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小本本，头图来自：《西线无战事》
美国著名战地记者 Kevin Sites 分享过一个关于战争的理论：对于参与其中的士兵而言，不正义只发生在战争开始的一霎那。因为当他们投入到战场之中，当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被对方打死时，纵使他们清楚自己只是政治家的棋子，清楚一切流血牺牲都是为了权贵们的私欲，他们也要打下去，为了替死去的兄弟复仇，也为了保护住身边尚活着的战友。
杀死敌人是残忍的，国家机器也可能并不令人信任——但当你已经和队伍一起躺在战壕里，你真的能说服自己，当逃兵是更道德的选择吗？于是，对于陷入战争的个体或国家，战争并不是越打越“不正义”，而是越打越“正义”。你杀了人，就为对方杀你制造了正当性，反之亦然，从而构成一套双方的“杀人反馈循环”。
这理论悲观又乐观。它试图说明战争并不“反人性”，也不是什么“人性之恶”的后果，普通人的参与更不是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恰恰相反，它的燃料是人性之善，是我们的良知和正义感。
这并不是否认，我们要批判战争中人类的野蛮自私和价值迷失；只是，在传媒与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那种更为传统的朴素“反战”思维解释不了“为何到了今天，世界仍有战争”的疑问，解释不了为何你周围那些真诚善良的人在你眼中会被“煽动”（无论你抱哪派立场），甚至解释不了为何《西线无战事》原著小说在一战后的德国畅销，德国却仍能走向二战——显然，归罪于个别狂人，或者过度依赖政治经济学的阐释，都不能让真正有反思能力的人信服。
而那些真正伟大的现代性反战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巴瑞》，则将更多笔墨放到了人性之善与行为之恶的冲突中。主角们身心上备受战争之苦，道德上清楚战争之恶，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战场上。善恶的界限就此模糊，但如果创作者和观众不在这道德真空地带打个滚，就永远不会真正思考：我为什么会做出现在的选择和价值判断？真到了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会怎么选择和判断？
从这个角度看，《有史以来最棒的啤酒运送》和《西线无战事》（下简称《啤酒》和《西线》）这两部最近广受关注的战争片，优缺点便一目了然。
《啤酒》的优点在于，和导编团队赢得奥斯卡的《绿皮书》一样，主角奇基的设定在“个体心灵”与“社会角色”间有着很好的平衡，且有着漂亮的叙事结构张力。仅用前半个小时，它就将人物形象和双重线索给观众交代了个明白：在纽约无所事事、只会空谈爱国的奇基终于决定前往越南，为自己参与越战的老家朋友送上啤酒，部分原因是为了告诉他们不要被国内“反战”浪潮干扰，仍有人为他们的英勇而骄傲。
“伪成长之旅”和“真成长之旅”的冲突就此诞生。“伪成长之旅”中，奇基为了证明自己的兄弟情谊和爱国赤诚，跨越重重阻碍，但五十年后的电影观众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荒谬，因此奇基的初心和努力都显得可笑，而主创们也有意把这条线索处理得可笑。在这条线索中，奇基充分暴露了自己因性别、阶层、教育、成长环境导致的认知局限，但他勇敢、善良的一面也以轻松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真成长之旅”，则是扑面而来的战争残酷。从在后方的朋友的严厉警告，到穿梭前线的枪林弹雨，到看见美军轰炸机的无差别轰炸，再到最后，惊心动魄的西贡新年之战，然后亲眼目睹军方高层在电视机上赤裸裸地撒谎。这之间的递进关系再明显不过，奇基双眼中的美国式自信也随之黯淡下去，一点点沧桑和内省则萌生出来。
而《啤酒》的缺点也正在于此——“伪成长之旅”太伪、太喜剧，而“真成长之旅”太大而空、太新闻简报。它之所以和《绿皮书》一样显得隔靴搔痒，不仅是因为奇基本身就是个战争的过客和旁观者。他，以及所有和他有真正情感联结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异化。他那些在越南战场的朋友，所提供的价值只是告诉他“这里情况很糟，我不想在这打仗”，除此之外，他们的人格和在家乡没什么两样。
影片中的越南人们，恐惧的平民小女孩，梦想去俄克拉荷马的南越警察，说出对殖民者厌恶的酒保，其实更是被脸谱化成一个个“无辜百姓”的集合，向奇基一再证明这场战争的“不正义”，却并不解释为什么“正义”在这片土地上难以实现。
离开美国时，奇基是个头脑简单、心地纯良的美国小伙；当回到美国，他唯一的成长只是“知道这场战争很坏”，因而多了一层社会或者政治认知。他对政府的信任被撼动了，但他的人性、他的价值观基础、他对正义的理解没有遭遇任何考验——在纽约的爱尔兰酒吧，他这样告诉朋友他的发现：“我知道我们的祖辈和父辈，（一战和二战中）远渡重洋，到欧洲去拯救了世界……可我不确定这一次我们也是。”
所以影片的最后，奇基看似做出了重大转变，投向了坚持做战争“负面报道”的记者和参与反战游行的妹妹。但实质上，全片传递的是：我们生而善良，只是被错误的信息一时蒙蔽了双眼；我们不用做出什么抉择和改变，只要那些“正确的”信息传递出来，我们自然就能变得“正确”。
