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 （ID：SHerLife），作者：姜天涯，编辑：韩小妮，头图来自：《爱情神话》
上海有一个百年老哏。
无论是过去的各种上海喜剧表演形式，比如滑稽戏、独角戏、电影、广播剧，还是今天各种新式的本土娱乐形式，比如脱口秀、短视频等等，“苏北”这两个字，是永远绕不过去的。
那么，为什么“苏北”会成为上海长盛不衰的老哏呢？
01
这几年迅速崛起的上海本土脱口秀、短视频，让苏北话再度成为一个热哏。
在某场线下脱口秀里，有演员吐槽了自己有路怒症的朋友。
“只要看到前面江苏牌照，伊马上火就大哦，喉咙响起来，哪能回事体啊，侬个苏北人，会开车子伐啦？”
他将苏北人在上海的地位，和黑人在美国的地位类比，进而提出了“Subo Lives Matter”的口号。
当然，这是经过喜剧化处理的桥段说辞，观众也没有必要当真。
数十年来，但凡以“上海”、“搞笑”为tag的博主，几乎是绕不开苏北人和苏北话的。
最近一次围绕“苏北”的热议，是《爱情神话》里城管带苏北口音的一句台词：“脚踏车不好停在这里的啊，推走推走！”
其实在上海，苏北形象是一种近乎传统式的存在。这是各类喜剧中经常存在的一类形象。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1987年开播的广播剧《滑稽王小毛》。
这档节目曾陪伴上海市民25年。王小毛原本在苏北农村务农，1980年代到上海，顶替妈妈进工厂上班。
剧中的王小毛操一口苏北口音的上海话。
这部广播剧的主题曲也是用苏北话唱的：“笑也是乐（la），乐（la）也是笑。我是滑稽王小毛～哦王小毛。”
编剧葛明铭曾在街道生产组工作，当时的厂房在石库门居民楼。
每到中午，他都会听到住在楼上的苏北老太喊自己的孙子：“小毛，小毛～喫饭，喫饭～”于是，“王小毛”便成了他构想中的名字。
而王小毛的设定，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王小毛的扮演者之一王汝刚曾在采访中说：“这个和当时的顶替政策有关。那个时候上海街头就是有很多方言混杂。”
外地人初到上海，由于方言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产生笑料——这是滑稽剧目的经典叙事。
1958年，大众滑稽集团协助演出的《三毛学生意》中，三毛是一个苏北乡下来的少年。电影中，三毛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哎呦喂，乖乖啊”。
也是这一年，大公滑稽剧团创作的经典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进行了首演。剧中的主角之一，就是苏北小皮匠。
很多滑稽戏、独角戏里都有苏北话和苏北人的形象出现。
比如经典独角戏《十三个人搓麻将》《方言杂谈》《头头是道》、沪语小品《告别石库门》等。
甚至独角戏最初出现的时候，也用了苏北话。
上海第一个尝试表演独角戏并将其引进舞台的，是钱化佛。
1915年他在“三马路大新街口”演出《西太后》时，用扬州方言演唱京戏《空城计》片段，并用扬州话报了一段菜名。
后来这种以方言反差和地域差异而制造笑料的手法，一直是上海滑稽重要的招笑手段之一。
02
在通刷了一番经典滑稽戏之后，一个疑问出现了。
出现在滑稽戏、脱口秀里面的苏北，是面目模糊的。相对而言，苏南就有名有姓。
比如姚慕双、周柏春的经典独角戏《十三个人搓麻将》中，广义上属于苏南吴语片区的人物有苏州人、常熟人、常州人、丹阳人、无锡人。
而苏北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的，被统称为“苏北人”。
那么到底什么是苏北话？苏北话又来自哪个具体的苏北？
这两个问题放在以散装出名的江苏省，就成了天问。绝大多数上海人是根本搞不清的，绝大多数江苏人估计也同样懵。
知乎上就有这样的提问：“上海土著所说的苏北口音，具体是指江苏哪些市的口音？”回答五花八门，出入颇大。
为此我们专门请教了表演艺术家王汝刚。
他回答说：“我们讲的苏北话，以江淮话为主。所谓江淮话，就是盐城、扬州这一带的语言。”
但具体到每一个角色，王汝刚都会列人物小传，根据人物唱段区分。
“同样在苏北，如果塑造的人是有书卷气的……我就会用扬州话。劳动人民（的话），一般以盐城话为主。”
1978年版本的《七十二家房客》中，王汝刚饰演的苏北小皮匠就是盐城人。“因为戏里有唱段，他唱的是淮剧，而不是扬剧。”
“而我在《海上第一家》演的饭店老板阿强，开个大酒楼。他祖籍广东，说的是一口上海话，但会根据饭店迎来送往的客人，说不同的方言。”
“在这当中有扬州话。我的依据是他后面有一个大段的表演，是为出身扬州的清代末科榜眼朱老先生说扬州评话，那我的语言根据就有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其实根本不存在“苏北话”这个词。只有具体的扬州话、盐城话，或者语言学上称为“江淮官话”。
而大家广义上理解的“苏北话”，并不是现在地理、经济概念上的苏北。因为更北的徐州、宿迁，说的是中原官话，已经属于北方官话的一个分支了。
03
苏北口音的带偏能力堪比东北口音。
就像跟一个东北人聊完天，讲话会自带大碴子味，和苏北人聊完，也有同等效果。苏北话抑扬顿挫的节奏感，感染力很强。
但要成为一个百年老哏，苏北话还得有顽强的生命力。
一个宁波人到上海几代后，后代有可能讲不来宁波话了。但苏北话却有着超强的生命力，一个上海苏北后代的语言模式很可能是这样的——在家讲苏北话，出门讲上海话/普通话。甚至对他人讲上海话，但转身对自家的狗狗说苏北话。
过去在上海生活的人，生活中多多少少会受到苏北话的感染和带偏，会说几句苏北话就自然而然了。
苏北话是如何做到对内传承，对外通吃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相较于吴语，属于江淮官话的苏北话更好懂。
