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题图、编辑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海的东南方向，是所有人8月2日以来最关切的新闻。
如果你留意过近十年来两岸互联网的气氛，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微妙变化：从互相对望的好奇，到不解与困惑。拥有过蜜月期，但也迅速进入了冷眼相望的阶段。
许多人没有说出口的感受是：这些年来，我们望向对岸，却越来越看不懂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除了政治与经济，影视作品也许能作为最基础的窥镜，帮我们寻找答案。
中国台湾省的影视作品为什么越来越邪门？好奇，可能是大多数观众的第一反应。
仅在2022年，就有《哭悲》与《咒》两部挑战观众生理与心理防线的恐怖片，相继成为台湾影视行业输出的爆款。我们曾经熟悉的台湾影视逐渐面目模糊，最甜美的台湾腔，说出的却是最骇人的台词。
最近，台湾省又有一部小众电视剧悄悄上线。
这部剧叫做《我愿意》。看似温良随和的片名，实际揭露的是关于本土新型邪教控制人心的骗局。
海报上能找到和《咒》类似的邪教元素：诡异的宗教手势，类似符咒画法的字体，以及怪力乱神之下被控制的信众。
偶像费慕淇是一个顽劣叛逆的明星，他在一次剧本会上当众责骂了经纪人之后，经纪人选择了跳楼自杀。
经纪人死后，费慕淇陷入自责愧疚之中。
在葬礼上，他遇到了经纪人生前的心灵疗愈师“本生老师”。这位装神弄鬼的“大师”，拥有一家新型宗教组织“幸福慈光动力会”。他四处走穴演出，为组织成员灌输看似正能量的疗愈鸡汤，台下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听得泪流满面。
这种放在大陆只能骗老年人买保健品的诈骗组织，在台湾省扎根立派，拥有庞大的信众，涵盖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包括生活中产的离异中学教师、生活不堪重负的底层家庭主妇、遭受校园霸凌的富二代女孩，以及经纪人跳楼后自责难捱的明星。
这些人的共同点很简单：处在人生谷底，该去接受心理咨询甚至精神疾病治疗的时候，误入歧途，进入了表面温良大爱、实际穷凶极恶的邪教组织。
先讲讲这部剧的闪光点。
提起邪教，多数人恐怕都天真地以为邪教成员的脸上写着“快逃”，而这部剧为我们还原了“人性诈骗”的原始过程——即便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很难厘清“心灵疗愈”与“新型邪教”之间的界限。
新型邪教总是在人最低谷的时期，以最为友善积极的面目出现。邪教领袖也并非青面獠牙的恶魔，更有可能是一个儒雅平凡的“心灵疗愈师”，掉在人堆里都不会被轻易发觉。
他也许会开导你勇敢面对困难，将所有苦难转化为高尚的品格。听上去没什么问题，就像剧中邪教成员们日常问候的话语都是“祝你幸福”，很难挑出事实性错误，再结合大师杜撰的感人故事，甚至还能咂摸出几分正能量。
一番“话疗”，就是布局引诱信众步入深渊的诱饵。进入所谓的“幸福慈光动力会”之后，教主的虚伪面目逐渐暴露：一碗“开光”的沙拉都能收取天价；添加致幻剂的蔬菜汁，也被称作“能够通灵的神奇树汁”，以此颠覆信众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从一碗沙拉诱导，直到最后PUA、敛财、洗脑、性侵、甚至是杀害性命。
但遗憾的是，这部角度刁钻、选题深刻的影视作品，完成得却过于粗糙。形式大于内容。
群像式社会议题电视剧，早在2019年《我们与恶的距离》（豆瓣9.1分）中就显露高光，在现实主义高地上凝视人性丑恶，一口气串联了“无差别杀人、精神疾病歧视、乌合之众的网络暴力”所有当下社会的顽疾，让我们对台湾地区的影视人刮目相看。
但比起《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远远称不上一部优质作品，在豆瓣也逐步从7.6分一路下跌至7.2分，并没有掀起水花。手握“邪教与人性”这一重大议题，完全可以做得更出色。
剧情拖沓、节奏缓慢、剪辑混乱，都是这部剧的硬伤。观众全程打开上帝视角，看着一帮失足落水的人，轻而易举就被神棍骗得五迷三道。
但我仍然认为，《我愿意》指向的内核比《咒》更为恐怖。用一句俗话概括就是“人性比鬼神可怕”。
《咒》是虚构的诅咒，但《我愿意》是真实的邪教。
导演吴洛缨在筹备这部电视剧之前，在台湾当地做了大量民间邪教的田野调查。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剧并不是跳脱现实的虚构故事，而是每个阶层都可能遇到的现实：无论你是谁，都可能掉进深渊。
被校园霸凌的富二代女生，脸上长着大面积的红色胎记，即便忍气吞声依然无法摆脱校园暴力，多次试图自杀未果；拮据的家庭主妇，丈夫出车祸后变成聋哑人，除了负担三个孩子的开销，每个月还要为受害者家属支付5万台币的赡养费，住在最简陋的贫民区，家庭摇摇欲坠。
