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后,两座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令人们感兴趣的除了各种狮鼻阔口、大耳纵目、面貌奇特的人物造像,还有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如出一辙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等。


其中,鱼鸟纹饰和鸟身像的“出镜率”一点儿也不比人像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长着纤长尾羽的鸟身人面像等文物引起我们的无限遐想: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他要大量使用以鸟为图腾的祭祀礼器?三星堆深埋地表之下数千年,它的主人去哪儿了?


一半历史,一半神话


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发出“蚕丛及鱼凫(fú),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感叹。古蜀历史因缺乏正史记载而显得虚无缥缈,尽管汉晋前后的书籍对古蜀的开国始祖有所提及,如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但都是只言片语,难窥全貌。


特别是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几代蜀王,如蚕神蚕丛、魂化杜鹃的杜宇(望帝)、死而复生的鳖灵(开明/从帝)等,更让古蜀的历史扑朔迷离。但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留存着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似乎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据《蜀王本纪》记载可知,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黄帝的一支后裔——蚕从氏。蚕丛部族一开始的大本营在岷江上游山区,四川茂县的蚕陵关至今还有“蚕陵重镇”的石刻。后来,蚕从氏逐渐向成都平原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人最早的一部。


蚕从最大的功绩是教民众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华阳国志》称,蚕丛在蜀称王,去世以后以石头打造棺椁,后世百姓仿效这种做法,如今四川岷江地区的石棺葬就被认为是蚕丛时代葬俗的一种反映。


蚕丛是古蜀王中唯一一个被记载了外貌的,虽然仅有三个字——“其目纵”,却为我们探寻古蜀国那段失落的文明打开了一扇窗。纵目即眼球突出,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无一不是长着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更有甚者还如螃蟹柄眼一般呈圆柱状往前伸出,这些文物证实了古籍中对于蚕丛外貌的记载。


难道蚕丛就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人,他以自己为原型打造了巨型青铜“手办”?


商青铜立人像,高260.8,人像高180,底座横宽48.5,纵长46.7,高35(厘米)。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蚕从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同时期夏、商等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酋长。史籍记载,蚕丛之后,蜀国还有柏灌、鱼凫两代早期蜀王。“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一个蜀王能活数百岁且神化不死的现实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能推断出三代蚕丛、柏灌、鱼凫均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蜀王神化不死也是一种隐晦说法,极有可能是每一代蜀王失国后退居岷山,其民众自然是死的死、逃的逃,“随王化去”了。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信息在史料中都无证可查,但第三代蜀王鱼凫无论是在传说还是在后世文物中都有丰富的遗存,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拼出当时的情形:


鱼凫这一代,时间跨度为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二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他们沿岷江向下游扩张,基本占领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实现了蜀国的统一。他们以瞿上(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为中心,边打鱼边农耕,是为蜀族开垦成都平原之始。


何为“鱼凫”?《说文》将凫定义为一种善捕鱼的水鸟,鱼凫即俗称的鱼鹰;瞿上之“瞿”,意为“鹰隼之视”,正是鱼凫的象形。后来,鱼凫氏又开拓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广汉。广汉古称“雒城”,雒是鸺鹠一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可见,鱼凫氏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鸟”这一意象。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围绕着广汉的月亮湾,鱼凫氏修建起面积近四平方公里(约与同时期的商朝都城郑州大小相当)的城市宫殿,城内布局合理、结构严谨,划分了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城中有三座人工夯筑的土堆,很可能是蜀人修筑的祭祀台——这就是蜀国创造的称雄千载的三星堆文化。如今我们在祭祀坑中发掘的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稀世珍宝,都是鱼凫氏大型宗教活动的产物。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渠纵横,物产富饶,雄踞在此的鱼凫氏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特别是玉石加工、青铜冶炼铸造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蚕丛到鱼凫,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的新石器时代到渔猎的青铜时代的过渡。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绝对统治权的提升,其文化便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


鱼凫王一方面打造纵目的神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古蜀遗民对先王蚕从氏的神祇崇拜;另一方面以捕鱼之鸟为宗族图腾,赋予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合性的象征意义。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自然,也就出现在各种祭地、祭天的宗教仪式中了。


鱼凫图腾照亮古蜀文明


目前,考古学界已基本认同成都平原迄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是由蜀王先祖蚕丛氏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后来的杜宇、开明两代蜀王则是十二桥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从秦统一到汉武帝前后,古蜀文化逐步融入汉文化之中。


在三星堆神秘梦幻、气势雄浑的青铜器群中,凝结着古蜀先民超凡的智慧和想象力,那被赋予了浓厚神话色彩的青铜器尤其让世界为之震撼。二号祭祀坑曾出土8棵大小各异、造型相近的青铜神树,最高大的神树通高3.95米,是三星堆最具历史、艺术、观赏价值的国宝文物。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果叶和果实,每颗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由于目前树顶残缺,尚不能确定树顶上是否还有一只鸟。


商青铜神树,最大径140,高396,树枝残高359,底座直径93.5(厘米)。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古人不理解太阳东升西落的自然规律,便给予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解释:是神鸟背着太阳在天上飞,送来了日夜轮转和冬夏交替。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可以看作为太阳“轮流值班”的神鸟。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太阳是由鸟驮上天,可见鸟在古蜀人心目中被奉若神明。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鸟类一族了。三星堆出土的鸟文物,造型精美,千姿百态,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它们有的身体呈流线型,羽冠像一排迎风招展的旗帜,长长的、尖尖的直嘴最引人注目;有的背上竖着几根羽毛,形如跳动的火焰;有的似孔雀,轻盈灵动;有的从鸟头颈部飞出几根线条,让人莫辨是身体、翅膀还是尾翼。基本上每只鸟的底座都有小孔,可以推测它们大多是一些器物上的附件或装饰品。


