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几百年后的未来人类，要为中国21世纪的时尚史著书立传的话，那我们所处的时代里，肯定有一个小节会被称作：
Stocking fever 丝袜狂热。
图片来源：虎扑
丝袜，作为一种延绵百年的服饰单品，在21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与胖猫、摇花手与2分钟说电影一起组成了中国短视频生态里的流量F4。
或许，未来人类在翻看有关丝袜的数据文物时，会觉得这些流量密码的画面富有时代感、觉得搞笑，但一时间肯定想不到：
在这些中国原生态时尚物语背后，藏着一部近代史。
1992年上海街头的丝袜广告
马克·吕布/摄
现在，很多人一聊起丝袜复兴，就得追回16世纪的法国凡尔赛；一聊起它与中国的渊源，就下意识地想起民国。
但与这些浪漫、性感的想象不同，作为当代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丝袜从第一次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就伴随着暴力与鲜血。
中国古代记述历史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既有史家记述的正史，也有像笔记杂谈中的百姓故事。虽然丝袜在正史中难寻踪迹，但在小说里却展现了它的流行经历。
比如在清朝光绪年间的小说《冷眼观》里，作者就通过描写苏州书寓先生（旧时最高档次妓女的称号）祝如椿的穿搭，记录这个刚刚崛起的时尚：
“穿了一双外国球牌黑丝袜，自从上了脚，定要把袜底穿破了才舍得脱下来换洗。”
这段有关丝袜的描述，恐怕当代人读起来，自然是不会对丝袜产生半分好感，甚至会觉得有点生理不适。但如果把视角移回祝如椿所处的时代，她对这双袜子近乎魔幻的珍视，就很好理解了。
这条进口丝袜有多珍贵，我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根据大英百科里的数据，1900年，89%的女士长筒袜是棉的，11%是羊毛的，只有1%是丝绸质地的。因此，别说在当时的中国了，放眼世界，这条袜子也算得上是一顶一的奢侈品。
但这条袜子的价值，也不单单在贵的这个点上体现，要知道丝袜在当时，可是只能进口的稀罕物件，只能在中国几个通商口岸里的外国商场里才能买到，这一圈兜兜转转，买起来的难度那是绝不亚于现在的Birkin。
晚清变局中，缠足年代告终，女孩也可以尽情享受体育运动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袜子，是带螺纹袜口的洋袜，便于运动。
图片来源：史景迁，《世纪中国》
虽然跟传统袜子相比，洋袜透气且便于运动，但它紧实的袜口还是不太讨喜，所以这些进口袜子的主要受众，还是教民和通商口岸的外企打工人。
而这种特点，也让丝袜成为了暴力冲突的焦点，成为了“血染的时尚”。
义和团运动中，团民对所有西方事物充满仇恨，除了会烧教堂、砸铁路之外，带有西方文化元素的中国人，也是清算目标：从信不信天主教，到留没留过洋、会不会讲外语，甚至再到用不用洋货，都成了他们攻击的理由。
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瓷缸，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见洋货者，或紧衣短袖，或物防洋式，或上有洋字，皆毁物杀人。
图片来源：《义和团·册二·天津一月记》
按照人的“西化”不同等级，义和团会把人分为“二毛子”到“十毛子”，如果看见你穿丝袜或者是洋袜在街上走，那就完了——轻则撕袜滚蛋，重则断足等死。
在这样血腥和荒诞的背景下，丝袜开始了在中国的奇幻漂流。
图片来源：《西巡迴鑾始末·津門戰後記》
02.第一次丝袜浪潮：学生装、摩登女性与龙文章换大炮
清末民初是个大搅拌年代，新事物和旧风貌都融在一起。
人们听见了民主、革命和共和这些大词，也似有若无地感受到了摩登、时尚的风向。当穿西服的文人、穿军装的军阀、袍褂翎顶的满清遗老，同时出现在历史课本里，你就能感受到时尚的变化。
民国初年，天津，正在玩跷跷板的溥仪与婉容，注意画面右侧的女性，她穿了一双高筒丝袜。
对比晚清和民国的老照片，你能明显察觉到人们穿搭的变化，简单概括这个趋势就是：男去长衫，女去裙，人们的上衣更紧了，裙子也更短了，与此同时，丝袜也变得更普遍了。
