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 （ID：farmercomcn），作者：颜旭，总策划：何兰生，监制：冯克、张凤云，出品：农民日报社，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实施保护性耕作，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习惯，需要说服的是千千万万以耕地为生的农民。因此，哪怕一丁点儿改变，都像是一场革命。
十几年前吉林省梨树县西黑嘴子村的样子，在陶勇的脑海中，伴着时间的飓风在慢慢消散。可每年正月初左右，“吹得人脸生疼的风沙”，像裸露在荒原中的坚硬岩石，矗立在他记忆的深处，“如果遇上沙尘暴，人走在路上，都刮得睁不开眼。看着地里的土都被刮走了，会很心疼。”
同样心疼的还有当时在梨树县农技推广站工作了十几年的王贵满，“最严重的时候，一年刮走了6公分，那可是最宝贵的黑土，形成一公分可要200到400年啊。”
这大概是农业人之间相通的情感。当年看着那没有丝毫黏性，粉面儿似的黑土，梨树县孤家子村的苗全心里填满了担心，“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这地，再不保护，还能祸害几年？”
当初的他们大概都没有想到，就是这些共同记忆引发的痛心与焦急，让他们多年后从素昧平生到并肩作战，共同致力于家乡黑土地的保护，逐渐形成了以秸秆覆盖还田免耕栽培为核心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他们探索出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被人们称之为“梨树模式”，并伴随着这一典型经验在东北地区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他们的家乡。
一、黑土地成了“破皮黄”
其实，他们的记忆所折射的，是一部我国黑土地开发利用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插双筷子能发芽”的黑土地被开垦成良田，“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华丽转身，是新生的共和国最宝贵的成绩之一。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近年已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黑土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粮食生产格局。但因过度开垦和利用，黑土地面临严重退化。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黑土地慢慢成了“破皮黄”（即黑土层薄，露出了黄土层）。
其实科学家们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黑土地保护的相关研究，逐渐意识到减少动土、有机物还田，是黑土地保护的核心要求。“但咱们的习惯是，春天播种之前把地整得非常疏松，秋收时，不仅要把秸秆收走，根茬都要刨出去。这样就造成地表裸露，没有保护，一刮风下雨就会侵蚀。”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旭东认识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耕作方式。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保护性耕作早已成为主流耕作技术。但是在我国，农耕文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一粒种子的落地发芽到开花结果，土地几乎承载了农民所有的生活希望。春去秋来，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最终在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本世纪初，原农业部就将保护性耕作列入“十五”期间重点推广的50项技术之一。2002年，中央财政又设立专项资金，在北方13个省、市、区设立相关项目。2004年，王贵满所在的梨树县农技推广站曾响应吉林省农科院的号召，小范围内开展玉米高留茬还田示范，就是收获时在地里留下较高的根茬，使其起到固土的作用，这是保护性耕作的一个常识。通过这个项目，王贵满对保护性耕作有了一点认识。
所以，当2006年张旭东找到王贵满，表示想承包200亩的连片土地，进行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技术，也就是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长期定位试验时，早年间对黑土流失的记忆和先期的实践，让王贵满一下子就答应了，“咱们一起在梨树把这件事干起来。”
