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作者：潇湘水冷，题图来自：《斯巴达300勇士》
熟悉19世纪历史的人，想必都对当时束着细腰、画着雪白的脸蛋儿、抹着红艳艳腮红的贵族妇女有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趋势，这种19世纪的标准打扮，既不是哪位“时尚大V”的突然推荐，也不是妇女自认为舒适的打扮方式，而是当时人对一类病人形态的模仿。这种疾病，就是困扰人们千年之久的肺结核。
肺结核究竟是一种什么病？19世纪的欧洲为什么要“无病装病”？
肺结核病史：穷人病还是富贵痨？
肺结核，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肺部感染性疾病。与我们印象中感染不久就发病的传染病不同，肺结核病菌在进入人体内后，并不会立即攻击身体器官，而是先“引诱”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生反应，等到免疫系统因为抗击外敌、损伤到器官时，这些病菌才会趁虚而入，产生名为“结核”的病变。虽然名字叫“肺结核”，可肺结核病菌的攻击范围并不止肺部。
在肺部形成病变后，它们还会通过血液、淋巴等途径一路“扩大战果”，传播到肺外组织，引起肺外结核。因此肺结核的感染者一开始只像是普通的小病，只感到低热、盗汗、乏力、厌食，逐渐便会发展为咳嗽、咯血、胸闷。这一过程短则一年，长则十数年。如果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患者只能在艰难的呼吸中走向死亡。
肺结核进入人类社会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意大利和埃及。在我国历史上，肺结核作为“痨”的一种，同样很早引起了中医的注意。中医认为，这是人类因长期辛劳后形成的疾病，所谓“今人以积劳瘦削为痨疾”（《正字通》）。可惜无论一代代中医如何努力，也无法真正根治肺结核，只能通过长期服药对病情进行一些聊胜于无的控制。对于富贵人家而言，得了肺结核虽然费事，但好在不是立毙，只需要注意休息，生活仍可照常，因此肺结核也被形容为一种“富贵病”。
可对于贫苦而又更容易得病的中下层百姓而言，得了这种丧失劳动能力、又得烧钱吃药续命的疾病，便无异于死神走到了家门口。即便不是因为肺结核，也会因为过于虚弱、无法劳作而饥贫致死。正因如此，肺结核在旧社会又有“穷人病”的外号。一种病同时集齐了“贫穷”与“富贵”，未尝不是一种荒谬。
肺结核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传染病。不过，它的发病机制是趁免疫系统在免疫过程中损伤器官，进而产生病变，因此对于本就脆弱的肺部，发病率更高。从17世纪就开始流行的肺结核，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到19世纪非但没得到控制，患病率反而极大增加，被称为“白色瘟疫”。
这是因为，欧洲正处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之中，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卫生问题，为肺结核的传播提供了滋养的温床；因工业发展而下降的空气质量，又对人的肺部造成一定损伤，更方便结核病菌的侵入。于是，在一个工业、医学迅速发展的年代里，肺结核又给了志得意满的人类沉重一拳，而这一切大多由下层工人和儿童承担。在伦敦工会1883年的报告中， 有1/3的工人死于肺结核。英国伦敦患儿医院对死亡儿童死因的研究结果也表明，45%的儿童死因是肺结核。
在这样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许多我们熟知的历史名人，也在这一时期因肺结核英年早逝。光是死于肺结核的文学家，便有“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的契诃夫、《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写下“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的英国诗人雪莱等等。我国的鲁迅、萧红、林徽因等文人学者，也早早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时至今日，我们对肺结核的病因、病理、传播方式等有所了解，可因为耐药性、与艾滋病双重感染等问题的出现，对肺结核的斗争依旧任重而道远。对于一些尚不发达的地区，肺结核一直是死神手中的镰刀。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中，2020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者仍有987万，东南亚（43%）和非洲（25%）占据绝大多数病例。
肺结核崇拜：打不过就加入？
面对汹汹而来的肺结核疫情，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束手无策的。可与以往不同，人们对肺结核居然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拥护，甚至到了“以病为美”的程度。
