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oir（ID：voiryou），作者：丹如，题图由作者供图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家在被隔离了将近53天后，终于撕掉了门上的封条，可以自由出入村镇，甚至离开老家去往别的城市了，但介于现在全国的疫情此起彼伏，我仍旧只能待在原地。
封条撕掉只是象征性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还要等一等，再等等，还好过去2个月已经让我培养了足够的耐心。
我有两个老家，一个是出生读书长大的呼和浩特，另一个是户口本上的老家锡盟，我爸回老家创业后我们更多住在锡盟。
在呼和浩特，我们在“静默-传言解封-希望落空-加强管控”的循环中等待了43天，政府发布“滞留人员可以离呼”的政策后，我们决定回锡盟。
离开的时候姥姥非要带上好不容易买到的菜和方便面，最后我们一家四口拿着菜拎着猫，和开了5个小时车的爸爸接上头，深夜两点才到家。
离开至今，呼市仍未完全解封，我们居住的小区最近还从低风险转为高风险，好在我们在锡盟10天居家隔离结束，否则很难想象如今被困在高风险小区的我，是否还有心情记录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一切。
三年以来，除了武汉时期，这是我真正经历的一次全城甚至全省静默，如非亲身经历，很多事情绝非在社交网络上旁观能感动身受。
如今疫情已经不止在老家肆虐，我的很多朋友们也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居家，故而我想要将这段特殊日子中的经历和心情记录下来，写给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不抑郁、不消极、健康平安的度过艰难时刻。
一
呼市这一轮疫情的开始，所有人都以为会很快结束，因为今年3月呼市就有过一次小爆发，静默14天就解除了警报。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从几十到几百再到破千，病毒蔓延的速度远超人们的想象。
第一例出现到国庆前一周，那时候我正陪着我妈辗转各大医院做检查。9月初，她做的宫颈筛查发现了癌变风险，医生让她做进一步检查，于是我和单位提前辞职，开始陪着我妈输液消炎、检查和等结果，姥姥也因此赶到了呼市照顾我妈。
三甲医院总是人山人海，一个小小的活检手术都要预约到两周后，我们因此换了两家医院，在家足足待了20天才完成了检查。最后一周，我们和呼市的第一个病例在医院时空交集，赶在呼市集体静默前，我们一家人先居家了三天。
当时我还发一条社交动态：第一次感受到人生的不可控，计划被接二连三的意外打破。
但没想到真正的不可控还在后面，第一个病例出现后，没多久就到了几十例，很快就宣布了全城静默。
呼市人最初并不怎么焦虑，一个大爷的电动车在静默期间被偷走了，他在小区用大喊“谁把爷电车子骑走了。” 旗县不让呼市人返乡 ，用方言通知 “呼市的呼市的，不能进村。” 这些段子被剪辑成鬼畜视频被呼市人疯狂转发，甚至成了不少人的微信铃声。
我妈马女士十分机智，疫情刚开始，超市还没关门，需要人配送，她天天去超市打工，一天能赚100块，下了班还能给我和弟弟带酸奶和大窑嘉宾。
有这样机灵的妈，我想着即便物资缺乏，马女士也能保我们不受饥谨，于是每天看小说摆烂，躺平躺得理直气壮。
人们最初认为最晚10月底就能解封，当时每天的新增200多，但全市有300多万人，我们也只是零星听说某个小区有人感染，感觉很快就能控制得住。
但没想到一直到第三周数据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演愈烈，甚至我们小区也有传闻说旁边村子里谁家谁家被拉走。
姥姥在这种传言中日益焦虑，姥爷有腿疾和心脑血管病，之前姥姥来我家，他被送去了大姨家，但是他很快就住不惯回了自己家，一个人每天饥一口饱一口的弄吃的，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分开这么久。
