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的故事，是一期不折不扣的「我在国外蹲监狱」正传之马来西亚篇！
讲述者丹佛，七零年代生人，是一位北京老炮儿。
他有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人生，2000年前后他就到东南亚经商，生意遍布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他曾经被人坑得身无分文在泰国街头流浪，也曾经在澳门回到内地的途中遭人绑架。
常人一辈子都很难遇见一件的事，在丹佛这儿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也让他成为了「铁窗泪」系列中最淡定的一位讲述者，你别看他在讲述当中谈笑风生啊，但其实这段经历还是蛮惨痛的。
从警察局、到监狱、再到移民局难民营，这一道道劫渡下来，丹佛直接从一个 230 斤的彪形大汉瘦成了 138 斤的病弱之躯。
事情的开头还要从 2010 年说起，那一年我们的讲述人丹佛大哥把生意拓展到了马来西亚，主要做代理酒店房间和办理工作签证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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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顶被捕
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考察大概是09年～10年，当时在云顶的酒店居住了一个月，和一个马来华人在当地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刚开始，我们主要是提供马来西亚云顶酒店的房间代理业务，后来又将业务拓展到了帮他人办理工作签证。
一些想来马来西亚工作、生存的华人只持有旅游签证，有效期三个月，每个月还得出境一次，很不方便。我们通过自己的渠道，可以帮这些人办下马来的合法工作签。
当时，那位马来华人负责做签证这块的业务，帮外国人办理马来西亚的工作签证，从客户的反馈来看证件的真实性一直都是有保障的。
因为有这个方便，我自己的工作签证也是这个人帮忙办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一个签证业务公司的老板，居然在这个事上被自己的合伙人给坑了。
■马来西亚云顶酒店
云顶上面的赌场是要抽查证件的，主要就是检查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身份是否合法。当时，我很自信地把护照交给警察，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把证件返还给我，还一前一后将我押进了云顶警察局的一个铁栏杆房间里。
我一脸莫名其妙，以为是要等待他们核实证件真假后再放行。直到晚上告知我要被拉到山下的警察局，过几天接受法院的审判，我才意识到：
我被人坑了，给别人办工作签，结果自己手头的签证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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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监狱
在警察局等了五天之后，我被带去了法院。即使他会讲马来语，法庭还是给作为外国人的我配了一个翻译。法官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类似于「你是否知晓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你是否承认证件造假」。
从在云顶被抓开始，我就失去了跟外界的联系，既没有办法问责那位帮他办签证的马来华人，又没办法获得任何法律援助。在亲眼目睹了一位印度人因为不配合而在警局里白白多住了好几天之后，我决定尽量表现得好一点，不给法官添堵。
最终法官宣判了，我需要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监狱中服刑一个月。法院判决完，先将我送回了警察局，一天以后，警察把我押送到了监狱。
办登记手续的过程中有一件特别无语的事儿：我有个 VALENTINO 的打火机，警察要求我把打火机送给他，我也不敢拒绝，眼看着他特别自然地把打火机揣兜儿里了。
过了这一关，第二道门进去后便豁然开朗了。除了每个人对应的房间，还有一片大空场留给我们自由活动。在睡觉之前，所有房间都是开放的，我们只需要在吃饭的时候点名排队，吃完饭将餐具放回统一的位置，其他时间都能自由活动。
其实条件还不错，唯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监狱里有蟑螂。
大飞蟑螂！
那么大个儿，还会飞的蟑螂，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害怕。
晚上睡觉我们是不关灯的，满屋的蟑螂尤其明显。我睡不着觉，抱着监狱发的薄被子站在屋里，巡逻的狱警还问我为什么不睡觉，我就给他指指满屋乱飞的蟑螂。