他们都在苦难中挣扎，把慈眉善目的“幸福慈光动力会”当作人生苦海中的一块浮木，只要抓住了就能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哪怕高昂的入会费是全家的生活费也在所不惜。
而男明星费慕淇的原型，参考了日本乐队X Japan主唱Toshi加入邪教组织Home of Heart的真实故事。Toshi在乐队巅峰期退出，被邪教组织控制了12年之久。引他入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妻子守谷香，邪教头子的情妇。
Toshi在一场画展上遇到了号称创作“疗愈音乐”的邪教头子MASAYA，他告诉Toshi，获得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参加能够“去除自我意识、回归纯粹本质”的“课程”。实际上，所谓的幸福课程，是对他进行精神控制，迫使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殴打监视他。
把邪教题材放到台面上批判，点破了许多具有邪教性质团体组织的本质——假借正面的名义，实则敛财传销、性侵洗脑、动员受害者布道更多信众。他们并不会以传统邪教的姿态出现，但都使用了相同的手段：
识别当代人最紧迫的精神需求，提供缓解焦虑的秘辛，以此换取无条件的信任。
“邪教就是在人最脆弱时接住你的恶魔，当你失恋、离婚、生意失败、被家暴、被性侵、原生家庭有问题时，就是它影响你最好的机会。人们在此时最需要寻找拯救自我的东西，你以为抓到浮木，其实是上到幽灵船。这是因缘巧合吗？不，这些人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机会，邪教团体还是会选对象，不会浪费力气在看起来过得很好的人身上。”——导演吴洛缨
《我愿意》并不是台湾地区唯一讨论邪教与人性的影视作品。
民俗恐怖片《咒》是今年讨论度最高的爆款之一，甚至许多观众只要回想起个别镜头仍然会汗毛竖立。
比起西方恐怖片利用基督教驱魔的母题，《咒》则是运用相同的思路，利用闽南地区民俗传统，狠狠捏了东方人的软肋：比起恶鬼，东方人更害怕来路不明的邪神。
凭借打破第四堵墙的戏剧手法，导演引诱观众不自觉加入了一场巫术的互动，让许多观众感慨“这是这辈子最晦气的一次观影”。
在人类学著作《金枝》里，J.G.弗雷泽就描述过“交感巫术”的原理。无论是电影中的女主角李若男，还是用一句杜撰的咒语戏弄了所有观众的导演，都利用了这种人类最远古的恐惧。
...马来人有类似的法术：你如果想使某个人死掉，首先你就得收集他身上每个部分的代表物，如指甲屑、头发、眉毛、唾液等等。然后，从蜜蜂的空巢中取来蜂蜡，将它们粘在一起做成此人的蜡像，连续七个晚上将此蜡像放在灯焰上慢慢烤化。烤时还要反复说：“我烧的不是蜡啊。烧的是某某人的脾脏、心、肝！”在第七个晚上烧完蜡像之后，你要谋害的人就将死去，这种法术显然结合了“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原则，因为所做偶像是模仿了一个敌人，偶像身上的指甲、头发、唾液等等优势曾经接触过他本人身体上的东西。（《金枝》）
台湾省作为东南沿海最迷信的地区之一，能不断创作有关邪教和民俗的影视作品，自然有其客观原因。
台湾当地的宗教氛围浓厚复杂，神仙多到拜都拜不完。根据台湾省内政部统计，登记有案的宗教建筑（寺、庙、宫、堂）超过一万五千座，台湾地区的寺庙数量比便利店还多。 如果算上未登记的社区小庙、家中神坛等，台湾地区寺庙的密度相当可观。
这也就为各式新型邪教提供了一片滋润肥沃的土壤。在90年代揭露台湾地区政治腐败的电影《黑金》中，就讽刺了当年红极一时的假大师“宋七力”。
而邪教民俗题材在台湾地区的火热，背后的主观原因更值得讨论。
一个崇拜巫术的时代，也是大众内心最不安的时代。淹没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人难免会走向求神问道，寄希望于玄学和超自然的力量。
这背后也指向了更深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台湾地区的影视作品愈发沉重、沮丧、悲观了？
从2015年之后，恐怖/惊悚/悬疑片从小众类型片徐徐升起，成为台湾地区爆款预备役。台湾同胞像是具备耐药性一般，越来越需要更大剂量的刺激。
这并不像我们曾经熟悉的宝岛文化。
台湾地区的影视文化，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式的下坠。
他们曾经在低谷中反思历史，经历了娱乐至死的黄金时代后疾速坠落，如今再次来到了反思与深沉的新时期。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两位开山祖师。他们站在80-90年代的关口回望，充满对过往历史的追问。
这段时期的台湾是拍得出史诗的台湾，而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就是杨德昌和侯孝贤。
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还原了1950年代的台北众生相。