姥姥嘴上说不用管姥爷，饿不死就行，但每天却不停的刷疫情相关的短视频，白天怕我们担心装若无其事，夜里悄悄哭。
有的时候坐在那里会忽然说一句“我再也不要出门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姥姥焦虑得这么温和，第三周的某个早晨，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头因为防疫人员质疑他交的抗原管数量不够，大发雷霆，用我们那里的方言脏话，对着几个防疫人员高强度输出，一边骂一边跳脚。
老头跳脚之后，防疫人员开始和他对喷，脏话简直不堪入耳，老头的家人和防疫人员还差点动起手来，被村民拉开时，老头一边往后退一边叫骂，和那个“退、退、退”大娘十分神似。
我被他们的争吵从梦中惊醒，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疫情之下人们的焦虑和累积的不安。
我们家的小区在一个城乡结合区的村子里，邻居们大多本村村民，很多人至今还在种地，日子并不算富裕。
第三周之后，我总能听见夫妻打架和邻居之间骂架的声音。我们小区总有大爷控制不住自己出去溜达，聚在一起聊天，随地吐痰。小区的防疫人员在群里再三警告，甚至一度传闻要用无人机管控。
姥姥认为疫情的传播都是因为这些人不听话，在家忍不住骂这些人是“祸死由子”。
但后来我们小区外焊上铁门，单元门贴了封条，除了核酸期间，外面看不到一个人影，仍旧有接二连三的新增。
找不到可以抱怨的人，姥姥反而更焦虑了。为了安姥姥的心，找到让她回去的办法，我开始每天看疫情数据和防疫发布会，没得到什么明确的消息，倒是看到了不少笑话。
10月25日做完核酸，我们小区给单元门贴上了封条，虽然在这张薄薄的纸封在单元门之前，我已经足不出户，但此时还是感觉到了生活空间的逼仄和心理压抑。
10月底，呼市发布允许滞留人员回乡的政策，我妈犹豫不决，姥姥悄悄找到我，让我不要听我妈的话，一定要争取尽早回老家去。
但进入11月，很多人言之凿凿说是11月中旬一定会解封，疫情防控发布会上也说要恢复了公交和五大店。
原本打算回老家的我们家也暂歇了计划，想要等待解封，但等我们发现能出来的小区只有42个，闺蜜的父母虽然在无疫小区，但他们刚开车出去一个小时不到，小区就传来了新增的消息，又被封了回去。
有人拍下公交在街上空转的视频，宛如开在鬼城，我们瞬间有种被欺骗的愤怒。
那几天，我弟打游戏的声音都不敢调大，怕惹得家人发怒。
二
在家的时间，我和我弟分别要写稿和上学，但我妈和姥姥除了核酸、吃饭就是刷短视频。
尤其是姥姥，不识字的她一天能刷六个小时快手。打开快手的同城页面，原本卖二手车、房产中介、女装、五金甚至是才艺主播都在直播间分享疫情讯息，同城直播前五十的主播大多都在分享疫情消息，姥姥就靠这些主播来帮她解读最新的政策。
一个直播间小的有几十人，最多的有三千人，各种方言主播连麦本地观众，能在里面唠四五个小时不停歇。
呼市最初发布的滞留呼市人员离呼市的政策后，我们家就想快点离开。
但第一波离呼人员是以滞留农民工和学生为主，他们多是乘坐大巴或者火车返乡，有专人负责调表登记。
零散的滞留人士想要离开需要申请绿色通道，需要填写很多表格，提前和接收地社区打好招呼，拿到现居住地的社区证明、找到有车且能护送我们出呼的人，还有最新的五天三检的核酸检测。
我妈和姥姥弄不明白这些表格（手机没法填，只能电脑），我和弟弟倒是能解决表格问题，但是因为小区早就封了门，根本找不到打印店打印社区证明。
即便能打证明，我们还要在同一天算好核酸证明的时间，提前通知接收地，还要打听好火车到底开不开，路上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谁也不敢冒险。
我妈寄希望于主播，申请了一次连麦，问主播“ 我们能拿到社区证明，也有火车，但市内不通车，路上也有风险，该怎么办？”主播说：“你都有证明了，要是火车能走，走也要走去火车站，为啥还墨迹，抓住机会赶紧走。”
我感觉听了一波废话，同时也不由鄙视自己，明明也是个媒体人，居然也病急乱投医。
