店的风扇还在吱呀呀地左右摇头，而它隔壁，那间承包了我中学时期所有证件照的小小照相馆，已在两个月前倒闭。
车子一间一间店铺经过，我就好像在跟往昔一抹一抹告别。车子驶向大道，我从远处回眺曾经生活的那一小方天地，恍惚间惊觉，很多熟悉的旧楼已经夷为平地，又化作万丈高楼。这是我从小长大的福田，又好似不是我的福田。
曾经，我一直为“深圳速度”自豪，这时却觉得眼前的景色陌生到令我怅然。道路越来越宽阔，精致的职场精英、忙碌的外卖小哥在街道中穿行，珠光宝气、灯红酒绿，在地理行政概念上它仍然叫做深圳，但在时间维度里，我永远失去了泛着烟火气的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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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广东某大学录取，但没能去成心理学，被调剂到通信工程。开学前，母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户籍地的教育局申请了8000元助学贷款，到校后，我只需要将回执码提交给学校，这样就能交上学费。
为了不让母亲来回受累，也为了省下路费，我拿着班级群里提前发的贫困生材料，打印好盖章签字，提着两个行李箱只身前往广州。到了学校，我被指引到供助学贷款交学费、申请贫困资助的学生提交材料“绿色通道”。单亲家庭，我和姐姐都在读书，母亲失业，我完全符合贫困生的标准，然而“绿色通道”负责登记的师姐先是粗浅地看了一眼我的材料，便目露犹豫：“你家住在深圳？”
我当即愣了一下，随即有些赧然，我解释说，不是所有住在深圳的人都非富即贵，并简单说明了一下家里困难的原因。师姐边听边重新看了我的材料，了然地点了点头，沉默半晌后善意开口：“贫困生助学金最后会出公示名单……记得日常生活作风要注意一下。”
听完这句话，我脑子里浮现出很多想法——在繁华的深圳里浮沉，我因贫穷而自卑，因自卑而虚荣。刚刚吐露身世仿佛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再让我时时刻刻表现出贫困生的模样，对于那时尚且虚荣的我来说，自尊心十分受挫。我脸色估计挺难看的，师姐叹了一口气解释说：“每年都有很多贫困生，学校也是有名额限制的，有些同学会针对这个日常作风提出异议。”
当然，最终我还是通过了学校的贫困生认证，公示名单也没有被人提出异议。
入学后总是伴随着很多的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仍会在介绍出生地时飞快地加上一句“我住在深圳，我在深圳长大”，以此给自己穿上高人一等的外壳，但后面渐渐发现，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来自哪里并不能对你的人格进行镀金升华，穷山恶水会出好民，大都市也有素质低下的人。很多人对广东也有误解，虽然它GDP排名第一，但真富的只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它很多城市仍旧需要脱困扶贫。
我的室友中有一位来自梅州市相对落后的地区，她家中务农，靠种植番石榴维系生活，她家没有我家窘迫，但需要赡养几位老人，供几个孩子读书，即使是这样，贫穷与出身从来没有限制住她上进的步伐，她整个人都因为努力和自信闪闪发光。今年，她获得了学院只有2个名额的国家奖学金。从她身上我才知道，出生在不在类似深圳这种大都市，只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上限还是需要自己去突破。班里的同学们也都来自于广东的角角落落，一开始大家认老乡抱团，久了，我们有时也会突然忘了对方来自哪里。
寒假，我从广州回到深圳，第一次对这座年轻的都市产生了陌生感。朋友圈里有高中同学已经在着手创业，准备开奶茶店，套用喜茶的成功模式；也有小学同学晒家里买的新房，装修高贵很是气派。我非常诚恳地给他们一一点赞，一边期盼着他们“苟富贵莫相忘”，一边感慨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深二代”。
他们的父辈或许来自五湖四海，成功扎根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真正做到了“来了就是深圳人”。他们的果实未来也将落在此地，野蛮生长，又是一代新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能否真正扎根于此，又是一场各凭本事的角斗。
大二暑假，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也为给自己赚点生活费，我去了深圳会展中心的汽车展当礼仪，9天展期，算下来一天有240元。一起兼职的东莞姐姐在休息时问我住哪里，她想找人合租，我说自己住家里，家就在深圳，她略带羡慕地问：“那你是深圳人？”
我摇了摇头，说自己是汕尾人。
“哦……那你父母在深圳工作？”
我接着尴尬地摇了摇头。
姐姐愣了一下，问道：“你们家在深圳收租？”
我笑笑说：“没有房子，哪有这么富。”
姐姐可能也觉得这个话题太过尴尬，便及时止住了话头。
跟她聊完后，一些疑惑萦绕上我的心头：我们家为什么还要待在深圳呢？户口不在此处，没有能力买房，不在深圳就业，没有孩子在深圳读书，曾经熟悉的街景渐渐远去，邻里关系不亲近，也没有关系可拉，不是“深户”，各种优惠政策落不到我们头上——深圳这个熟悉的朋友，也仿佛在以委婉的语气叹息道：“离开吧。”
现在，我们家暂时安在龙岗区横岗街道，租房压力小了许多，母亲却因为临近退休年龄，工作经验少，求职四处碰壁，找工作的决心也黯淡下去。姐姐已经工作2年，目前在家附近的一家企业做HR，但她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不断在招聘软件上物色新的岗位。母亲跟姐姐深聊过，姐姐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选择继续留在深圳。
如今我们家靠着姐姐的工资以及亲戚的救济生活，如果姐姐决定离开，我们家也许就会随着她搬离。可我心里始终无法接受——离开深圳意味着我要扔弃我先前的所有人生，我将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儿、再也没有一处安心地。扪心自问，我不想离开这座虽然略显冰冷但俨然已经成为我故乡的地方。
大三开学前，我心血来潮跑回之前居住的福田区城中村，我看到陈旧的楼体上贴着红底黄字的标语——“认清城市新形势，权衡改造利与弊”。城中村改造已经进入二期，我在深圳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即将被拆除，这如同挖去了我心上的一块地方，从今往后，总会有一种缺了一角的空落感。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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