我旁边的人喜欢蒙头睡，我就眼睁睁地看着蟑螂爬进了他的被子。这样我哪儿敢睡啊！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扛不住，坐下睡着了。后来，慢慢地，我也适应了蟑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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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的外国人
进去以后，第一个跟我打招呼的是个黑人，他在广州三元里待了很多年，会说中国话；第二个长得像孟加拉人，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张嘴就叫「big boss」，仿佛来的中国人全是大老板。
在监狱生活时，我发现中国人很受尊重，连狱警都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喊我「China」。
这里面也比较腐败。二楼住着个有钱的阿拉伯人，用钱收买人心，警察不管他，犯人也都听他的。他活得像皇帝似的，看上哪个漂亮男孩就拉到自己房间给「办」了。
监狱里的服装颜色是按照犯罪程度划分的：刑期半年以下是白衣服，半年以上是红衣服，一到三年是蓝衣服，再往上直到死刑犯都是绿衣服。那个阿拉伯人是蓝衣服，我们是白衣服。
后来我在里面遇到个穿着绿衣服的缅甸人，热情地跟我握手，告诉我「过几天奥巴马就会接他出去了」。
我听完就愣住了，问他，「你是什么罪进来的？」
他说，「我炸了缅甸大使馆，但因为炸药不行，只炸坏了一个墙角。」
但他还是被判了很重的罪。
■囚服颜色示例
马来西亚这里有一种鞭刑，鞭刑的过程非常痛苦，不是我们想象的，判三鞭子就一气儿打了，而是一鞭子打完，养好了伤再打。打鞭子的人都很强壮，拿着长条的藤棍，「叭」的一声，直接往人屁股上抽。
那个缅甸人抽完第一鞭，被人扶着回来的时候，只能提着裤子趴着。他的同伴把他屁股拉过来给我看了一眼，真是打得皮开肉绽。他同伴就说是他今天运气不好，也有运气好的，比如一个印尼小男孩，被抽了一鞭还能乐呵呵的，因为打鞭子的人没使对劲，只在他屁股上留了个印儿，第二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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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阿明
按照我的要求，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人分到了一个房间。两人里一个是江苏的，另一个被大家戏称为「傻子」。他个子不矮、白白胖胖的，像缺了根弦似的，我和江苏人聊天的时候，也不介入，就站在一旁冲我们傻乐；跟他聊天的话，他总是眼神闪躲，很不自信。做贼心虚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通过断断续续的交流，我了解到他是云南人，说不清自己叫吴国明还是吴国民，搞得我们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所以我有时候叫他「阿明」，有时候叫他吴国民。
有天吃饭的时候，同屋的外国人突然让我劝阿明洗洗澡，说他身上太臭了。我当时没太注意，就问江苏那哥们儿，「什么意思？怎么让他洗洗澡？他很臭吗？」一问才知道，阿明从进来到现在还没洗过澡，别人劝了也不听。
我过去就给了他一脚，「不洗澡身上臭，你赶紧洗去，别给中国人丢脸！」
他虽然嘟嘟囔囔地不情愿，但还是听话地把澡洗了。
看我成功劝阿明洗了澡，同屋的老外连连给我竖大拇指。后来，我规定阿明每天最少洗两次澡，在监狱里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讲讲卫生。他也都照办了。
我还没满一个月的时候，阿明刑满释放，他以自己终于能回国了，特别兴奋，给我留下邮箱地址，走得很远了，还一边招手一边对我大喊「再～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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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局的难民营
阿明没能如愿回家，服刑满一个月的丹佛也没有。
在监狱的最后几天，丹佛从隔壁的一个颇有蹲监狱经验的越南人那里得知，外国人在监狱期满之后，并不会被直接送回自己的国家，而是会被强行关押在一个叫做移民局难民营的地方。
相传，在这个地方，每多一个外国人，移民局就会得到联合国的 15 美金补助，而这些马来西亚人为了挣这每天每人 15 美金的钱，就会把每一个刑满释放的外国人再放到难民营里关上一阵子。
当时可怜的丹佛还不知道这个幕后操纵的逻辑，从监狱出来又被转移到移民局，刑期从一个月变为未知的遥遥无期，伙食和生存环境也差了一大截，他整个人就崩溃了。