但后来几天，我还是跟着马女士和姥姥听了好几天直播，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内部消息，也不敢乱解读，无非是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对于局势的浅层猜测，外加一些安抚人心的废话文学。
不过对于过于焦虑，渴望信息的底层受众们，这些主播比严肃新闻和通报，确实更接近我妈和姥姥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更值得信任。
之前隔着屏幕看其他城市被封时，我很容易被极端惨的事件震动心神，当时以为封城最大的痛苦是不自由和情绪压力，最惨的是感染或者生了其他病无法及时就医，等到真正身处疫区，才发现在这个人均年收入4.32万的城市，更多人关心的还是生存问题，
我在主播连麦中听到了很多别人的隔离故事，比如有个村民因为买不到尿不湿和村干部起冲突，咨询主播如何维权，有的地方菜价过于高抢不到菜，有的人家里积蓄不够到需要借钱买菜，还有儿女在内蒙上学被困在大学，外地家长问主播知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放回去，还有一些人谈起社区里的孤寡老人，说他们无人照顾受冻受饿。
我妈最庆幸的事是没有把我弟独自一个人留在家里，弟弟一个初中同学父母在外地务工，只留了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在家，封城第三周小区附近的超市关闭后，他因为和小区邻居也不熟，找不到物资来源，一度饿到吃葱抗饥，直到他找到了一个周边超市的小程序才缓解了困境。
但没几天，唯一陪着他的奶猫，就因为去不了宠物医院，眼角发炎去世了。
马女士和姥姥经常一边听直播，一边为其他人的难处叹气。转头马女士就会因为超市涨价和缺斤少两大发雷霆，有一天她取回菜包，一进门就把半扇猪肉放在了我的小米体重秤上，我跟她说小米称只能量体重，于是她空手站上去一次，又抱着猪肉上去，最后果然发现果然少了半斤，气得想找对方理论，被我以“她不卖你，你就没饭吃了”劝服。
那段时间，我们隔壁住着的寡妇一直找茬辱骂我们家，等到惊动警察，她坐在地上讹人时，我们才发现她家里空得像雪洞一样，马女士说她之前靠打扫卫生谋生，但现在断了生计，疫情开始就没看见她再买过除了几个鸡蛋之外的其他东西。
其实我家住的这种城乡结合部，物价并不算夸张，村里还有人自己养猪，越往市中心物价越贵。
我一位在市区公租房的阿姨，花了80多块抢到了只有萝卜、白菜和葱姜蒜的菜包，我问了一圈周边的朋友猪肉价格最贵到了30块，其他也普遍在25到28块，而疫情前猪肉只有16-18块，一对年轻夫妻克制着吃，封城一个月也要花掉3000多。
在一个视频里，我看到有一群老太太找到防疫人员哭诉，说自己不会用抢菜软件，也没有钱，饿得受不了。
我至今不明白一个供应并不紧缺，政府三番五次查处和打击哄抬物价，为什么猪肉还能涨价70%以上？一个直播的观众在连麦时说：“不买吃不上饭，买又买不起，不知道怎么办？”
居家的时间越长，人们对生计的担忧和愁闷的情绪就积攒得越多。呼市抑郁母亲跳楼那天晚上，很多本地人彻夜难眠，积攒多日得失望和情绪，外加对个体悲剧得同情，让很多人的心理底线被击穿，憋在家里痛哭流涕。
公众信任被不知何时会结束的疫情和各种防疫管理的漏洞透支，随后我就发现负面事件和谣言变得更容易传播。
有一天中午我妈气得睡不着觉，说是看到防疫人员痛殴一个小朋友的视频，把孩子打得鼻口喷血，她被被彻底激怒，恨不得拔刀相助。
我过去看了一眼那个视频，发现画质很模糊，殴打孩子的人也没有穿防护服，搜了一下发现那是好几年前的视频。
同样被大肆传播的还有呼市市长道歉视频和市领导慰问高档小区发放千万水果的谣言，结果我查证了一下发现前者是市长几年前在招商引资会议上的发言，后者是新闻没写清楚后人们添油加醋的产物。
不够透明的信息，不明人士哄抬物价和垄断，遥遥无期的解封，以及社交网络的发达，给人们的愤怒和谣言的流传提供了空前的土壤。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人们未必不怀疑流言的真实性，传谣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反击和无奈的发泄。
