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零度往上（ID：farmercomcn），作者：焦宏 赵新宁，题图来自：作者提供
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赵安的开始，是花了3年时间身体力行的开始，是严肃认真的，全社会都应该有赵安这样严肃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重大问题。
今年夏天的毕业季，一篇博士论文致谢《可怜无数山》，让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为更多人关注和认识，连续半个月的时间里被多家媒体采访，让他觉得“爆火”得有些措手不及。
吸引到我们目光的，并不是他的7次考研、3次博士答辩，而是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赵安穿梭于最基层的农村和最顶端的科研平台，开展着一个人的乡村试验。
一、“提供另一种视角”
赵安出生在一个小镇，是个地道的小镇青年。12年前，赵安从兰州大学毕业，怀着对北上广大城市的渴望，第一次离开甘肃，南下广州打工，打工之余准备考研却屡试不第。在母亲的召唤下，他考取了老家的基层事业编制。于是赵安阴差阳错地来到甘肃省镇原县一个偏远的贫困村祁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
当时的他，还是一个24岁的青涩少年，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社会，甚至连村小组和村委会都分不清楚。在村里，乡村干部人手一辆摩托车，翻山越岭驾轻就熟，还得不怕农户家里的狗咬。
赵安因骑摩托技术欠佳，只好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来回20里山路。山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加上当年交通滞后，通讯不畅，公共服务也极为不便。村里没有食堂和商店，早上从镇里出发往往要带够全天的粮食。
有一次，赵安因为走得太远，自行车寄存在山下的农户家，脚力不济，没能在天黑前赶下山。他一路靠捡山上的酸枣充饥，按照山羊的粪便和足迹来辨明路径，最终才摸下山来。
开展基层工作，真正的困难远不止眼前的出行、食宿，还有更加棘手的问题。作为甘肃省选派的第一批“第一书记”，如何才能当好第一书记，有没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先验模式呢？在当年的大学课堂上，还很少开设诸如基层干部、村庄治理之类的课程，上任之前，赵安基本没有在书本上学到过相关的职业知识。
但在实践中，赵安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向上要对接扶贫、交通、能源、教育等各个职能部门，与村庄建设和发展有关的所有政策，都要从他那里经过，向下则要时刻面对父老乡亲们形形色色、众口难调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工作日常。
另外，他任职的村班子成员不足20人，其中一名小组长读过高中，两名小组长当过兵，算是团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三个人。团队实力不算强大，甚至偏弱。
“他们也给我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就是用完全纯粹的农村人的思维方式，积淀最深厚的本土文化和地方支持，我一方面要跟着他们学习来修正自己，一方面也要努力地推动去做一些事情。”
如何将自己在书本上学到的西方经济和政治哲学，结合本土的地方知识，去高效地开展工作，并蹚出一条路来供后来者参考？赵安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通过参与一个村庄的权力运行、资源分配、生产生活，以一种独特的“由内而外”的出场方式，一场轰轰烈烈的祁村试验就此展开了。
二、千金拨不动四两
农村工作的内容非常多，不同工作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机制。
赵安到祁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试验形成公共决策机制，也就是建机制，形成村规民约，让祁村树立一种新的形象。这要求各个村小组将村务财务等信息公开公示，进而形成村民小组大会，这是村级的最高权力机构，村“两委”作为闭会期间的代议机构。随后，赵安带头在村头刷了一个公示栏。
公示栏虽然建起来了，但是村里所有信息公开透明，还面临着一定的阻力。要免掉几个村组长，但是又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下一步，赵安决定定期走选举流程，通过选举流程推选出小组长，这样来推动公共决策的开展。
然而，这件事又遇到了另一个阻力：不是什么信息都能公示。比如低保，没拿到低保的群众要求公开，而拿到低保的就不愿意，很容易造成干群矛盾。形成公共决策所面临的纷争、负面效应以及对工作带来的巨大成本，丝毫不亚于原来的工作模式。第一场试验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2013年元旦，赵安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讨论产生了10项拟实施的项目，包括4项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水利建设、农电网改造、小康农宅建设，同时对村特色产业的培育方向也做了附带调查，包括养羊产业、养猪养鸡养牛等其他养殖产业、苹果栽植产业、设施瓜菜、苗木产业及其他项目。这是一场深入而广泛的摸底调研。
赵安开展起工作，希望保持自己的节奏。相对其他大范围取样、快速得出研究结果的调研，他始终遵循小范围蹲点、慢工出细活儿的原则。“只要我把它做好，我相信是有价值的，希望有人看到我这么做是值得效仿的。”
在他看来，短、平、快的工作机制是不可取的，看得见、摸得着、更快上手，这样的评价也过于简单粗暴。细水长流才是长远发展需要的方式，比如，农村公共服务就要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因为它提供的是需要长期维护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服务百姓的一种公共品。