那时的潮流弄潮儿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当他们提上洋袜的那一刻，中国掀起了第一波丝袜浪潮；更不会想到，这件单品，会和旗袍、高跟鞋和烫发一起，成为后世回忆这个时代女性的重要视觉元素。
民初建国，除了大家高中历史课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外，还提出了很多有关服饰妆容的法令，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剪辫放足，还有一份有关穿搭的礼服法令——《服制》。
从《服制》里西化的礼服要求内容来看，这份法令带有明确的政治意味，既是踹翻了封建着装等级制度，也是对新时代的国家生活方式的定调。
在这个节点，丝袜也开始加速融入中国的时尚之中。
1912年颁布的《服制》配图
最先带火丝袜的，是学生装。
所谓学生装，指的就是清末民初的赴日留学生以及教会学校的女生服装，也被当时的传媒称作是“文明新装”。简单说来，这种流行穿搭的最大特点就是跨时代的“露”：
在上个时代，女性是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袄层层压实的，裙子是及地的，要是咱们回过头看那时的女性，很难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性别特征。而学生装，让人们有了从几层袄里解放的权力，有了穿衣服“薄几层”的自由。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这样描述了清末女性穿搭：“穿在外面的是‘大袄’。非正式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还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肯脱去。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美女标准失踪了，她本身是不存在的。”
虽然在现在看来这些衣服属实保守，但上衣袖子可以七分长，腰身可以收窄，裙边可以提到小腿上部的穿搭，在当时就已经算得上是极富想象力的改变了。
而洋袜，就成了在这套穿搭方案中，连接西式小皮鞋和中式大襟衫的轴承了——有钱点的买条丝绸制的长筒袜，家境差点意思的就买条棉麻质地的长筒袜，袜子一穿，腿一绷，性感的想象就此浮现。
于是乎，这套学生穿搭在20世纪初大为流行，从北京、上海的教会学校开始，这种穿搭公式迅速蔓延到知识女青年群体、家庭妇女、社会名流甚至是娱乐行业女子，堪比当今的辣妹风。
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中国女性，从他们的穿搭上能明显看出融合的痕迹。
图片来源：史景迁，《世纪中国》
学生装带火丝袜之后，改良旗袍把丝袜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明确了旗袍出现的时间：“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
上世纪年代20年代的旗袍，并不像现在旗袍剪裁的那么贴合身体曲线，而是古早味的臃肿、肥大。女性穿搭的变短又变长，引起了当时先进青年的不解，当时上海《解放画报》的漫画，解释了时人对女性穿起旗袍的不解：
“辛亥革命之后，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不料现在上海妇女，大制旗袍，什么用意……近来某公司大减价，来来往往的妇女，都穿着五光十色的旗袍……上海哪来这么多的移老眷属呢？”
——《旗袍的来历和时髦》，《解放画报》 1921年 第七期
图片来源：《解放画报》 1921年 第七期
不解的言辞之间充满嘲讽不满之意。
在那时很多人看来，旗袍是满族人的服饰，是旧时代的穿搭，新时代穿，这不就是要回头去吗？
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的丝袜广告，品牌方会用“华贵、科技奇迹”这些形容词修饰丝袜。
这种政治性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当自由、开放……这些时髦的字句，从一个陌生的字词，变成真正的观念，人们对于它的渴望就会摆脱过去的羁绊，这种欲望足以顶破旧时代的缝隙，外化成时尚剪影。
很快，旗袍变得越来越短，开衩也变得越来越高，并跟洋玩意——丝袜合流，一起塑造了时代印象。