熟悉19世纪文学作品的朋友，对小仲马的处女作《茶花女》一定不陌生。文中的女主角“茶花女”玛格丽特，以当时人的审美来看是一个“绝世美人儿”。她“身材颀长，多少瘦了些”，是“前所未有的娇艳妩媚”，就连“面失血色”的“微微一笑”，也让文中的“我”内心狂跳。可玛格丽特就是一个肺结核患者。她在众人面前展示的瘦削、苍白、“玫瑰”一样的双腮，都是拜肺结核所赐。人们非但没有因此避之不及，反倒热烈赞颂她的美貌，不惜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小仲马的文学作品，大多以描绘现实著称。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的妇女不仅不以肺结核的病态为惧，反倒纷纷效仿。为了模仿肺结核病人的消瘦，她们不惜给自己捆上铁制的束腰，以致压迫内脏；为了获得肺结核病人苍白的面色，她们不顾铅中毒的危险，朝脸上一层又一层地抹上雪白的铅粉；而肺结核病人发热时微微泛红的两腮，便只能靠腮红实现。当然，如果不想费这些工夫，也有一条捷径：靠近肺结核病人，让自己被传染就行了。
这不是一句笑话。19世纪妇女近乎病态的审美，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普遍观念的影响。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便是肺结核病的忠实拥趸。他曾十分认真地表示“患肺病在1823年和1824年是一种时髦”，并且十分努力地去践行这种时髦。可惜大约是身体免疫机制太强，在经过多次故意靠近肺结核病人、试图被传染而无果之后，大仲马只好谎称自己患有肺结核。
不过他这种看起来十分无厘头的行为背后，也是有原因的：他与儿子小仲马一起爱上了一位叫玛丽·杜普莱西的姑娘（据说这位姑娘就是茶花女的原型），但因为自己体胖，明显不符合当时人的审美，只好试图剑走偏锋，用“得肺结核”这种方式“快速减肥”了。
大仲马试图得病未果，另一些“幸运儿”却是“求核得核”。比如英国诗人拜伦，一心想死于肺结核，这样他才能在死时被女士们评价：“瞧这可怜的拜伦，他死时看起来还那么迷人！”
很快他便如愿以偿了。1824年，拜伦因雨受寒，得了严重的感冒，虚弱的身体很快被肺结核侵入，当年便离开人世，年仅36岁。
同为英国诗人的雪莱，也曾羡慕过好友济慈患病，在给他的信件中写道：“肺结核是对你这样妙笔生花的人的偏爱。”
雪莱说这话，大约有他本人也被“偏爱”过的原因。和济慈一样，雪莱也有很长的肺结核病史。美中不足的是，雪莱最终没有等到因病去世、被女士们交口称赞的那一天。他最终死于一次海难，错过了一次大仲马口中的“最时髦的死亡”。
崇拜背后：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看起来很荒谬，但这种 “肺结核崇拜”确实真实存在于19世纪的欧洲，尤其集中于文学和艺术领域。这当然也和肺结核病人本身的特点有关，但更多是当时人对社会发展现状的迷茫无措。
罹患肺结核病的人，往往在午后微微发热，这种低热并不像普通的发烧一样会让人的脑子迷迷糊糊，反而会让人有一种发泄不完的热情。等到了夜晚低热消退之后，病人又会变得异常清醒兴奋。相信对于“熬夜党”而言，一定非常理解夜晚的安静对人灵感酝酿和迸发的独特催化作用。这对肺结核病人也不例外。
加上由于患有绝症，肺结核病人时刻处在身体的日渐虚弱中，不可避免地要去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而对生命的思考，自古以来都是艺术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如此，在肺结核患者中，自然更容易孕育出文艺大家。随着肺结核艺术家声名的盛起与地位的提高，社会上逐渐开始追捧肺结核，也就不足为奇了。
名人虽有效应，却并不能说服大批人试图患病、或者束腰自虐。真正使肺结核影响如此深远的，还是当时人们面临的社会现实。
站在如今的角度看，18-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确实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可对当时的人来说，却面临着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工厂建立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工人，必须忍受恶劣的生存条件，甚至连一些家境普通的文学、艺术家们也不能幸免。就算是生活条件尚可的人家，也必须忍受脏乱差的城市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被工厂废气反复污染过的空气。
工业革命带来的快节奏生活，也打破了人们长期习惯的安宁闲适的生活方式。在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许多人失去了对未来的期许；日复一日嘈杂喧闹的生活，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当生活已然枯燥无味、死亡无可避免时，何不选择肺结核这种安宁、平静、体面的死亡方式呢？更何况，因这种疾病的影响，患病者又时常与忧郁、多才相联系，自然更吸引人们趋之若鹜。
面对方向未知、无可转圜的现实，19世纪的人们借助对肺结核的赞颂，以疾病为媒介向世界发出质问。在工业化日渐发展的今天，肺结核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也让我们在这些艺术家们向死而生的热烈恣肆中，窥见一个时代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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