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整理自《碌碌有为》，原章节标题：《日常生活空间：不可思议的茶馆》，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作者：王笛，头图来自：《梦华录》
“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为什么人们需要那么多茶馆？
茶馆过去是中国最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和信息中心。传统中国社会有许多茶馆，它们在历史上也不断发生变化。
喝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喝茶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反映出茶在民间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喝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
例如，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他在作画时茶和竹是不可或缺的，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这足以反映出当时文人墨客对茶的重视。
另外，喝茶的流行也与佛教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僧院茶堂饮茶的风俗，盛唐以后文人士子间流行以茶会友的雅集方式，品茗、清谈、吟诗，这些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的茶文化。
不仅上层的文人雅士，民间白丁也喜欢喝茶。这成为中国各地民间茶馆形成的条件。清代乾隆时期的诗句“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便反映出茶馆的普遍。
我们来回顾一下茶馆的发展历史。
虽然中国古代记载了许多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是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了。
我们今天所称的茶馆，其实有不同的叫法，因时间和地域而异，唐宋时称茶肆、茶坊、茶楼、茶铺等，明代以后开始称茶馆。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就有茶馆之称，清代以后，“茶馆”逐渐成为习惯称呼。
从我们今天所找到的有关城市茶馆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茶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但可能更早。根据唐人《封氏闻见记》的记载，唐代便有茶馆，只是数量较少，当时茶馆尚未与人们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
茶馆的重要发展时期在宋代。《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宋代都城茶肆密布的盛况，而且宋代的茶肆已由城市普及到乡村集镇。
当时茶肆的营业机制比较完善，大多实行雇佣工作制，为招徕生意，还安排多种娱乐活动。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茶肆不仅代表着人们用餐喝茶的地方，还慢慢发展成与人民生活和城市文化有着紧密关系的地方。
宋代时，城市商业经济高度繁荣，饮食商品化的程度也快速提高。在城市，官署、学舍、妓馆、瓦市等聚集地，但凡有人聚集之处，旁边皆有茶肆，这方便了人们饮食、歇息、娱乐。
《东京梦华录》《宋史》等史料记载，北宋开封城内的茶肆主要集中在商业区。这些商业区客流量大、商业繁华，自然成为商家经营茶肆的首选之地，那里大大小小的茶肆鳞次栉比。在北宋的汴京城中，茶肆集中的御街附近还形成了十分有名的“州桥夜市”。
明代的茶馆相较于宋代的茶肆更显雅致精纯，对水、茶与器具极为讲究，茶的种类也非常多。小说《金瓶梅》中多次提到人们吃茶的日常生活场景。例如潘金莲的邻居王婆就是开小茶馆的，卖梅汤茶、姜茶、合汤茶、宽蒸茶等，这些茶是由许多不同配料配合茶叶冲调而成，是明朝特殊的喝茶方式。
我们能够从反映明代后期南京商业盛况与市民生活的《南都繁会图》中，看出当时城市茶馆的兴盛。例如该图中绘有“茶食店”“茶社”“名茶发客”等招牌幌子，前二者即为茶馆，“名茶发客”为贩卖茶叶之店。
另外，明末白话小说《初刻拍案惊奇》里也描述秦淮河畔是“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十七八家”，茶馆数量甚至超过了酒馆。事实上，在明清时，只要是人烟稠密之所，就会开设大大小小的各种茶馆。南方的南京、扬州、宁波、汉口、长沙、福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有难以计数的茶馆，直到深夜仍然茶客云集、喧嚷热闹。
茶馆在清代最为兴盛，遍布于全国各地大多城镇的主要街道。例如在苏州的玄武观一带，众多的茶馆、酒肆及小食店，门市如云。有记载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城外西园城内观，趁闲趁闹尽嬉顽，可怜佛宇仙宫好，混却茶炉酒肆间。”其茶馆之多不言而喻。