离开呼市那一天，当老师的闺蜜和我说：“你走了挺好，不然接下来我们这里要做肛拭子了。”
我看了一下她给我发的图，是一张在武汉疫情、上海疫情甚至北京4月那一波疫情都出现过老图，只不过加上了我们这里的方言版本。
一条视频一个女声说：“快把屁股洗洗干净哇，明个儿就要开始做肛拭子啦。”
三
相比其他人，我们家的幸运在于疫情期间一家人始终在一起，实在无法支撑时，赶上政府发布了滞留呼市的人员可以申请离呼的政策。
第一波绿色通道申请，呼市收到一万五千多份申请，但只批准了2811份。但好在政府隔了几天把填word表格发邮箱的申请方式，转成了线上填写，后面又逐渐松绑社区证明、护送证明，只要三天两检和绿码就能直接离呼。
到了11月10日，呼市恢复了地铁，虽然隔一个小时一趟，但也能去到车站机场，出呼的希望越来越大。
那段时间我的眼睛因为长期看手机，以及不能外出见光有点干眼症，有时候眼睛疼到睡不着，我担心万一出了问题无法及时就医，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
当时可以选择火车或者自驾回去，但如果坐火车，就要丢下我妈刚收养的流浪猫，这只猫是我妈做核酸时在车底发现的，捡到时已经饿的奄奄一息，因为嘴歪，我和弟弟给它起名叫龙王，收留回来喂了好几天龙王才把脏毛褪了一点，如果我们坐火车，它就得重回流浪。
另外坐火车路上的风险很大，我们听说有人出发时时阴性，去了目的地又检测出阳性。
一直到今天，离呼和各个旗县的政策仍然时不时的变动，当时我们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有可能既返不会呼市，也回不去老家，这也是我这个激进派和我妈这个保守派争执不休的主要原因。
最终能成行，仰仗于我一个的叔叔帮我们找到了能在呼市市内通行的车，下午四点，我们带上姥姥和龙王从市内出发，花了高于平时四倍的价格租了一辆武装十分严实的车，到高速路的收费站等待我爸从锡盟开车五个小时来接。
其实在找不到市内车的时候，我和我弟曾打算坐地铁到终点站，然后步行七公里走到高速路口，但我妈和姥姥身体实在不好，最终没有冒险。
市内司机不能出呼市，在距离高速路口提前一公里的地方把我们放下，我妈和我姥姥非常的人才，明明回乡之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风险，还要把所有能想到的琐碎东西都带上，我姥姥72岁非要自己背上家里的快二十斤的瓜果蔬菜方便面，理由是“买的时候那么贵，送人都不舍得。”
马女士不知道会被提前放下，爱美的她还穿着高跟鞋，一边抱着龙王，一边在高速路上抱怨司机“怎么放在这儿就跑了。”
我爸开车来的路上，被一只乌鸦撞了车窗，车因此撞到了路基上，安全气囊弹出来，把他的眼睛和嘴角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车头和车尾也被撞得稀烂。等到接上灰头土脸的我们四个人一只猫时，我们一方面感觉后怕，一方面又觉得这实在是太像逃荒，我们甚至还做好了被困半道上的准备，我爸从出发地买了四十多个饼和一大包橘子。
好在一路上都是有惊无险，虽然进出城的防疫检查非常严格，但并没有在核酸和绿码之外有别的要求和手续。在呼市出站口，我们刚走到收费站，执勤的特警小哥就让我们上了专门用作离乡人候车室的大巴，避免在风里苦等。
我爸久久不来，我出去转悠时，小哥还安慰我“不要急，一定能走”，其实他们也已经很久没回家，一直住在路边的活动板房里，幸好今年的冬天气候反常，不然哪怕穿得再厚也顶不住内蒙的刺骨寒风。
回去的路上起了大雾，有一阵子我们开在高速路上几乎看不到前面车的车尾，再加上我爸此时已经开了快八个小时车，我一路上都不敢合眼，生怕酿出什么惨剧。
但好在晚上十二点半我们顺利回到了老家地界，防疫人员态度很和气，拍了一堆照片登记了身份信息后，给我们的车贴上封条，又联系了我们老家的村委会，就放我们回家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四
在锡盟的日子仍旧要居家隔离，但好在我们在老家有一片牧场，和前面的村子隔着有十几亩地，房后是一座大山，虽然贴了居家隔离的封条，但并没有在城市里寸步不能挪的憋屈。
