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郭歆,编辑:詹茜卉,校对:火炬、李栋,头图来自:《孤芳不自赏》剧照


提到中国古代曾经极盛一时的士族,不得不说跟他们同样兴盛一时的中国庄园经济。士族作为一个阶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跟庄园经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在庄园经济的模式下,士族们掌握了大量土地、人口甚至兵权。


为了和这些日益壮大的地方豪强争权夺利,中国古代王朝几乎耗尽一生心血。那么,庄园经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些依附于庄园经济的士族们,又能掌握多少土地和人口,获得称霸一方的实力呢?


富比封君的豪族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从什么是“庄园经济”讲起。


所谓“庄园经济”,是指在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以人身强制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为剥削形态,以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经济实体。这种经济形态的雏形早已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之,但却兴起于西汉年间,并在东汉时期大大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巅峰。


东汉中劳作的人们。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br>
东汉中劳作的人们。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


这种经济形态的出现,是社会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在秦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的发展,土地也越来越往地主阶级的手中集中,因此产生了拥有几百乃至几千顷土地的超级大地主。


由经营土地以及依附于土地的人所产生的“庄园经济”,也在此时兴盛了起来。事实上,庄园经济的出现,确实有进步的一面。因为跟小农经济的自耕农自顾自生产比起来,庄园经济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口从事更多更复杂的生产。比如在兴修水利、开垦土地上,庄园可以调动内部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的佃农和劳工一起工作,其效率不是村落或部族可以比拟的。另一方面,一旦面临战乱或天灾,庄园经济模式下的人们也可以更有效的“抱团取暖”,组织起来对抗天灾人祸,让农民的生存力大大增加。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为了巩固政权,当时的西汉统治者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时严格抑制土地兼并。随着天下的逐步安定,商人们不可避免地活跃起来,地主阶级在不断的发展中也慢慢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汉武帝时期,朝廷实行盐铁专营,并由国家垄断大型贸易。这种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客观上也刺激了庄园经济的发展。


在大型贸易被国家垄断的情况下,富商和地主就把主要财力花在购买土地上,大大加快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并直接刺激了庄园经济的大发展。等到西汉末年,庄园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程度,《后汉书·樊宏传》记载,当时樊宏的庄园情况为:


“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另一部著作《水经注·比水注》中,也记载了樊重庄园的情况:


(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嬴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可以看出来,此时樊重的庄园几乎是一个独立王国,不但有三百余顷土地,还有高楼、林木、畜牧以及集市,书中甚至还用了“富拟封君”四个字来形容,可见庄园的繁荣。


汉画像砖中的手工业者。来源/夏亨廉 林正同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br>
汉画像砖中的手工业者。来源/夏亨廉 林正同 《汉代农业画像砖石》


兵强马壮的邬堡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樊宏庄园为例,王莽末年农民起义后,樊宏就把自己的庄园变成武装堡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以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东汉王朝建立后,东汉的统治者对豪强地主采取保护政策,通过“察举”和“征辟”等任官制度,使豪强庄园主控制各级政权,并逐渐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当时,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地主庄园,比如济南安王刘康的庄园,拥有“奴婢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而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这些豪强地主在东汉时期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此时,所谓的士族开始形成。这个阶层的形成以及他们所依附的庄园经济,也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基础。


历史学家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五编中为士族做了定义:


“一、州郡级著姓;二、父、祖、曾祖辈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


从此,士族和庄园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


东汉墓中出土的彩陶院落。来源/河南淮阳县于庄1号墓发掘简报<br>
东汉墓中出土的彩陶院落。来源/河南淮阳县于庄1号墓发掘简报


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士族控制下的庄园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庄园经济的人口来源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宗族血,在当时的中国,靠着血缘纽带形成的宗族势力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势力。根据史载,任峻在中牟“收宗族宾客家兵数百人”,李典有“宗族及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谯国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可见宗族力量是庄园经济、人口的重要来源之一。


第二种是收容或购买的奴婢,这些人的主要来源是购买、罪犯发配甚至掠夺。


第三种则是所谓的“客”,即佃农、食客等投奔人员,数量最为庞大,来源也最为复杂。多数都是破产农民或流民。事实上,庄园经济跟小农经济一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数破产的自耕农,给庄园经济提供了大量依附人员。