主创们是不了解那些真正艰难的问题在哪吗？显然不是，不然不会有战壕里，那个和奇基说自己已经无法适应和平生活，所以服役期满仍两次重来越南的费城士兵；不会有那个以残忍手段虐待战俘，还要来追杀奇基的 CIA 特工。可电影中，他们都被一笔带过或者当成喜剧材料。这便是《啤酒》和《绿皮书》共享的媚俗，或者说高明之处：如果观众不相信自己是善良的，且善良可以解决一切，那他们要怎么在观影的短短两小时内，和必须面对的复杂人性矛盾和解？这是成功的商业策略，也是用一种更为中庸的方式，使电影在自由派和保守派间都能收获共鸣。
但这种“善良”，这种“共鸣”，才是真正的道德真空。现实中的“奇基”们，真的都有机会去趟战场吗？就算去了，他真的能判断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错误”的吗？这就像送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去黑人社区住一周，ta 是会学会共情黑人的处境，还是会更觉得后者混乱顽劣，需要“管教”才能更好？大概率，奇基们和奇基们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看法，然后让分歧继续，战争继续。
2022 版的《西线》则在这一点上做得好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戏剧类型更“严肃”，也不仅因为它所依托的原著本就是从个体视角出发体现战争对人的异化和创伤。导演贝尔格在《好莱坞报道者》的采访中提到过，美国人看待一战二战有英雄主义的拯救者心态，英国人则是保家卫国最终取得自豪的胜利，而对于德国的国民心理，“只留下了内疚、憎恶、惊恐和毁灭”。
这让整部电影进入了一种既有个体化叙事，又彻底反英雄主义的状态：人性的部分和机器的部分同时在德军士兵身上强大地存活着。在战争缝隙，他们吃饭，聊天，思念家乡的亲人。当战斗开始，他们成了杀人机器，但你不会同情，也不会厌恶他们。你只会感到疼痛，只会感到机器的一面在疯狂挤压着人性，让后者长久地喘不过气来。
与《西线》原著或 1930 版电影对比，影评人们往往因为 2022 版少了保罗归乡的情节，多了德法高层谈判、疯狂进攻的容克军官、保罗和卡特农户偷鹅，而认为其不如前作。这是一种片面看法。当然，改动的这些情节如果独立开来，似乎都显得窄化了原作的主题，抹去了对士兵个体性的丰富描绘，而过多将罪责放在个别政治家身上。但如果加在一起，主创们的匠心才能显现：2022 版《西线》，因为其与一战足够久的时间差，所以不仅在讨论战争给人们在当时带去了什么，还讨论了战争给历史和民族性带去了什么——
在高层，我们看到，即使德皇已经宣布退位，社会民主党人前往和谈，等待后者的仍是叛国和软弱骂名。与此同时，胜利也没有带给法国人仁慈之心，他们反而更为傲慢、更想要彻底地报复和惩罚失败者。对于后世的我们，很清楚这层张力下产生的，便是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一代德国人的屈辱复仇心态，和纳粹的最终崛起。
在中层，容克贵族出身的德国军官还在追忆父辈于普法战争中挺起巴黎的辉煌。就算那真的是德国人的“历史荣光”，但这层荣光到了下一辈变成了什么？成了更强的侵略欲，更要证明自己血性和功绩的渴望。
在底层，保罗和卡特只是抱着近似孩子般的心态去法国农户家偷鹅。他们作为电影的主要叙事视角，是能引起观众共情的，可以被当成“无辜的士兵”和“权力的牺牲品”。然而卡特最终被眼神坚定的法国农户家小男孩拿枪打死，恰恰给了观众一记重拳：民族间的仇恨并不能通过想象中“善良底层”间的交往解决，恰恰相反，那些看似小打小闹的争端，都是战争重要的毛细血管。高层角力滋生仇恨，偷鸡偷鹅也滋生仇恨。在战争状态下，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在任何层面都不可能。
这三个视角连在一起，我们才明白“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制造出足够多的伤痛、仇恨、不甘，即使和谈了，停火了，即使我们一致同意和平是我们此刻最需要的，只要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面对消化那些挫败，上一次的战争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次战争的燃料。
这正是《西线》给观众上的课，也正是《啤酒》的主创们应该学的：主角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站错了边，生错了国家，信了统治者的宣传去参军，也不在于他没有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他的悲剧性在于，他的存在，就是战争的一部分。
“正义”的反面不是“邪恶”，事实上，太多时候，正是对正义的向往铸就了邪恶，就像对爱的向往铸就了仇恨，对英雄的向往铸就了反派，对和平的向往铸就了战争；而一旦踏入了每组对比中的后者，恶性循环就常会不受控制地进行下去。当我们反战时，我们不应只反战争之“恶”。我们反的是战争本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小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