青铜鸟,高27.7,宽15.4,厚6.8(厘米)。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这里最大的一件就是青铜大鸟头,高40多厘米,弯弯的勾喙和圆睁的双眼显得威武神圣,颇有“众鸟之王”的意味。这个大鸟头在出土时眼部和勾喙还涂有朱砂,应该是只漂亮的彩色鸟。它弯弯的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钻孔来看,可以固定在神庙建筑或其他大型物体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


青铜大鸟头。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在各种器物中,鸟的形象也和蜀王结合在一起,成为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例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2厘米的金杖,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表面镌刻着人、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案。最下面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与代表蜀王形象造型的青铜大立人相似;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被一根如长箭般的穗形叶柄贯穿。这一柄金杖,显示着王权、神权和财富权三种特权的合一,也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金杖上的鱼、鸟图纹。来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选》


其实不光三星堆有众多鸟的造型,比三星堆稍晚的金沙遗址中同样出土许多鸟的造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阳神鸟”金箔饰片了。四只鸟围绕着太阳同一方向展翅飞翔,仿佛“守护”着太阳的运行。金箔完美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令今天的我们叹为观止,这一纹样也成为成都城市形象和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不难看出,鱼凫图腾在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神权古国的崩塌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如今尚未有定论。在发掘了无数稀世文物的祭祀坑内,无论青铜神像还是神树等不可亵渎的宗教神物,都是呈砸碎或烧毁的状态埋葬下去的,而且埋葬顺序还挺有讲究:先以中小型青铜器“垫底”、再铺上大型青铜器的碎片,最后以象牙玉石等铺满“封顶”,层层叠叠,蔚为大观。因此也有人说,三星堆并非一个祭祀坑,而是一个“灭国坑”。或是由于洪水等天灾,或是出于战争内乱等人祸,有人(可能是三星堆人自己)亲手毁掉了三星堆人建起来的神庙,将所有礼器与信仰一起打碎埋葬。不过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遗址埋藏了鱼凫氏蜀国最盛大的辉煌。


盛极一时的青铜王国在一场填埋中落幕,那它的主人去了哪里呢?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说,鱼凫王是在湔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连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仙化”失踪实际上是鱼凫王战败,鱼凫王朝就此终结,古蜀国江山易主,而新的蜀王就是杜宇。


可是鱼凫氏蜀国经济发达,想来军队实力也不弱,怎么会轻易被新晋的首领打败呢?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经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缅甸等国辗转而来的海贝,还有各种需要消耗大量矿石原料的青铜尊、青铜面具、青铜饰品,这些都是为突显古国神权观念而营造的祭器,可想而知已远远超过了国家的财富消耗的承受能力。不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狂热信仰维持的神权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动荡。大约距今三千两百年,成都平原另一头杜宇所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通过“教民务农”等措施崛起,将鱼凫氏的三星堆文化取而代之。


或许,正是三星堆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于是决定最后举行一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城中广场,打碎焚烧后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表示将其送回天上神界和祖先之处,随后搬离了这个居住了数百年的家。


后世对于鱼凫氏“新家”地址猜测最多的,当属同在成都的金沙遗址。从地理区位来说,三星堆地处成都平原偏北,金沙处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二者相距不到40公里。金沙出土的金冠带,同样采用了人、鸟、鱼、箭的构图单元;金沙出土了小青铜立人,造型和神态与三星堆的大青铜立人相同;金沙文化以太阳神鸟为核心,与三星堆的鸟图腾文化一致……更有趣的是,通过对比二者的青铜人像,会发现三星堆中的人像明显分为辫发和笄发两个族群,而金沙遗址中的人像却只有辫发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三星堆内部曾经历过一次权力更迭,辫发一族胜于笄发一族,在金沙开启了新的统治。



金沙遗址金冠带纹饰线描图。来源/《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



也有证据表明,鱼凫王朝覆灭后,鱼凫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鱼凫族人辗转北上,到达陕西宝鸡。宝鸡地区曾出土一批西周时期“弓鱼”(该字为当地青铜器上记载的造字)国的墓葬,以“弓鱼”为国号,将弓箭与鱼组合,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三星堆金杖上的图纹;“弓鱼”国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也有着和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如出一辙的、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


三星堆金杖纹饰线描图。来源/《三星堆祭祀坑》



鱼凫氏覆灭后,三星堆文化究竟在何处落地生根,还需要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对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的探索,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古蜀文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诸世,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之光,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谜团。三星堆达地通天的神树、振翅高飞的鸟、神秘莫测的面具、威仪庄严的人像、人鸟合一的神祇……都是古蜀先民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这些巍然王都所造就的精美绝伦的文物,深藏着人们对天地神祇、自然万物的虔敬,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


参考资料:

[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 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 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5]汤莉,罗晓红,邹鹏,宋峻宇,邱学庆等:《解说三星堆》,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

[6]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文物》,2019年。

[7]黄剑华:《古蜀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实探讨》,《神话研究集刊》,201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关禾,编辑:詹茜卉、陈麒伊(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