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 （ID：swarma_org），作者：Miguel Centeno等，译者：刘志航，审校：刘培源，编辑：邓一雪，原文标题：《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总结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崩溃成因》，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技术日益先进、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系统促进了现代全球化文明的发展。这些系统的构建规模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其设计中固有的风险机制却被忽略。
乍一看，人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古代文明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当我们把过去的文明看作是复杂适应系统时，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保持一致的模式、结构和动力学。诸如临界点、反馈循环、传染、级联、同步故障以及可能导致系统性崩溃的周期等机制是都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共同点，从中检查各个时代的崩溃。
本文主张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将这些系统特征结合起来研究历史崩溃，并认为这些共同机制将有助于阐明和揭示历史系统中存在的脆弱性。研究者希望从过去的社会和文明中吸取教训，让现代制度从历史学家与系统性失败教训中受益。这些见解可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系统的脆弱性，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
论文题目：Globalization as Adaptive Complexity: Learning from Failure
一、介绍
有一个幽灵困扰着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文明崩溃的可能性。反乌托邦小说和世界末日的科幻故事从未如此受欢迎，观众纷纷涌向大预算灾难电影（Roberts 2020）。我们的世界存在焦虑，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轨迹是不可持续的（Ord 2020）。即使是在科技进步最乐观的情况下，也不能保证我们集体的持续稳定和繁荣。911事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全球系统性冲击提高了人们对我们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生活方式的脆弱性的认识。
为了了解我们现代世界的这种不稳定性，我们调查了历史上的“失败”，并检查是否能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获得解释。
历史崩溃的模式。某种目的论的胜利主义主导了现代社会科学，胜利者在其中书写了他们的历史，而幸存者的偏见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仍然屹立不倒的文明上。我们认为通过从失败的文明中学习来尝试扭转这种观点是有价值的。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过去注定失败的社会所缺乏的东西——对自己走向毁灭的轨迹有自知之明，进而获得历史的后见之明，以及对导致社会系统性崩溃模式的理解。我们寻找崩溃的系统性原因和机制，这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分析过去的系统性视角，并可以让这些过去的崩溃成为我们现在的警示故事。
本文首先讨论了“傲慢”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对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的结构进行了总结。接着，我们对崩溃进行了定义，然后转向其最重要的原因。倒数第二节讨论了一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孤立的失败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崩溃。最后，我们考虑了所需的治理，如果不是为了避免风险，就是为了减轻后果，目的是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现在和未来。
敌人是我们。
“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Kelly 1971）
纵观历史，傲慢一直是神话、文学和宗教的警示主题。人类习惯于将一些成功视为可持续和未来繁荣的标志，并经常将这些成功的经验视为绝对正确的，这好比沙滩上的大厦。迪拜的哈利法塔可以作为当代巴别塔（圣经中的通天塔）的类似物，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建造与自然环境如此不协调的东西，并被一组不可持续的城邦包围？
我们的傲慢让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掌控了一切，明天会像今天一样。人类创造复杂的系统，却忽略了在系统中建立足够的稳健性和韧性以确保能够在危机中幸存下来的需要（Pastor-Satorras et al. 2015; Taleb 2007）。
我们认为，这种典型的过度自信也是全球化的特征（Brauer 2018）。全球系统允许信息、金钱、商品、服务和人员的持续流动，是一组紧密耦合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全球化实际上对人类集体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不考虑环境危害的话）。