举个例子，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模黄宝妹，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经常要去外地推广经验。
作为浦东高桥人，不会说普通话的她，到了外地就无法和当地人交流。最后她想出了用苏北话和外地人沟通的办法。
“苏北话比上海话好懂。我们小组全部都是苏北人，只有两个是浦东人，我苏北话可以讲的。”她曾在纪录片里说道。
苏北话属于江淮官话，而在中国约有七成人口以官话为母语。
王汝刚这么解释为什么苏北话这么有哏：
“江淮地区正好是处于南北交汇之处。它的语言既有南方的细腻和生动，又有北方的粗旷、豪迈，是南北语言的融汇之处。”
“而且苏北方言能使很多观众听懂，北方观众也能听懂，南方观众也能听懂。只有让人听懂，才能产生笑料。”
当然，这也和苏北人在上海的移民史有关。
并不是一开始就天然存在“苏北”概念的。
在清代中期以前，长江以北是繁荣之地。在19世纪，随着大运河被海运取代，以及1853年黄河改道，苏北走向衰落。1860年代晚期的饥荒，20世纪前三十年的洪水、贫困，之后的战争，使得大批江淮一带的人向南迁移。
这些苏北人划着小船，沿水路一路向南。当时逐渐成为远东中心的上海，成为了他们南下的终极目的地。
伴随着移民的形成，包邮地区开始渐渐有了“江北”的概念，指的是长江以北地区（作为贬义词的“江北”，后逐渐被中性词“苏北”取代）。但江北/苏北的概念，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
在上海，狭义的“江北/苏北”一般指长江以北、说江淮官话的江苏地区。
绝大多数逃荒来沪的苏北人，属于无计划和被迫移民，在上海无亲无故，也没有宁波人做生意、广东人开百货的同乡根基，只能从事底层的劳动工作。于是苏北人承包了当时上海绝大多数的服务性行业，例如：拉黄包车、码头装卸工、清洁工、沐浴理发、倒马桶工、小皮匠、拉粪车工等。
以人力车夫为例，1934年上海从事该行当的人有10万左右。
根据当时的一项抽样调查，苏北籍占了超过90%，大多来自盐城和阜宁，以至于苏北方言成为该行当的流行语。
而扬州人则大多从事三把刀（厨刀、修脚刀、剃头刀）的工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后。
1959年，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中，苏北籍还占到了76.94%。1982年闸北区清洁卫生管理所的工人中，依然有58.04%的苏北人。
从事服务行业，使得苏北人和本地人、其它地区的移民，产生了广泛的接触，苏北话也就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角角落落。
而这些当时逃难/移民而来的苏北人，他们在上海选择的群居方式，也大大加强了苏北话在上海的生命力。
大量苏北移民到了上海之后，他们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居住在在苏州河北岸、铁道两侧以及城市周边荒地，搭棚栖居或者租住廉价的棚屋。
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后。著名的番瓜弄、潭子湾、朱家湾、潘家湾和药水弄等地，苏北人占比都在30%以上。
聚集使得苏北话在这些棚户区得到高频使用，进一步巩固了苏北话生生不息的活力。
1996年开始旧改前的虹镇老街，以及这两年刚刚开始动迁的定海桥区域，苏北话直到居民搬离前的那一刻，还是当地的通用方言。
聚居和就业范围，决定了苏北人在上海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内部通婚比较多。苏北人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都很难和其它地区的后代通婚。
这是由社会偏见导致的。老报纸里，择偶难曾是苏北后裔的普遍遭遇。
“一位户籍民警说起这么一件事：前不久，一个男青年怒气冲冲地到他这儿说要坚决改掉苏北籍贯……与他谈了4年之久的女友，和他在领结婚证书时，硬是一下子变了脸。女友的理由简单而滑稽：‘哼，你对我隐瞒了籍贯！我上当了！’”
——1989年的1月的《解放日报》写道。
“我叫张强，今天二十八岁。近年来，我谈了几次恋爱均告失败。而失败的唯一原因是我的籍贯是苏北人。记得一位女友同我分手时说：‘你什么都好，就是籍贯不好。’”
——1987年3月11日的《新民晚报》记录了这样一段“电话传呼”。
这段报纸的记录其实很有意思。
要知道，户口本里的籍贯肯定不会写“苏北”，当年报纸直接就把“籍贯是苏北人”这个说法登出，间接说明了上海人对苏北的观念既坚定又模糊。
也难怪《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作者美国人韩起澜，花了好几年才意识到这一点。她在书的前言里写道：
“在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之后才吃惊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我发现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
“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半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半部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
1983年的《报刊文摘》的《建国以来青年择友觅偶标准要求初探》一文（摘录自《社会学通讯》）中，上海女青年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择偶标准之一就是，“不愿与苏北人结缘”。