要致富先修路。围绕祁村修路这件事，赵安讲述了其中的心酸和不易。为了筹集修路资金，他向村民和乡贤募集，还坐火车到西宁、兰州等地，寻找祁村在外创业的能人，一共找了十多个人，五百、一千地凑，再加上几百号村民的捐款。这样，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最后凑了5万块钱。
然而，5万块钱想修一条路是不可能的。乡书记看到他们努力干工作的热情和魄力，就在乡村两级大会上表示乡上拿一部分公共财政来补贴，对冲5万，一共10万，构成祁村修路的资金池。当然，这10万也还是远远不够，只能够支付机械推开路面、刮平水沟等费用。但是路一定要修，怎么办？
这条路涉及好几个自然村，赵安召集村民小组的力量，号召群众参与。在资金短缺、人手不足的条件下，在当地群众的绵绵用力和支持下，赵安和乡干部、几个村民小组长，硬是扛着铁锹和锄头把这条路的土坯子打出来了。这也成为他上任的第一个政绩。
然而赵安离开祁村之后，那条路的状况并不乐观。一直有村组长告诉他，必须得投入钱再修，不修就出问题了，但是投入的钱又很有限。“我只能说这个机制我并没有建立起来。”赵安遗憾地承认，这个看似“显著”的公共服务品，也未能持续发挥作用。
出行的路毕竟是修了，即便效果不太理想，下一步，要为祁村谋取发展资金。农村金融向来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头戏，赵安又把目光放在了金融实践上。
2012年年底，赵安开始筹备祁村合作金融计划，次年3月，县财政拨款15万元作为祁村扶贫互助协会的启动资金，由赵安兼任协会第一任理事长。协会在一周内发展会员35人，缴纳互助金3500元，并召开第一次祁村扶贫互助资金协会会员大会。之后，在资金扩大阶段，国家扶贫贷款的大量注入，改变了村级互助资金的产权结构。
在协会运营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组织过四次清息与一次偿还本金的工作，赵安详细记录了该时间段内的人员与资金变动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发现，会员人数与会费同比例锐减，高“存贷比”违背金融原则，逾期率无节制地迅速攀升。这场壮怀激烈的金融实践，最终以失败收场。
面对现实的阻力和一次次的无奈，赵安还是要寻找突破，“我没有出路，不干不行，必须得往下走。”
祁村是城郊村，虽然没有太多旅游资源可以挖掘，但依然是城市的菜篮子、米袋子、水罐子，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向来是老大难。每年因环境整治、垃圾清理、村容整洁等基础工作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问题是效果不佳。
在乡村治理这方面，赵安尝试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以减少财政支出、节省公共费用。
比如各村民小组编排卫生值周顺序，轮流打扫；比如优先享受“低保”等各种补贴的群众，率先承担打扫卫生的义务；比如居民点农户对自家门前的卫生各自包片负责等制度。然而，这些举措基本都无济于事，无人理会。
赵安很无奈。“我想引导着大家看问题不要太浅，不要太简单粗暴。我们要看到背后的机制，所以我要进行机制探索。”面对追问，他有些激动，“我想做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希望大家知道它的存在，不是单纯评价我的政绩，而是认识到这种机制的重要性。”
三、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在祁村开展的一场又一场实践并不是空穴来风，这背后浓缩了赵安默默进行的大量案头工作。
他白天在村里开展群众工作，晚上回去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和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是他的床头书，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和标注，研究其中的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写了很多读后感。
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私心和不服：“费老在那儿待了三个30天都能写这么一篇日记，而且成为经典。我们处在新时代，作为费老精神的延续，在一个村里工作3年，难道就不应探索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吗？”他说，“我想写本更好的。”
就这样，《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诞生了。这本书凝结了他在祁村三年的试验和奋斗。微观视野与宏大叙述、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天下良吏与土豪村霸、理性实践与道德判断，在书里一一展开。着力于祁村的经济和法治两大板块，他提出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三农专家李昌平在书的序言中写到，赵安之（赵安笔名）“千金拨不动四两”的无奈是刻骨铭心的，他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但未必全部正确。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赵安之的开始，是花了3年时间身体力行的开始，是严肃认真的，全社会都应该有赵安之这样严肃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重大问题。
在一心扎根基层的同时，赵安并没有放弃他的科研进程。工作半年后，因为在实践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认识，他参加了人生中的第4次考研，也考出了好成绩。
但是，当时赵安所在的祁村因为被列为市委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是全镇原县215个村里的“独苗”，赵安作为村书记，工作正干得兴致勃勃，经过权衡之后，他选择留下来了，继续挑起村里的担子。第5次，赵安又报名了考研，最终因为工作太忙，连考场都没去。