如果后面没有去移民局，我觉得监狱的饭已经很次了：一星期保证有一顿牛肉，其他的基本上是鱼肉或者鸡肉。到了移民局，我才知道，监狱的饭真是美味。
我从 230 斤暴瘦到 138 斤，主要是因为关在移民局的时候天天吃不饱。中餐晚餐就一个小咸鱼干、一坨饭、外加个没有菜的菜汤。偶尔没有小咸鱼干，就给个白鸡蛋，连个盐酱油都没有。
早餐要么四片苏打饼干，要么一片或者两片面包配黄油，再加一杯咖啡。黄油很少，不仔细找根本看不见，就一抹淡淡的黄油抹在面包上。咖啡是苦的，不放糖也不放奶。
我印象中最难熬的就是在难民营的前一个月。
云南那种角楼，下边是空的，只有几根柱子，马来西亚移民局的建筑也是如此。你从木地板的缝隙往下看，只有杂草和土地，地板很久没修了，是糟的，能抠出木屑。缝隙里有一种蓝灰色的小飞虫，咬人很痒，一挠皮肤就烂。我的腿上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烂肉，都快烂到大腿根了。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而且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对太阳过敏，太阳都把我晒肿了，腕子粗得不能弯曲。我还流鼻血，流到以为自己得了绝症。
当时我非常郁闷，每天熬日子，整个人都非常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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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阿明
这个傻子阿明，他比我先到的移民局，我被放出来以后，以为他早走了，结果到移民局又看见了他。
特别让我无语的是：我到的时候，那里面有三个中国人，没一个正常人。一个「傻子」阿明，一个是少了一条腿的残疾人，还有一个侏儒。我没来的时候，他们老被别的国家的人欺负，我到了以后才有人给他们撑腰了。
一次，有个老外和那个侏儒开侮辱性的玩笑。当时我们几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我就面无表情地盯着那老外，他可能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了，就冲我尴尬地一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欺负他们仨了。
残疾人和侏儒是搭档，他俩是跑马来西亚街边唱歌要饭的。
■马来西亚街头的乞丐
我说他们，「你们这丢人都丢到马来西亚了。中国不能唱吗？非跑马来西亚唱？」
据他俩说，在马来西亚要饭挣钱多，一天基本能要到五六百马币——马币和人民币汇率是 1 比 2 ，也就是一天能要到一千多人民币。
那个来自山东的侏儒没事儿总单独找我聊天。
我一般坐在院子里，不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屋里有很多苍蝇，也没人清理。那些外国人把徒手抓苍蝇当成一种乐趣，我没这种兴趣。那个侏儒于是就和我坐在院子里聊天。
原来他们仨人之间也有矛盾，侏儒说，「吴国民（阿明）就是个傻逼。」
我告诉他，我在监狱的时候见过阿明，他有聪明的地方，也有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傻还是聪明。
阿明曾经给我讲他的经历。国内的各个省份他几乎全去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类似民政局和救济站的地方，跟政府要钱，说是国内专门有这么一群人做这个行业。
至于他是怎么在马来西亚被抓的，他是这么解释的：他的同行说，只要他偷渡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投降，被关上三个月，就会得到新加坡身份，每个月拿到 6000 新加坡币。他信以为真，就开始行动，结果投降投错了，投到了马来西亚。
谈到如何偷渡的，阿明说他先去找了个网吧，自己了解了一下路线，然后揣着 500 块钱就出发了。从广西到越南有条很窄的小河，他给别人 20 块钱，人家就把他从广西带到了越南。
到越南后，他就找带中文的网吧，继续查找下一步的路线。之后，他从越南进入柬埔寨，又从柬埔寨到了泰国。他还给我讲了在泰国蹭火车的经历，我在泰国那么多年，会讲泰国话，都不知道火车还能蹭，也不知道语言不通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马来西亚边境
到了泰国以后，他的 500 块基本上用完了，就去曼谷找了中国大使馆，告诉工作人员他是中国人，没钱了，想申请救济。工作人员就用 500 泰铢（按当时汇率大约 100 块人民币）打发了他。他靠着这点钱，蹭火车到了马来西亚边境，之后又辗转来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边境，因为缺心眼儿，误以为到了新加坡，举手投降，结果被抓了。
你说他傻吧，他是傻，轻信关三个月就能有个新加坡身份；你说他不傻吧，他真的也不傻，我这个正常人估计都走不了这条路线，他却能走。他和咱们正常人交流的方式不一样。