传统社会中的茶馆是聚集众多人口的公共空间。
在成都，茶馆一般都临街，面向街的一面总是大开，便于顾客出入和观看街景，也使得街头的行人能一瞥茶馆内的风光，他们可能被茶馆中喧嚷的气氛所吸引，进而光顾茶馆。
茶馆更成为城市中著名的文化地景和标志。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游记中常有许多生动的描述。
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即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李劼人也曾经这样描述过成都，“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风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上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
在四川，庙会、市场、公园都是开设茶馆的最佳地点。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不无夸张地感叹着“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
以成都平原为例，地理条件和运输条件为茶馆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因此很少使用畜力拉车，人们以扁担、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轿子运货载客。
因此众多的苦力必须到茶馆喝茶止渴，恢复体力。在成都平原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茶馆甚多，外面总是排着背货载客的夹子、独轮车、轿子，茶馆显然把生意放在了这些苦力身上。茶馆是传统中国城市中重要的景观之一，深深地影响着城市生活。
茶馆不仅仅是喝茶的地方，也是市民的“自由世界”
传统大众在茶馆里的生活如何呢？
1949年10月，一个外国人坐在成都的茶馆里，并做出了以下的描述：“中国茶馆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施，在那里你可以聊天，谈论政治，或是做生意。你可以理发，或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在夏天的几个月，也有人一边品茶，一边洗脚。”从他的描述中可见茶馆生活的丰富。
我们来看看人们在茶馆中如何打发时间。
普通人没有太多钱去进行高级娱乐活动，因此茶馆便成为他们仅有的消遣场所，有些人一天的生活都会在茶馆中度过。
从早上开始，一个人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茶馆，他们吃完了早茶以后，才回家洗脸、刷牙、吃早饭。由于很多家庭取得热水不容易，而茶馆整天都供应热水，于是不少睡眼惺忪的茶客会在茶馆一边喝茶一边洗脸，甚至有的人到了晚上在茶馆洗完脚才回去睡觉。这样的轻松自在，在今天的茶馆是不能想象的。
有些茶客甚至把家务事都带到茶馆来做，这样喝茶、做家务都不会耽误。他们坐在茶馆里，听到小菜贩沿着街市叫卖，总会买一些豆芽，堆在茶桌上，一根一根撷着干净。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他们就回家做饭了。
以上例子可以反映出传统中国人在茶馆里一天的基本生活，茶馆在传统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近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表现。
人们在茶馆里的活动非常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娱乐活动。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像现代歌剧院一样专门表演戏曲的场所，一般民众如果想听戏曲，就会去茶园。顾名思义，茶园是茶馆和戏园二者的合称。
在民国时期，人们经常到茶园中边饮茶边听戏，茶园成了有闲人士的好去处，也正因为人们热衷于饮茶听戏，所以有“戏曲是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的比喻。
一般来说，茶园只是对买了茶、坐在茶馆里的听众收费，而许多聚在茶馆外面街边的人可以免去费用。成都人噱称这些人是在听“战（站）国”。如果是在冬天，这些“战国”人士倒是比较受茶馆内顾客的欢迎，因为他们可以挡住外面吹来的寒风；而夏天则经常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他们使茶馆的空气难以流通，坐在里面的人感到更加闷热。
传统茶馆的顾客往往受到较少的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对表演的喜爱或厌恶，当满意台上艺人的表演时，他们会发出喝彩声。在茶馆中，顾客还可以自由走动、聊天，从小贩那里买小吃。
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