历史的债务与纠缠，随着少年们的脚步声铺陈展开。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历史折叠的痕迹都藏在父亲床头的收音机里，也藏在小四偷来的那支手电筒里，最后变成了捅向爱人的一把短刀。
所有人都需要寻求庇护，所有人都“没出息”。当局需要美国、父亲依附汪狗、学生需要帮派、小明依赖男人。赤子之心出走，人人都垂头丧气。
“不要脸，没有出息，快点站起来啊”，是小四的台词，也是在眷村长大的杨德昌最想宣告的话。小四走入黑暗，台湾地区也走向混乱的未来。
许多人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比，他们都讲述了一代人的伤逝。但就像二者传达的视觉色彩一样，一个阴沉灰暗，一个烈日当空。
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让基隆九份老街变成了另一座《芙蓉镇》。如果我们不了解台湾如何一步步变成今天的台湾，或许可以在这部史诗找到答案。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已经殖民50年的日本人终于被赶下宝岛。但基隆的林氏家族还不知道，作为本省人，他们将面对更加动荡的时局与命运。
国民政府派陈仪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后续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二二八事件彻底让台湾地区的矛盾激化。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电影中不断复现着台湾人民的叩问：寄人篱下的日子，被人骑被人欺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只剩下那首知识分子们哼唱的《流亡三部曲》还飘在小岛的天空上。
与电影的路径不同，对于更多的80-90后来说，台湾文化的另一面是娱乐产业。
大陆观众见证过宝岛流行文化最风光的黄金时代，享用过鼎盛期的台湾娱乐产品，也目睹了它的疾速衰落。
从父母辈守着电视机看过的《青青河边草》，到我们放学后小卖部里售卖的《流星花园》的海报，再到长大后咬牙买一个QQ音乐会员只为听几首周杰伦——台湾娱乐产业构筑了几代人青春期关于爱情、音乐、浪漫的想象。别的不说，90后的青春期中，一定不会缺少宝岛文化这块拼图。
直至今日，黄金时代走出的台湾艺人，依然能在大陆具备怀旧号召力。王心凌在第一期《乘风破浪》的出场引发的怀旧海啸，就注定她会成为这一季的冠军。
《康熙来了》中的桥段，依然霸占着年轻人表情包的内存。但或许很少人意识到，李敖在那个时代做客《康熙来了》说的话，成了台湾娱乐行业的一句谶语。
苟延残喘到今天的台湾流行文化，实际上最蓬勃的只有千禧年之后的十年光景。
宝岛无法延续周杰伦的传奇，千篇一律的流水偶像剧也丢失了吸引力。内容匮乏、资金短缺、市场萎缩，台湾娱乐产业在短暂辉煌后迅速走入死胡同。
直到《想见你》和《我们与恶的距离》播出，台湾影视从业者们才算从水底探出头自救。但昙花一下的许光汉之后，台湾依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新生代演员。就连台湾当地的娱乐记者都感慨：台湾这个世代，很快的，将没有明星。
她的预言还是太乐观了，台湾已经没有明星。曾经大陆观众对着《我猜》笑哈哈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娱乐产业如今已然调换位置。台湾省青少年更熟悉的，也许是《甄嬛传》和TFboys。
“休假日跟两个念国小的侄女一起看电视，两个小学生对台湾综艺节目完全不感兴趣，打开iPad只看大陆节目《王牌对王牌》《明星大侦探》，对里面的大陆主持人如数家珍......”（联合报记者，叶君远）
娱乐凋零的同时，阴冷残酷的现实主义在这片岛上又一次生根发芽。
冷峻的审视目光和悲悯的人文关怀，终于再次回到了台湾地区电影创作中。
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斯》（2017）《同学麦娜丝》（2020）、杨雅喆的《血观音》（2017）、钟孟宏的《阳光普照》（2019）《瀑布》（2021）、许承杰的《孤味》（2020）
这些作品都是优秀的。然而事实是，台湾电影人再也无法重现杨德昌与侯孝贤的史诗格局。新一代人不断向内审视、自我观照，讲不出更广阔宏大的故事。
绝望感与宿命感盘桓在宝岛之上。没有人想过把结局强行变得更圆满温暖，而是不断还原展示已经腐坏的伤口。这是他们对待艺术作品的方式，也是一代人的时代面貌。
文艺作品是宏大叙事的外化表现，从这个窥镜里，两岸关系的微妙转变在这数十年间完成。
从远远对望，到彼此好奇；从敞开怀抱，到冷眼凝视。
各自有各自的困惑、不解与戾气。
而我们都是身处变化的一代人。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台湾省是一个有创伤的地方。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岛被分割为东西两半，本岛人被日本殖民者称为“生蕃人”，与汉族人分隔。拦上的铁丝网，被日本人称作“野蛮与文明的分界线”。