我从后边看他脑袋上有三个旋儿。有三个旋儿的人是不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是一半聪明、一半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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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阿明扛事儿
虽然嘴上说着阿明有点「傻」，但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有了不少时日的交情，丹佛多多少少已经把阿明当成了自己人。阿明常常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丹佛的日常就是能帮则帮，提醒他少做点傻事，稳稳当当地熬过这段时间。
虽然常常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在阿明犯错的时候，丹佛也真的会想办法罩着他。比如有一次，阿明又违反规定把衣服晾在了不应该晾衣服的区域。
移民局要求我们把洗完的衣服挂到院子里的绳子上，不允许挂在窗户外的栏杆上，我亲眼看到别人因为这个受到了惩罚。刚才讲的阿明，洗衣服的时候我还嘱咐他别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栏杆上。
过了一会儿就有人跟我说，阿明因为把衣服晾在栏杆上，衣服被没收了。我当时很生气，「这他妈是缺心眼儿啊，嘱咐他别晾那儿，还晾那儿。」
我把阿明叫过来，想问问他打算怎么办，因为我们发的衣服，外面是黄色的，里面是白色的，他黄色的衣服被没收了，一会儿点名时警察一眼就能看出来违规晾衣服的就是他。
没想到他轻巧地说着，「没事儿，我有办法，我打算偷一件别人晾的衣服。」
我立刻就急了，告诫他「那可不行！咱们可是在国外，你在这里偷别人衣服，就代表着是中国人偷别人衣服。我告诉你不许偷啊，你敢偷我打死你！」。
虽然不让他偷衣服，但我还是想了个辙帮帮他。
马上要点名了，大家都一排一排地坐好，我「啪」地一下把自己的黄色衣服脱了下来，给阿明穿上。我怕阿明傻了吧唧的被警察欺负，想说我帮他顶了这个事儿，我也许有随机应变的可能。
阿明表示不肯穿我的衣服，在那儿争来争去。
眼看没时间了，我跟他说，「你穿上！起码我能跟马来西亚警察交流，也许编个故事就能解释过去。你语言不通，讲什么警察也不懂，他们不得打你！」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对违规的人的惩罚方式，就是挨打。最夸张的一次，我还看到警察穿着皮鞋往人脸上踹，万一力道没掌握好的话，把人眼睛踢爆了都有可能。
警察来了以后，也不点名了，直接让我们四个只穿了白衣服，没有黄衣服的人到操场上去。我当时就想，「这下完了，也没有给解释的机会，只能直接挨顿打了。」
没想到的是，他们二话不说，扔给我们一个藤球，如果在大太阳下踢球就是惩罚，那可比挨打好多了。
但问题是我不会踢藤球，其他三人都是东南亚人他们都会，球到我这儿一沾脚就飞了。听到警察大喊的那声「China！」，我心凉了一半，想着这回只有我要挨打了。
■ 藤球
我胆战心惊地走向警察，发现他们不但没有打我，还指着棚子下摆着的一筐红毛丹和一颗大椰子问我喜不喜欢吃。我心里很疑惑，不知道这是在罚我还是诈我，刚开始拿水果的时候都只敢用一只手，怕他们突然打我的手。
但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打我，那个长官让我抱着椰子和红毛丹，跟着他的小兵一路走进一个有乒乓球台的屋子。他指了指墙角，让我去那里吃水果，又给我递打火机和烟。
我在那里又喝又抽又吃红毛丹，战战兢兢，心里纳闷，「怎么？这是等我吃完了再打我？」
过了一会儿，看我是中国来的，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人打乒乓球都厉害，就问我喜不喜欢打。我只能诚实地说「China 是厉害，可我不会打呀！」。就见他们在那里噼里啪啦地打球，直到他们打累了，我也没有挨打，还被允许将吃剩下的椰肉「打包打走」。
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监狱里有个越南人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中文说得很流利，我和他关系特别好。他就在院子里趴着墙看我，担心我被打得满脸是伤，结果我抱着个椰子，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进屋以后，所有人都呼啦一下子围上来，那个越南人赶紧问我「怎么样你？打你了吗？」
我告诉他们自己没挨打，就在隔壁屋看小兵打乒乓球、抽了两根烟、还吃红毛丹、喝椰子。
那越南人就冲着阿明来了一句，「你看，好人有好报！警察肯定是知道他是帮你了！」
印象特别深的是，这群人说是担心我的情况，眼睛全都盯着我手里的椰子。越南人发现后偷偷提醒我，「你快点回屋把椰子吃了，免得被他们一抢而空。」
我说，「我不吃，这椰肉本来就是拿回来分给你们的。」
越南人小心翼翼地向我确认，「你是真的不吃吗？」
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有些莫名地心疼，我觉得大家在这里面真的都挺可怜的。