1928年，在北平漫步的女士。
当时女性穿起旗袍的缘由，不是复古，而是要声张自己的权力——既然富有权力的男性穿袍，追求平等进步的女性也该穿袍，旗袍就成了平起平坐的符号。
从上世纪20年代初——50年代，旗袍配丝袜的穿搭绝对制霸中国的女性时尚领域。
烫个华盛顿小头、戴顶跷边小卷帽、脖子上系条法兰西丝巾、身穿件旗袍搭件Blazer，再拿条吊带袜或是长筒袜在其中这么一点缀，最后踩上皮鞋，拎上小包和手套，那就是站在潮流浪尖的摩登女性、顶级时尚达人了。
《玲珑》作为中国早期的时尚杂志，曾在内容中多次介绍了丝袜的搭配方法。
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在线图书馆
女性穿搭变得富有曲线美了，那时候男性可就出事了：
有开车的因为盯着女的丝袜撞车的，有指责丝袜菲薄伤风败俗的，还有保守文人抨击女性这么穿是“中国人不能算，洋鬼子又没黄头发”。
但甭管舆论怎么抨击，也挡不住这股自发性的时尚浪潮了，即便是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也不行。
有趣的是，上海作为掀起丝袜浪潮的原爆点，在1930年代，摩登女性还掀起过一波裸腿上街的浪潮。当时上海政府还通告，说不穿袜子，着实不雅。
图片来源：电影《色，戒》
由于被热捧，丝袜也一直紧俏，很有价值。
1928年10月，当时国民党南京市市长刘纪文跟摩登女性许淑珍在南京大礼堂举办婚礼，妻子所穿的25元丝袜被媒体大肆报道，暗指生活奢侈。
25元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当时片警和一个熟练女工的月薪。
这报道一出，就造成了跟当今网民看表的差不多的舆论效应，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刘纪文也挨了弹劾，不久后，就被调离了岗位。
申报的一则广告，其中下方有男女丝袜广告，那时的丝袜定位，是妥妥中产标签。
1937年后，尼龙丝袜出现，在国内被称为“玻璃丝袜”，但仍然昂贵，只有在高级百货公司才有售，当时打折特价每对售价9.9元，几乎是普通人一个月薪金。
图片来源：1928年1月5日《申报》3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丝袜都是市场里的硬通货，很值钱，也很有作用。
比如《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龙文章，就拿丝袜和香皂贿赂了军需官夫人，给“炮灰团”搞来了一门少了个轮子的37战防炮。
图片来源：《我的团长我的团》
第一波丝袜浪潮结束在上世纪50年代。
王安忆在其作品《长恨歌》中，隐晦地描述过这一时期中国时尚的变化：
“他总是无端地怀想四十年前的上海……有时他走在马路上，恍惚间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女人都穿洋装旗袍，男人则西装礼帽……”
新时代来了，旗袍不见了，丝袜也消失了。
1949年，在上海街边卖丝袜的小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改造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而时尚也在其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长衫旗袍和西装仍然存在，但随着改造的深入和“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口号提出，过去的华服就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人们把它压进箱底，穿上朴素的衣服，作为自己的道德宣言。
1950年上海市民穿搭，有穿旗袍高跟的摩登女性，也有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面对时尚的单调，专业人士提出过建议，他们的力量甚至还重新掀起了一波时尚热，让丝袜这种单品重新登场：
1955年《新观察》杂志社的座谈会掀起的时尚大礼仪，提出了“进步不等同于服装颜色单调”“应该多加探讨时尚问题”的观点，很快，共青团中央在1956年提出了“人人穿花衣，体现社会主义的繁荣”。
与此同时，洋袜配布拉吉也随着中苏友好成为了青年时尚符号，在这一时期，旗袍和长衫重新登上了街头，甚至在东德的裁缝还来北京办了场时装展。