自 1960 年以来，全球预期寿命增加了 20 多年（Roser et al. 2013），并且有证据表明人类预期寿命将持续增长（Schwab 2019 年）。我们现在能生产足够的食物，并享受前所未有的经济和技术生活水平。就像安东尼统治时期的罗马人一样，我们可以环顾四周，惊叹于我们创造的东西（Birley 2000）。
这种进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能够创造技术先进、复杂、相互依存以及大规模构建系统的能力。电信、运输、能源、农业和贸易等网络促进了这一进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和前所未有的风险（Manheim 2020; Oughton et al. 2018）。
我们将这些网络视为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CAS），其中组件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新的动力学，而这些动力学无法用组成部分的特征来解释。由于这种复杂性，与维护复杂自适应系统相关的风险是非线性的，因此这些系统很难预测（Helbing 2009）。这种系统中涌现的风险不是来自任何单个组件的威胁，而是来自整个系统的集体结构和动力学。
就复杂自适应系统而言，系统性崩溃的风险可能远远大于简单地将系统视为其各部分的总和时的风险（Crucitti et al. 2004）。对于依赖于各个领域协调的“系统之系统”尤其如此。例如，农业系统依靠金融、贸易、水、劳动力、能源、电力、运输以及通信等网络，在全球化社会中有效地种植、生长、收获、运输和销售食品（Centeno et al. 2015a，b）。这些相互依存的基础系统中，任何一个系统的不协调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全球化需要人员、金钱、大宗商品、货物、服务的持续流动以及大量个人的合作（Danku et al. 2019; Foreman-Peck 2007）。新冠疫情向我们表明，我们没有人可以与全球其他地区隔绝。一种新型病毒可以迅速出现，拖垮经济，改变选举，甚至削弱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有预先的警告和建议的缓解策略，过度自信和想象力的缺失最终还是造成了这种致命的局面（Cambridge Global Risk Index 2019: Executive Summary 2018; Epstein 2009; Nuzzo et al. 2019）。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系统体系中，一部分的失败可能导致整个结构的灾难。可能的相互作用的数量和广度要求我们对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进行转变。此外，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我们增加了对优化和效率的追求，虽然获得了短期收益，但却为长期灾难埋下了隐患（Centeno et al. 2015a， b）。
全球系统，就像迪拜的哈利法塔一样，是值得一看的奇迹，但复杂性的增加和紧密耦合使得“正常事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危险（Perrow 1984; Ledwoch et al. 2018）。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系统，我们无法理解其风险状况（Wildavsky and Dake 1990），没有人对此负责，并且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持续生存的希望押在了这些系统上。
我们的傲慢与狂妄不仅在于我们对日益变得脆弱的制度的过度自信，还在于我们相信，我们的21世纪文明不会受到历史上堕落社会一样的悲惨命运影响。虽然我们现代社会及其所依赖的制度的规模、范围和复杂程度远远大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导致系统性失败和崩溃的机制仍然保持不变。因此，过去与基本系统特征有关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当代潜在崩溃的规模难以想象，洞察过去系统的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和引人注目。
二、回顾历史
有记载的历史中的一个不变因素是，即使是最明显强大和最成功的系统也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历史一遍又一遍地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适用于人类创造的系统：我们无法逃脱熵增（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Meyer and Ponthiere 2020）。因此，没有一种形式的社会秩序是永恒的。
几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关于全球系统性风险（risk.princeton.edu）的学术项目。我们试图从复杂性（Holovatch et al. 2017）和网络理论（Barabasi and Frangos 2002）中汲取见解，以确定：（1）全球化系统是如何运作，（2）以及这种全球复杂性相关的风险是什么。
很快，我们意识到不仅分析系统和识别关键向量很重要，还要想象它是如何分解的（Vespignani 2010）。我们开始看到，我们日益相互联系和全球化的系统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其广泛的崩溃可能是灾难性的。为了预测未来，我们需要从过去吸取教训，发现注定走向灭亡的文明的共同特征，这可能为现代社会崩溃提供预警信号。