在传统社会，一般民众家里没有会客厅，于是茶馆便成为人们的社交场所。在成都，熟人们在街上遇见，总是招呼对方说“口子上喝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只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没有人会当真，却反映出茶馆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
人们去茶馆不仅喝茶，也交流最近的新闻，传播小道消息。如果一个人几天没出门了，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便会先去茶馆。
成都有一句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就是说在茶馆坐一天，可以从社会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虽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茶馆的确是一个了解社会的最佳场所。如果一个茶客没有谈话兴头，可以读书看报。在20世纪30年代，顾客可以花几分钱从小贩那里租报纸看，看完一份后，还可以与他人交换。
同时，在民国成都的茶馆中，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吃讲茶”，它是成都人在茶馆中解决纷争的一种民间流行方法。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先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这样茶馆便成为一个解决纷争的地方。
李劼人在《暴风雨前》这样描述“吃讲茶”情形：“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相约到茶铺来……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消了事。”这样冲突和矛盾就在茶馆喝茶的过程中化解了。
同时，茶馆也是为社区大众建立人际关系和网络的地方。茶馆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叫“喊茶钱”。这是当社区中有威望的领袖来到茶馆喝茶时，其他人都争先为他付茶钱，来赢得他的注意，付茶钱的人和该名社区领袖都能赢得“面子”，也加深了彼此间的关系。
正如四川乡土作家沙汀在《在其香居茶馆里》所描述的：“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生怕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喊茶钱”充分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有些人“喊茶钱”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其实心里面根本不想付这个钱。
例如李劼人曾描述过以下的情景：一个人进了茶馆，付过茶钱之后，看到两个熟人也进来了，先是装着没看见，过一会儿才像刚看到他们一样，笑着跟他们打招呼：“才来吗？”他拿着钱向堂倌挥一挥手，叫道：“这里拿钱去！”而新到的那两个人也向堂倌说：“那桌的茶钱这里拿去！”堂倌知道双方都只不过是装样子，便叫道：“两边都谢了！”并没有真的去收任何人的钱。堂倌非常得体地按照双方都期望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
传统中国各地的“喊茶钱”，在许多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礼仪，大家只要把姿态做到就行了，至于是否真的需要对方为自己，或是自己为别人付茶钱，已经不重要了。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的茶馆像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单单是居民生活的地方，也是社交、娱乐和社区信息传播的场所。
敷脸、理发、掏耳朵：还有什么行当茶馆里不能做呢？
有不同群体在茶馆中谋生，他们大部分是一般民众，因此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传统茶馆在社区中的作用以及大众文化。
茶馆是一个三教九流会集的地方，这里最多的是茶客，他们在茶馆里或三五成群，或自斟自饮，还有堂倌以及一些专门来茶馆里做生意的人。
堂倌是茶馆里的服务员，是茶馆中最显眼、最忙碌的人。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一个顺口溜形容茶馆中的堂倌：“从早忙到晚，两腿都跑断。这边应声喊，那边把茶掺。忙到团团转，挣不到升米钱。”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在工作场景中的真实处境。
热情服务往往是堂倌的第一准则。当有顾客进来时，堂倌会立即招呼“某老爷请”“某先生请”，带领其到位，问他们要什么茶，如果是熟客，甚至不用问就可以把茶端上来了。