问他是否后悔，他很坦诚地说，当时是有遗憾的，但是现在回头看，则完全不必。“不能说农村更需要我，反倒是当年的我，更需要在农村和实践中得到充分的锻炼，而恰恰是这段意义非凡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今天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回忆起祁村3年的奋斗，赵安掩藏不住心中的那份沉甸甸的收获。“祁村工作3年的含金量，绝不低于我后来拿到的任何一个学位。这不是教科书里能教会的。”他说，“基层群众里有很多聪明和智慧的人，虽然他们有的没读过书，甚至不识字，但是他们教会我各种各样的道理。”
从2012年到现在，十年时间里，赵安始终围绕农业、农村问题展开实践和研究，是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亲历者、观察者、记录者。在这个过程中，他将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打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打通”了自己。
接下来，赵安还要完成一本《祁村十年》的撰写。如果说《祁村奋斗》是三农基层的实践总结，那么《祁村十年》将是三农基层实践与理论结合的升华。眼下，赵安已经完成了在镇原县的调研，接下来要赶往各个村继续开展调研，为《祁村十年》的写作准备充实的材料。
四、“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成大业绩”
从18岁离开故土，到现在整整过去17年了，其中的曲折废弛难以尽述。对老家半山上的那穴魂牵梦绕的窑洞，对曾经奋斗过的农村，赵安总是有一种留恋。“那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精神力量的源泉，我不断地回顾这些，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长期在外，赵安的家人非但没有任何的怨言，反倒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赵安的女儿今年2岁了，对爸爸经常外出早已习惯，赵安虽然口头上没有表达对亲情的愧疚，却将这种感情深深藏在内心。他从诗经里选取“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直译为“我行走在田野上，看到万物（庄稼）蓬勃生长的样子”，给女儿取名“芃芃”。他解释到，“这其中悠远的韵味，代表了我一种朴素的生态伦理学价值观。”
芃芃说：爸爸给我唱白龙马呢，唱到“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干不成大业绩”，突然哭了。
也许，在旁人看来，赵安作为一个县城的公务员，人在镇上，家在县城，有住处有老婆孩子，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十分安逸，完全可以躺平。但他却没有选择这份安逸，而是选择了秉烛达旦，“我想寻找突破，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农村去，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是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员，应该回嵌到自然生态当中去，这是我们基因当中的东西。”回到农村，带着孩子，栽花种豆，喂鸡喂鸭，这是他理想中的田园生活。“当然，我不可能完全脱离大城市，脱离了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希望在城市工作，在城郊生活。”
或许像赵安这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对三农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在服务三农的时候也更有优势，更加饱含深情。
但赵安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我的优势不能说是农民的身份，而是农村实践的工作经历。生于农村和在农村工作这两者相比，农村工作对我后来学术工作的启发更大。”他说，“因为解决农业农村涉及的经济、社会等一系列公共问题，要回应现实关切，对实践性的要求很强，不是在办公室假想出来的。”
同时，他也提出了问题，现在顶级的农业农村研究机构中，农村出身的学生比例一直在降低，许多从小在城市里成长的学弟学妹，对农村缺乏感知，在做研究时很难聚焦有时代价值的问题。
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想给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选调的干部，提出一点建议。
“我们到基层后需要学习怎样看待问题。不要在没去基层之前就带着偏见，或者刚去就带着偏见，去了之后找资料验证自己的偏见肆意推演。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调研去发现，发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安下心来做一段时间，不一定会有预期结果，但是别着急，终究会有所发现。”
近年来，赵安看到县城新引进的一批年轻人，扎到村里做第一书记的，但是工作了一年都不到，看到各种遴选的机会就想离开。对此，他也想说：“离开的方式有很多，千万别急，扎根基层这样的经历，此生只有一次，错过了再也不会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2届毕业典礼上，赵安作为研究生代表发言。很多人都在关心赵安是否找到了工作，去哪里工作。他告诉记者，他将回到家乡的高校工作。
“我随后的工作还是以职业学者的身份开展，但绝不会放弃对基层实践、对产业发展的关注与参与，力争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有益于时代的事情。”
目前，他正在着手推进合作社的方案。根据家乡镇原县的优势，建立一个草地农业生态农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矩阵”。这个合作社试验的目的是探索“微观乡村振兴”的路径，讲好“未来农业、未来乡村、未来食品”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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