我们与学者举行了两次研讨会，他们的知识和观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崩溃（risk.princeton.edu/collapse）。参与者包括生物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建模师、数学家，甚至是反乌托邦散文和小说的作者。通过组建这个群体，我们寻求更清晰地描述现代世界及其可能的结局。
通过分析历史崩溃的数据集（seshatdatabank.info），我们试图区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以及外生原因和内生原因。以前的“帝国的衰落”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为不确定和潜在的危险未来做好准备（Taleb 2012）？我们从全球系统性风险和系统性崩溃的研究中汲取经验，以提供历史学家可以应用于他们对历史崩溃的研究的见解和观点。虽然我们不会在本章中深入探讨不同的案例研究，但我们选择阐明的系统性崩溃机制深受这些历史观点的影响。
三、定义崩溃
我们从系统的标准定义开始：“一组有规律地相互作用或相互依赖的单元，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Merriam-Webster）。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和动力学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这个“统一的整体”如何在尺度或规模上缩小，以及系统的中心轴如何从系统本身移动到其组成部分。
如果崩溃文献中有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对“崩溃”一词的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分歧（Middleton 2013; Yoffee 2005; Yoffee and Cowgill 1988）。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崩溃。一种批评是，我们对崩溃的历史观点往往有多重的认知偏见——文化偏见、可用性偏见以及确认偏见等。另一种批评是，仅谈论崩溃忽略了文明在艰难困苦和冲击中幸存下来的类似情景，从而掩盖或忽视了确定重要的稳健性和韧性的重要元素（Nicoll and Zerboni 2019）。
我们还必须解决究竟是什么崩溃了。一个标准的衡量方法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复杂性水平，例如，相互依存、控制、协调的程度（Renfrew 1973; Tainter 1988）。另一个是政治控制水平或简单的绩效指标，如营养或预期寿命（van Zanden et al. 2014）。
我们认识到，“崩溃”一词有些含糊不清，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在这项分析中，我们建议借用网络、系统和复杂性文献中的“崩溃”术语的用法。在这些领域中，崩溃指的是连接网络的分解和分裂。崩溃的复杂系统分解或分裂成更小的单元，需要更少的顺序、复杂性、协调和组织来运行。因此，系统动力学在宏观尺度上削弱了。对于这种网络分析来说，最好的问题可能是：系统是否失去了其聚合功能的重要部分（Hernández-Lemus and Siqueiros-García 2013）？
在这种类型的分析中，崩溃的不一定是整个社会或文明，而是更大的组织框架（Yoffee 2005; Kauffman 1993）。因此，玛雅晚期城邦分散并成为较小的农民聚集地，但较大的玛雅“文明”仍然存在。
同样，崩溃的半径也可能不同，以至于某些系统性要素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现状的崩溃。西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小得多的政治单位的集合——它们之间的互动要少得多——但东罗马帝国的结构和社会身份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原来的样子（Mango 2002）。因此，我们对短期到长期的聚集和分裂的动力学感兴趣。
为了使这种分裂与我们对崩溃的讨论相关，它必须产生重大的负面长期后果或与之相关的成本。也就是说，社会崩溃必须涉及基本结构或功能的丧失，或者至少是营养、预期寿命或平等关键指标的下降。
Ibn Khaldûn 的术语 asabiyyah，意思是“群体感觉”或“社会凝聚力”，可能代表了崩溃的对立面。有趣的是，1377 年，Ibn Khaldûn 在他的《穆卡迪玛》（Muqaddimah）中写道，所有社会系统都已经崩溃，它们的结构、上升和衰落的循环可能是不可避免的（Khaldûn 2015）。
我们需要区分兴衰的渐进循环和迅速的崩溃。这两者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原因。大多数关于崩溃的讨论集中在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或关键的指标触发社会的崩溃。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崩溃是一个明显的拐点，随后系统内的人们的生活条件明显下降（Haldon et al. 2020 pp. 3–7）。
我们还需要区分简单的危机和崩溃。尽管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重大的系统性冲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并没有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Coggan 2020，338-47）。然而，“第二次30年战争”（1914~1945）确实导致了全球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Ferguson 2006）。
最后一个例子也应该提醒我们，一个系统的崩溃可能是另一个系统的机会。同样，19 世纪殖民帝国的崩溃，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可能会引起哀悼，但在另一些地方却会得到庆祝。6500 万年前的一颗小行星造成了最为戏剧性的崩塌，这对恐龙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它为哺乳动物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开端。