二、起步高家村
就这样，2007年，在高家村的一片225亩的土地上，梨树的保护性耕作实践开始了。
当年的玉米收割完后，秸秆立马都被村民们抱回家当过冬取暖的燃料了。可张旭东让王贵满收购一些秸秆，铺到地里去。
这一铺，铺出了村民心中的疑问：“盖着秸秆的土地来年怎么种庄稼呢？怎么播种呢？”传统的播种机是在土壤翻耕或者深度旋耕后，把种子播进去。施行保护性耕作，需要用到免耕播种机，尽量不翻耕或者深度旋耕，在此基础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和施肥。不过在当年，国内市场上还没有免耕播种机，张旭东只能使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从国外购买的一台。
当时在梨树县农机推广总站工作的苗全，被王贵满拉来高家村搞试验。看着人家那机器“播下去的种子跟人工摆的似的，老整齐了”，他心里是又羡慕又着急，“咱们啥时候能有这么牛的机器啊？”
仅靠购买国外的机器，成本太高。想要实现规模化推广，必须要先实现机器国产化。“这可不是简单地照猫画虎，首先得把机器的原理搞明白，之后还得让它适应咱们的水土。秸秆切断与清理、施肥、种床疏松与整理、播种开沟、覆土和镇压……机械作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得调整。”苗全举了几个例子，“美国的种植行距都在70多公分左右，可咱们是60公分。咱们一垧地下一千公斤化肥，美国是三四百公斤。还有，咱们的地硬，有机质含量低，土壤条件跟人家也不一样。”
“这些不同的地方该怎么解决呢？”
“结构上就得调。比如排肥部件就加大排肥量。加强整机重量，来保证播种深度和施肥深度。调整完了再进行试验示范，看看有什么问题再调整，技术就慢慢成熟了。”
就这样，在高家村，靠着王贵满以个人名义筹借的10万块钱，几位满怀憧憬的农业人，开始制造“中国特色”的免耕播种机。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其他人大多半途而废或者无法复制。以苗全和几位科学家为核心的研发团队，借鉴着买来的、并不十分成熟的前人的图纸，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硬是把玉米免耕播种机的样机造了出来。
不断改良，不断完善。这台机器终于在2009年初通过了吉林省农委的验收，他们于是决定投入量产。
国产玉米免耕播种机的问世，给保护性耕作技术提供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但农民观念的改变是一个远比技术进步还要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比如，在许多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看来，秸秆焚烧不仅可以处理掉多余的秸秆，还能给土地增肥，减少病虫害。
可张旭东的长期定位试验恰恰颠覆了这个传统经验：在同样的土壤条件下，采取保护性耕作的耕地，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了15%到20%，土壤蓄水量平均增加了50至60毫米，可有效解决干旱问题。如果有30%的土地覆盖秸秆，就可以减少70%的风蚀，化肥用量减少的同时产量也增加了。
多年的数据还表明，保护性耕作能够平均增产3%左右，风沙和干旱地区甚至能高达30%，机械作业每亩地能降低100块钱左右的成本。
三、西黑嘴子村的困境与突围
增产和节本，是吸引农民的“两大法宝”。掌握了扎实的数据和增产的事实，王贵满认为，保护性耕作规模化推广的时机到了。但这注定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毕竟，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习惯，需要说服的是千千万万以耕地为生的农民。因此，哪怕一丁点儿改变，都像是一场革命。
西黑嘴子村村民朱守平已经参加了不下十次有关保护性耕作的座谈会，但还是不能接受，他雷打不动地用着传统的老办法种地。没说几句，他便匆匆离开，老伴儿常年卧病在床离不开他。
老朱的家里，做饭热炕都得靠柴，尤其是冬天，气温将近零下30℃，他得保证老伴儿不受冻。买煤用电太贵了，只有烧秸秆取暖不用花钱。
他一辈子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家里的墙面都坑坑洼洼的了，也舍不得修补，“糊张报纸就行了”。虽然也听说了保护性耕作可以增产节本，但家里的地，事关全家的生计，他不敢怠慢，也不愿轻易冒险。