堂倌往往是用高声呼喊来回应顾客需求的，茶馆中一片喧嚣热闹，而当中经常会听到堂倌高声大喊：“茶来了！开水来了！茶钱给了！多谢啦！”堂倌的热情，使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同时堂倌还要能懂顾客的心理，如果想在茶馆中长期谋生，就必须学会看客人“脸色”，否则便很容易让客人反感，使自己丢了工作。例如堂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客人走进茶馆，碰见他的几个朋友在喝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为新来者付茶钱。面对着许多只拿着钱的手，“收谁的钱合适”是非常考验“情商”的，一位聪明又了解顾客的堂倌就必须在短时间内观察出哪位客人是真心为他的朋友付茶钱，一旦收错了，会使得双方都丢了面子。
除了喝茶，还有不少人利用茶馆来谋取生意。
茶馆虽然是做生意的地方，但并不与其他生意人形成竞争关系，相反，还有不少行当与茶馆有合作关系，他们往往是“共赢”。这当中包括热脸帕和水烟袋服务、手工匠、擦鞋、修脚、掏耳朵、理发、算命等。
例如掏耳朵就很具成都地方特色，掏耳朵工匠依靠茶馆来招揽顾客，他们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一个可以发出独特声音的金属夹子，吸引顾客的注意，并穿行在桌子之间提供服务。
有人便诙谐地说，掏耳朵的人是在表演一种艺术，使人感到舒服，顾客则不在意他的工具可能传播细菌。
热脸帕的服务在茶馆中非常流行，提供这个服务的人往往有特殊的技艺，他们在十分拥挤的茶馆里，能够把毛巾扔给任何一个顾客，并从空中接住顾客扔回来的毛巾，甚至能够同时接住几张从不同方向扔过来的毛巾。他们有时候还会炫耀技术，用嘴去接，顾客看得开心，也会给他一点小费。
热脸帕的经营者必须付给茶馆一定的费用，作为使用茶馆空间和热水的报酬，当堂倌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帮忙。
同时，在成都几乎每间茶馆都有一个算命先生，他们一般在特定的茶馆中兜售“本领”。一个算命先生一旦树立了声望，便不愁没有客人。这样，算命先生也为茶馆带来了客源。如在成都有一个叫“神童子”的算命先生，经常出没在少城公园，他只要一到茶馆，人们便争先恐后地请他为自己算命。
茶馆也是一处重要的商业交易市场。
石羊场杜家的掌柜娘杜二嫂，便要定期前往成都进行生绸买卖，而买卖市场就设在成都南门的茶馆里。不光是丝绸生意，还有资料称，成都各行各业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在茶馆里洽谈生意。
民国时期上海的茶馆更是形成了茶会。茶会便是商人在茶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这些商人在茶馆中做生意，也是茶馆里重要的消费者，尽管茶和点心都价格不菲，但是商人们毫不在乎。
在上海，抗战胜利后一些大茶馆对茶会的生意越来越重视。当时，青莲阁甚至不接待散客，而以茶会市场为主要经营方式。报刊记载，自米业临时市场搬离后，青莲阁马上被各公会包去。“青莲阁还是一个茶馆……可是你偶然去了，对堂倌说‘泡壶茶来’，堂倌就会回答你说：‘先生，对不起，此地不卖给零客’。”
茶馆也是劳动力市场。
许多劳工在茶馆里待雇。一般来说，同一行业的工人会聚在同一个茶馆里，雇主会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如果某人需要雇一个木匠，会知道去哪一间茶馆找。
一般家庭需要有人修理房屋、搬重物，或婚丧需要帮手，也会到茶馆去请。由此可见，传统的茶馆的确为许多劳动者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
因此，一些地方的工匠就干脆将茶馆作为工作之地，从事的工作有修理鞋帽、扇子、雨伞等，茶馆老板和顾客也对落在地上的纸屑、各种碎片和灰尘并不很在意，因为他们给茶客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茶馆也是民间艺人谋生的地方。
由于高雅的茶馆租金较高，大多数民间艺人都喜欢在小茶馆中表演，为下层民众服务。人们可以欣赏各种曲艺表演，如相声、金钱板、评书、清音、杂耍、口技等等。
有少数比较知名的艺人会固定在某个茶馆中演出，而多数不怎么有名的民间艺人只好带着乐器走街串巷，哪个茶馆有听众，便到哪里演出，被称为“跑滩”或是“穿格子”。
这些人主要靠着茶客给他们的小费生活，茶客一般买了一杯茶，就不用另外买票看表演，因此观众会根据个人好恶，给这些“流浪的艺术家”一些小钱。
评书应该是茶馆中最吸引人的表演之一。民国时期那些有评书演出的茶馆被称为“书场”。每天下午和晚上，平时很清静的小茶馆便变得热闹起来，前面摆着一张木桌、一把高脚椅子。等屋子里的人渐满，讲书人会先清一下喉咙，把醒木在桌子上连敲三下，然后堂倌便大声宣布：“开书啰！各位雅静！”然后整个屋子一下子便鸦雀无声，大家竖起耳朵等故事开场。
有的茶馆的茶钱包括了听评书的钱，付给讲书人一定的佣金，有的则是讲书人直接向听众收钱，一般是每晚两次。不过也有不少穷人和凑热闹的小孩站在茶馆门前听讲，茶馆和讲书人很难向他们收取费用。
在茶馆里，茶客和商人的互动反映了传统城市大众的生活方式。茶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城市大众文化。
本文摘编整理自《碌碌有为》，原章节标题：《日常生活空间：不可思议的茶馆》，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作者：王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