最后，因为人多，一人其实也就只分到了一点点椰肉。大家也不嫌弃，冲我伸出大拇指：「China！」。
这段经历让我印象深刻，虽然只有吴国民（阿明）并不怎么感激我，但他毕竟就是个缺心眼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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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的真实身份
有一天，监狱里的长官告诉我，我就快能出去了。我特别高兴，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纳闷，「为什么比我到得更早阿明还不能出去？」
我就问通知我走的那个长官，「和我一起的那个中国人，他在我之前来的，为什么还不放他走？」
长官说，「因为现在不确定他的身份，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接收他，但是中国大使馆表示查不到这个人，他们的系统里根本就没有『吴国民』这个人。」
后来我就问阿明，「你知道你为什么比我走得还晚吗？你是叫吴国民吗？中国大使馆根本查不到这个人。」
他当时就愣在那儿了，又和我说，「我不是云南人，是徐州的，叫萧峰，小时候被父母弃养，流浪街头，所以没有身份证。」
我说，「你叫萧峰？我还乔峰呢！你丐帮帮主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
我说，「我现在只能帮你一件事。到了中国以后，我给马来西亚大使馆打个电话，就说移民局关着这么一个人，他智商有问题，名字是假的，你们能不能派工作人员了解一下。」
出来以后，我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阿明最终有没有回国，是不是又做回了过去那种向政府要钱的勾当，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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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自由了！
后来，移民局放我走的那天，我真得兴奋坏了，我知道第二天我就自由了！
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就像被绑架了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放走，不像是监狱，判一个月，你知道满一个月，就可以走了。
因为在里面没有日历又没有手表，我完全没有时间概念，走的时候，我大概估计了一下，感觉最起码已经过了六七个月了。
最开始的时候，我天天盼着出去，是因为生意上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处理。但到最后真的熬到出去，就完全没想着要做什么工作、办什么事了，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紧先吃沙琪玛和花生。
以前我都没想到，原来我这么爱吃这两样东西。
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折磨之后，我终于被遣送回了中国。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一口气要了五六份飞机餐，终于吃到了一顿久违的饱饭。
当他我着两只颜色不一样的拖鞋降落在首都机场的时候，简直要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还是初春，边检的警察看我穿得实在单薄，还好心地送给他一件羽绒服，让我立马就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温暖。
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开始吃爆肚，一天吃三顿，一顿是十几盘，一连吃了三四天才算过瘾。除了爆肚这一北京小吃之外，也还留了一些肚子给日思夜想的沙琪玛和花生。
我用美食和飙升的体重跟过去半年这段惨痛的经历作别。
后来，等到了五年禁止入境的期限之后，我终于又下定决心去了一趟马来西亚，见了见当年那段铁窗泪经历的始作俑者——那位给我办了假签证的马来华人。
那时候，我们的旅行社半死不活地经营着。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没什么能让我太冲动的事儿了，想着他虽然是合伙人，但旅行社实权其实全掌握在我手里，我也没太发脾气，直接把他踢掉了。
走之前，我只是苦笑着和他说了句，「你这玩得挺狠，给我关里面去了。你真行！」
我问他，「以前给别的客户办的工作证是不是真的？」
他说，「都是真的，现在可以再给你弄，也是真的。」
我是不敢交给他了，给我办了一次假证，害得我进了一趟监狱，这么大的隔阂，我们之间已经无法再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