老朱的顾虑不是个例，在保护性耕作推广之初，王贵满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农户。无奈之下他决定先找“粉丝”——那些有情怀、有能力、志同道合的人。
很多技术只有在大规模连片的土地上施展，才能将效果和利用率做到最大化。好多一家一户的农民本身就很难接受，更不用说乐意采用了。“所以我们商量，应该把合作社作为我们推广的主要对象。因为土地规模大，增产和节本对合作社的吸引力远高一般农户。”王贵满下定决心，调动起合作社的积极性是推广保护性耕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农业大县，梨树共有400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通常以流转或者代耕其他村民土地的形式，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耕作经营，每年支付给村民一定的土地流转租金，或者从村民那里取得固定的耕作管理费用。
在找“粉丝”的过程中，陶勇出现在王贵满的视线中。他的双滢合作社在村里小有规模，而且在外面闯荡过，视野特别开阔，能从国际视角来看待问题。“人家那些先进的农业生产国，免耕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还停留在小四轮种地呢。咱们地大物博，咋就不能节本和增产？”最重要的是，王贵满认准了陶勇是真心想做事的人，“否则不可能放弃外面一年十几万的钱，回家乡创业。”
即便如此，陶勇面对的也是一场难打的仗。刚买免耕机那会儿，大部分村民根本“看不上这玩意儿”。因为在他们眼里，免耕机种过的地“没有垄，地还压得特别硬，肯定不高产”。而且由于头一次用免耕机，不熟练，跟自家“溜溜直的地”比起来，陶勇那地打的垄“明显歪了，没有这么种地的”。
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先把秸秆离田，之后得旋地、起垄，再播种，保护性耕作把四步程序归成一步。本来是更省事了，可村民觉得陶勇不过是想在种地上偷懒，“这地老百姓不辛苦伺候着，能产粮吗？”
在给村民讲秸秆覆盖可以增加土壤有机质，使土壤变厚等等好处时，陶勇算起了长远账：“当年不一定能看到效果，可三五年后，等土壤的有机质增加了，变黑、变厚了，就能不被风刮跑了。”但眼下村民看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而且“今年这地是我种，明年还不一定谁呢，还是现在先入先得利”。就这样，陶勇第一年的推广就这么黯淡收场了。
但陶勇相信时间的力量。第二年，他又搞起了免耕种植和秸秆覆盖。这次，老天爷给了他“时机”。通过提前了解天气情况，陶勇知道这年大概会遭遇春寒。因为事先有准备，所以“春寒以后地一点没动，还放上了秸秆，让地温可以慢慢上来，可以起到保苗的作用”。与此相对的是，好多村民怕遭遇春寒，4月下旬就起好垄、播好种了，等到小苗都出到四五公分高的时候，也就是5月初的时候，陶勇才开始用免耕机播种。也就在此时，改变开始悄悄萌芽了。
“好多村民地里出的苗七高八低的，有的地甚至都没出苗。我的地大概种完七天就全出苗了。而且后来遇上春寒，那些地就很不像样了。”
事实胜于雄辩。这摆在眼前活生生的效果，终于让村民觉得“这种法儿挺好”。
四、一波三折
保护性耕作从试验田推广到真正的大田里，每一项颠覆习惯的变革，几乎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体制机制和种种现实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挑战。
面对像朱守平这样靠烧秸秆取暖的村民，陶勇就免费往人家里送苞米芯。“既然人家把地都交给咱们去种了，烧柴肯定是问题，至少还需要引材，不能让人家再花钱出去买木头了。咱既然有这些苞米芯，就得分给他们。”
美好的初心与愿望并不一定达成各方都满意的结局。虽然陶勇都是在家里用铲车装好，还送“货”上门，但由于任务量大，再加上“出车时装得紧不紧，车装得高了低了”这些因素，还是会导致各家分到的苞米芯数量多多少少有些差别。不患寡而患不均，村民为这些小事也能争论不休。
为了让保护性耕作的实施，不绊在这些枝枝杈杈的问题上，陶勇还得耐着性子，于情于理地去解释：“都是我的农户，没必要厚此薄彼。既然是免费送给大家，更没必要存着坏心，让大家来挑理儿。”除了主观上没必要这么做，各家收到的苞米芯多多少少夹带些苞米叶，则是技术上的客观原因导致的。现在合作社大都采用机收，为减少籽粒的破损，会尽量不把苞米叶剥得太干净。“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村民的争论也就慢慢没有了。”
在推广秸秆全量还田的时候，当地农民种玉米大多是均匀垄种植，垄距60公分。由于种植密度大，没有地方放秸秆，所以陶勇就希望通过改变垄距来解决秸秆覆盖的问题，同时还能高产。“因为村里有一部分地是平洼地，这种地湿度大。如果再垄距过小，种植密度大的话，阳光照射就会不足，植物积温也不够。”