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系统性的转变描述性为衰落和新生的生态现象。例如，在生态系统中，“崩溃”或“释放”是周期性再生的一个关键阶段，它允许新的重组，因为系统内不同的反馈和竞争允许新的系统特征随着再生而出现（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四、确定崩溃的原因
鉴于许多历史文明体系的复杂性，往往难以就各种崩溃的原因达成共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森特（Alexander Demandt，1984）对罗马帝国的崩溃给出了210种不同的解释（Demandt 1984）。其他人则认为，罗马帝国从未真正崩溃，而是分裂并慢慢消失（Brown 1976）。
最近，环境变化或失败已成为某些复杂社会崩溃的常见解释（Middleton 2017）。与任何悲惨的结局一样，可能无法将导致失去“社会凝聚力”的各种事件、错误和挑战串联在一起。每个观察者可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关键时刻或导致系统崩溃的错误决定。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两大类对崩溃的解释：外生性和内生性。关于外生性因果关系的叙述（来自系统外部的冲击是造成系统崩溃的原因）是最常见的。火山爆发、地震和突然的气候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很常见，并且通常与系统性崩溃有关（Bostrom and Circovic 2008; Ord 2020）。
同样，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人类入侵、征服和残暴的故事，所有被征服的文明都将这些故事视为外生原因。从15世纪开始，“西方的崛起”（Hoffman 2015）对欧洲以外的几乎所有世界都意味着灾难，这也导致霍金提出了他著名的警告，因为“如此的外星人可能会成为游牧民族，寻求征服和殖民他们可以到达的任何行星”（Stephen Hawking’s Universe 2010）。
然而，外生的解释虽然突出且引人注目，但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们经常忽视内部系统特征的重要性。例如，两个不同的系统可能会经历类似的外生冲击，导致一个系统屈服，而另一个系统幸存并繁荣。因此，比外生冲击本身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些不同结果的两个系统之间质的差异。这样一来，通过这种方式，将崩溃仅仅视为不幸的外生冲击的后果会导致一个令人不满意的说法（Bailey 2011）。
相比之下，内生因果关系的叙述（系统的内部特征是造成系统崩溃的原因）可能为过去的社会崩溃提供了更大的解释力。崩溃的最相关原因可能不是启动该过程的特定因素，而是允许扰动和传染通过系统放大的结构，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因此，崩溃可能不是由任何单个组件的故障引起的，而是由复杂网络中这些节点的意外扰动交互引起的。与其关注个别原因，我们最好把重点放在关注将局部的冲击上升为生存危机的系统性机制。
与许多外生冲击的随机性和特殊性不同，内生性崩溃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管理的失败。这些失败包括合法性的丧失、不可持续的不平等、夸张的贴现、过度使用资源、对先进技术可靠性的错误信念以及对效率的过分强调。人类能动性和受托领导管理的失败降低了系统内部抵御冲击（包括外生和内生）的能力，使它们更容易受到我们在下面提出的崩溃机制的影响。
五、崩溃的系统机制
所有的生态系统和人造系统都有共同的组成部分（Siskin 2016）和允许生长或发展的行为（Kauffman 2013）。然而，就像变成癌细胞的健康细胞一样，这些曾经有益的特征可能会演变成最终破坏整个系统的威胁。下面，我们讨论常见的崩溃机制。
临界点
每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都包含社会凝聚力崩溃的临界点。这些临界点代表了一个系统内的容忍度水平，当超过临界点时，标志着快速过渡到新的状态或平衡。对于社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人或社会从事多年的行为突然产生比预期更严重后果的时刻。这是惯性、力、应力或动量积累的结果，导致相变，使系统过渡到结构或动力学的不同平衡状态。
临界点可以作为机会的门户或通往失败的路径（Milkoreit et al. 2018）。具有负面后果的临界点的例子包括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拉伸到断点以外的橡皮筋：在轻微的额外压力后，它会失去其功能。更大的系统韧性的临界点的一个例子是群体免疫力——在达到一定的接种水平后，群体免受进一步感染。在所有情况下，临界是转变的持久性或不可逆性（Dakos et al. 2019; Bentley et al. 2014）。
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这些临界点会有不同的态度（Bossomaier et al. 2013）。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微小的额外压力可能会引发的负面后果。在这些情况下，临界点完全出乎意料，这增加了向新状态过渡的不稳定性。其他个人或社会可能很清楚潜在的变化，并建立了一个监控系统。然而，有的社会可能实际上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似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它——全球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