198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上海年轻一代苏北人大约70%同苏北人结婚。闸北区1986年的婚姻登记档案中，甚至80%原籍苏北人选择苏北籍配偶。
因此一直到30多年前，上海苏北后代在婚姻大事上，很可能还是内部消化，他们的小孩还是说苏北话。
以此，苏北话在上海的生命力既悠长又强大，其他移民方言，比如早期移民的苏南方言、宁绍方言，一比之下都是小透明。
04
由于职业构成、经济条件、居住状况、文化水平等因素，一种对苏北的刻板印象弥漫在上海近百年。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可以指代一切心理上的负能量。
曾经的歧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1982年11月29日的《解放日报》批评过这种现象。
《何必要骂“苏北人”》一文写道：
“在24路电车上，一乘客因拥挤而踩了另一乘客的脚，引起争吵，谁也不想让。突然一乘客发觉对方有明显的苏北口音，于是就嚷道：‘侬苏北人少讲两句……苏北人！苏北人！’说完得意地笑了几笑，似乎在这场争吵中，她完全赢了。”
即便是跨越太平洋，这种偏见也成为某种指涉。
在研究苏北人的经典著作《苏北人在上海》一书中，美国学者韩起澜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
“一位在解放前上海家境殷实的老年妇女解释道，每当她在纽约乘地铁想要抱怨波多黎各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苏北人。”
40年前，一个苏北籍青年，是断然不敢开口暴露自己的苏北口音的。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遭遇，让他们甚至想要修改自己的籍贯。
“在本市数十万苏北人中，南市、杨浦、普陀等区已有相当部分苏北籍市民身不由己地更改了籍贯。”
——1989年1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中《与其受人白眼，不如一改了之》报道。
80年代，作家程乃珊根据自己在杨浦区生活的经历创作了小说《穷街》。
这个中篇小说里，男主张祥麟的侄子，把学生登记表上的籍贯，从江苏盐城改成了浙江宁波。
在这篇小说里，张祥麟和他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童年的经历：
小时候，张祥麟因为同学骂他“小江北”而对同学发了火。老师叫来双方家长。
同学的母亲反问道：“你是江北人嘛，她骂错了嘛？”
张祥麟的母亲愤愤不平道：“江北人怎样？江北人就不是人了？”
这个桥段可能是有记载的“Subo Lives Matter”最早的觉醒了。
但这样的桥段，在新世纪已经几乎不会出现了。苏北歧视，正在或已经成为历史。
歧视的消解，是现实层面的原因，这包括经济的进步，城市的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
在近30年上海的大变样中，棚户区几乎消失了，按照族群分布的聚居模式被彻底打破。著名的苏北人聚集区“两湾一宅”，现在变成了“中远两湾城”。虹镇老街变身瑞虹新城和太阳宫。
聚居模式和就业方向也完全打破了陈规，第一批苏北移民的后代已经到了第四五六代，上海苏北后裔已经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或者普通话了。
至于通婚，在意籍贯上那几个字的人寥寥无几了。
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新移民群体更是来自全国各地，这一点，让上海市民很难再形成对单一区域来源移民群体的特别看法。
随着苏北移民及后裔独特性的消失，等到10后、20后成年的时候，上海的年青一代也许再也没人能get到苏北哏了。
回望苏北移民和苏北方言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时，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小道理——越是卑微的，越是强大。
参考资料：
1. 韩起澜、卢明华，《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月。
2. 胡劲军、凌美芳，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编著《滑稽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钱程，《滑稽戏里的“诸葛亮”为什么用扬州话唱<空城计>》，解放日报，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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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雅君，《30年成片旧改圆130万户“安居梦”》，新闻晨报，2022年8月1日。
9．周健，《与其受人白眼，不如一改了之，本市部分苏北人更改籍贯》，解放日报，1989年1月12日。
10．《面对偏见的挑战》，新民晚报，1987年3月11日。
11．董锡健撰文，胡德荣摘编，《建国以来青年择友觅偶标准要求初探》，报刊文摘，1983年3月22日。
12．黄虎，《何必要骂“苏北人”》，解放日报，1982年11月29日。
13．郑依菁、田波澜，《她在写作和现实中重建“老克勒”传统》，东方早报，2013年4月23日。
14．邵建，《1949以来上海苏北人歧视的消解》，史林，200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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