垄距小也是源于朴素的追求高产的观念，“在有效面积之内，起的垄头越多，种得就越多，得的粮食就越多，因此垄越种越小。”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种植密度过大，也会影响作物吸收光的能力，从而影响产量。而且当地有个习惯，对自家地，农民的边界意识很强，但不是通过地有多宽来界定，而是通过记垄数来记自家地界，“15根垄为边界就是15根垄，多一根也不行”。但在陶勇看来，要想实现规模化的机械种植，垄距要规范，还必须打破地界，形成规模。
陶勇于是向王贵满求助，王贵满又找到专家。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改变了传统等行种植法，将两垄或三垄合并成两行，行距有宽有窄，窄行种玉米，宽行覆盖秸秆，来年宽行种玉米，窄行堆秸秆，形成了“条带耕作”技术。
所有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苗全这边也是“不得闲”。就算机器已经成熟，在市场上投放多年后，还是不断会有村民找苗全“理论”，“每年都会有打官司的”。比如种子和化肥种一块儿去了，烧籽了，就跑来要求赔偿。“可明明是没按说明书操作啊，种子的间距都是有要求的，而且播的时候要随时检查。”苗全挺无奈的，但“革命嘛，都得有这个过程”。
种植密度大的问题，也给苗全带来过麻烦。因为种植密度大，随之产生秸秆的量也更为庞大。而免耕播种机的操作原理，是将秸秆切开，随后开沟、播种。但是遇到秸秆过多的情况时，机器就会出现卡草、切割不完全等一系列问题，影响播种效果。
苗全接到过不少这样的投诉，也想了很多招，效果还不是很好。“那时候就不知道把秸秆再往碎里打一点。后来引入了秸秆还田机，就把秸秆打碎了，还打得细碎，效果非常好。”
就是这样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对秸秆还田的方式和数量进行调整，秸秆归行机、条耕机等一系列顺应需求的农机设备被研发出来，来确保耕作效率和效果不受影响。
五、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位于高家村的试验田刚起步时，王贵满曾畅想：“希望10年后有效果。”有人搭腔：“20年后有成效也行。”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试验田的土壤含水量从20%增加到40%，减少土壤流失80%，耕层0至20公分有机质含量增加近13%，每平方米蚯蚓数量超过100条，是常规垄作土壤的6倍。试验田从“破皮黄”的普通地块，成了连续4年亩产超吨粮的高产田。
陶勇拿西黑嘴子村的一垧地算了笔账：按照以前的种法，旋耕得600块钱，种植的人工成本得500-700块钱，压一遍地又得100块钱，压第二遍200块钱。这就是1600块钱。化肥至少得上一吨，平均价2000-3000块钱。现在化肥能少用200斤，又能省两三百块钱。算下来一垧地省1000多块钱是正常的，“省下多少就是挣了多少”。
苗全手里的活则越做越精细了。“机器每一个部件存在的必要性都越来越清晰。小到螺栓拧紧的力度，一条螺纹多长多大，能起多大作用。”
这三个“臭皮匠”还会继续琢磨保护性耕作的事儿，“这个活就得干到咽气那天闭上眼，心里跟着了魔似的。”陶勇的合作社，去年300公顷土地成了新的试验田。“这是梨树模式的升级版。”王贵满说，就是与大型国企展开深度合作，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实施单元，将农资采购、农机作业、人员配置和资金使用率发挥到最大化。合作社的效益提高了，与之紧密相连的普通农户同样能够增加收入，保护性耕作的规模和规范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虽然他们的初心一直没变，可是身处的大环境早已今时不同往日了，黑土地保护早已从基层自觉变成国家意志。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将黑土地保护上升为国家工程。当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黑土地保护利用的任务和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也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
“我干了一辈子，黑土地保护从来没有被提到如此高度。”从当初的感性认识到如今刻在骨子里的使命，他们觉得，“这辈子能干成这一件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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