我每天醒得很早爬山看日出，帮一只受伤的鸽子复建，下午帮我爸喂牛打草，虽然仍旧没办法离开老家，但心情逐渐恢复了平静，姥姥因为回不去自己的旗县，也和我们回了老家，虽然担心姥爷，但等她所在的旗县通车后就能回去了。
龙王自从回了老家，吃上猫粮，整个猫胖了一大圈，变得圆润干净起来。
我找朋友帮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子，但还是很肉疼空置那两个月烧掉的5000多房租。
离开北京时，我只带了两包一次性内裤，我妈后来偷偷和超市给我搞了两条便宜内裤，现在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由于擦脸油和身体乳用完都没法补，西北又过于干燥，前两天我换衣服发现自己居然在往下掉白皮，顿时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其实在呼市时，我们家也并不一味沉浸在焦虑之中，收养龙王给家里人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我怕姥姥和马女士无聊，还给她们找来喜剧大会、脱口秀和《底线》来看，最终只有《人民的名义》成为我家的收视冠军，我妈为此彻夜不眠的刷剧。
中午和晚上吃完饭后，我带着姥姥马女士一起打八段锦，白天我盯着弟弟上网课，晚上我们两个看经典英文电影，我趁着空闲捡起了很久没学的英语，整理了好多个工作资料的文件夹，靠着制定计划和安排家人的娱乐学习时间，扛过了情绪最低落，解封最无望的那段时间。
为了保持心理健康，我很少主动搜索疫情相关的新闻，尽量不去共情和带入太多别人的生活。在北京时，我还喜欢与人争议一些宏大的命题，现在我只关注当下的吃喝拉撒。
我逐渐发现不论是我们这样的弱首府，还是其他曾被视为模范的城市，在面临一直在变种，传播速度日新月异的病毒时，都无法阻止一场灾难的发生，只能拼命抵抗。
城市如此，个人又能如何？和朋友聊起，很多人都说自己深感抑郁，尤其是一些极端负面的事件发生后，哪怕并不身处疫区，共情和对未知的恐惧仍旧让人们变得脆弱万分。
但我在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考验后，反而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崩溃。
回家这两个月，我经历了对妈妈病情的恐惧、忽如其来的疫情和工作计划被中断的无奈。情况还能变得更坏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更多的时候的感受仍旧是庆幸。
庆幸于我妈最终的检查结果为良性，只要按时复查即可。庆幸哪怕我辞了职，仍旧有不少客户来约稿，保障了疫情期间我们家的吃喝不愁。庆幸爸爸来接我们时，只是被一只乌鸦撞到，而不是别的什么。
最近呼市终于看到了解封的希望，除了五大店，理发、汽修、通讯等刚需店面也逐步放开，无疫小区也达到了上千个，熬了快两个月，最近终于看到了解封希望。
有些无疫小区宣布解封后，我在视频里看到人们放鞭炮，垒旺火庆祝，搞得和小时候过年一样热闹，人们一边放炮一边嘶喊“赶瘟神”“瘟神再也不要来”。
烟火声从晚上八点一直响到十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视频里人们带着哭声的欢呼声，我第一次有点想哭。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当这命运尚未呈现全貌时，我们都不知道此时是站在了灾难的起点，还是复苏的转折点上，于个人而言能做的只有及时调整心态，然后更加努力的生活。
对于历经千年苦难的国人而言，长久的生存法则中一定有忍受和挣扎求存这两条。
经历了这53天，我能到的教训是尽早学会开车，出门带好足够的内衣和生活用品，设想好每一种不可控，做好应急准备，即便来不及准备，至少也可以让自己心变得顽强起来，有能力面对不可知和不可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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