在日本相关材料记载中，仅1898年-1902年，就处决了3万2千余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原住民，占当时台湾地区人口的1%。杀人的同时还要侵吞资源。岛上富足的樟脑成为了日本人眼里的宝藏，日本也在20世纪初成为了樟脑生产国。背靠台湾地区的资源，日本人吃上了香蕉和砂糖，并引以为傲其“大日本帝国”的成功。
原住民的屡次反抗，也促使了日本殖民者转换思路，以教育和文化殖民台湾地区。原住民的孩子变成了日本的人质，学习日语、穿和服、驯化为日本殖民主义者理想中的“皇民”。
日本人离开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带着300万人登岛。就像《悲情城市》中描述的那样，本省人以为等来的是同胞团聚，没想到是更多的动乱与纷争。
1947年2月28日，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察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愤，进而引爆了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运动。事件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官逼民反”，反映了当时台湾同胞要求铲除腐败、推动政治改革的正义呼声。诸多亲历者回顾事件时都谈到，抗战胜利后，台湾终于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岛内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热切地憧憬着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新时代。但是，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军政风纪败坏，治理无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停滞，失业与民生问题严重，台湾民众的失望情绪持续加深，最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新华网）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创伤。而这代人的创伤正在被变动的时局重新塑造。
如果和台湾省的年轻人聊天，也会观察到他们对当局的不满。薪资停滞、经济形势差、贫穷世袭、阶级固化——凡此种种，让年轻一代倍感迷茫。政客们的吵架段子变成短视频笑话，一路漂进了对岸的抖音里。
“台湾薪资从1997年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薪资都是零成长，直到2007年才有再增加，但低薪的状况，已经成为年轻世代最大困境，尤其在餐饮服务业，加薪成长幅度根本比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根据TVBS民调调查，有将近三成的民众，三年内都没有加薪，大约三成的人加薪3%，等于有6成以上的上班族，薪资几乎呈现停滞状况。”（TVBS新闻台）
黯淡的社会氛围，让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再也无法恢复活力。
经济下行，政治波动，导致了台湾同胞关于认同感的摇摆不定。一位多年在大陆生活工作的台湾人告诉我，一方面他在大陆地区拥有更多朋友，也肉眼见证了、参与了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无法说清楚家乡到底在哪里。
新世代的台湾年轻人，无法像老一辈那样切身感受故土的分离焦虑，他们困于解决眼下面临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台湾文艺作品很难再重现30年前的格局，呈现自说自话的状态。
同样的文化狭窄趋向也发生在香港。
叙事越来越小家子气、郁郁寡欢，沉浸在私人语境中的隐秘痛苦中，创作出更多压抑的作品。艺术水平固然存在，但氛围与味道，终究还是变了。
无人关心的金像奖，也变成香港电影人的一场内部表彰大会，失去了黄金时代的豪迈与气魄。
世界不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样子。不仅是台湾与香港的文化产品，更是我们对两个地区的情绪变化。
曾经熟悉的，变成今天越来越困惑的，也变成了困惑后的戾气与愤懑。
好奇的眼神对望过，紧接着又缓缓闭上，谁都猜不懂对方。我们困在各自的话语同温层中，忘记了曾经拥有过的美妙对话。
隔岸相望的人们同时呼吸着空气中紧张的味道，目送佩洛西的飞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