但这场服装改革，非常短暂，很快就被继续要求艰苦朴素了，政治嗅觉敏锐的国人，也重新把它们收了起来，避免沾上奢侈的标签。
正在试布拉吉的女孩
在那个时期，服装被赋予了更大的符号意义，很多人流行“补丁时尚”。
所谓补丁时尚，就是把朴素、惜物和节俭发挥到机制的时尚，这是个人品质的表现，也是未来前途的介绍信。当服装选择与个人前途密切挂钩之后，甚至有人会不惜把新衣服用水反复冲洗，然后拿到太阳下暴晒、褪色后，再往胳膊肘上落几个补丁，以跟上潮流。
因此，在这种氛围下，丝袜自然也就消失了。
不过很快，国产尼龙丝袜出现了，它成为了我们对父辈的穿搭记忆，也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穿搭文化。
图片来源：《为了后人而写》，光明网
1958年，锦州锦西化工厂研制出第一批国产尼龙-6样品，拉开了合成纤维工业的序幕，与此同时，祖辈最爱的尼龙丝袜也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较于传统丝袜，尼龙丝袜耐磨，符合艰苦奋斗的时代环境。虽然不透气，但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却是个新鲜物件，是了不起的时尚潮物，它的出现，意味着丝袜开始向中国大众的普及。
尽管如此，尼龙丝袜仍然价值很高，在计划经济时代，买棉袜要线票，买丝袜要工业券。当时这工业券最珍贵，买三转一响都少不了它。
所以为了省券，有一机灵人，专门趁外宾在的时候买尼龙丝袜，想趁着商场人员觉得兹事体大，不便当外宾面收券的时候携袜而逃。但没成想刚走到商场门口，就被工作人员给拦了下来，不但把丝袜都退了回去，最后还被通报了单位，挨了处分。
别说老百姓了，当时国家领导人都把尼龙袜当宝贝。
看了上面的故事，你肯定能理解为什么父辈一代人对短款丝袜有这么强的执念了。
尽管改革开放后，国内丝袜市场种类变多，任意选购，消费者除了老式短款丝袜，还可以选择连裤袜、长筒袜，但大部分人还是对短款丝袜充满执念。
人们选择短款尼龙袜，除了儿时带来的时尚想象以外，更多还有实惠的考量：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双短款尼龙丝袜只要1块，但一双时髦连裤袜却要十几元。
但这种短款丝袜的原生穿搭风潮，却引起了嘲讽与质疑，这种烈度，至今犹在。
香港人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的丝袜复兴提出了质疑与嘲讽，当时上海某外企的香港管理者，严令禁止职场再出现短款丝袜，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土味穿搭会毁坏公司形象。
而在北、上、广城市里已经深谙西方穿搭奥义的弄潮儿，也会对这种短款丝袜的时尚表示不满，觉得这是不懂时尚法则的东施效颦。
不过，在改开初期，人们对于时尚的争议，可不只有短款丝袜：不合身的西服、裙子套毛裤、毛裤套丝袜……纵使以时尚原教旨的眼光，看这些穿搭会觉得匪夷所思，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们追逐时尚的热情，却是充满活力。
至今为止，对于短款老式丝袜的羞辱仍然不停，但无论是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种穿搭模式都被打上了时代烙印。
80年代末，上海
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
1985年，Yves Saint Laurent来北京办展，带了很多丝袜，为了保证展览质量，丝袜一旦破损，老外就会将它们扔进垃圾桶。但对于协助办展的学生来说，这些东西补补还能穿，那是好东西啊。所以等老外一扔，他们就溜过去把丝袜捡回来，补补接着穿。
如今，丝袜不再珍稀，强大的工业生产力，让人们打开电商就能得到；简单搜搜，你就会发现很多小众品牌正在崛起，而它们独具巧思的产品，正在和#时代御姐、纯欲天花板的穿搭审美合流，掀起了第二波丝袜浪潮。
同时，丝袜也不再是“二毛子”或者是个人品德的印记了，人们在网上从不吝对它装饰性的赞美——它重新回归时尚，变回了它该有的样子，成为了一道个人穿搭的选择题。
社交平台上人们对丝袜穿搭的点赞，明白无误地揭示了这一点，时尚激发了人们对于美的欲望，而这正是它最大的意义：
“时尚可以让人们忽略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又或者参与其中。”