我们很可能无法预测临界点，甚至无法在事后确定它，因为临界点可能是因地制宜的，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变得至关重要。最常见的临界点例子可以在战争开始时找到，在战争开始时，对抗、恐惧和被认为的不公正导致了暴力的螺旋式上升。
在修昔底德对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谈判的描述中，科林斯的辩论可能被视为导致修昔底德陷阱解决的临界点（Robinson 2017）。或者考虑像《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那样的末日武器它恰恰是作为公共“红线”建立的，越过它就开始了无法阻止的连锁反应。凯撒渡过卢比孔河可被视为这样的临界点之一。同样，来自临界点的核心教训是，一个明显很小的扰动可以引发一系列事件，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导致崩溃。
反馈循环
稳定的社会系统基本上是合作和互惠的，系统动力通过反馈循环加强（或破坏）这种社会凝聚力。这些结构是利用一个过程的输出量来决定随后的输入量，并回到循环的起点（Martin 1997）。关键的因素是，一些行动或过程的开始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其先前的结束决定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反馈循环也许是一个水龙头，最后感受到的或监测到的水温被用来重新校准随后的流量。许多激励系统都是反馈循环的形式：由于一定程度的表现，决定了下一轮的奖励或惩罚。人类的神经系统（Lessard 2009）就是一个反馈循环的例子，我们通过痛苦或快乐的信号来鼓励或阻止某些形式的行为。
在社会系统中，社会规范甚至制度化的规则都是反馈循环的形式，因为它们决定了个人行为的反应。反馈循环也有可能在“黑匣子”内运行——隐藏在观察者之外，或者足够模糊，以至于不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预先编程的一组反应的结果。反馈循环对于建立平衡至关重要。供给、需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输入和输出循环，相互反馈。
正反馈循环可以使系统远离平衡，而负反馈循环可以减少扰动的影响，使系统恢复到稳定状态。通过这种方式，负反馈循环可以通过加强当前的稳态来促进行为或功能的重要改进。当一个社会可能会奖励一种行为直到该行为不再合适时，就会存在不健康的正反馈循环（Kolmes 2008）。当某些人的反馈循环与集体利益不一致时，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研究历史崩溃的实例时，识别反馈循环可能很重要，要么是正反馈循环导致稳定的社会陷入混乱，要么是负反馈循环使社会系统能够吸收其他灾难性冲击。
传染
COVID-19 使传染现象变得过于熟悉，并涌现了全球化固有的不可阻挡的系统性风险（Smil 2019）。从网络科学的角度来看，传染涉及通过接触或系统连接将对象、效果或特征从一个节点传递到另一个节点。一个人可能通过咳嗽感染一个群体，有人大喊“着火了！”可能触发警报或恐慌的蔓延，或者系统某个部分的故障可能导致其他地方甚至整个系统的故障。
与临界点和反馈循环类似，如果由此产生的行为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么传染可能被认为是有益的或积极的。技术的创新发明及其随后的“病毒式”传播是有益传染的一个例子。
级联效应
级联效应或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是传染和临界点机制的结合。如果一个正常调节的流量导致产出的增加，使其接受这些流量的邻近节点不堪重负，那么它就可能过渡到级联效应。当逐渐蔓延的传染病达到一个临界点，并在系统的某些组件或区域引发故障时，这可能会催生一连串的故障——每个故障的严重程度足以引发更大的相邻故障。通过这种方式，复杂的系统可以在其中包含杠杆作用，增加级联中每一步的故障的严重性。
也许我们现代系统中最著名的级联故障发生在高度耦合的能源基础设施中（Korkali et al. 2017）。在政治体系中，1914 年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可能是现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级联失败的例子。相互依存的国家通过联盟紧密合作，旨在提高地缘政治系统韧性，但却为灾难性的级联失败提供了动力。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世界的全球冲突。
同步故障
虽然复杂的系统可能被设计为能够承受单个局部故障，但一定数量的此类同时故障往往使任何系统不堪重负。这种事件的“完美风暴”被认为是同步故障。概率论表明，随机事件最终将同时发生，或者至少在时间或地点非常接近的情况下发生。这些故障的这种聚集，或多个故障的同时和协同交互，可能会导致设计人员无法想象的挑战，并且系统没有准备好（Homer-Dixon et al. 2015）。
Charles Perrow 的“正常事故”概念说明了这种看似无害的事件汇合如何导致灾难性后果（Perrow 1984）。在紧密耦合和复杂的系统中，两个明显不相关的事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自然灾害特别危险，因为它们往往同时涉及各种社会制度的失败。对系统某一部分故障的反应可能会导致另一部分出现压力，从而导致系统崩溃。
同步故障尤其具有威胁性，因为任何个人或社会都无法为无数的灾难性组合和后果做好准备（West 2017）。我们或许能够创建处理个别问题的机制，但面对多重失败，资源可能会被征用超过其极限。在复杂系统的情况下，故障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导致每个独立故障都无法预料到的后果。被新病原体感染的社会发现自己在打两场战斗而不是一场。虽然感染或大流行本身可能是可控的冲击，但两者的融合成为了致命一击。
周期