士族们不但利用各种天灾人祸吸收人口壮大自己,还不惜建立私人武装。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曹洪也有家兵千人,河内人韩浩、史涣也“聚徒众为县藩卫”。


由此可知,这些士族们掌握的人口,每家有数千人到数万人之间不等。他们壮大的直接后果就是成为一方割据势力,严重削弱中央集权,为国家后来分崩离析埋下种子。


事实上,在东汉末年的大战中,这些士族们依靠自己的庄园力量,成为一个又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军阀。他们除在军阀混战中相互吞灭之外,其余都分别成了三国的支柱。东汉末年的庄园经济发展与军事有密切联系,而这些庄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慢慢形成了北方著名的军事建筑:邬堡。应该说,此时的庄园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为“经济”服务了。


陶坞堡。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br>
陶坞堡。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掌握巨大的人口资源


东汉末年长期战乱,庄园经济早已成为各地士族们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按照《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175)有“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但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则降到“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所以当时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频繁的战乱虽然同样沉重打击了庄园经济,但是也为人口向各个庄园流动造就了便利。因为至少在这些尚有生产能力的庄园中,还有一定的保护能力。


所以,大量的难民和流民的涌入,让此时的庄园经济掌握了大量人口,并让这些庄园的实际拥有者即士族们,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士族们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垄断了社会上升渠道,比如九品中正制的策划人陈群,就属于颍川陈氏,名门望族中的一员。世家大族就这样把握了官员的晋升通道。


影视剧中,东汉末年因战乱流离的百姓。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br>
影视剧中,东汉末年因战乱流离的百姓。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累世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比如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级别士族。无论曹魏政权,还是后来的司马政权,都要倚仗士族才能站稳脚跟。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江左若无琅琊王氏鼎立支撑沟通南北士族,东晋几乎难以立国。而且王敦两次动兵,王家还没被诛全族,可见王家的影响力。而这些士族如此嚣张,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土地和人口呢?


按照《三国志》记载,陆逊“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而陆抗“前乞精兵三万……使臣所部足满八万”来看,光是私兵陆家就能动员出数万人。而这仅仅是陆氏陆逊一家的实力,陆凯等宗族分支全算上去更不得了。据粗略统计,东汉末年社会秩序崩溃后,江东各大士族靠着自身的庄园经济控制了当地近半数人口和土地。三家归晋后,司马家也只是灭掉孙氏政权,江东其他各大士族依然保留相当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而在当时的中国,“荫户”现象十分普遍,即各大士族所掌握的很多人口,并不在国家的统计之内。最典型的就是根据《晋书·地理志·总序》上的记载,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总共有2459840户、16163863人。


《资治通鉴·晋海西公太和三年》却记载道:“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 李剑农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也论述道:“盖依附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而此时“荫户”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据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推测,三国时期的“荫户”人口大约为1534万。如果这样计算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各大士族所实际掌控的人口,已经将近天下半数。而汝南袁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等大型士族,更拥有可以撼动政权的能力。


均田令,创立三长制


这种士族和庄园经济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也很大,除了削弱了中央集权,易形成军阀割据外,其最大、最致命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的不稳定。一个朝代往往需要众多大士族门阀的支持才能上位,这样的结果是一旦皇权衰弱,就会造成众多拥有雄厚实力的大士族们为了追求权力集体造反,进而导致天下再乱。


东晋初年,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br>
东晋初年,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来源/纪录片《中国》截图


同时,激烈的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自耕农和小地主的破产,这些偏偏是国家赋税的重要税源。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由此产生的流民问题也让国家头痛,从东汉到南北朝,大批出现的破产流民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太和九年(485),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废除宗主督护制,创立三长制。这些政策对庄园经济和士族门阀造成了沉重一击。由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必须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均田制推出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人少地多,所以中央政府必须跟地方坞堡抢夺人口,把被坞堡控制的人口解放出来。


三长制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有利于打击地方豪强势力。这些政策的推行,跟北魏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密不可分,传统士族难以与之匹敌。经过多次战乱打击,传统士族实力早已大不如前,均田制才可以实行下去。均田制实行后,随着士族可控制人口越来越少,传统的庄园经济也越来越难以维持。最终在隋唐时期,庄园经济及其依附其上的士族阶层,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郭歆,编辑:詹茜卉,校对:火炬、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