文明或生物周期的概念是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核心。死亡和生命的有机循环是我们星球的主宰（Walker et al. 2017）。没有死亡和分解，新的生物生命可能是不可能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政策一直以调节通货膨胀和失业、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为指导。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概念是通过货币和财政干预来避免周期的深谷。
生态系统经历基于捕食者-被捕食者动力学等因素的种群增长和减少的振荡周期。同样，气候系统通过太阳黑子的活动和天文相互作用经历自然周期，从而导致温度波动和干旱。环境系统中的这些周期对于意外被剥夺食物或水的文明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Parker 2013）。
许多社会，例如墨西哥人，按照兴衰的日历来组织他们的生活。文化和宗教已经接受了轮回的概念，这反映了他们对死亡和重生循环的必然性的社会信仰。
至少自启蒙运动，甚至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和相关社会都试图摆脱周期性的必然性，并构建了线性进步的预期。虽然这种超越周期性的渴望可能是经济和社会活力的原因（Sweezy 1943），但它也使周期性衰退成为一种威胁性的前景。就像雪莱的《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一样，即使是最强大的文明，那些期望永远繁荣的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转变或崩溃（Shelley 1818）。
韧性和缓解措施
从本质上讲，韧性是指任何系统（人体、建筑物、城市、热带森林）在冲击和破坏中生存的能力（Walker and Cooper 2011）。这个概念已经从工程学和生态学转移到研究系统的所有学科（Evans and Reid 2013；Levin and Lubchenco 2008）。虽然有时会在稳健性和韧性之间进行区分，但出于我们在本次讨论中的目的，我们使用韧性一词来涵盖两者的属性。
在这个框架中，韧性是两种一般品质的组合：抗冲击性和保持不变的能力（通常称为稳健性）；以及灵活性、可恢复性或足以在中断后生存的能力（通常称为韧性）。抵御冲击的一个例子是建造水坝以防止洪水；后者是在洪水来临时提供船只。
对韧性这两个方面的核心区别，最好的理解可能是：一个体系防范危机的能力，与其从危机中反恢复的能力。在监管方面，我们可以试图防止我们的物理、基础设施、经济或流行病学系统出现故障，或者我们可以设计分流方案、应急措施和恢复计划来减轻损害。
为什么不同时关注预防和缓解？抵抗力和灵活性这两种品质是相辅相成的，但也代表着一系列的权衡；它有助于变得强大和灵活，但提高韧性需要资源，你不能同时最大化两者。理想的系统设计或演进将根据偏好和环境，按照一些“中庸之道”权衡、平衡和结合这两种品质。正是在这些权衡和平衡中，我们发现了最具挑战性的政策困境。
系统韧性是一种“公共产品”，会因管理失误而受到削弱，而这些失误更有可能通过内生机制导致崩溃。一种增加系统脆弱性的现代管理失败是关注不断提高的效率，其中成本节约和及时管理已经取代了冗余、松弛和储备。这种效率通过增加对供应商和相邻节点的依赖而产生了更大的系统相互依赖，使现代系统更容易受到内生崩溃机制的影响。
作为威胁韧性导致管理失败的另一个例子，系统内的决策者经常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任何一个参与者无法控制的内生的系统风险。这会产生负外部性，例如“公地悲剧”，其中短期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协调与合作——可能导致崩溃（Hardin 1968）。
制定治理策略时必须意识到这些崩溃机制，以及可能使这些机制威胁到我们现代系统生存能力的管理失败。可以通过保障、监控和风险管理的法规和标准来优先考虑韧性。
六、结论
全球化规模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关于“傲慢”的现代版故事。在没有意识到其设计中固有的风险机制的情况下，构建技术越来越先进、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生性故障和潜在的崩溃风险。全球化的这些风险使我们开始研究系统性风险，并激发了我们对从历史中了解系统性崩溃的见解的兴趣。
乍一看，我们可能会发现古代文明与我们现代全球化的现状之间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当我们将这些文明视为复杂的适应系统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识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一致的模式、结构和动力学。临界点、反馈循环、传染、级联、同步故障和周期等机制可导致系统性崩溃，这些机制是任何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共同标准，从中检验各个时代的崩溃。
我们为研究历史崩溃提供了这个系统框架，相信这些共同机制将有助于阐明和揭示历史系统中的相关脆弱性。最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社会和文明中吸取教训，让我们的现代系统从历史学家可能与我们分享的系统性失败的教训中受益。我们相信，这些见解可以告知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身的系统性弱点，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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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 （ID：swarma_org），作者：Miguel Centeno、Peter Callahan、Paul Larcey & Thayer Patterson，译者：刘志航，审校：刘培源，编辑：邓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